山鴻 | 餘惟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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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完蛋的時候，縣團長以上的被槍斃的不多，但是鄉保長那是倒成槽。」幾十年過去，父親的這句話依然清晰，「只說本鄉，被槍斃的區鄉保甲長就有餘惟、向必瑞、冉瑞禮、張洪德、徐光昌有些有血債，該殺；但有些也死的冤，比如餘惟。」
父親認為餘惟死得冤，根本原因在於他沒有血債。餘惟當本鄉鄉長期間，政聲一直較好。他不貪不佔，作風親民。解放前，四川萬源縣六鄉管理的範圍較寬，鄉長出行一般都要騎馬和帶衛兵，有一次他路過我們絲灶嶺當門的土石坡下的大田坎上，前邊曾祖父背了一大捆柴、擋住了本來就很窄的路，他沒有允許他的衛兵大喊大叫，而是勒馬等曾祖父走到了田角寬敞處放下柴禾歇氣時才放馬前行……數十年前的一件小事，不止一次被父親提起：「把官當得像餘惟那麼醒豁的，少。」
也是從父親的講述裡，我知道了新生的人民政府槍斃餘惟那天，本鄉石窩街上的蒲孟氏在憤怒滔天的人群中炸雷一樣喊出了那句：「餘惟是個好鄉長，他罪不至死」——結果，當天在石窩場沒有能夠把餘惟「殺得下去」，政府只好第二天把餘惟拉到趕場壩，「車一到，先槍斃、再開的公審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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亙古以來，此邦「下愚上詐」，表現在改朝換代的時候，人聲鼎沸，視執權柄者臉色，曰生曰殺。1950年底，本鄉殺餘惟，卻費了那麼大的周章，這大大地出乎了我的意外。由此，我也對1950年的本鄉多了一份敬意。
餘惟到底有沒有血債？問過本鄉年紀較大的一些人，都說沒有。查閱本鄉鄉志，也找不到這方面的記載。倒是餘惟的墓碑上，有如此一段墓誌（標點系本人加注），頗令人深思：
「餘公大人者，字惟也；賦性秉直豪爽慷慨，幼年習文略通義禮，狀訴官汙而招禍，不得已避身於軍校；修業期滿，始從行武（伍），時逢國難，倭寇侵華，塗炭生靈，山河破碎，誓言抗戰衛國， 以盡炎黃子孫之道；惜者得其時而不得其主，奈官小名微，得事事受命於人，出徵未捷，草率還師，枉作長城之許，空負救國之望；回歸故裡，誤入政界，時任萬源縣參議員、國民黨區分部書記、石窩鄉鄉長之職；任職不數載 ，力圖清風之雅；新中國誕生，傾心投誠，以保一方國家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政策從寬，繼職期年，終因諸多舊職影響，舉義難遂.」
讀這段墓誌的時候，我重點注意到了三點：其一，餘惟幼時「狀訴官汙而招禍」，後來當他進入政界後「力圖清風之雅」；其二，餘惟帶兵抗過日；其三，解放時，他為萬源的和平解放是起了作用的，他想的是「傾心投誠」，可是終究「舉義難遂」。
2017年5月20日，筆者在餘家壩訪問餘同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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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惟原名餘汝賢，字惟；農曆丁未年（1907年）出生。就其墓誌中「幼年.狀訴官汙而招禍」一語所指，其子餘同興解釋是指「張明朗任區長時，餘惟一紙訴狀告發其貪汙軍款，張明朗的哥哥張明英放言要殺他。不得已，到宣漢去讀軍校。」查有關史料，張明朗任區長的時間是民國十二（1923）至十四（1925）年間，餘唯時年16、7歲。
張明朗，桃坪院人，曾任中華民國萬源縣六區區長（民國十二[1923]至十四[1925]年）和本縣五六七區聯合成立的維新高小的最後一任校學董（民國十四[1925]年七月至十六[1927]年二月），其人愛鄉愛民、敢作敢為，民國二十年，廖雨辰升任川陝邊防軍第三路司令兼任萬源縣長期間，橫徵暴斂，「曾任區長的張明朗為首聯名十大紳糧向綏定府大軍閥劉存厚控告廖的十大罪惡，劉不但不理，反將密告轉廖，因此張明朗無方投告，只得準備武裝組織拒（據）守三鄉，不繳稅款，不服廖的血腥統治，並在襄陽樊城請來造槍造彈的工人，在金沙寺廟內秘密建立軍工廠，意圖組織人民群眾，武裝進攻縣城趕走廖司令。」軍工廠剛開工，就被人告發、廖庚即派兵搜查。張明朗只得連夜將設備由金沙寺轉移到齊眉寺（現在石窩鎮三村）內隱藏。由於廖雨辰派兵駐地追查嚴密，無可奈何只得將廠解散。後來，「廖來令調張到縣開會。會議結束，張由縣城騎馬轉回石窩，行至中途，廖氏爪牙毛排長，帶兵四名將張殺於火石樑。」（注）
此間，餘惟已在宣漢的軍校畢業並進入本縣團練局做了一名專事「保境安民」的地方武裝人員。民國十九（1930）年、二十（1931）年間，受命到本縣柳黃剿匪。土匪靳聽元帶人到餘惟的老家本鄉餘家壩報復性搶劫、牽走了大多數人的耕牛和財物。此時，餘昭賢當區長、和土匪靳聽元私下友好，時年二十三、四歲的餘惟找到餘區長：「你不給我把這一壩被牽走的牛追回來，我要去告你通匪」。不久，靳聽元派人到餘家壩通知各家各戶都去柳黃把自己的耕牛牽了回來。餘惟的行為招來了土匪對他本人的記恨，土匪來餘家壩逮餘惟，餘惟不在家；其行為輕狂的堂兄餘濟賢得意之餘對著遠去的土匪敲碗：「老鄉，吃飯囉」，土匪一氣之下返回來、點火燒了餘惟的房子。
民國二十一（1932）年底，紅軍自陝西進入四川；民國二十二、二十三年，國共兩黨的軍隊在川東一帶絞殺和大戰；民國二十三（1934）年底、二十四（1935）年初紅軍退出石窩；這期間，他做了一件不一樣的事：他喊李坎元來給他做莊稼，救了李坎元的命。
李坎元曾做過兒童團團長，晚上查哨，他曾大聲提醒隊員：「大家小心些，向必瑞今晚回來了的哦」，當其時，紅軍到地前正做本鄉團正的向必瑞就躲在距離不遠的巖下，把這一切聽得清清楚楚。民國二十四年初，紅軍離開後，還鄉團回來，有仇報仇、有冤伸冤，同村做過村蘇維埃主席的李潤元被向必瑞抓到死於和紅軍作戰的兄弟向中懷的墳前點了天燈，李坎元則倖免於難。
查本鄉鄉志《民國二年至三十八年主要人事更迭》可知餘惟就是從民國二十四年開始主政一方，是年三至六月，向能平任本鄉鎮長，七月起至民國二十六（1937）年餘惟任鎮長。
民國二十七至民國三十年（1938-1941年），鄉志中沒有任何與餘惟有關的記載。此間已是抗戰最艱難的階段，作為大後方的四川源源不斷組建部隊開赴前線。本縣團練張子宜營長率八個連的兄弟出川抗戰，餘惟是其中一個連的連長，不過這隻部隊未及和鬼子開戰，張營長就把部隊拉回了四川；回來後，八個連長中的一大半都去當了土匪，而餘惟脫下戎裝選擇從政。為了紀念這次子弟兵的出徵，萬源民眾出錢在縣城裡修建了抗戰紀念碑。
民國三十一至三十六年餘惟任縣參議員、民國三十七至三十八年，任鄉長和國民黨區黨部書記，直到國民黨在大陸「陸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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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1984年版《萬源縣石窩鄉志》61-62頁：「1949年冬，中國人民解放軍乘勝南下，勢如破竹。國民黨軍隊.古十月二十六日中午，敗退途中，路過石窩場.鄉長餘惟、副鄉長餘洪博以及鄉公所的幹事，都龜縮家中，坐臥不安。」
當餘惟「龜縮家中，坐臥不安」的時候，他的長子餘同華正隨著西北解放軍的洪流在西北大地上徵戰。
1949年12月18日（陰曆十月二十九）解放軍到達石窩並張貼布告宣布石窩解放。新來的人民解放軍「熱情地幫助居民劉邦雲擔水，還給駱大碧把一大碗鹽（見鄉志61頁）」。水和鹽都有了，接下來應該出場的是血與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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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餘惟等人有過一次對自己的拯救，據1984年版本鄉鄉志第159頁：「1949年10月起，我鄉地主豪紳，鄉保甲長，為了保護自己的統治地位，煽惑民心，籠絡群眾，與共產黨為敵。鄉長餘惟飭令各保甲以保為單位，組織生死同盟會。先後在九十保召集群眾，大肆宣傳『共產黨殺人放火欺壓人民，要團結起來，生死同盟，共同對付才能保護家庭安樂』，並吃雄雞血酒表示決心，『不說壞話，不幹壞事』。」
15、6年前，本鄉民眾是親眼見過共產黨的，他們也確實殺過人、放過火，不過世異時移，這話已輪不到他人來說。
「不說壞話，不幹壞事」，改天換地之時，餘惟等人幻想著憑此「保護家庭安樂」，回頭去看未免太過天真。
「解放不久，代理縣長高林青，命令原有鄉保甲長，仍任原職，照常從事工作。1950年元月，萬源縣人民政府派來武裝工作隊.對所有舊職人員，開展教育改造工作。責令他們改過自新、立功贖罪；要求他們努力完成縣人民政府下達的徵收糧草任務.1950年5月，第一次收繳武，把散留民間的槍枝彈藥和鄉公所警丁的武器，全部收繳起來.」參閱同時期鄉志的記載，基本可以知道這一年餘惟等舊職人員的心情和作為，確實也只能「傾心投誠」以實際行動取悅新政府 ，然而，新政府其實早有自己的步驟和安排：「不久，萬源縣人民政府舉辦鄉保甲人員學習班，通過教育改造，根據罪惡大小，表現好壞，按照黨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分別給予了不同處理。鄉長餘惟，子弟兵大隊長吳傳興被縣人民政府「扣捕」；副鄉長餘洪博因病未去，最後病死。」——無可奈何花去也，『人為刀殂』，你為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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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決定餘惟生死的「諸多舊職影響」中，本鄉有自己的民間敘事：
餘惟的長子餘同華（1928——）在萬源讀書期間（時年十四歲，1942年前後）被通知回家成親，新婚的妻子是三鼓嶺張家的女兒，結婚時辦了50抬寶綱，很是熱鬧。可是無論再熱鬧，受新思想影響的年輕人並不喜歡，尤其是據說新娘子的皮膚不好、身上有麻膚癩（現在叫銅錢癬），餘同華提出離婚。
餘家在石窩場街上的房子「沖天樓」位居中街，直線距離不到100米的下街上，是餘張氏的姑姑袁張氏的家，袁張氏的男人袁欽儒大有來頭，只是當時和未來幾十年間都沒有人知曉。
餘同華提出離婚、並不再回家，餘張氏開始把自己的一些陪嫁轉移到姑姑家。「來時多少，去時多少」，餘張氏和袁家的行為應該是打了縣參議員餘惟的臉的，這次離婚給餘袁兩家埋下了禍患。
多年後發生的另一件事，加重了矛盾：袁家餵的一頭豬跑了出來，本街吳傳佳撿到了，遍問無人認領，於是養了一周後到豬市去賣、卻被尋豬的袁家認了出來。爭執不休的袁吳兩家鬧到了鄉公所，餘惟裁斷：「袁家付吳家一周工錢，豬歸袁家」。袁家不從，前怨後恨齊上心頭，於是破口辱罵餘惟，鄉警秦樹武「替長官出頭、可能打了袁欽儒（餘同興語）」。
解放後，沖天樓被拆去了最上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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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樹武，1984年版本鄉鄉志裡有過記載：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本鄉大戶向必瑞、向毓權、趙良海、徐光昌、趙良漢、賴龍壽等人在向家墳修建街房17間開店營業，建平安場。然而，「平安場不平安，由於貨物增多，買賣方便。但官匪合流，貪圖錢財，蹂躪群眾之事，也隨之而起。在相距不遠的彎柏樹、大樹子灣、寡婦橋、龍行溝等深溝隘口「關圈」搶劫，圖財害命。石窩鄉警長秦樹武陰謀罷（霸）妻貪財，將代（帶）有百貨挑子和女人的大商販沈雲，追蹤打死於炎牛坡。在大柏樹灣又有土匪搶劫牛販子、百貨客等。（，）從此來往行人膽怯，客商逐漸減少。雖有明令禁止搶劫，但明禁暗庇，坐地分肥，因此，平安場逐漸行人稀少，客商絕跡而蕭條停場。」
單從這段文字，可以知道：秦樹武絕非善類。歷朝歷代，混跡於政府衙門裡的這類壞人不在少數，他們做下的惡、其主子都極難脫掉干係。餘惟做石窩鄉長的時間是民國三十七和三十八年，秦樹武在向家墳犯下的命案固然與餘惟無關，但秦樹武向袁欽儒揮動的老拳所激發的仇恨卻讓餘惟在僅僅三兩年之後就被送上了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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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天翻了個，舊時的鄉長還是鄉長，以致回鄉病養的老紅軍、鄰村後來做了樂山軍分區政委的向茂森也看不清形勢，他主動到餘家串門，說「要把餘家的老二餘同國帶出去參加革命」。
1950年，清匪反霸、風雲徹變，袁家等來了報仇雪恨的機會。「不過，袁家是在借刀殺人」，老一輩的石窩人中有如此看法的不在少數。不過，真要具體到袁家是怎樣「借刀殺人」的估計今天已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老百姓眼見的無非是開公判大會的時候，袁家及其親友上躥下跳控訴餘惟的罪行、煽動群情要求判處惡霸餘惟死刑。不過，這已經足夠了，改天換地的時候，新政權需要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一批人的願望，民情可用，至於煽動這些民情的原因與動機，大可不必當真；於是我們可以看到解放時候開公判大會的標準程式：
在一片震天動地的槍炮和口號聲中、某一個五花大綁的倒黴蛋被飛奔而至的武裝人員架到臺前、接下來總會有幾個苦主登臺控訴、再接下來會議的組織者會即時地領呼口號和向臺下民眾置問：
「某某罪大惡極，大家說咋個辦？」
「咋個辦？敲沙罐！」
「敲沙罐！
「敲沙罐！
.敲沙罐！」
接下來，昂首挺胸的會議組織者往臺前一站：「石窩鄉農民協會以人民政府的名義判處某某死刑，立即執行！」會場上的人群立即從中間閃開一條通道，幾個武裝人員把要處死的人三下兩下就拖到了會場的邊上，其中一個人往將要處死者的後膝蓋灣一腳猛踢，受刑者撲通一下就跪了下去.據父親講，石窩場殺人，一般都是在小學的老操場邊上，有時用槍斃、有時用刀砍。一刀砍下去，滾到一邊的腦袋上眼睛還在轉；沒有了腦袋的脖子上血分幾股往上衝；血盡之後，兩邊的肩膀往中間收縮，眼看沒有了腦袋的雙肩和屁股差不多。
沖天樓前的石窩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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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公報私仇有三件事可做：新政權成立尤其是餘惟被通知參加舊鄉保甲長培訓班期間進行舉報、公判大會前和農協的成員密謀、公判大會上煽動民情以供會議組織者利用。
1984年版《萬源縣石窩鄉志》62頁有如下記載：「1950年8月，縣人民政府召開了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這次會議要求進一步做好.，建立農民武裝自衛隊，籌建農民協會，工作組同農民代表一道，組織農民訴苦，挖窮根，劃清階級陣線，報名入會，鄉成立農民協會，村為分會，行使政權職能。鄉農民協會成立後，先後在石窩場召開了公審大會，判處了罪大惡極，血債纍纍的徐光昌、向必瑞、王大河、餘維（惟）的死刑，全鄉人民莫不揚眉吐氣，並為即將開展的減租退押運動奠定了初步基礎。」
根據前述文字，可以知道：公判餘惟的大會前，作為主要控訴者的袁家和農民協會之間肯定有過接觸。此時餘家也沒有坐以待斃，據上輩人講，餘家的人進城找到政府申訴：餘惟無血債、萬源和平解放餘惟有功勞、餘惟的大兒子餘同華解放前就參加了共產黨。
民間傳說，縣府曾派人傳令石窩鄉農民協會「槍下留人」，無奈傳令的人才走到黃巖院，餘惟已在趕場壩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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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惟死的時候，他的小兒子餘同興儘管才七歲，但已記得一些事：第一天在石窩場開公審大會的時候，除了蒲孟氏之外，還有幾個背老二說餘惟是他們的恩人、如果要殺餘惟、他們要當場去替餘惟死。蒲孟氏和幾個背老二這麼一鬧，原定的要槍斃兩人的任務眼看不能完成，於是只好把原定第二天槍斃的王大河提前到第一天槍斃。
第二天上午，餘惟在趕場壩終於被打死。中午的時候，趕場壩的餘氏宗親就把餘惟的屍體抬回了餘家壩，其它的細節餘同興已不能想起，但他還記得本村佃戶王熙志抱著餘惟的遺體痛哭了一夜，任憑別人怎麼拉也拉不開，王熙志之所以要哭，是因為他佃餘家的田來種，租子不高、掙得到錢糧養家活口，偶爾青黃不接，把留來交租的糧食挪來吃了，餘惟說：「吃了就吃了」，也不深究。
在和餘同興交流的過程中，筆者曾詢問其是否知道具體開槍打死其父親的人是誰？餘同興說「不曉得」，他只聽說過解放初每逢開會殺人、石窩場的「劊子手姓蒲，是個嗡鼻子。」據現有史料，本鄉農民協會成立於1950年9月，設正副主席和委員，主席是黃正儒，副主席是張洽國和楊名成。農民協會成立同時，「建立了人民武裝自衛隊.計有隊員700人.每個隊員都配有馬刀、長短矛子、火藥槍等武器。武裝自衛隊在農協會的領導下，參與並保衛減租、退押、清匪、反霸，站崗放哨，維持社會治安，嚴防階級敵人破壞搗亂等；在土地改革中又積極參加鬥爭，監視地主、惡霸分散、破壞財產，看守沒收地主財務，保衛土地改革的勝利成果」（見《萬源縣石窩鄉鄉志》48頁），時任武裝自衛隊負責人是蒲仁玉。
餘同興向筆者提供了一個歷史的細節：公審餘惟那天，在鄉病養、不久前還主動登門要帶餘家老二出去參加革命的向茂森到公審會場來轉了一圈，當他看到蒲孟氏等人死保餘惟的場景出現後，他說了一句極具分量的話：「石窩場餘惟都不殺、殺誰？」（同樣的句式和語氣，本鄉另一個老紅軍、解放後任職成都軍管會溫江分會公安處的張有貴榮歸故裡時聽說本村張達先還活著，他很吃驚：「解放後都沒有把張達先鎮壓了？」）
我驚異於餘同興的記憶。一個七歲孩子對於他的父親被殺的細節直到他的垂暮之年都還是那麼清晰。天道好還，我不知道這些債務會在什麼時候會以何種方式勾銷。同學、鄉黨張發光曾告訴我，槍斃冉瑞禮的時候、他的爺爺張佔先曾受命在公審大會的入場口寫過一豎對聯：「幾千年封建統治一下打垮；數百載血海深仇兩炮丟開」，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對聯工整與否不論、這殺人奪命的事情原本沒有那麼簡單、那「血海深仇」也不是說「丟開」就丟得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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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同華參加革命是由於在達縣聯中讀書期間受到了王維舟領導的中共地下黨的影響，時間是在1946年前後。王維舟，宣漢人，大革命時期數次在萬源和宣漢之間組織暴動，創建了川東遊擊隊。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之後，川東遊擊隊整編為紅33軍。萬源保衛戰期間紅33軍就駐紮在本鄉走馬坪的碾盤灣。在紅四方面軍的系列中，紅33軍算不上張國燾的嫡系，受到了無情的清洗。延安時期，王維舟因此得到中央信任和重用，任385旅旅長兼政委，擔任護衛延安的重任。抗戰後期，任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國共談判期間，以此身份在陪都重慶公開活動；鑑於王維舟大革命時期在川東數次暴動的經歷以及他組織地下活動的經驗和在四川尤其是川東一帶的影響力，國民政府將王維舟「禮送」出境到南京、後輾轉回到延安。
餘同華接受共產黨的影響後，回鄉期間在居家附近書寫共產黨的標語被餘惟發現（一說是身穿衣服中的黨證、文宣資料被發現），餘惟讓人去範家營把正在其外婆家做客的長子立即喊回來，去範家營送信喊人的留了個心眼，給餘惟的妻兄說餘惟盛怒，娃兒這回大劫難逃，於是餘惟的妻兄也隨孩子到了餘家。
餘同華被勒令脫光衣服、跪在街沿上，餘惟用皮帶在其白生生的肉上猛抽，每一皮帶下去都能見到一條血印。無論妻兄怎麼勸，都不能平息餘惟的怒火。後來，餘惟同宗兄弟的遺孀朱氏以身相覆餘同華：「餘惟喂，餘同華你是抱給我的，他是我的兒子，你不能再打了」，眼見一皮帶打在了嫂嫂朱老太太的身上，餘惟不得不停止了抽打。
餘同興說他坐的這個地方背後就是餘同華挨打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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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太太是餘惟同宗兄弟的遺孀。身為一鄉之長的餘惟把長子名義上抱給了同宗兄弟，吃穿供養其實都完全是自己在負擔。後人說餘惟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讓別人不敢欺負無兒無女的朱老太太。
餘同華是長子，「長子不抱寄」這個規矩餘惟是一定知道的；餘惟一共有三個兒子，他不但把長子抱給了無錢無權、無人無勢的朱老太太，接下來他把他的二兒子餘同國（生於1936年）也抱給了石匠餘政賢並送錢給餘政賢讓其供孩子讀書。解放後，餘同國基本沒有受到影響，考上了學、畢業後成為了一個教師。餘政賢后來餓死在1959、60年間。
不得不說，餘惟是一個能看清未來社會走向的人，他應該已經意識到了國民黨快完了、未來即將是泥腿子們的天下，他個人的命運也許已由不得他自己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為兒子們謀一條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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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被打後，大哥沒有回來。」餘同興把其父餘惟被槍斃叫做「被打」，他記得很清晰，1953年，跟隨共產黨走了多年的餘同華終於給家裡寄回了一紙《革命軍人家屬證明》。
接到那紙《革命軍人家屬證明》後，向友亮和小兒子餘同興到縣裡去登記，接待他們的是一個名叫李淮的縣長,數十年過去，餘同興還記得李淮「滿臉的大麻子」，他對母子倆說：「餘同華是革命軍人，你們可以享受一些政治上的待遇；他已經提幹了，政府就沒有其他補償給你們了。」另外，餘同興至今記得，那張《革命軍人家屬證明》上有「司令員彭德懷 政委習仲勳」的印籤，這個細節讓他知道了他的哥哥餘同華大概在哪只部隊。
後來的幾十年，「光榮之家」的小匾就掛在餘家大院（當地人叫「中間屋的」）的堂屋門上方；土改時已被劃為地主、趕出餘家院子、在距離老屋不遠處的新屋基上居住的向友亮餘同興母子沒有享受到「革命軍人家屬」的榮光和政治待遇。以後的歷次運動中，母親被遊走批鬥的時候，餘同興都要負責給批鬥會背送柴火。
1963年，餘同華有了參加革命後的第一次回鄉之行。他去看了當年介紹他到延安去的中共萬源地下黨的負責人於沛然，當是時，于氏在偏遠的侯家溝教小學。心緒難平的餘同華到縣政府找到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說「於沛然幹地下黨的時候，你們都還在穿開襠褲」，有司如有所悟、把於沛然調回縣城在新會場附近給他分了套房子養了起來。
也就是那次回鄉，餘同興對他的大哥有了個大概的了解：萬源讀書期間和三姑嶺張氏結婚又離婚，隨後在達縣聯中讀書期間受王維舟領導的地下黨的影響思想趨向進步。達縣聯中畢業後意圖報考重慶大學、當局出於忌憚王維舟在達縣方向的影響和防範學潮的考慮、禁止達縣方向的所有考生報考，不得已，餘同華到萬縣讀了一所民辦中專。後來，他終於得到了萬源地下黨的信任，給他出具了到延安的介紹信，隨後，他到國民黨的「巴山清共團」開具通行證，「一身二證」踏上了「北上追求進步」的旅程。到延安後，他參軍到彭德懷麾下某軍55師某團部做文職，隨部隊參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戰鬥。後來，本鄉紅軍時期參加革命、此時已是同一部隊7師師長的張開基（1955年授銜少將）來信讓他去七師師部發展，該信被55師首長拆閱：「別以為就你7師重視人才，55師一樣重視人才」，不久，餘同華調到了55師師部，但同時他也明白了：因為家庭出身的原因，有關方面一直在監視他的言行。
韓戰爆發後，原定入朝參戰的55師，遇上甘南回民叛亂留在了國內；該師後到河西走廊種過鴉片；再後來餘同華面臨轉業，甘肅是農業縣，他原先學的專業用不上，只有重新上學。在1984年《萬源縣石窩鄉志.大中專畢業生花名冊》中有這樣的記載：「餘同華：男，57歲，八村六組，1957年蘭州農學院畢業，現在甘肅省農業研究院工作。」
據餘同興和他的侄子餘天翼介紹：蘭州農學院畢業後，餘同華分到甘肅蘭州市永登縣糧食局。其妻朱宗芬是北京人、大學畢業分到蘭州某中學教外語。他們生有三個女兒，老大在甘肅永登、老二餘萍現為四川某大學物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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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惟被鎮壓時，44歲，據此可以推斷，餘惟的遺孀向友亮當時也就四十左右的人。關於母親，餘同興講了一件事情：本村張天召被抓了壯丁，張妻抱上家裡僅有的一隻公雞去求向必瑞，向必瑞「雞照吃，人不救」。張妻無奈，聽人點撥，來找向氏。向友亮來到鄉公所關押壯丁的地方，指著張天召對門崗說：「讓這個人去給我挑幾擔水」。張天召出來後，她遞給張天召一副水桶：「你一到水井上，把水桶放下就跑」。估計張天召人已跑遠，她又去關押壯丁的地方：「喊你幫我找個人挑兩擔水，半天都喊不動？」「啊！人早就給您派了.」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向友亮是一個有勇有謀的人。土改時她自己已經被定為地主、和小兒子餘同興一起被趕出了「中間屋的」，但她還是不忘找政府給已經參加了革命的大兒子分兩間房子，並且兩間房子一左一右把被農民分走的那間大廈子完全局限在了中間，令其左右均不再有伸展的空間。
如是：餘家大院的右上角大廈子及正處和橫處的小二間均給了石匠餘政賢，左下角的大廈子均給了朱老太太，左上角的大廈子均給了兩個貧農——而大廈子兩邊的正、橫處的兩個小二間則分給了並未在家的餘同華。
六十年一甲子。站在餘家大院，看餘家的後人清點他們的祖業，除了左上角的大廈子，餘家大院現在基本還在餘惟後人的手上。距離土改大半個世紀之後，這時我聽到的依然還是雷霆。我很是為餘惟遺孀的智謀和當年敢到這個院子裡來居住的那兩個農民的勇氣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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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換代的時候，惡貫滿盈者的死，有利於新朝樹立正義的形象；餘惟之死在短時間可以加深鄉人對於革命的印象、卻沒能長期幫助到新朝，相反成為一筆負資產時不時被鄉人提起。鄉人認為：餘惟之死，死在官聲太好；他那樣的人活著，會讓很多人不自在。
細看餘惟的從政經歷，一首一尾都和共產黨有關：他從政之初面臨的是共產黨退出之後的局面；他的收官之作面臨的卻又是共產黨捲土重來的物是人非。臨解放前兩年，國民黨敗局已現，他都已經在為他的兒子們安排生路、卻自己把自己放上了一條絕路——換種說法，此時的餘惟已經沒有了退路：他辭去了縣參議員、出任國民黨的區分部書記兼石窩鄉鄉長。在此，我更願意相信餘惟是清醒地選擇了為他信仰的三民主義殉葬。
主義之爭，視若寇讎。從這個角度而言，餘惟之死，死得不冤。至於是否有人要在這個過程中借刀殺人已不重要。關於袁欽儒，在此有必要做個交代：袁氏是外來戶、資陽人，1930年代左右到石窩場定居以開菜館養家，方是時，他的血老表劉存厚出任川陝邊防軍督辦，萬源縣石窩場是其轄地。1980年代後，袁氏的後人們陸續離開了石窩場；2010年代中期他們回石窩場探舊時才公開了他們的真實來路和身份。
至於袁氏妻侄女、餘同華的前妻餘張氏與餘同華離婚之後的下落後來也有了繼續：張女嫁到了大沙鄉呂家坡，其夫有一隻眼睛殘疾。多年前，餘同興和侄兒餘天翼買牛路過呂家坡打尖歇氣的時候，有好事者當面告訴對方眼前二人是餘同華的兄弟和侄兒云云，雙方有過一段簡單的對話，那女人叫他們兄弟和侄兒，他們叫那女人大嫂或大娘，僅此而已。
這篇長文的結尾，我把它留給了那個不看執權柄者臉色、敢於說出內心看法的本鄉第一烈女——蒲孟氏：解放前她在石窩場開棧房，解放後曾短時間任鄉婦女代表；1950年《婚姻法》實施後，她給自己更名：孟瓊蓮，不過，在石窩場知道孟瓊蓮的人實在不多，倒是在提到蒲孟氏的時候，年齡大一些的人都還記得。
2017.6.21-7.27
訪談結束，筆者與餘同興合影。
註：
張明朗被殺害的具體時間，1984年版《萬源縣石窩鄉志》記載的是民國十三年，這明顯是一個錯誤。
據該版《萬源縣石窩鄉志》59頁：「民國十二年，川陝邊防軍廖司令雨辰，盤踞萬源，勢壓三鄉，對下三鄉人民苛捐雜稅額外加重、派委員、派軍隊駐紮石窩，不管人民生活怎樣痛苦，都要拴打吊押，拉豬拉牛，估逼估催。那時三天一場，每個當場天，中街張鑼的門前，都要拴打吊押人民，就是區長，團正，稍遲繳款也不寬恕。張奎先剛接六區的區長後，因農民已被廖雨辰刮削入骨，無法按時收繳款稅。張奎先兩場未繳款，廖派來鄧排長即將張奎先打幾耳光，並要拴吊，大罵特罵，還要拿錢取保才放，逼使張奎先吃鴉片死亡.曾任區長的張明朗為首聯名十大紳糧向綏定府大軍閥劉存厚控告廖的十大罪惡，劉不但不理，反將密告轉廖，因此張明朗無方投告，只得準備武裝組織拒（據）守三鄉，不繳稅款，不服廖的血腥統治，並在襄陽樊城請來造槍造彈的工人，在金沙寺廟內秘密建立軍工廠，意圖組織人民群眾，武裝進攻縣城趕走廖司令。剛把軍工廠辦起，開始生產，即被奸賊告密，廖庚即派兵搜查。張得信後，便將廠由金沙寺連夜轉移到齊眉寺（現在三村）內隱藏。由於廖雨辰派兵駐地追查嚴密，無可奈何只得將廠解散。因之廖對張嫉妒（恨）在心。民國十三年廖來令調張到縣開會。會議結束，張由縣城騎馬轉回石窩，行至中途，廖氏爪牙毛排長，帶兵四名將張殺於火石樑。」
前述這段文字，看似言之鑿鑿，內中矛盾之處不少。據同版《萬源縣石窩鄉志》124頁：張明朗區長任期屆滿後、民國十四（1925）年七月至十六（1927）年二月出任了本縣五六七區聯合成立的維新高小的最後一任校學董——張明朗明顯不是被殺於民國十三年。結合張奎先任區長的時間是民國二十（1931）年、廖震首次駐防萬源的時間是民國十五（1926）年5月、他升任川陝邊防軍第三團團長後；至於做萬源縣長則是在民國十九（1930）年、由於原川陝邊防軍第三路司令鄭國武去職從政，廖震接任路司令併兼任萬源縣縣長，帶兩團兵力駐紮萬源。廖震兼任萬源縣縣長的時間極短，很快就由簡陽劉子敬接任。
張明朗究竟死在哪一年？現有資料無法確定。只能從邏輯上推斷：應該是在民國二十年前後。因為之後廖雨辰已不是萬源的縣長，他無權通知地方人員到縣裡開會。再說民國21年底，紅軍入川之後，廖雨辰和各路軍閥們都忙得不可開交、哪裡還有暇顧及這點個人恩怨？ 2017.9.4
山鴻，1967年生於四川萬源石窩絲灶嶺，1980年代受現代詩潮流和父親、詩人放牛娃影響開始習詩。當代詩人，擅寫落葉，有「落葉詩人」之稱。代表作：《與落葉書》。
《與落葉書》，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1月第一版、精裝196頁、定價34元。噹噹、亞馬遜等網站有售。加作者二維碼紅包購買可獲親筆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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