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財經》雜誌
原標題：喻國明：算法的影響力越大，社會責任也就越大
對於社會治理來說，治理的關鍵在於全社會各種算法的整體結構是否合理、是否有偏頗，才是社會治理者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而不是質疑某個平臺、某家媒體或企業的算法是否能夠兼顧社會所有方面、所有需要。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喻國明在12月1日的「算法的治理與發展：以人為本，科技向善」研討會上表示。這場研討會由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智媒研究中心主辦、《財經》E法協辦。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喻國明現場分享
看待算法的兩個維度
對於算法的產生和運營，喻國明認為，算法基於數據而產生，當數據越來越多時，人們依據數據進行社會治理，數據成為整個社會運行、行業運作的基本驅動依據。在驅動和治理中，算法就是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因此，當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社會運行的每一個細節，都將數據作為認識和把握事物的基礎。在這個新的現實下，社會開始提出並研究算法的社會適應性問題。
如何把握關於算法迭代的基本方向呢？喻國明提出，首先應從影響算法迭代的兩大關鍵性邏輯加以分析。如同了解一個品牌的確立有三個支撐性的維度——品牌的產品形象、生產者形象和消費者形象——去著手一樣。圍繞算法的迭代也有著縱橫兩個維度上的影響，一個是算法的所謂「元維度」，即對於用戶需求洞察的個人維度上的不斷精細化、結構化的「逼近」的過程；另一個是影響和約束用戶社會實踐和社會生存的 「社會維度」，算法的迭代在這個方向上是一個不斷「破圈」的過程，找到個人需求與群體、圈層、社會乃至國家要求之間的平衡點的過程。
隨著算法的發展，以及平臺掌握的數據的數量和類別越來越豐富，算法的迭代在這兩個方向上都會獲得不斷的進步——使其對於用戶需求把握越來越全面和貼近，具有結構化、精確化的特徵；從社會維度上來說，人是社會性動物，任何個體，除了自身需求外，個體的狀態和需求要與社會群體、社會實踐等要素關聯在一起。所以，算法迭代也必須從社會性變量上去把握其迭代的發展方向。」
喻國明認為，討論算法，都會提到「信息繭房」問題。「『信息繭房」其實是桑斯坦的一個比喻性說法，並不是嚴格的學術性概念，很難用學術定義對它作出一個界定。」
喻國明強調，「信息繭房」所比喻的是媒介環境中的認知局限性、需求局限性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解決某一個媒體或平臺的算法的「點」的問題，因為每一個媒體或者平臺都會有自己的價值偏好，這就是所謂的媒體「定位」，我們不可能要求某一個媒體或平臺面面俱到，一個社會信息傳播的樣態是否健康、合理、富有發展的彈性，關鍵在於這個社會上的由一個個媒體或平臺所構造起來的信息傳播的結構是否合理、多樣和具有結構上的完整性。所以，與其苛求一家媒體或平臺「偏頗」。
此外，喻國明也表示：「算法的影響力越大，它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也就越大。但這種社會責任不應該完全由某個平臺、企業、機構來承擔，應該由相應的居間的第三方社會機構來進行適當的制衡。」他提出，學界已經提出了「算法評議會」的構想，未來，需要考慮「算法評議會」如何運行、以怎樣的機制進行算法評議等問題。
科技向善的三條標準
喻國明提到，談到媒體或平臺的責任，最為常見的的他們如何去幫助老人、扶助兒童或殘疾人，這些都是向善的題中應有之意，但它只是媒體或平臺行為邏輯中的小善。更為重要是如何運用媒體和科技的力量去解決社會發展、時代發展中的大問題，這才是「大善」，即是讓科技更好服務人在社會實踐當中的主體性和尊嚴，維護社會的整體健康發展、擴大人的時間的自由度和安全感。
基於上述認識，喻國明認為，包括算法在內的各項傳播技術，要想做到科技向善，本質在於以人為本、服務人的社會實踐，應堅持三條標準。
第一，社會信息的流動是否更流暢活躍。從傳播角度來說，平臺在利用算法技術進行內容分發時，應當使社會信息流動更加順暢、更加活躍，而不是相反。
第二，能否擴大人在社會實踐中的自由度和半徑。正如麥克盧漢所說「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媒介和技術是一種為人服務的工具，人類文明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人們藉助於科技與媒體不斷打破原有的實踐半徑、獲得更大自由度的過程。算法技術推動人類文明大發展，才是真正的向善。
第三，複雜變動時代，藉助於算法，可以提升人抵禦變動不居的外在世界的把握能力，降低盲目感。包括算法在內的信息技術，其形態創新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幫助人們不斷提升把握世界的能力，降低焦慮感，降低茫然無知的盲目性，這就是科技向善的最重要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