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娜迭日達·阿日吉希娜[1]
1991年蘇聯解體後二十年，更古老也更成熟的媒體控制取代了蘇聯時期的審查模式。在如今充滿懷舊氣息和失望感的大環境中，俄羅斯希望的曙光在哪裡呢？
剛剛過去的這個八月，每個人都在談論1991年八一九事件的二十周年紀念。在二十年前的那個夏天，整整三天我們團結在一起與極權主義戰鬥，粉碎了一群高層領導人試圖在米哈伊·戈巴契夫度假時發動的政變。（這個時機的選擇會讓細心的觀察家想起1964年赫魯雪夫的下臺，當時也是發生在他外出度假期間。）今年，很多俄國人都感傷地懷念那些日子，那時整個國家團結起來，充滿希望。有些人表達了感傷和失望; 另外一些人覺得困惑和震驚。但是回首往事，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俄羅斯的新歷史並非始於蘇聯的正式解體，也未始於獨立國協的成立或戈巴契夫的辭職。新歷史是從那環繞著莫斯科白宮的八月空氣開始的，是從為了保衛新生的脆弱自由而展開的民眾運動開始的。
俄國新聞界在粉碎八月政變的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做到新聞透明，並與媒體的意識形態控制作鬥爭。毫不誇張地說，我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準備好為了新自由去犧牲自己的事業、財產、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正是這一信念鼓舞了生活在一個完全封閉、專制社會中的一代代作家、記者和編輯。
當時，我為《光》（Ogonek）雜誌工作，整整三天三夜，我和我的同事、朋友、作家、藝術家以及一些碰巧在俄國開會的外國學者一起在莫斯科白宮外守候，在莫斯科的廚房裡討論我們的未來——俄國的未來，以及從冷戰陰影和威脅中釋放出來的全世界的未來。我們嚮往著作家、學者和普通百姓之間自由、愉快的交流與合作。我清楚地記得那些談話, 記得我們堅信我們可以輕鬆地建立起一個新社會，把媒體和創作從意識形態控制中釋放出來，把俄國和蘇聯那陰暗而艱難的歷史甩在身後。
今天，我們清楚地意識到那種幼稚的想法，我們在建設及保衛民主和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中所缺乏的實踐經驗給我們的歷史帶來了多麼劇烈的影響。我們的期望並沒有實現，而且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新的審查制度和各種限制取代了蘇聯時期的那些制度。
自媒體時代起，審查制度就在俄國文化史和思想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任何對俄國的過去和現代潮流有興趣的人都不應忽略這一事實。在中世紀，和歐洲其他地區一樣，抨擊教會及其領袖的文章被焚毀——有時候被火焚的也包括這些文章的作者。17世紀的俄國神父阿瓦古姆(Avvakum)因為他的言論被燒死在火刑柱上。作為那個時代最雄辯的批評家之一，幾世紀以來他在俄國知識分子心中成為言論自由的象徵。因為俄國的現代化進程比西歐國家更慢，同時專制政權保留得也更久，公共階層也因此出現得更晚。新聞界就是在毫無公共階層存在的情況下出現的。
1703年1月1日，彼得大帝頒布了一項特殊法令，宣布開辦第一份俄國報紙《聖彼得堡新聞》，這份報紙旨在宣傳沙皇的決定，傳播各種法令。審查制度也在同一天產生，並深深影響了幾年後由莫斯科大學出版社創辦的俄國第二大刊物《莫斯科新聞》。然而，《莫斯科新聞》包含了更多對政府行動的真正討論，並發表了很多俄國知識分子的新想法。所以，即便是在最初階段，俄國新聞史就反映出了以後所有時代都具有的兩大趨勢：政府的嚴格控制和旨在改善俄國人生活的高尚民生思考。這兩大趨勢通常是如此的不證自明，又結合得如此緊密，我們很難在兩者之間劃分出清晰的界線。俄國的藝術、文學和新聞歷史充滿了殘酷的 壓制和英勇的反抗的各種例證。作家和藝術家使用了各種成熟巧妙的技巧來規避審查。一代代的俄國人熟悉那些在各種限制下仍然努力自由表達的傑出人士的名字，那些呼籲同情和公正、譴責沙皇專制和集權政府的人的名字。事實上俄國所有偉大的作家都將他們的生命和才華奉獻給了這一事業。很多重要的學術文章和書籍也討論這一問題，包括G.V.捷爾科夫全面而詳盡的《俄國審查制度史》（2001年）。
從很早開始，俄國新聞界就以三大趨勢為特徵：幾乎不會令當局擔心的官方主流出版物，只能在地下傳抄或在海外發行出版的禁書，以及大部分經過嚴重刪減而得以通過官方審查的作品。傑出的作家和新聞工作者經常使用「伊索式的語言」跟他們最細心的讀者溝通：他們期待讀者能讀出字裡行間的微言大義，並領會到那些最微妙的影射與典故。米哈伊·卡普斯汀在他1988年的著作《烏託邦的終結》中討論了這三大趨勢。大部分在沙皇時代和史達林時代被禁的文學和新聞作品日後最終都大量發行並廣為人知就完全不足為怪了。
幾世紀以來俄國知識分子都將審查制度和奴隸制相提並論，並夢想著戰勝它。他們將制度的犧牲品和反對者浪漫化了，引發了推崇犧牲和殉難的反抗文化。1917年革命之後短暫的言論自由不久就被終結，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唯一的廣泛言論自由時期起始於新媒體法的頒布。這一法案首先是1990年由蘇聯議會公布的，之後在1991年12月由新俄羅斯政府頒布。這一法案——順便說一句，現在這一法律仍然存在——代表了上世紀80年代政府改革時期具有自由思想的法律人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它結束了官方審查制度，賦予任何公民或公民團體建立新媒體機構 的權利，同時授權新聞工作者抵制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編輯壓迫。很多業內人士認為這一法律在歐洲同樣的法律中是最自由、最有成果的。它是革命性的，受到了成千上萬的專業人士、專家和讀者的歡迎。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今天審查制度已經消失了。甚至在上世紀90年代中葉，那時候出版自由更明顯可見，而且媒體市場的競爭也相當地清楚，「開放化」保衛基金會主席阿里克謝·西蒙諾就注意到了審查制度在俄國存在的五種形式：政治審查、經濟審查、編劇根據個人喜好做出的審查、團體審查和自我審查。有些業內人士甚至指出了更多種類的審查，包括基於性別的審查、懺悔式審查和其他多種形式。
事實是大眾媒體和新聞業沒有做好準備來迎接失控的資本市場，也沒準備好面對媒體作為商業和政治競爭工具的趨勢。傳媒界沒有制定出詳細有效的策略來抵禦這種壓力，結果就是媒體工作者發現在僱主面前他們是多麼的無助。國有電視網和刊物仍然從國家支持中獲益，並在競爭中享受優勢，而獨立的媒體根本無力承擔來自國有媒體的壓力。新加入這一領域的媒體並沒有聯合或團結起來，結果只能越來越依賴於新的壟斷者。
這一現象的產生是因為蘇聯人對世界和自由市場抱有一種深深的超現實主義看法。很多人對自由市場的看法和早期布爾什維克對共產主義的看法差不多：他們相信那會拯救全世界，讓每個人幸福富裕。新聞工作者和作家對於真正的西方生活完全沒有概念，只是把其想像為天堂: 他們沒意識到西方制度要求辛勤的工作、專業化的團隊合作，以及與自由相伴而來的更多乏味、傳統的責任。自由像是從天堂來的禮物一樣落在了俄國人頭上，而不是在議會和社會中經過長期努力和鬥爭得來的成果。在改革時期它以一個神跡的姿態出現，而隨後又被當作恩惠由當權者賞賜下來。很多人渴望自由，但是卻沒有切實地意識到自我監控和質量把關仍然是必需的。這就是90年代初期很多媒體的質量急劇下滑的原因。在那一時期，每天至少有一個新的媒體機構註冊成立。很多新加入新聞業的人對於職業道德和質量標準沒有任何概念，而這些職業規範卻存在於在蘇聯時期最好的新聞機構中、在地下出版社中、在改革時期最棒的新聞出版單位中。新聞工作者開始為商業和政治利益服務，在大選中充當公關人員，甚至接受賄賂。腐敗在業內迅速蔓延，而改革時期對於媒體的尊重和信任卻垮掉了。
到了 21世紀初，當普京政權開始強化國家權力結構、聯合區域精英時，新的輿論製造者抓住了這一時機。新聞工作者不再被當做重要的參與者，他們被簡單地看成、描繪成服務人員。震驚俄國的第二次車臣戰爭和恐怖襲擊促使政府發布新的「信息聲明」這一法令，旨在約束媒體機構和工作者收集、發布信息。自「9·11」事件發生以後，反恐為加諸媒體的各種新限制提供了藉口。批評人士強調改革時期的媒體法案沒有起到應起的作用，而針對新聞業的投訴和司法案件成了一種新出現的媒體審查工具。
反極端主義法案實際上也是一種嚴厲的審查制度，這一法案規定任何批評政府職員、官員或警察、人大代表等團體的人都是極端主義分子。每年有超過5000起對媒體和媒體工作者的投訴提交歸檔（這並不需要交納任何投訴費），而那些投訴者（通常是政府官員）所要求獲得的精神賠償大約為一百萬美金。這些賠償金額對獨立媒體和新聞從業者來說難以置信的。雖然經過數月的審判，賠償金額一般都會減少，但是這類情況畢竟給媒體造成了很多困難。
廣告政策製造了另一種隱形的審查。廣告公司是不會與那些嚴厲批評政府的媒體機構合作的。他們不想破壞他們與權力機構的不道德關係。有些媒體機構根本拿不到廣告，而在經濟危機出現時他們也得不到政府補助：補助只給那些甘當政權傀儡和與政府權力層有關係的「良好」媒體。毫無疑問，腐敗是現今俄國各種審查形式的根源所在。國家對於發行的壟斷和對數位電視的全面控制也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
最極端的審查方式是對自由文字的暴力和對記者、編輯人員的暴力。所幸，今天記者、博客寫手不會再因為自己寫的東西蹲監獄。但是十年來，每年的12月5日俄國記者聯合會發起的遇害記者紀念日仍舊提醒著我們這一國家悲劇和恥辱。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和娜塔莉婭·埃斯蒂米洛娃的遇害舉世聞名，但仍然需要進一步的調查，而類似情況的案件更多，只是造成的影響沒有那麼惡劣。俄國記者聯合會、「開放化」 保衛基金會和國際記者聯盟一起為那些被害的、死亡原因不明的或者自1993年後失蹤的俄國記者建立了一個資料庫（這個資料庫有俄英兩種文 字，可查詢www.journalists-in-russia.org)。這個資料庫包括了330個人名、個人故事、法律案件的法庭信息及調查信息。俄國新聞工作者把這個資料庫叫做紀念那些死去的同僚的虛擬博物館。另外一個最近建立的資料庫記錄了新聞工作者遭受的毆打、威脅和其他形式的襲擊以及受到明確的審查的情況。
新聞業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新聞工作者和專業人士就新聞業的重要性問題進行了多次公開的討論。他們希望這些資料庫和公開討論能夠有助於結束那些新聞工作者們所遭受的非法襲擊。
事實上，順便說一句，在市場改革和民主發展二十年後的今天，很多俄國人仍然支持政府審查制度。民調顯示50%—70%的俄國人希望能重新建立對媒體內容的控制，首要目標即為規範其倫理內容。令人驚訝的是，俄國記者聯合會做出的調查顯示大約20%的俄國媒體工作者並不反對政府審查（85%的記者聲稱他們在工作中受到了審查）。卡蘇汀的一項最新調查表明，在俄國正式註冊的超過90000家新聞機構中，只有10%是真正獨立的。政府的直接控制和施壓、各行政區的日常實際情況、缺乏由公共資助而獨立於商業和政治壓力的媒體（比如BBC和NPR)威脅著新聞業的未來和現代化自身的發展。新聞工作者已將這些數據遞交給梅德韋傑夫總統，並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情況的合理化建議。他們尤其要求新的立法，把網際網路和全球化等新的現實因素都考慮進去。
俄國的政治領導根本不會公開承認任何形式的審查制度的存在。梅德韋傑夫總統願意會見新聞工作者，並表達了他個人對奧列加·卡辛於2010年秋在莫斯科遭到毆打這一事件的關注和焦慮，而奧列加·卡辛事件僅僅是最近一系列針對一些直言不諱的新聞工作者的襲擊之一。梅德韋傑夫總統對民主觀念和法律治國的執著對國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總統和所有的決策人都非常喜歡網際網路，他們使用網際網路，對網際網路作出的回應也比對傳統的媒體要頻繁得多。博客寫手們對政治也有很大影響，而網際網路更難控制和審查，但是網際網路也充斥著虛假信息。今天，已經有45%的俄國人使用網際網路，而大城市的年輕人幾乎每天都使用網際網路。網際網路也有助於克服文化中的經濟審查：很多作家都把他們的作品放到網上。
但是技術顯然並不能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同樣清楚的是今天的媒體領域和社會各方面都面臨著更加多元的局面。審查制度在當下絕不僅僅是政府控制和檢查。它滲透到了俄國大眾媒體的每個方面，影響著整個俄國社會，並塑造著當今俄國人的思維方式。只有自由的人才能發展自由的傳媒和文化，才能建立一個透明的社會。這不可能一蹴而就，還需要時間和我們的努力。
俄國大眾媒體的多樣性正是當今俄國社會的寫照：新聞領域的多元化正如這個國家一樣。根據一項題為「俄國民主核查」的意見調查顯示，俄國各個地區之間在管理、經濟發展、生活水平和對公民社會的參與度上的差異遠大於歐盟各國家之間的差異。
但是讓我們來試著提出一些基本問題。今天的俄國有言論自由嗎？對於無限擴大的政府控制和市場壓力，這些壓力幾乎和國家的「慈父般的關懷一樣強大，媒體有沒有能力提出一些反對意見？擺在俄國新聞工作者面前的未來是什麼？這些問題最近被職業記者群體廣泛討論，激起了激烈的爭論和觀念上的衝突，而大多數的討論都帶有清楚的悲觀色彩。確實，有很多理由讓我們悲觀。
另一方面，我們也有理由樂觀一點。雖然有來自政治和經濟上的壓力，全俄各地有成百上千的勇敢的獨立出版物正在向讀者講述真相，成千上萬的新聞工作者明白他們的職責是告訴讀者發生了什麼並保持公正, 他們積極地介入社會生活，保護那些受騙或被剝奪了權力的公民，追究那些犯罪人的責任。在我到過的每個城鎮跟這些新聞工作者見面，讓我真誠地為我的同僚和整個俄國新聞界感到驕傲。
他們希望生活在一個自由、透明、開放的國家，比起他們的前輩來，他們的幻覺要少得多。他們使用網際網路跟外面的精彩世界交流。他們並不認為俄國人受到的磨難是獨一無二的，也並不認為俄國比別人需要更多的同情。他們不願成為奴隸或信息僱工。他們願意做誠實、負責的人，願意報導真相、調查不公的情況，即便他們的薪水少得可憐。這樣的人當然不是大多數，但是有很多這樣的人。我相信他們一定能克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和正在出現的新審查制度。
八月，我們懷念我們職業生涯和私人生活中那最美好的日子，在那些日子裡，我們開始明白未來掌握在我們手中，在我們的決定和我們的行動中。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尤其應該記住不僅僅在流產的政變這種革命過渡時期，也在每個平常的日子裡，我們的未來和自由是由我們決定的。安東·契訶夫一百年前著名的吶喊「每天都擠掉你的一點奴性，一點一滴地」，今天聽來仍然正確無比。
[1] 娜迭日達·阿日吉希娜（Nadezhda Azhgikhina)是一名記者、作家，並擔任俄羅斯記者聯合會的執行秘書長。她在莫斯科國立大學新聞學院（她目前在此學院執教）獲得了俄國文學博士學位。她撰寫、編輯了七本著作，主題包括文化、新聞、人權和性別平等等。此外.她為《小火焰》、《獨立新聞報》和《周二經濟》等刊物撰鎬，同時也是俄國作家協會、國際筆會俄國協會、國際記者聯盟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