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養、階級和自我規訓

[摘要]青年女權行動派們，對教養二字尤其反感。在她們眼中，教養便意味著規訓，如「女德」一般，意味著男權社會的壓迫性秩序，除了徹底推翻並無其他選項。

作者：吳強（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學者）

每次長假，似乎都是國人素質的大曝光。小孩街頭拉屎現象已經從香港移到了倫敦，而老人碰瓷、年輕人隨意毆打店員也在450萬佔領日本的大軍中蔚為可觀，至於大聲喧譁、隨地吐痰、亂扔垃圾之類尋常惡習早已成為中國人的標籤了。這很容易讓人痛心「禮儀之邦不復」。關於美德價值觀等教育口號各處張榜，儼然「新生活運動」再現。然並卵。還是回到問題本身，談談素質背後的教養問題。

這幾年，與這些陋習有關的教養欠缺，早已是微信上的常見話題，除了對層出不窮「碰瓷」事件的聲討，還有「最後民國淑女」、培養貴族要幾代之類的心靈雞湯。之所以稱其雞湯，是因為當下充滿暴戾的社會風氣和社會衝突中，奢談教養似乎很不政治正確，類似於「民主素質先決論」。特別的，在所有人群中，以年輕的社會行動者——比如青年女權行動派們，對教養二字尤其反感。在她們眼中，教養便意味著規訓，如「女德」一般，意味著男權社會的壓迫性秩序，除了徹底推翻並無其他選項。事實上，她們在無論私下或者公開辯論，還是日常行為模式中，也多拒絕所謂教養。或者動輒惡言相向不同意見者，或者熱衷各種公共曝光博取眼球，也常常不擇手段攫取男性資源為己所用，為了反男權而寧願變成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如果作為政客，這樣做無可厚非，但是如此反教養的態度往往深刻影響著運動倫理。

的確，教養本身，從一開始就帶有極強的階級性。教養，字面意思是父母教育，即家教，從餐桌禮儀到睡前講故事。但是，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教養與社會階級緊密相關，社會階級也就是有著相似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人群對教養的影響遠遠超過家庭本身。例如，在古希臘，教養和公民素質緊密相連，指的是人在公共場合應當表現出足夠的尊嚴、得體和交流能力。教養這一社會化過程就等同於民主養成，只是，這種教養局限於「公民階級」，區別於奴隸階級和異族。在古羅馬時代，離開了城邦民主，教養開始變得只為貴族所有，貴族們必須從小學習希臘語甚至北方異族的語言以及大量哲學課程。但是到公元三世紀中葉，這一傳統難以為繼，羅馬文化全面粗鄙化，文化墮落和羅馬衰亡幾乎同時開始了。直到中世紀後期的14-15世紀，歐洲貴族之間還有著動輒決鬥的暴力傳統，約26%的貴族死亡都與決鬥有關。只有在各國王室下令禁止後，鬥毆成為貧民和中小階級的專利，教養才突然間變得似乎成為貴族的代名詞了。但是，真正的教養時代則是到了資產階級興起，紳士轉而成為教養的代表，一個較貴族更為龐大的社會階級，包括了新興資產階級，教養與階級社會及其道德化，也就是黑格爾所論的市民社會，便緊密相關了。教養成為資產階級表達自己、維護權益以及進行階級再生產的社會結構。

不過，從19世紀中期以降，雖然隨著國民教育的普及階級差異逐漸縮小，特別是到戰後，普遍富裕、福利國家、大眾傳播和消費主義進一步消弭了階級差異，也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人們的教養差異，無論口音服裝，還是行為舉止，都高度相似，教養的階級差異似乎不再有意義了。但是，根據MelvinKohn長時段的經典研究，社會階級對教養的影響並沒有消除，而是更多地體現為更遵守權威和更反叛、獨立方面，也就是說，底層與工人階級家庭的教養，更偏重服從，塑造著權威性人格，而中產階級的教養則更多地鼓勵獨立思考，後者更容易產生反叛。這可以解釋戰後的社會運動主要是中產階級子女的階級反叛，與戰前迥然不同。換句話說，反叛，即指向自身階級以及自身階級所嵌入的威權制度，構成了戰後社運的主旋律，而非單純的階級反抗。後者意味著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反抗，在戰前的階級鬥爭為主要形式的運動和革命中是主流，其時的動員者儘管也是來自精英階級，卻只是少數的運動領導者，而非動員主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必要仔細區分反叛與反抗。

比如那些青年女權行動派們，自認為享受計劃生育政策利益和高考擴招機會、得以從底層階級上升並完成高等教育而躋身中產門檻，就很容易在反抗男權——特別是中產階級的過程中，將反抗無限擴大至社會，乃至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如誠實、忠誠和自由生育及撫養後代等。殊不知，她們只是從底層經驗出發反抗一個較高階級，以底層的粗鄙方式進行反抗，並無多少創造性。畢竟，她們迄今為止絕大多數行為藝術或者抗爭劇目都來自抄襲，因為她們的反抗而非自我階級反叛，而難以建立起真正的反思或批判，然後導向創造。更難以將反抗溯及階級制度的背後，也就是父權國家，因而極易被實質為國家主義的新左所蠱惑，以為與勞工運動的結合便能消弭自身的抗爭軟弱性，一種為街頭藝術所炫目的偽激進主義。

因為，繼續深究，相對Kohn的研究，中國的社會階級和教養關係以及當下所面臨的挑戰有著兩方面的重大差異。一方面，歷史主義地說，現代以來的中國社會並不算一個「教養社會」。當傳統教養如朱子家訓代表的鄉紳士大夫階層被現代革命完全消滅，一個新的講究教養的社會階級迄今凡66年也未形成，無論哪個階級。革命者後代們的教養水平並不比底層階級好多少，而所謂普遍的服從也許只是表象，與教養無關，關乎強制無所不在，關乎唯物辯證法的教育徹底，關乎1970年代逐漸形成的「單位」權力，關乎1980年代以來獨生子女政策下製造的「小皇帝」們的放縱和自私主義泛濫。結果，迄今為止，由於數代人教養的缺失，中國並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規訓」社會：法律規範的崇高性和嚴格性並未得到普遍承認，遑論進入日常生活；道德的崩塌自不用多言；衛生的訓練和紀律的養成，也在退化；個人行止和修養，混亂不堪，並無一個可觀察到的社會標準，或者階級分野。這是我們看到各種社會亂象的重要根源，無論境外旅遊的國人表現，還是境內的日常生活。

這一背景下，談教養便有其特殊意義，並非簡單地指向諸如新興中產階級的再生產，而是強調通過主動的自我規訓建立起新的倫理，新的共同體，作為一種反叛。例如，為拒絕整齊劃一的國民教育，而湧現的許多自創民間學校和教會學校，許多知識分子母親開始放棄工作專心家庭教育。尤其後一點，最近常為一些女權主義者抨擊，被認為是保守的家庭回歸。而在通過自我規訓重建教養的意義上，這樣的努力可能才是社會的重建，最為積極的努力。還有成人後個人化的努力，從長跑到健身瑜伽，到素食主義或者拒絕秋褲運動，到每日男刮鬍子、女剃腋毛、保持個人清潔這樣簡單的日常衛生養成，都是個體教養缺失、對散漫無規訓社會的抵抗，朝向一個新社會階級的重塑，打破既有的階級結構和階級隔離。而我們每日面對的這麼一個無規訓、野蠻叢林的社會，也許正是威權主義的父權家長制賴以維繫、甚至更樂於懶惰地從歷史合法性尋找其基礎的基礎，即輕易訴諸所謂民眾的素質問題，和當局管制的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階級鬥爭理論相反，也與近年來新左派們痛心疾首工人階級的消失而致力於新農民工的「新工人階級」的構建運動不同，階級這個概念，也許從來沒有像今天那麼無意義。這裡既有福利國家體制建立之後的長期趨勢，傳統的基於生產資料佔有的階級關係被打破，代之以再分配為主導的超階級關係。中國前三十年的運動打破了舊階級體系，構建了一個只有幹部和群眾的社會結構，最近三十年的市場化改革則在兩者之間創造了新的中產階級。但是即使這一新興階級，也不是一個自為的社會階級，而更接近齊澤克意義上的「逃逸階級」。即，階級是逃逸的，從舊的階級結構中逸出，包括他們僅有的殘存階級符號，既不擁有政治代表，也不在再分配談判中佔有一席之地。這種後工業化社會的情形居然早早地適於描述中國的中產階級，不僅包括有車有房有高收入職業和溫馨家庭生活的所謂新中產階級——他們沒有參與城市管理的權力，或者社區管理的參與權力，甚至從所謂戶口到生育的權力。他們只是幸運地脫離了底層階級生活，在成功夢想或者創業雞湯中的倖存者，僥倖地暫時避開直接的制度壓力。那些年輕女權主義者同樣如此，她們或他們都不過是逃逸者。

更重要的，這樣一種超越階級的集體逃逸，從屌絲到殺馬特，從女權到新中產，都在在打破了既有的階級結構和階級隔離，再無從以階級為單位進行動員，只能湧向唯一存留的公共空間。也意味著，反之，任何以繼續階級為動員的運動，無論新工人階級運動，還是女性階級運動（假設社會按性別抽象為男性－霸權和女性－受壓迫兩個階級），都難逃階級－國家框架下的吸收，理論上當然既包括社會民主的合作也包括法西斯主義的利用。

那麼，教養，特別是新的社會階級所形成的自我規訓，在這一未來願景下意味著什麼就不言而喻了——在逃逸的短暫自由中獲得認同和重新集結的能力。屆時，最有教養者，即克制、理性、勇敢、忠誠的公民，或許才是真正的激進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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