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成員的「罪行」與國立青島大學校長的辭職風波

2021-01-19 新京報書評周刊

民國時期,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聘請了一批「新月派」成員為教職工,緊接著校長便因學生抗議而辭職。在過去的論述中,學生不滿於「新月派」在校務工作方面的學閥作風,發起抗議而導致楊振聲的辭職風波。楊振聲辭職真與「新月派」有關嗎?事實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撰文 | 張家豪

1930年國立青島大學成立後,楊振聲校長將其在北平結識的幾名「新月派」故友聘為教員。按以往記述,「新月派」教員是校內學閥,平日幹涉校務,致使學生在1932年夏發起抗議,而楊振聲則被指為「濫用私人」,並在校內「大同盟派」及「何思源派」的排擠下與數名「新月派」背景的教員相繼離職。

但實際上1930年代的國立青島大學校內教員關係和洽,楊振聲離職的原因主要在於學生運動及政府方面的壓力,並無來自教員的「排擠」,而所謂「大同盟派」亦屬子虛烏有,這種派系之爭的傳言主要出於學生反抗策略的需要以及學運領袖晚年的回憶。

本文出處:《近代史學刊·第21輯》,馬敏主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近代山東高等教育發展緩慢,省內第一所國立大學——國立青島大學直至1930年秋方才成立。學校規模有限,然而「科研勤奮,校風樸質,溫古崇新,無學術門戶之見」,各教職員一直關係融洽。不過1932年6月,部分學生因不滿校方修改學則而發動罷課罷考,此次抗議持續兩個月,導致楊振聲校長辭職,多名教員離校,青島大學(以下簡稱「青大」)遭遇不小打擊。

根據部分當事人的回憶,「六月風波」主要針對「新月派」教師對校務工作的幹涉,同時涉及校內「大同盟派的趙太侔」、「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派的杜光壎」與「新月派」的內爭;「趙太侔跟何思源一起把楊振聲擠走,趙太侔就當了校長。那種社會,你不擠掉他,你也呆不下去。」

不過,學生與「新月派」教員以及楊振聲本人的爭執起因為何?所謂「大同盟派」、「何思源派」與楊振聲的內爭又是否存在?這些是否為楊振聲離職的原因?以往學人在討論楊振聲以及青大「新月派」時重在敘述其辦學實踐和日常活動,涉及楊振聲辭職的原因以及學校內部的派系問題時往往語焉不詳,或直接引用上述當事人的說法後簡單帶過。本文將對青大內部派系的緣起、互動以及楊振聲離職的具體原因進行詳細梳理和考察。

01

「新月派」進入青大

自1920年代以來,媒體對學界拉幫結派的官僚化傾向不無譏評,尤其對於長期把持北大的「太炎弟子」頗多詬病。因而某位學人一旦被論敵冠以某派系的「走狗死黨」,簡直如蟻附羶,避之唯恐不及。於是,魯迅不得不一再澄清自己絕非「某籍某系」,顧頡剛寧可就職於教會大學,也儘量避免與同學舊友共事,以免招尤納侮。但一般而言,當時文藝界及教育界為便利起見,常習慣於將某些社團或報刊同人統歸為「某某派」,即使社團內部各人意見立場不盡相同。

國立青島大學成立後,聞一多、梁實秋、陳夢家、方令孺、費鑑照等學者先後來校任教,他們即所謂的「新月派」教員。當時學生中間還流傳著「新月派包攬青大」之類說辭,王林即王弢,李林即李仲翔,兩人是1930年代青島大學的學運領袖。可見其地位之高。那麼青大校內的「新月派」之名從何而來?這與他們此前的經歷有關。

「新月派」最早得名於徐志摩、胡適、丁西林等人於1923年在北京發起成立藝術團體「新月社」(社名源自泰戈爾的《新月集》),社員以《現代評論》及《晨報》各種副刊為言論舞臺,發表新詩、政論、散文或譯作,倡導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和「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理念。聞一多留美時期,在紐約與趙畸(字太侔,北京大學畢業生,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戲劇,後任青大教務長)相識,兩人1925年6月結伴回國後,一同參與創立北京國立藝專。

恰在此時,聞一多因向《現代評論》投稿而結識該雜誌編輯楊振聲,兩人成為好友,隨後聞一多又加入新月社。1926年1月,聞一多在致梁實秋信中稱「時相過從的朋友以『四子』為最密,次之則鄧以蟄、趙太侔、楊振聲等。國家主義的同志中有一般人也常到我家裡開會,新月社每兩周聚餐一次」。四子為朱湘、饒孟侃、楊世恩、劉夢葦。

同年4月,聞一多、楊振聲、徐志摩創辦《晨報·詩鐫》,《詩鐫》停刊後,聞一多與趙畸續辦《晨報·劇刊》,楊振聲、梁實秋均曾為《劇刊》供稿。不久,北京教育界爆發「八校欠薪」風波,各校學潮不斷,政治形勢日趨緊張,聞、梁、趙、楊四人先後離京。1928年3月10日,《新月》雜誌在上海首刊後,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先後擔任主編,聞一多還將其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即後來的中央大學)的學生費鑑照和陳夢家的文章推薦給《新月》發表。

聞、梁二人的政治及學術立場,充分反映了新月社成員的普遍取向。聞一多早年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對共產主義持反對態度。留學美國期間,他與好友梁實秋及部分中國留學生曾在芝加哥聚會討論,「認為現在國家的危急的處境,不願侈談世界大同或國際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宜積極提倡國家主義(nationalism),厲行自由民主之體制,擁護人權,主張國家倡導從農業社會進而為工業社會,反對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之共產主義」,最後與會諸君成立一個鬆散的團體「大江會」,「信仰大江的國家主義」。「大江」即象徵中國之偉大悠久。

回國後,聞一多依然堅持此立場,並與中國青年黨人來往頻繁。在寫給梁實秋的信裡,他稱中共黨人為「赤魔」。梁實秋晚年曾回憶,「一多對於國家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衝突與鬥爭,雖非積極領導的分子,但是確曾躬與其役」。聞一多對階級鬥爭觀念和共產主義者的排斥一直持續到抗戰後期。

1927年1月,梁實秋在《復旦旬刊》創刊號發表《盧梭論女子教育》,梁認為男女在「自然」上便是有差別的、「不平等」的,所以現代人即使主張女子經濟獨立、可以做「時髦女子」、可以經商從政,即使女子在這方面比男子做得還好,「她已失去了她的女子特性」。該言論在上海文壇激起軒然大波,魯迅1928年1月起接連在《語絲》發表《盧梭和胃口》、《文學和出汗》、《擬豫言》等文章指斥梁實秋,魯迅好友鬱達夫也在《北新》半月刊發表《盧騷傳》、《翻譯說明就算答辯》等文章,暗示梁「多讀幾年盧騷的書再來批評他罷」。此後直到1930年代中期魯、梁及雙方支持者又為「文學的階級性」、「硬譯」等問題論戰不斷,由學術爭論發展到意氣之爭,互相攻擊對方「拿蘇俄盧布」、「資本家的乏走狗」。

梁實秋的「論敵」,並不只魯迅一人。梁氏留美歸國後,致力於宣傳其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倡導的新人文主義理論,對時下部分文人頹廢糜爛的生活方式頗為不屑(主要指鬱達夫等創造社成員),他認為:「在我們中國『文人無行』已成為一句成語,假道學的口吻固然令人討厭,真荒唐的行為豈是應得鼓勵的?」緣此,1927年春梁實秋在上海編《時事新報·青光》,以漫畫形式攻擊張競生的《性史》,梁實秋認為此事並非針對張本人,而是「當時冒張先生之名而印行的《性史》有十幾冊之多」,而且上海不少小報,「不是鴛鴦蝴蝶,便是低級趣味」,亦是《青光》的批評對象。但張競生對此大為不滿,遂在自己主編的《新文化》月刊上以極下流之辭攻擊梁氏。

此外,梁實秋的論爭文章大多發表於《新月》,而胡適、羅隆基也在該刊發表抨擊一黨專政、倡導自由民主的文章(後收入《人權論集》),招致國民黨當局不滿,不久《新月》便被迫停刊。雖然梁實秋對自己被歸為「新月派」感到啼笑皆非,梁實秋後來在臺灣回憶,「新月派」這一頂帽子是「自命為左派的人所製造的」,他們不過是一起辦雜誌的一伙人,並非一個有組織有共同主張的團體。但在1920—1930年代,《新月》雜誌同人與創造社、左聯及國民黨當局都「結下梁子」,備受攻擊。直到抗戰時期,梁實秋與左翼文人(他稱之為「左翼仁兄」)仍不斷發生爭論。

1928年,聞一多經王世傑之邀來到武漢大學任文學院長,不過武大在1930年夏爆發學潮,聞一多成為被攻擊的對象,無奈辭職赴滬;正在上海任教並主編《新月》的梁實秋,亦陷入滬上文壇的筆戰,不堪其擾。此時,兩人的故友楊振聲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國立青島大學校長,正在滬為學校物色教員,在楊氏力邀下,聞、梁攜手來青,分別主持青大中文系與外文系的教研事務。兩人與隨後到校的方令孺、陳夢家、費鑑照等教員,之前均與新月雜誌社有或多或少的交往,被學生稱為「新月派」教員。

聞一多、梁實秋、楊振聲在京滬各地的經歷,多少影響到三人對青大教員的甄選及治校風格。楊振聲雖非新月社同人,但一向與「新月派」及「現代評論派」諸君交好;另一方面,楊振聲與魯迅素無交情,與左翼文學家群體保持一定距離。楊振聲的成名作——小說《玉君》得到「現代評論派」成員陳源的高度讚譽,後者稱之為「中國新出的最有價值的書11種」之一;而魯迅並不認同《玉君》「說假話才是小說家」的敘事方式(但對楊氏其他作品如《漁家》則予以嘉賞)。

1930年冬,廢名想在青大謀一教職,託恩師周作人致信楊振聲求情,此前周作人曾向楊振聲推薦楊晦被婉拒,便不想再碰釘子,又寫信給俞平伯請其幫忙。1931年1月,俞平伯在清華大學也收到廢名的求助信,但他直接勸其打消去青執教的想法。學人多以此事證明楊振聲聘教師「不徇私情」,但廢名素與「語絲派」人士過從甚密,加之脾氣古怪,難免不為楊振聲所喜。與此同時,趙少侯、沈從文等曾經《語絲》的「論戰對象」——《現代評論》撰稿的學者卻陸續被楊氏延聘,聞一多也將自己的好友及學生招徠至校。

「新月派」教員在青大校園聲望甚高,不僅校長楊振聲、教務長趙畸與他們關係密切,全校教職員亦大多傾向「新月派」。他們秉承之前新月社倡導的治學理念,強調為學術而學術,主張學生應埋首書桌、潛心學業,不應過多涉足政治、介入社會事務或黨派活動。1931年7月,青大召開第23次校務會議,針對「每學年必修學科有三門不及格,或全學年所修學科有二分之一不及格者」如何處理一事展開討論,教職員中梁實秋等三人主張開除之,但經舉手表決後,最終議決「每學年必修學科有三門不及格,或全學年所修學科有二分之一不及格者,留級一年,四年中留級兩次者,即令其退學」。

此規定施行不到一年,1932年4月學校第43次校務會議,又將該條學則改為「學生全年學程所修學程有三種不及格或必修學程二種不及格者,令其退學」。此外,1931年底青大學生赴南京請願歸來後,聞一多曾主張開除請願學生首領,雖然最後並未落實,但「新月派」教員嚴厲的治學態度亦可得窺一斑。

國立青島大學

02

楊振聲受累「新月派」

楊振聲長校期間,青大曾經爆發三次風潮。第一次是1930年底反對甄別證書事件,由於教務長張道藩找來軍警幹預,很快平息下去;不過,據次年青大參與反對「學分淘汰制」罷課活動的學生印發的《驅聞宣言》所講,張道藩離校後曾表示通知軍警者為聞一多,這成為學生指責聞一多的另一項「罪行」。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各地學生對國民政府的妥協政策深感不滿,相繼赴京請願抗議,青大全校學生當年底亦衝破各方阻撓奔赴南京請願。梁實秋回憶道:

北方學生一批一批湧向南京,在南京也造成了紛亂的氣氛,我們冷靜觀察認為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們無法說服學生不這樣做。學生團體中顯然有所謂左傾分子在把持操縱,同時學校裡新添了幾個學系,其中教員也頗有幾位思想不很平正的人物在從中煽惑。在校務會議中,我們決議開除為首的學生若干名,一多慷慨陳詞,認為這是「揮淚斬馬謖」,不得不爾。

楊振聲同情學生的愛國熱情,但又感難以向政府交代,便主動呈請辭職,後在教育部挽留下繼續長校。他並未狠心開除請願學生,只是將幾名學生領袖以布告的形式記過了事。但聞一多和梁實秋在校務會議上處理罷課的嚴厲態度招致部分學生不滿,成為1932年6月學運中二人的「罪狀」之一。

1932年4月,校方修改學則,對學年課程不及格者予以重罰。此項決策招致學生抗議。在部分左翼學生看來,校方是「陰謀開除大批進步學生,並且逼著一般學生死讀書而無暇關心國家大事」。此時,學運領袖將鬥爭矛頭指向「新月派」教員,指出「新月派」曾經對學生借閱書籍嚴加限制:

(「新月派」)除了在講堂上傾銷反動透頂的英美資產階級毒品以外,還用「焚書坑儒」的辦法,取締圖書館裡極有限的幾本馬列主義的英文著作和中文的左翼文藝書刊。圖書閱覽室裡原本有一部左翼刊物《新文藝》,這一期上有馬雅可夫斯基《談詩》一文的譯文,支部用它作為培養赤色群眾的武器,忽然有一天不見了,黨團員以為收藏起來了,就問圖書館管理員。圖書館管理員說是被館長梁實秋檢查出來禁止出借了。她並且指著堆在屋角的其它被禁止借閱的革命書籍叫黨團員看。

1932年5月,學運領袖在上海左翼文學刊物《文藝新聞》發文,稱青大現在完全被「新月派、民生派等國家主義者所統治」,學生在校園貼出壁報,抗議「新月派」在圖書館內「清書」,將魯迅、蔣光慈等人的著譯作品「不下二百餘種完全清出」,但「新月派小說家沈從文和詩人陳夢家冒雨來看了之後,不到一個鐘頭,壁報就被撕去,代替的是嚇的『訓令』,學校當局調遣一批走狗同學暗中調查辦報的人,新月派所施行的自由主義德謨克拉西,原來如此!」

楊振聲受到來自政府和學生的雙重壓力,5月初赴南京辭職,之後回北平靜養。聞一多受校務會議委託,來北平勸說楊氏回校,楊、聞回青後,校中謠言四起,稱聞一多北上是「逃走的」。學生在罷課示威之餘,還印發《驅聞宣言》,聲稱聞一多「援引了好多私人及其徒子徒孫,並連某某左右其手包圍楊振聲校長」。梁實秋曾回憶,罷課學生在教室黑板上畫了一隻烏龜和一隻兔子,旁寫「聞一多與梁實秋」,還題了一首抗議聞一多的「新詩」:

聞一多,聞一多,你一個月拿四百多,一堂課五十分鐘,禁得住你呵幾呵?

聞一多上課有「呵呵……」的口頭禪。聞一多深感無奈,在給饒孟侃的信中抱怨:

現在辦學校的事,提起來真令人寒心,我現在只求能在這裡教書混碗飯吃,院長無論如何不幹了……我與實秋都是遭反對的,我們的罪名是「新月派包辦青大」,我把陳夢家找來當個小助手,他們便說我濫用私人,鬧得夢家幾乎不能安身……你在他處若有辦法最好,青島千萬來不得,正因你是不折不扣的新月派……在這裡我兩人幾乎是自顧不暇了,實秋的系主任與圖書館長也非辭不可,沒想到新月派致之害人一至於此!……大風潮又來了,正寫信時,學生提出五項要求給校長限三日答覆。其中一項是圖書館買書應不限任何派別,各種書都買。這又是為新月派而發的,因為從前已有過新月派包辦圖書館的煩言。

6月底,因未得到滿意答覆,大部分學生在王弢等人率領下宣布罷考。而此時學潮針對目標已不僅是聞、梁,楊振聲與教務長趙畸在部分學生眼中也已成為包庇「新月派」的幫兇,必欲逐之而後快。罷課學生發表《全體學生否認楊振聲校長並驅逐趙畸、梁實秋宣言》,稱楊振聲「職長青大,於茲二年,善政不聞,過失彰著,耗費公款,濫用私人」,趙畸則「平居無建樹之功,遇事起摧殘之念」,梁實秋「與聞一多狼狽為奸,操縱校務,欲以新月派一手包辦青大,對職務不謀盡忠,對學生唯取壓迫」,尤其痛斥趙、梁在上年底處理赴南京請願學潮時的嚴厲態度。

可以肯定的是,這次風潮,事先有中共青島市委和青大地下黨學生俞啟威、王弢、李仲翔等人的周詳策劃,從偶爾抗議發展到集體罷考,均在學生領袖的計劃中。俞啟威1931年秋考入青大後,與中共黨員王弢成為好友,兩人合作發起海鷗劇社從事文藝活動。從《全體學生否認楊振聲校長並驅逐趙畸、梁實秋宣言》的主題和文風以及當事人事後回憶看,其雖聲稱代表「我青大全體同學」,但應該出自李仲翔或王弢手筆。

聞一多、梁實秋之所以被罷課學生針對,連累楊振聲一併受到抨擊,關鍵在於「新月派」教員嚴厲的治校風格以及對左翼文化的排斥態度,同關心國運的學生產生極大衝突。其實,「新月派」教員平日在學校裡與同事及大部分學生相處無礙。楊振聲時期的三次學潮,教員中基本無同情罷課學生者,而學生中亦不乏「新月派」的擁躉。梁實秋在青大授課極受學生歡迎,以至於學生聯名勸挽其赴北大任教;聞一多被迫離校前,也有不少門生如冉昭德、臧克家、王先進、許星園、李桂生等為其送行。其實,當年青大校內有《新月》背景的人,亦非鐵板一塊。沈從文經新月派骨幹徐志摩推薦至青大任講師,但其在教員中較為邊緣化,而沈氏創作的小說《八駿圖》因有諷刺聞一多和梁實秋之嫌,導致幾名同仁對沈不滿,此種情形在當年青大教師群體中極為少見。

關於圖書館「清書」問題,最早傳播此事的,便是青大學生投在《文藝新聞》裡的那篇文章,連魯迅也有所耳聞,但梁實秋晚年否認了「封殺魯迅著作」的傳聞,只承認將書架上的「低級黃色書刊」取去註銷。當然梁實秋出於個人偏好,確曾採購大批莎士比亞著作及相關研究書籍,因而有學者認為梁有無清空魯迅作品及左翼書籍之行動,直到現在都是一樁「迷案」。不過外文系學生郭良才當年可從圖書館借到柔石的《舊時代之死》、敘述日本社會主義者生活的小說《戀愛與牢獄》以及抨擊資本主義制度的小說《密探》等書,或可間接證明梁實秋並未清除左翼書籍。

因而「新月派包辦青大」之辭,主要反映了「新月派」與青大部分激進學生關於「革命救國」抑或「安心學業」兩種取向的分歧。當時的激進學生多奉魯迅為精神導師,魯迅對「新月派」人士的抨擊自然會對青大學運領袖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俞啟威考入青大前曾是前上海南國社成員(南國社解散後,其成員多加入左翼戲劇家聯盟),他來青後與「劇聯」領導人之一的趙銘彝(也是前南國社領袖)取得聯繫,秘密成立「劇聯」青島小組。而海鷗劇社所演劇目多為「劇聯」成員作品,可見上海左翼文化運動對青大學運的影響。

學潮平息後,聞一多、費鑑照、陳夢家陸續離校,梁實秋則在楊振聲勸說下留在外文系繼續任教,但為「避嫌」起見,辭去了圖書館館長職務。數十名學生被「甄別」後開除(包括李仲翔及王弢)。而楊振聲在被學生指為「濫用私人」,受到攻擊後,連續三次向教育部遞交辭呈,終得批准,赴北平編纂教科書。

新月派部分成員

03

所謂「大同盟派」排擠楊振聲

前文提及的「大同盟派」,又稱「孫文主義大同盟」或「中山主義大同盟」,是北伐前國民黨中央黨部北京政治分會成立的一個鬆散組織。1920年代北京政局動蕩、經濟困窘,校內學術與言論環境日趨惡劣,不少學生同情革命,加入國民黨。國共合作以後,在北京的不少國民黨青年黨員(多為學生)標榜徹底貫徹三民主義的政治主張,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思想,成立「孫文主義大同盟」。

「大同盟」以郭春濤、王振鈞等北大學生為代表,擁護丁惟汾、王樂平(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委員)、路友於、顧孟餘(北大教務長)等黨內大員。該社團成員遍布各省(以山東和湖南人最多),一度多達數百人,主要活躍於華北和長江流域。1926年後,大同盟成員逐漸分化,路友於等人雖與共產黨為敵,卻也同國民黨內的「西山會議派」和「CC系」水火不容,反對蔣介石的「清黨」和「取消農工運動」,因而被「CC系」分子指為「準共產黨」。1928年後,隨著丁惟汾在南京政府逐漸失勢,「大同盟」成員星散,大部分加入改組派。

趙畸(1889—1968),字太侔(一字海秋),山東益都(今濰坊青州)人,1907年進入煙臺實藝學館專習英文,在此期間經丁惟汾、王樂平介紹加入同盟會山東分會。民國成立後,趙畸加入國民黨,1914年考入北大英文系,在校期間成為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黃凌霜、袁振英等人發起成立實社。大學畢業後回山東省立一中任英文教員,不久與楊振聲等考取山東官費赴美留學。1925年回國後,趙畸在聞一多當校長的北京國立藝專任教並在北大兼課,其間與楊振聲、聞一多等青大創辦人過從甚密。

1925年後,在京大學教師紛紛南下,趙畸則遠赴廣州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秘書,參與籌備廣州中央美術學院。北伐軍攻佔武漢後,趙畸在陳友仁手下任外交部秘書(此時聞一多在武漢政府下的總政治部短期工作),一年後轉赴南京。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後三天,國民黨山東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在泰安成立,趙畸任省黨部常委。此後趙畸曾受何思源之邀入職省教育廳,並短期兼任過省立一中校長及省立實驗劇院院長。1930年國立青島大學成立後,趙畸擔任教務長。

趙畸為「大同盟派」成員的說法,出自當年學運人物以及教員家屬的回憶,難免夾雜一些意識形態和個人感情色彩。雖然丁惟汾與趙太侔同為山東籍國民黨員,丁又是趙的「伯樂」,但目前尚無史料證明趙畸加入過「孫文主義大同盟」。若回到當年語境,其實不少史料反而證明,不僅青大教員中間並無「大同盟派」,即使楊振聲與趙畸二人亦無私怨。他們皆有山東—北大—留美的經歷,回國後在北京共同為《晨報》編輯副刊並撰稿,又同時參與籌辦青大。

楊振聲長校的兩年間,與趙畸、鄧初(校醫)住同一閣樓。楊、趙不僅工作上合作無間,私下亦時常與教職員酒聚。青大同人大多好文且嗜酒,「健飲之名幾聞全國」,黃際遇時任青島大學理學院院長。查《黃際遇日記》,青大教員有時甚至一周七天均有酒會。杜光壎(總務長)也是酒桌常客,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亦時常自濟南來青赴會。

1932年「六月風波」後,青大被教育部解散整頓,罷課學生大部分在「甄別」後被開除。楊振聲辭職得到教育部批准,隨後楊氏致信梁實秋,建議趙畸繼任校長一職:

目前有兩種重要問題,一為省府為難,一為教員問題,關於省方,太侔若肯擔任,協款及其他,皆可作為擔任時先決條件,較弟為易(弟不能再有條件也)。省方若不肯除銷大學,其條件必易解決;若志在除銷,弟歸亦為無益,徒自取辱。……弟在平與青一樣,同時可稍觀望省府對此發展如何。

在寫該信之時,楊振聲已「同時有致太侔、之椿一信,勸太侔為校長,之椿為教務長」,他私下曾對梁實秋說:「校長一職一定要讓太侔,因為對於他正在進行中的婚事將有決定性的助益。」所謂「婚事」指趙畸當時正在追求戲劇演員俞珊(時任青大圖書管理員),「之椿」即吳之椿。按《黃際遇日記》所記,趙畸接替楊振聲長校後,各教員依然酒會不斷,楊振聲還曾多次返青與趙畸及其他教員痛飲暢談;此外,1947年國立山東大學(即國立青島大學)復校後,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振聲還曾受邀擔任山大北平校友分會會長。由於「孫文主義大同盟」成員在1930年左右已星散各地,在青大校內並未結合為所謂「大同盟派」,即使將趙畸勉強歸為之前北平「大同盟派」之列,他與楊振聲之間亦無內爭,學校面臨的困難主要在於省政府方面的壓力。

從左至右,分別為聞一多、王統照、楊振聲、梁實秋、蘇雪林、蕭紅、蕭軍、沈從文、老舍、趙太侔、洪深。

05

楊振聲的辭職真相

由上述分析可知,楊振聲不太可能是被子虛烏有的「大同盟派」擠走,而是另有緣由:

一是楊振聲與省政府之間的矛盾。本文開始交代的所謂「何思源派」即是省政府方面的勢力。雖然目前尚無史料證實杜光壎與楊振聲「爭權」以及杜氏是否屬於「何思源派」,但青大校方與省政府確實在經費及學校方針方面存在較大分歧。青大在法理上屬國立大學,校長任免權歸教育部,後者卻一向對其疏於關照;青大大部分經費由省政府負擔,而省方卻無法染指學校管理,校內人事變動及發展規劃基本由校務會議及教授會負責;再加上省主席韓復榘非蔣介石嫡系官員,與南京政府貌合神離,這種局面導致中央政府、山東省政府及青大校方之間形成多重張力,也使青大曆任校長(尤其楊振聲與趙畸)在籌集財源方面面臨諸多阻難。

雖然在楊振聲任職的兩年間,省政府一直如數供給青大經費,但雙方的爭執始終存在。歸根結底在於韓、何關注「本省教育」(包括中小學、師範、職業教育等)而楊關注「大學教育」,尤其楊振聲與何思源關係微妙。楊振聲長校的兩年,「大學設在青島,而省教育之重心在濟南,雖中間交通尚便,而聲息不免隔閡,減少彼此間切磋之益」,何思源認為青大既然主要由省政府供資維持,則須回饋本省教育。楊、何二人職務、立場、觀點不同,多次因經費與學校發展規劃產生齟齬,楊振聲逐漸萌生去意。

16年後,楊振聲承認「我就為這名稱的地方性太大(雖然我是山東人)而辭職了」。這一說法得到梁實秋文章的印證。梁實秋晚年回憶,楊振聲曾對其透露「辭職的主要原因是與省方不恰」,「今甫曾很微妙的稱讚何思源,說他善於做官。做官就不能不堅持官的立場,私人間友誼所能發生的作用自然就有其限度了,今甫屬名士類型,與官場中人不可能沆瀣一氣」。

二是頻繁爆發的學潮使中央、省政府對青大學生行為極為惱火,甚至打算停發經費;而學生更是寸步不讓。在規模最大的「六月風波」中,學生最初將矛頭指向聞一多、梁實秋等「新月派」教員,不久又指向楊振聲本人,並以罷課罷考相要挾,要求楊振聲辭職。於是形成政府指責楊振聲管理不力,學生認為楊振聲「包庇」新月派的局面。楊振聲夾在中間十分為難,且不被雙方理解。在此雙重壓力下,楊振聲索性辭去行政職務而回到北平教書。因此,楊振聲在校內所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學生一方,而非趙畸、杜光壎等教職員的排擠。

總之,青大的派系之爭並非在教職員內部,校內雖有「新月派」教員的存在,但他們與其他教員並無矛盾和內爭,其主要反對者為左翼學生,由此連累楊振聲辭職;而校內更無「大同盟派」一系。楊振聲離職的真正造因,其實在於學生攻擊「新月派」時夾雜著對楊振聲「濫用私人」的不滿,以及無可避免的來自省方的壓力。所謂「新月派」與「大同盟派」之爭導致楊振聲離職的傳言,是罷課學生出於鬥爭策略的考量所作的宣傳文字,不無誇大色彩。

本文原載於《近代史學刊·第21輯》,原標題為「青島大學『新月派』、『大同盟派』與楊振聲校長的辭職風波」,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 | 張家豪

摘編 | 吳鑫

內容編輯 | 張進

值班編輯 | 崔健豪

校對 |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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