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會議的主題確定為「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引領民營經濟新發展」，旨在思考和探討「穩就業、保民生、促消費、拉動市場，穩定增長」，走出一條有效應對衝擊實現良性循環的新路子。
首先，民營經濟是發展新生經濟最重要的力量，從要素的可獲得性來看，當前民營企業在要素市場上仍然處於弱勢地位。推動要素市場化的改革，應該保障不同市場主體平等的獲取生產要素，依靠改革來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發展的動能，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新實體經濟意義更為重大。
其次，在當前這樣一個國際經濟形勢下，中國應該大力發展自己的科技和創新產業，這樣就需要加快發展技術要素市場，健全科技成果和相關的產權制度，推進技術成果轉化，為新技術、新成果提供新市場，為實體經濟走向全球化的路線提供保障。
第三，利用資本市場要素，優化投資結構，激發全社會民間投資活力，更好的服務和催生新實體經濟。在這個過程中間，當然政府也要更好的發揮作用，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到放活與管好有機結合，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只有多舉並錯，大力培育和發展新實體經濟，中國經濟才能走向高質量的發展，推進各項改革，包括人才體系改革，金融環境改革、生態變革這些問題，為增長帶來新的動能。
以下內容節選自直播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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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民營經濟發展理論，著力培養管理要素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黃劍輝
第一部分
關於全球經濟
全球經濟從上半年來看，有三大衝擊。第一個衝擊就是斷崖式的下跌。7月份IMF剛公布的一個預測，全年全球經濟會是-4.9。第二個衝擊是因為有疫情以後，整個國際之間的中間產品貿易有所中斷，就導致供給和需求之間沒法連接。第三個衝擊是市場大幅振蕩，包括股市大幅波動，還有油價波動、美元匯率的波動。
下半年展望，我們認為有幾個特點。
第一，中美經濟實力會有所縮小。因為今年全球疫情下，我們國家疫情管控比較好，這樣導致中美GDP增速差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第二，全球價值鏈會加快充足。按照畢馬威的一份報告，疫情過後，全球產業鏈將會加快智能化的升級和重構。
第三，全球金融風險會上升。按照國際金融協會的測算，全球經濟萎縮3%。按照IMF最近公布，是5.9%。政府借款會翻番，預計2020年全球債務與GDP比值會上升到20個百分點，到達342%。IMF也認為今年全球公共赤字佔GDP的比重，會從2019年的4%跳升到10%。這是兩大風險。
第二部分
中國經濟情況
上半年回顧的基本特點就是一季度衝擊很明顯，二季度已經實現了轉正。一季度-6.8，二季度3.2。從供給端來看，是一個工業生產動能較快改善，服務業緩慢修復的態勢。投資的降幅呈現為逐月收窄的態勢，消費的反彈略低預期。從出口來看，略好於預期，進口低於預期，這是基本的數據。
從通脹來看，CPI是前高后低，PPI是持續通縮的態勢。從信貸來看，是一個社容屢創新高的態勢，因為全球都在加快寬鬆，6月份新增社容3.42萬億，再創歷史新高。餘額是同比增速提升了0.3個百分點，到達12.8。6月份人民幣貸款新增1.81萬億，創了歷史次高，整個餘額佔比同比增速也是到達13.2。
從下半年來看有幾個預測。
首先下半年整個GDP是向正常水平趨近，全年回歸正值應該是可期的。預計三季度，隨著傳統服務業復工復產，整體經濟會向正常化邁進，GDP增速有望繼續小幅提升，預計三四季度GDP會恢復到5%左右，全年恢復到正增長應該是可期的，預計全年是3%到5%這樣一個區間，有不同的預測。
具體看工業方面，工業生產有望繼續回升，投資會延續回升的態勢，全年投資增長3.5%左右。消費會增加4%左右，CPI是持續下降，PPI通縮仍然繼續。
從金融來看，下半年社融增速呈現一個前高后低的走勢，信貸的增速還會保持比較高的水平。這是下半年數據的預測。
從政策展望來講，預計貨幣政策方面會更加強調靈活性，保持貨幣適度寬鬆，關於信用會繼續加大發力，以創新工具來推動資金直達實體。同時為配合財政信用的擴張，寬貨幣仍然有空間，財政政策方面繼續通過減稅降費，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擴大有效投資，從而來對衝疫情的影響，護航「六穩」「六保」態勢。
關於政策建議方面，除了國家已經考慮的，提出了三條。
第一條，要充分發揮企業家要素，就是管理要素，企業家團隊要發揮引領作用，從而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企業家要素納入進去，而且要擺在首位。只有通過企業家，才能把土地、資本、資金其他要素進行整合。沒有企業家，空有勞動力，空有資本是沒有用的。
第二條，要有新基建。除了老基建以外，要以新基建為抓手，實現穩投資、擴內需，同時要完善社保體制。
第三條，在疫情情況下，怎麼兜住社會底線，從而實現「六穩」。如果社保不很好的擴大覆蓋面，增加水平，是穩不住的。
這是三大政策建議。
第三部分
關於民營經濟發展理論創新研究
談一下推動民營經濟理論創新的若干建議。要實現這個理論創新，最重要一個建議就是必須把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劃分為四個方面。不能籠統的談發揮國有經濟的作用，也不能籠統的談發揮民營經濟的作用，而是要把經濟社會劃分為戰略性、公共性、民生性、競爭性四大領域。劃完以後，國有資本應該在前兩個，戰略性領域和公共性領域，還有民生保障領域（保障房，還有公立醫院、公立學校）發揮主要作用，並以此為原則來推動國有經濟布局調整。
民營經濟應該是在民生領域的市場化領域，民營醫院、民營學校和商品房屬於第三大領域裡面的市場化競爭領域，以及普通的競爭性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只有從這個邏輯入手才能破解。
這個談完以後，可以明確幾個觀點，民營企業就是由人民創辦，人民經營、人民所有，人民享有收益的企業。民營企業無非就是一個餐館，一個理髮館，服務於民眾的各種企業。其實很平常，就是由千千萬萬民眾、人民創辦的，人民來享受收益的企業。
同時明確民營企業和國有經濟都是人民經濟。國有經濟是全體人民創辦的，民營企業是部分人民創辦的，都是人民經濟。以此為基礎修改憲法，明確各類產權不受侵犯。同時，民營經濟原來談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升級為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主體。「不可或缺」就是永遠不存在離場的問題。
我們建議在憲法有關法律中取消非公有制經濟、私有經濟和私營經濟的表述，沒有必要談什麼非公不非公，私有不私有，這種詞應該從我們國家的字典中拿掉。民營企業就是由人民創辦的企業，只談這一個詞就好了。把長期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空的一朵烏雲拿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藍天。
這是基本的觀點。
同時提出民營經濟、國有經濟都是黨的執政基礎，將始終伴隨國家的發展而發展這樣一個基本的觀點。
最後，談一下我們對管理要素、企業家要素在整個市場經濟要素體制改革中的作用分析。
一是談新時期要素市場化改革替代加快。
二是現狀問題。
三是結構化分析，這個要素市場化在區域產業方面有什麼結構性的問題。
四是對整個歷程和歷程回顧，新供給談出基本的思想就是求真務實、融會古今。
五是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就是國際經驗的借鑑。
六是以這個入手，我們還進行了實證研究，要素市場化對經濟增長量化的實證研究進行了測算。
七是以此為基礎，提出了幾點政策建議。
一是進一步改善民營企業家成長環境。二是加強職業經理人的培養，支持民營經濟現代化轉型。三是國企要分類改革，前面提到四分法以後，不該在某個領域的，應該給競爭性領域讓出空間，加強戰略性領域和公共性領域。四是借鑑國際經驗，推進整個國企管理層去行政化。管理要素既包括民營企業的企業家，也包括國有企業的企業家。五是增加國有企業家的考核彈性，改革體制機制的輿論環境。
土地要素方面，深化農村土地改革、城鎮土地制度改革，深化產業用地的改革。同時完善區域性的土地要素改革，完善土地利用計劃的改革。
勞動力要素方面，要深化戶籍改革，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質量。暢通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的流動渠道。
資本要素方面，加快發展債券市場，完善股票市場基礎制度。增加有效金融供給，主動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
技術要素方面，我們提出了五條。一是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二是加強技術要素的市場建設；三是提升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四是激發和培養企業在技術要素當中的作用；五是鼓勵科研人員的創業。
數據要素方面，提出了五條。包括加強頂層設計，建章立制，重視數據的標準建設，建立官+民的數據雙軌制。只有民間的數據才能實現市場化的運用。公共方面的數據是免費共享的。數據要素還是要強化相關市場人才儲備。
為做好這些方面，還要有配套措施，包括要素價格市場化，要素市場運行機制，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還要營造更好的改革環境，推動改革穩步實施。
我相信，中央連續發兩個文件，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有社會公眾廣泛的參與，應對外部的挑戰。通過改革開放創新，還是能夠很好的繼續推動我們國家這艘航船不斷前行，實現今年下半年經濟實現3%到5%的增長。明年進入到「十四五」，2021年到2030年，特別是要素市場化改革，通過不斷的開放，通過不斷的創新，這些目標都能很好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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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海之線，新經濟與數字稅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馮俏彬
我們都知道，今年對全球影響最大的就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給我們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的同時，我們看到了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有一個說法，新冠疫情為經濟數位化的轉型按下了一個加速鍵。
在疫情發生期間，無論是在線會議，還是在線醫療，日常生活等很多方面都是靠線上來解決的。這就引入一個問題，未來在經濟數位化轉型過程當中，是一個蓬勃發展的空間，是一個現在我們才揭開冰山一角的廣闊藍海。在藍海當中，一方面是民營企業的廣闊天地，在圍繞著數字經濟這樣一個領域，主要都是我們的民營經濟，成長和發展的廣闊空間。
目前來看數字經濟的發展是非常快的，我們一般認為由數據統計表明，新經濟在整個經濟比重當中佔了36.2%，中國目前來講是全球最大的數字經濟市場之一。而且未來我們的成長空間還非常大，因為這主要是依託於國內有9億網民這樣一個龐大的市場。
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上公認的數位化大國，它的大國身份到底是在數字服務的提供者，還是數字服務的消費者方面，實際上據我們了解，還存在著一些疑慮。到底以後我們會朝哪個方向發展，這個還不是太說的清楚。不管怎麼說，數字經濟成為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一個抓手，這一點大家是毫無疑問的。
在這塊經濟藍海上，現在的感覺就是未來隨著數位化轉型，對人類生產方式是一個全新的方式。現在我們接觸到的，包括我們看到的一些數字巨頭的發展，很可能是這個龐大藍海當中的冰山一角。
在龐大藍海世界當中，目前來看它的規則比較少，所以各個國家都爭相為這個藍海爭取一些劃線的權利。這當中就圍繞著數字服務就產生了一個數字稅的問題。
前一段時間比較引人注目的就是法國和美國之間圍繞著數字稅方面的爭論，核心的意思就是法國要開徵數字稅，美國說如果你開徵數字稅我就得對你進行制裁，我就得對你發起301調查，所以這個事情目前還沒有落幕，但是各方面非常關注這個事兒。
實際上法國開徵數字稅，並不是法國一個國家在開徵數字稅。相當多的國家已經開徵數字稅，或者有意開徵數字稅。具體內容非常多。
現在有一個統計，到今年年初3月份的時候，全球已經開徵數字稅的國家是4個，有意實施的共8個，包括一些諮詢階段就被擱置。有十來個國家已經或者正在討論數字稅開徵的問題。
不僅僅是歐洲國家，有些亞洲國家也在跟進，像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這些國家對於數字稅目前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徵收了。
這種情形下，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怎麼辦？大家知道我們數字經濟發展非常快，對於數字經濟怎麼收稅法，這個是各方面已經討論了一段時間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再次被提出來，是因為法國和美國圍繞著數字稅有可能演化成貿易戰的情形下，媒體報導說世界上那麼多的國家，包括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這麼多國家都在開徵數字稅了，中國在這個事情上也不能落後。
觀點很明確，中國也不能落後，我們也應該開徵數字稅。我今天想提出來的問題，就是面對數字經濟現在的發展狀況，中國圍繞著數字稅應該是什麼樣的態度？之所以要報告這些內容，是因為各方面討論數字稅的時候，對數字稅存在著一些誤讀。借這個機會也想陳述一下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首先說一下什麼是數字稅。現在談到數字稅的時候，概念非常混淆。你到底是一種所得稅，還是一種銷售稅，或者你到底是對數字經濟收稅，會對數字公司稅收，還是對數字服務收稅，這當中的含義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非稅人士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是一鍋燴，籠統用數字稅的概念，但是含義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要理解什麼是數字稅，得理解在快速發展的時代，從最初網際網路、電子商務、網際網路經濟，到數字經濟，再到全面經濟數位化，這是一個發展過程。這個發展過程中，首先是電子商務，第二是網際網路經濟，第三是數字經濟，還有一個就是經濟數位化。
剛才有老師提到產業網際網路的概念，基本上可以理解為是經濟數位化的當中一個步驟。這些概念各不相同，我們稅收針對的問題其實也是各不相同。美國是電子商務最早的國家，他們相當長時間內對電子商務免稅。最近幾年有變化，2018年開始，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已經可以對網際網路數字銷售業務徵收銷售稅。對歐盟來講，2017年把數字服務納入增值稅徵收範圍。
還有一些其他的方式。總之我們對網際網路業務、電子商務業務收稅，各個國家已經形成習慣了。你在線上做生意，還是在線下做生意，這個不影響，都是要收稅的。
大家討論更多的問題是在OECD框架下的數字經濟稅收框架。
剛才我們講電子商務收稅，實際上它這個稅收的性質就是收銷售稅，不管是收增值稅，還是以銷售稅的名義徵收，都是流轉稅的概念。大部分情況下國內稅收的概念就是稅收主權是國家主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各個國家有很明確的決定權。
現在國際上更關注的層面是OECD的經濟數字框架。這個框架討論的問題，首先不是國內銷售稅的概念，它是所得稅的概念。它討論的是網際網路公司、數字巨頭所創造的巨額利潤，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分配問題。這個問題從2015年以來，OECD稅收委員會就有一個關於對於應對經濟數位化的稅收專題研究，到現在為止已經研究了四五年。如果沒有新冠疫情的發展，預計到今年年底應該就這個問題達成一個共識框架。所以它的基本框架形成了所謂的支柱一和支柱二。
支柱一的問題主要是解決這些市場所在國能不能參與稅收分配的問題。歐洲是數字服務主要的消費國，美國是主要的服務提供國，所以它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美國的數字公司在歐洲銷售數字服務的時候，產生了龐大的所得稅。這個所得稅，歐洲國家能不能參與分配，它核心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國際稅收解決的主要問題是跨國公司的所得稅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分配問題。它的實質是國家之間稅收的重新分配。換句話說，這個問題就關係到國家利益。對它的立場，我們非常清晰，要在談判當中尋求中國作為數字大國的利益最大化。
支柱二主要是解決跨國公司利潤轉移的問題。
總體來講，OECD數字稅背景是在經濟數位化超前協商和解決未來國家和國家之間圍繞著跨國公司所得稅分配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現在國際稅收改革當中的一個熱點。它面對的這些基本背景，主要是國際稅收分配實行，美國人賺了太多歐洲人的錢，或者賺了太多全世界的錢。
另外，我個人判斷，現在國際上稅收規則，比如說大家熟知的，按照營業機構所在地作為從國際稅收影響到國內稅收，最終某種意義上它這是在形塑全世界稅收規則。從現在OECD出臺的方案上面來看，很可能也會形塑經濟數位化時代的稅收規則。這點對我們有志於走出國門，在世界經濟這片藍海當中翱翔的企業就非常重要。現在對於數字稅最關注的往往是跨國企業。中國目前的跨國企業，一是華為，一是字節跳動，對於他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以後對很多企業還有很多更多重要的因素。
我們了解到數字稅這樣一個情況之後，是因為在國際層面上要圍繞著新的稅收規則重新進行談判，但是談判過程非常艱難。實際上在美國和歐洲之間是談不下來的。法國先人一步，有可能對它進行貿易報復。這種情形下，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在全球層面上，OECD數字稅談不成的情況下，在歐盟範圍內先開徵數字稅。我們今天看到歐洲國家的數字稅基本上都是歐盟數字稅的翻版，它的針對性非常強，主要是針對美國10家跨國巨頭。稅率大概在3%左右，而且還有一些起徵的門檻等一些具體的問題。總之，歐盟出臺過一個方案，就是要對美國網際網路企業徵稅。現在這個方案談不下來，所以回到國家的層面上，先來開徵。
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認為這些具體的東西，是一種談判手段。歐盟的數字稅是一個談判手段，一個短期方案，一種過渡性的解決方案，一種談判策略。未來情況下，我們是不是也要開徵？我們要認識到歐洲國家開徵很多數字稅是為了未來在OECD談判當中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者促成OECD方案能夠儘快落地的一個談判策略。這點判斷如果清晰之後，對於我們國家目前到底是不是開徵數字稅，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目前來講，我們國家經濟數字稅收肯定是處於初級階段。但是數字經濟是一個藍海，中國還希望在這個廣闊藍海上取得更大的發展。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對於數字稅的問題，我認為可以研究，但是不認為我們現在就應該像歐洲國家一樣，很快把數字稅徵收出來。
從這點來說，對各位的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來講，這個藍海上還可以繼續開疆拓土，繼續拓展更大的市場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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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及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點和解決建議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副秘書長金海年
我們知道民營企業裡大概有80%都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是金融滲透率非常低。全國工商聯在2013年的調查數據，大概90%規模以下的中小微企業都沒有與金融機構發生過借貸關係，小微企業這個比例更是高達95%。二是融資缺口特別大。2018年，中國的中小微企業有5600萬家，潛在的融資需求是4.4萬億美元，但是這個中間融資缺口是1.9萬億美元，大概佔中國當年GDP的14%。41%的中小微企業都存在著信貸融資困難的問題，就是來自於民生銀行的研究報告。
融資成本高，很多民營企業不能通過正規的金融機構來進行融資，往往通過民間拆借、高利貸的方式。我們之前做過一個統計大概在15%到25%之間，這還不算非正式的一些借貸統計，超過了人民銀行的一些利息規定。
不僅是中國的問題，發展中經濟體也是一個相對比較普遍的問題。根據世界銀行2017年的報告，發展中經濟體中小企業融資缺口的問題，普遍都是超過20%。中國是14%，巴西超過35%。因此，受到資金緊張制約的中小企業佔比，在中等偏上的國家大概佔27%，低收入國家更是高達2/3這樣一個比例。
其實這不是一個世界普遍性的問題，因為在發達國家，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世行研究報告當中同時顯示，美國中小微企業融資缺口只有2%到3%，不到4%左右。跟剛才的發展中國家，跟中國相比，這個差別還是比較大的。法國大概是5%到8%左右，德國是4.7%到9.22%左右。
他們是怎麼做的呢？美國不是一個以債權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是以股權融資為主的市場。歐洲的股權和債權平行存在，但是日本可能債權市場比例更大一些，但是日本似乎沒有那麼多的中小企業，大企業比例會更高一些。
我們剖析，中國存在著的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大概有五個方面。
1、從中小企業自身來講，確實它的發展不確定性顯然比企業更大，風險更大，必然造成融資成本的問題。包括償債能力的問題，包括信貸調查的時候，很多小微企業沒有辦法像大企業一樣，提供一個經過審計機構審計的規範財務報表，這都是現實的問題。
2、從供給的角度，從投資機構的角度，中國還是以債權市場為主的。每個月、每年人民銀行都會公布社會融資的結構情況，大概是70%到80%左右都是通過銀行信貸實現融資。債權市場逐漸發展起來，大概佔10%以上的市場。股權融資市場5%不到，很多年份甚至3%都不到。這是非常不平衡的結構。
3、監管體系的角度，畢竟整個金融監管市場分化出來，人民銀行變成央行，這個時間就比較短。人民銀行又分化出了證監會、銀保監會還不到20年時間，畢竟時間還是非常短的。整個監管體系還是從比較長的銀行管理歷史畢竟有一個經驗不足的歷史性原因。
另外就是階段性原因，確實發展中國家就是存在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發達國家會解決這樣的問題，無論是股權市場發達還是不發達。我們發現在追趕過程當中，確實存在從原來高速發展到自主創新發展轉型的過程，同時從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並行發展，製造業和服務業並行發展。現在製造業的需求逐漸飽和，產能逐漸過剩，要尋求更新的像數字經濟是不是一個藍海。但是這樣一個轉型對於中小企業來講，不是那麼容易的一個過程。
同時，我們有一個大國的特點，中小企業的數量非常大，跟我們這個量級唯一能比的只有美國。因此，整個解決會從原因出發，首先解決導致高成本的主要是風險大的問題，如果你不能夠控制風險，不能夠化解成本高的問題，那麼融資貴的問題還是不能得到解決。對於一個銀行來講，不是國有銀行，就是一個商業銀行。如果來了一個小企業，不知道明年會不會償本付息，會不會實現穩定現金流，確實很難做出給它貸款的一個決定。
另外，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5600萬家中小企業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我們可能需要分類進行解決。
我們認為金融的問題，尤其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不是信息不對稱，而是中小企業與金融機構以及政府機構三者存在的不同利益訴求，不同能力的差異問題，所以是能力不對稱和動機不對稱的問題。因為大家去解決問題，它實現的訴求是不一樣的。
因此，我們希望構建一個新的理論，就是新行為經濟學。新的行為經濟學和老的行為經濟學有什麼不同呢？傳統行為經濟學首先沒有突破理性人的假設，它沒有辦法反映不同的人群。比如說中小企業投資人、投資機構和監管機構三方解決問題的訴求是不一樣的。
同時，傳統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在一起，它大多只是用於金融領域投資者、投資方的行為分析，沒有納入到經濟學主流基礎分析框架。我們希望新的行為經濟學把原來一維模型拓展到動機和能力這樣二維模型，究竟中小企業動機是什麼樣的，能力有什麼樣的差異，我們希望能夠納入到主流經濟學普遍分析框架。所以我們分析中小企業融資，也可以分析別的，比如說制度的管理、財政學等等方面，希望能夠構建一個普遍的經濟學基礎理論框架。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們把供給側、需求側和政府分解三類，因為這三類在經濟學經濟行為裡面尋求的目標是不一樣，因此由它的目標函數的差異，建立一個三方動態博弈的分析模型。
並不是所有融資需求都應該得到解決。從現實角度來講，很多中小企業通過自籌的方式，通過親友的方式，通過熟人的方式，還是能夠解決融資的問題。剩下的問題交給市場和政府來解決。我們怎麼分析呢？我們分成四類。
第一，創新創業小企業，它將來可能會變成未來的阿里巴巴，未來的京東。我們就是要通過市場的手段，通過風險資本，通過VC的方式，給它解決這樣一個融資難。
第二，有些小企業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小企業，在給大企業供應的供應鏈和產業鏈裡面。比如說我是一個小的汽車零配件供應商，我給大的汽車生產商，比如說北汽、一汽、東風供貨。它能不能還得上這個款，是取決於這個大的企業，北汽、動風能不能償還它的貨款。因此我們可以建立信用轉移的創新，或者像上次我們考察螞蟻金服的時候，建立起一個供給方的聯合，而不是原來聯保、互保的模式。
第三，我就是一個夫妻店，開一個小店，做點小買賣，永遠都是一個小規模穩定的模式。應該是面向中小企業的金融貸款、專項擔保，包括供給方聯合，以及政策的結合，市場和政府共攤風險的模式。
第四，往往是大家比較容易忽視的，這樣一個小企業可能承擔了很多公益扶貧的目標。這種就不能推給市場來解決，就是要推動政府方面來進行解決。
這是從供給側進行解決。
還有一個解決方式就是在制度上進行創新，我們建立一個債權和股權相互結合的，層次之間、板塊之間、區域之間，包括海內外銜接打通的通道，在風險監管的要求，也能夠實現層次化。你不能要求小企業也像上市公司一樣提供非常規範的財務報表，這個也要具有可操作性和現實性。
最後一個方法就是要充分利用科技，用大數據的方式，來實現Fetch的手段，實現信用的創新，以及監管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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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主權下的全球跨境數字流動規則博弈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歐美所首席研究員張茉楠
我想在當今數字經濟時代，把數據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去對待，實際上並不為過。特別是從全球範圍來看，我們看到包括中美貿易戰，包括美歐之間圍繞數字稅之間的博弈和競爭。其實大家表面上看起來是爭奪數據，中層看起來大家是實力之爭、科技之爭，實際上背後的博弈是主權之爭。特別是在數字經濟領域之下，我們看到全球圍繞數字經濟這種主權，實際上大國之間在不斷加碼。
我們看到，現在數字主權成為大國之爭的博弈，其實它的焦點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於數據的全球屬性和做一個國家生產要素本國屬性和主權屬性之間的衝突。
為什麼大國之間圍繞數字稅在做全球稅收的分配，就是因為數據不斷跨境流動，包括生產、交易、交換帶來的全球範圍內的數字流動。我們今天關注的焦點就是數字主權之下，我們如何定義大國之間博弈規則，或者未來可能產生的衝突，對中國的影響。
從2009年到2018年十年間，全球數據流動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貢獻度是高達10%左右，這還不包括遷入到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之中的數據。單純從數字經濟或數字貿易本身就能貢獻10%。實際上我們可見，未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三者融合之後，對全球貨物形態和全球經濟所帶來的廣泛影響。
從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我們就來關注數據。數據到底是個人的，是企業的，是公共的，還是國家的？實際上在全球範圍內並沒有一個統一、規範性的共識。
圍繞這個問題，無論它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包括規則層面，都是處於一個焦灼或者大國博弈之間的狀態。包括歐盟圍繞數字稅，美國推動的民法案所帶來的一系列長臂管轄，實際上就是為了維護國家的數據主權。包括我們剛剛出臺的個人數據相關法案，我們也是從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角度出發。我認為在數字經濟未來層面，就不是一個企業之爭，而是一個國家層面的爭奪。
這可能比我們看待數字經濟本身來得更複雜。特別是美國以國家安全之名，上升到所謂的意識形態，上升到我們現在的一些體制之爭，或者大國博弈，帶來了非常複雜的因素。因為它不是一個純經濟因素，它帶來政治層面、經濟層面、外交層面、地緣層面，甚至我們現在看到的大國意識形態層面，都產生廣泛的影響。
從我們研究的角度，如果按照層次、或者是按照權屬的概念，我們實際上把它分為三個層次，國家層面、企業層面、個人層面。
個人層面，個人層面涉及到個人隱私，包括一些敏感數據不受侵犯，包括所謂的使用權。
企業層面，更多是作為企業主體所帶來的交易、使用或者是產生一系列權屬的分配所帶來的利益。
國家層面，更多是指一個國家作為重要基礎設施，作為國家重要的權力機構所帶來的廣泛的權力分配，特別是國家安全主權範圍之內帶來的影響。
如果按照數據主權的類別，還是有不同的劃分方法。比如說按照數據管理權、數據控制權、數據人格權、數據財產權。剛才幾位專家都已經談到，我們對數據本身的權益實際上是可以有多層次劃分。這不單單是經濟層面權屬的分配，它可能帶來更廣泛的應用，比如說社會契約、身份認證、國家安全、法律架構、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價值方方面面的衝擊。
這樣一個權屬的劃分可能引起一系列社會規則層面、制度層面，甚至是法律框架，所帶來的未來衝突和廣泛影響。從全球範圍內來看，中美歐作為三個大國，在數據主權方面的博弈現在越來越激烈，或者越來越白熱化。不同的國家關注的焦點是不一樣的。比如說美國，它作為數字經濟的大國或者霸權國家，實際上掌控著全球數據控制權。無論是美國的網際網路公司巨頭，還是美國現在在國家層面上對全球數字流動所產生的控制權，都是有絕對的主導權。它所主導的立場是什麼？就是要主張全球跨境數據自由流動，特別是數據貿易的自由化。這是為美國力爭全球數據資產的分配，把控著主導權。
我們根據美國統計局做出的統計，美國數字貿易順差達到了1000多億美元，佔到美國全部服務貿易順差60%以上，到2017年是67.6%，18年到2019年的數據還沒有更新，我認為可能呈現一個逐級提高的趨勢。
從歐盟的角度來講，歐盟因為在數字層面更多是作為消費方，或者它作為後來居上者，更多的是關注個人數據保護。從某種層面，歐盟恰恰是利用個人數據保護架構一個對美國或者對中國的數據壁壘，就是為了構建一個歐盟內部的數據統一大市場，所以它更多強調在規則、個人隱私保護方面注重它的價值發揮。我們知道GDPR很大層面也是為了通過一定的數據壁壘保護歐盟企業或者歐盟數據本身不被外來的市場所侵擾。這實際上是歐盟數據主權非常重要的出發點。
從中國的角度來講，我們可能更注重國家層面的安全，特別是所謂的政治安全、意識形態安全或者國家在主權層面的安全。對個人隱私保護方面，實際上落後於歐盟和法國。但是近來，我們也在不斷強調對於個人信息的保護，所以我們也出臺了相關個人信息法，包括數據安全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對數據個人消費者和個人隱私保護力度。但是在更大程度上，我們缺乏一個對於數據主權的戰略框架或者規則框架，這樣我們在國際談判和國際經貿當中，實際上處於一個非常被動的局面。我們也缺乏中國立場和中國方案，這是我們未來面對歐美和發達國家挑戰的一個風險點。
我簡單講一下，跨境流動，不同經濟體或者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國際機構是有不同的定義。現在綜合比較來看，國際商對跨境數據流動的內涵和外延包括兩類。一是數據可以跨越國境的傳輸，因為數據實際上是超越主權，在這樣一個範圍內，它看來是一種跨境數據流動。二是數據並沒有跨越國界，而是被第三方國家主體所訪問。比如說OECD和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對跨境數據流動就是這樣的定義。這樣就存在著我們所說的數據存儲本地化的問題。
比如說歐盟現在有不同的主張，儘管數據未必跨越國界，但是如果被第三方國家所訪問的話，它也被納入跨境數據流動的範疇。這樣在雙邊一些經貿協定當中，就增加了很多關於禁止數據本地化的條款。而中國現在在數據貿易國際談判當中，是明確強調數據要本地化存儲。這樣我們是面臨著很多來自於西方特別是歐美在經貿談判當中非常大的壁壘。
比如說現在如果亞馬遜或者蘋果、谷歌，當然他們現在還沒有完全進入中國。比如一些歐盟的公司，要求要進行本地化存儲，這樣實際上面臨著很大智慧財產權保護和隱私保護的問題，這也是中美經貿談判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博弈點，就是數據本地化存儲的問題，也涉及到伺服器在本地的安全。包括中國的網際網路公司，比如說阿里、騰訊等。因為我們的數據出境之後，很多數據回不來，這樣不利於跨國公司、網際網路公司在海外進行擴展業務，也帶來了非常大的所謂數據安全的風險。
由此而來，跨境數據流動和數據主權會引發非常重要的國際化問題，比如說數據治理的問題，責任分擔的問題，基礎設施安全問題，衝突管理問題。剛才談論的數據治理就是我剛才談到的，因為你要跨境或者即便不跨境，也涉及到第三方訪問。這樣就涉及到一個國家數據主權如何讓渡，而一個國家數據主權如何讓渡，就涉及到一個司法立法體系。包括一些長臂管轄的問題，這樣在國際規則方面，會引起大國更激烈的衝突。
再就是責任分擔的問題。剛才談到，因為涉及到相關的企業、網絡運營商、平臺企業、服務提供者，數據生產者、使用者、訪問者，這樣它的主體非常多的層面，帶來的數據風險問題。現在就沒有一個更明確的，對於責任怎麼分擔，對於權屬怎麼分擔進行明確。包括剛才談到基礎設施的安全，數字基礎設施未來可能涉及到國家安全審查，比如說現在美國和歐盟都針對現在5G和人工智慧、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有非常嚴格的審查。這樣大國博弈圍繞數字基礎設施，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著眼點。
最後一個衝突管理，就涉及到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涉及到商業隱私的洩密，跨國金融數據的欺詐，平臺治理、企業數據的合規，數字服務稅，而引起一系列連帶的這都有可能成為大國博弈的一個焦點。由此引發基於信任的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歐盟也好，美國也好，日本也好，有可能成為一個基於信任的數字聯盟。但是中國是被排斥在數字信任之外的一個經濟體，中國數據如果要進入到歐盟，進入到美國，進入到日本，下一步有可能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安全審查和數據合規的風險。
由此而引發就是全球跨境數據流動出現非常明顯的趨勢。
第一，數據跨境流動不是美國所人為的無障礙流動，而是有限性的流動。這種有限性的流動，一方面是體現在一個數據本地化的問題，另一方面也體現在數字壁壘，比如說OECD開發了一個數字服務稅的限制性指數。從這個指數觀察來看，中國、印尼、南非、巴西、印度發展中國家，非OECD國家的數字壁壘非常高。但是有一些國家，比如說像瑞士、澳大利亞相對來講比較低。我們也發現，儘管總體來講，發達國家、OECD國家數字壁壘總體比較低，但是我們看到以國家安全為名所構築的安全網正在加強。包括美國、歐盟都在設置自己的數字安全門檻，也給全球跨境數據流動帶來了非常大的障礙。
第二，不同國家對於數據安全的利益採取一些靈活性的政策，這個實際上是跟第一個趨勢相關。比如現在法國就進行分類，針對政府商業開發或者稅收數據需要本地化存儲，但是一些商業數據可以自由流動的。而澳大利亞明確禁止跟醫療數據相關的這些數據是禁止出境。美國不屬於國家安全分類的數據存儲於任何連結到全球公共源的數據，存儲到海外，這也是對於國家安全審查非常明確的一個指示。
第三，圍繞數據主權和長臂管轄呈現夾擊化的態勢。剛才談到，美國是一種精工型的，它通過長臂管轄對於中國等一些新興國家進行數據的管轄。像中國和俄羅斯一些新型經濟體更多採取的是防守型，這主要體現在數據本地化存儲的問題。我們還是缺乏對全球範圍內跨境數據流動長臂管轄規則的一些解釋。像2019年美國頒布的雲法案就是規定無論數據是否存儲於美國境內，都可以由美國政府直接調取其他國家的數據權限。
美國今年3月份跟英國達成的跨境數據流動的協議，就明確界定了，比如說華為的數據存儲於英國，但是因為美國和英國之間有跨境調取數據的協議，所以美國政府可以繞開英國政府直接調取在英國的華為數據。它通過更加廣泛的或者籤入到數據貿易協定當中的框架協議，在全球實施長臂管轄和數據的執法權。
剛才我們談到了雲法案，再就是數據安全審查正成為美國對華遏制的新手段。美國現在制訂受控非密信息是CUI清單，界定重要的一些敏感數據範圍。2018年美國出口管制法案就明確規定，出口管制已經不僅僅限於傳統的硬體，包括軟體，也包括一些科學技術數據，如果傳輸到美國境外伺服器，或者出境，也必須受到美國商務部或者產業安全部的許可。
再比如說，最近因為美國通信協會包括相關的機構對於數據安全審查的升級，它加強了一些社交媒體、跨境電子商務、電子支付、人臉識別對華新一輪的制裁。最近抖音國際版就面臨著美國新一輪的制裁，下一步美國很可能延伸到我們跨境電子支付，比如說螞蟻金服，比如說涉及到一些電子支付人臉識別的網際網路公司，都可能被納入到美國外資安全審查以及數據安全審查的範圍，這是未來可以預見的趨勢。美國正在通過數字經濟領域的籌碼延伸它在貿易領域當中新一輪對華的制裁，我們也可以把它視為對華制裁新的升級。
歐盟採取的是稍微靈活一點的政策，它更多是對外緊、對內松，更多的是希望在規則層面引領全球數據規則新一輪的架構。
我們看到歐盟的GDPR，以及在尊重適當保護措施之下，與多個夥伴之間籤訂的所謂充分性認定協議。比如說歐盟和日本就達成了雙邊貿易協定之下跨境數據的充分性認定，再比如說歐盟和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加坡都達成了充分性數據協定。中國如果想數據順利進入到歐盟，我們在雙邊投資協定當中，一定要納入到相關的數據安全談判，以使我們的數據或者未來跨境數據流動不至於遭受到歐盟新一輪的阻隔和制裁。
歐盟也是在經濟層面強調數據主權，特別是在2019年已經達成了一系列圍繞數字主權的方案，包括一些雲替代法案。
今年2月份歐盟委員會最新出臺了數位化戰略，這個戰略當中，實際上涵蓋三個版本的數位化新政。包括歐盟數據戰略，人工智慧白皮書，以及相關的歐盟主權文件。這實際上就是進一步強化歐盟在未來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當中的地位，因為歐盟不甘作為被邊緣化的經濟體，所以在中美數字博弈的競爭當中，歐盟實際上是希望成為G3，包括它跟美國圍繞數字稅博弈，跟中國現在圍繞5G博弈，都是在很大層面上強調歐盟或者強化歐盟的數據主權。
剛才說了採取一些防禦性的措施，包括從本國的數據安全或者本國國家安全著眼，更多是採取一些數據本地化限制性措施。比如說除了中國之外，像巴西、印度，都有所謂的數據本地化強制性存儲的相關法案，俄羅斯也是強調數據首次存儲要存儲在境內伺服器，也是通過一些相關的數據保護法提供數據保護措施。
從全球範圍來看，儘管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框架，但是無論是在雙邊還是在周邊，還是有一些跨境數據流動以及國際化的合作機制。比如說剛才談到以歐盟數據保護充分性協定為藍本，像安道爾、加拿大這些國家已經納入到歐盟國際合作的框架體系之內。除此之外，美國也是在APEC之下有CBPR，這也是美國主導的跨境數據流動的廣泛協定，在APEC隱私保護協定之下有CBPR，更多的是由美國主導的。
剛才看到，無論是歐洲主導的GDPR，還是美國主導的CBPR，全球動輒形成規則合圍的態勢。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數字經濟大國而言，我們現在在全球的數字貿易規則方面幾乎還是空白，或者還是後來者。一旦現在全球規則框架形成的話，我們在新一輪國際貿易談判當中將會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面。而且隨著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利益至上的理念更加廣泛傳播之外，我們就有可能形成被美歐日規則合圍更加施壓的態勢。這對中國下一步的數字經濟發展將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打擊，某種程度上可能會比所謂中美貿易戰所帶來的影響更加深遠。
最後，對中國圍繞數字主權和跨境數據流動的看法，我們認為中國可以走一個不同於歐盟或者不同於美國的第三條道路。因為中國在數字經濟發展當中，是一個後起的大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我們應該更加平衡看待個人權益保護、產業發展、創新與競爭、數字主權與全球治理之間的平衡，特別是在發展與安全之間要找到一個結合點。在國家主權和國際循環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我們也覺得中國應該加快出臺中國跨境數據流動的規則體系，包括相關的法律法規。再就是推動雙邊和周邊的相關的談判。
我們還可以在上海自貿區或者海南金融貿易港，去先行先試探索全球數據自由流動的示範區域。比如說可以建立一些離岸數字貿易示範區，或者構建這樣一些安全的通道。再就是國際層面上建立一個國際數據執法體系的協調機制，包括跟歐盟、相關國家，「一帶一路」國家。
從民營經濟或者網際網路公司角度應該更加鼓勵平臺企業出海，讓企業探索數據跨境流動真正的實踐，特別在「一帶一路」跟廣泛的區域支持我們的標準，支持平臺公司的模式。能夠更加舒展到海外，更加強調我們在全球範圍的數據安全利益以及中國的數據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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