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觀念淵源於夏商周三代。「孝」字最早見於商甲骨卜辭。《尚書周書酒浩》說：「其黍藝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牛車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西周時期孝道的主要內容是對去世父母以及先祖的祭祀、守孝、對父母的奉養、精神上的安慰、服從父母和繼承父母之志。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社會政治結構發生了變化，個體經濟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個體家庭的出現。子女由父母撫養成長，而父母年老之後的贍養是子女不可推卸的責任。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傳統文化理論大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諸子之書幾乎都對孝有所論述。《老子道德經十八章》「六親不和，有孝慈」。墨家提出「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志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而這其中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莫過於儒家的孝道思想。
孔子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他是在周文化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因此對西周傳統的思想和制度極為讚賞與擁護。孔子在繼承西周的孝道觀念基礎上，賦予孝道新的內容。孔子根據社會階層的不同提出了五等之孝。即天子行孝能夠「刑於四海」；諸侯行孝能夠「保富貴，保其社稷」；卿大夫行孝則能「守其宗廟」；士行孝則能「保其祿位，守其祭祀」；庶人行孝則要「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孔子對普通老百姓提出了具體的行孝要求和標準。這意在強調子女對父母贍養是一種責任和義務，是個人必須遵守的道德行為規範。孔子提出孝的內涵也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贍養，還包括精神層面的尊敬。《論語為政》載「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正因為敬親為重，所以孔子要求為人子要做到父母有事主動「服其勞」，「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質。周代之孝不過表現為祖先宗主的敬，而孔子之孝主要要求敬父母。可以說到孔子時「善事父母」這一作為純粹倫理規範意義的孝已經凸現出來。孝實現了從宗教到道德，從宗族道德向家庭道德的轉化。孔子提倡把行孝與守禮結合在一起，認為子女對父母要做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孔子提出子女要為父母守孝三年的喪制。
在孔子以後的儒學發展中，曾子可以說是儒家孝理論的集大成者。孝在孔子那裡僅是一種子女對父母的敬愛的倫理意識。而曾子則將孝發展成為一種抽象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準則，使其成為道德的總和，成為天經地義永恆的法則。《大戴禮記曾子大孝》則從各個方面論證了「夫孝，天下之大經也」這個概念。而後孟子、荀子對儒家孝道觀也有所繼承與發展。孔子強調孝道的重要，但孝道在孔子這仍只屬於父子這一人倫中的規範。到孟子時他把這一規範的價值予以擴大，建立了親親的原則。荀子雖不以傳孝道而著名，但其論孝言論中的君重於父的觀點卻影響深遠。荀子提到「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者之也。」這一君主重於父母的思想為後世統治者所推崇，成為封建孝道觀的重要內容。
漢代在中國歷史上以「孝治天下」而著名，也可以說漢代是中國歷史上重視「孝」的朝代之一。據《漢書》與《後漢書》帝王紀中記載，自西漢惠帝至東漢順帝，全國性對孝悌褒獎、賜爵達次。
諸如《漢書宣帝紀》宣帝甘露三年詔曰：「乃者鳳皇集新蔡，群鳥四面行歹，皆鄉風呈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
《漢書元帝紀》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詔曰：「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
漢代以「孝」作為自己治國安民的主要倫理基礎。孝的思想滲透到漢代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漢代非常重視養老活動，社會性的養老活動時常出現。諸如漢高祖西入關中時，就「存問父老，置酒」。
《漢書文帝紀》說：「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鬥。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
漢代建立了以孝為核心的社會政治秩序。特別是漢武帝時期罷馳百家，確立了儒學獨尊地位。孝道思想得到極大地發展。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精神滲透其統治政策中。提倡孝道，褒獎孝悌是漢代以「孝治天下」最明顯的標誌。《漢書文帝紀》記載文帝曾下詔「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此外漢代還確立了「舉孝廉」制度。《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冬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元朔元年冬一月，武帝詔曰：「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
自此以後，以孝」為本，就成為選拔官員的標準，對漢王朝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宋代徐天麟說，漢代「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為後世所不能及」。
漢代統治者不僅在全社會大力宣揚孝道，而且孝道也成為漢代教育的重要內容。在孝的教化方面，首先確立了《孝經》的經學地位。《孝經》是統治者的必讀之書，是教授培養太子的基本教材。孝的思想也是學校講授的重要內容，是學生的必修課。「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漢書平帝紀》記載平帝元始三年，安漢公奏立學官「序、癢置孝經師一人」。除此之外，漢代對不孝的懲罰也十分嚴厲，規定對不孝要「斬首棄之」。在漢代法律上，掩蓋父母的過錯在原則上可以得到保護。漢宣帝地節四年詔：「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此外對於為父母報仇而殺人者，也常常可以得到政府的寬宥。「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此為比。」
漢代皇帝還身體力行推行孝道，漢朝一代除漢高祖劉邦和劉秀之外，所有皇帝的諡號都是用孝來命名。以孝作溢號是為了更好的繼承其統治衣缽，維護其政治統治的延續。顏師古說：「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溢，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
漢代推行「廣孝治」的政策，統治階級重視孝道在教化民眾治理國家方面的作用。正是因為統治階級的大力倡孝，漢代的孝道從傳統家庭人倫思想上升到社—會政治思想。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政權更迭頻繁。在思想文化領域表現為玄學、佛教、道教的興起與經學的衰微。儒學獨尊的地位受到佛道之教興盛的衝擊，但是仍被統治階級視為華夏正統文化的代表。孝作為民族文化的基本傳統，自有其深厚的民眾社會基礎。加之漢代採取多種措施大力推廣，其影響是不會在短時期內消亡的。
基於魏晉時期的社會歷史背景，基本國策仍是「以孝治天下」。孝道還是受到社會、官方、民間的崇尚。泰始四年六月丙申，晉武帝有詔：「士庶有好學罵道，孝悌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各王朝都將《孝經》立於學官，並且有皇帝親自為其作注。如晉元帝有《孝經傳》、晉孝武帝有《總明館孝經講義》、梁武帝有《孝經義疏》等。另外皇帝還親自講孝經。諸如，《晉書穆帝紀》：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講孝經…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晉書孝武帝紀》：寧康三年「九月，帝講孝經」。此外還有皇太子學習講孝經。這個時期的孝文化是一個很重視以《孝經》研習為核心的孝道傳播與宣揚。
為了弘揚孝道，統治階層對孝行卓著的孝子進行褒獎、倡導。史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顯其稅調，改所居獨楓裡為孝行焉。太守孟靚察孝廉，不就。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恆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
此外，魏晉時期沿襲和完善了漢以來尊老、養老的「孝治」手段。《梁書武帝紀下》載梁武帝二年春正月辛巳下詔：「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鹹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發不廣。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
這個時期的史書上，開始出現「孝義」「孝友」「孝感」「孝行」等標目的類傳，專門記述表彰以孝行名世的人物。因為孝，為親報仇而殺人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因為孝，違抗聖意可以不受追究。晉武帝司馬炎滅蜀，徵召亡國之臣出仕新朝，李密不願赴仕，拜表以聞，稱自己伶彳丁辛苦，唯與祖母相依為命，考慮到聖朝以孝治天下，故乞求奉養祖母以終天年，然後再赴朝廷效力，先盡孝而後盡忠。司馬氏不以為忤，恩準並優禮有加。
隋代僅存年，但對孝道的重視與提倡方面也是不遺餘力。隋文帝建國伊始，就接受納言蘇威的意見，「唯讀孝經一卷，足可以立身治國」將孝經立於國學，頒行天下，要求官民誦讀。
高祖曾下詔：「君子立身，雖雲百行，唯誠與孝，最為其首」。最高統治者不僅從認識上提出這樣的號召，並身體力行。史載：（高祖）「後徵還，遇皇她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稱純孝」。
對於民間的孝行有突出者，隋政府不但親自下詔給予表彰，而且還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史載：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甦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曰，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高祖受禪，表其門閣。」
此外隋朝社會的高齡老人給予一定的物質關懷，在制度上也給予一些禮遇。史載：「丙寅，（高祖宴父老，上極歡。」
對於老年退休官員，隋政府更是頒布詔令來確保他們的老有所養。冬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為師，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龐眉黃髮，更令收敘，務簡秩優，無虧藥膳，庶等臥治，仁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滯，不堪居職，即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給廩，以終厥身氣」
隋朝將「不孝」納入國家法律，並據此，對社會上的「不孝」行為進行不遺餘力的打擊。隋朝的孝治」與法治出現衝突時，一般以孝枉法，屈法循孝。對因孝犯法之人給予寬恕和減免。
唐王朝建立以來在政治上秉承「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②的立國原則。唐代統治者推行以孝化民，採取多種措施，推行「孝治」。主要有普及孝經。唐代舉行一些重大禮儀活動時，往往講論孝經。諸如：「貞觀十四年（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唐代政府規定：「學校生員，皆令習孝經」。「孝經、論語兼習之。」唐玄宗曾親自注釋《孝經》，並下詔頒行天下：「玄宗自注孝經，詔行衝為疏，立於學官。唐玄宗在《孝經注序》中說：「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
唐代旌表孝德孝行的事例非常多。李唐幵國，就有唐高祖首開有唐一代旌孝之風。武德年間頒布《旌表孝友詔》云：「民稟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孝敬為先。自古哲王，經邦致治，設教垂範，莫尚於茲。」對於孝悌之民「並旌表門閣，獨免課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新唐書孝友傳》「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表其閭，蠲徭役，時號『丨閾下林家』。」唐朝規定：「凡丁戶皆有優復躍免之制。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聞者，州縣申省奏聞，而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
此外唐代在人才選拔方面，也非常重視選拔人員自身的孝德品行或孝悌實踐行為。「《唐會要》卷《孝廉舉》條載：「每州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以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治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唐一代以孝德孝行突出的步入仕途者也很多。諸如宋思禮「事繼母徐為聞孝。補蕭縣主簿」。史載歸崇敬「少勤學，以經業擢第。遭喪哀毀，以孝聞，調授四門助教」。
唐王朝在尊老養老方面有諸多措施。諸如唐太宗即位，大赦天下：「年八十以上，各賜米二石、綿帛五段。百年以上，各賜米四石、綿帛十段，加版授，以旌尚齒。」唐代不僅對老人不定期地賞賜物品，還給予一定的刑律優免。唐朝法律規定：「年七十以上，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清；九十以上，雖有死罪，不加刑。」唐代統治者為了推行孝道，制定了比較完備的法律條規，對各種不孝行為進行嚴厲的懲罰。《唐律疏議》中載道：「善事父母曰孝，既有違反，是名不孝。「不孝」被列入「十惡」中的第七條。《唐律疏議》中還對不孝行為進行了具體的量化定罪。大致如下：「諸詈父母、祖父母者，絞；毆者，斬」。「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徙三年。」「諸聞父母及夫之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裡，父母之喪，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內是正喪，若釋服求仕，即當不孝，合徙三年。」
唐代除武則天和哀帝外，其餘皇帝都在諡號中加一「孝」字。唐代帝王對能否得到「孝」德的評價非常看重。可以說唐代統治者推行一系列的「孝治」措施，不僅形成了唐代民間行孝講孝的氛圍，更豐富了唐代孝文化自身的內容，也促進了中國古代孝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