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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在上下班的間隙也要穿高跟鞋，藍色工裝裡露出粉色襯衣，把自己打扮的像孔雀……這些小細節讓蛙池樂隊的年輕人知道，精緻是不分階層的。
在東莞，關於工廠年輕人的故事，樂隊的每個人都可以講出一些。他們至今還記得前幾年街頭經常出現的旱冰隊。通常是在傍晚，下班後，一個人扯著一面旗幟領頭，幾十個穿旱冰鞋的年輕人跟著他在大馬路中間蜿蜒穿行，經常是一隊接著一隊，「很壯觀」。
撰文丨袁斯來
編輯丨金赫
出品丨騰訊新聞穀雨工作室
《孔雀》是一首隻會誕生於珠三角的歌——
「排隊、吃飯、下班卡空隙間，總結庸碌的日常經驗，這黃昏總按時來臨，狗屎之中打撈星辰。」
兩年前，依依還是一個在東莞工廠區上班的白領，有一天她離開宿舍，穿過馬路，走進廠區一樓那條很像地下隧道的長走廊，擠在穿著藍色工服的工人中，等著排隊上班打卡。
燈光暗淡，在一片單調的藍色潮流中，依依注意到一些細節：工服褲管下，有的女工踩著一雙高跟鞋，或者藍色衣領裡露出一小塊嬌嫩的粉色襯衣。這是一些不協調，但很有意思的點綴。按照廠規，女工進到車間都會穿上安全勞保鞋，「就上下班那一兩分鐘也要穿高跟鞋，不嫌累嗎？」
2020年9月24日晚上，在深圳龍華區的家裡——那個地方也是個工業區，靠近東莞——依依回憶起兩年前在東莞工廠裡的場景，仍然覺得「特別牛×」：對於這些女人來說，「精緻是不分階層的」。
後來，這些模糊零碎的片段，成了《孔雀》中副歌歌詞的靈感來源：「你佩戴閃亮的項鍊，像一隻盛開的孔雀。」
《孔雀》歌詞封面
還是2017年，在東莞這個「世界工廠」，依依、三豐、迪生和浩仔組成了一支名叫蛙池的樂隊，最初，他們想要唱點東西，但時間一直湊不到一塊去。有兩年的時間，他們只是各忙各的，偶爾會碰一碰，琢磨著唱點什麼。直到2019年，才陸陸續續有歌出來。
最初，這個樂隊幾乎沒有人知道。2020年夏末秋初，他們的那首《孔雀》突然在年輕人中流傳起來。一開始，它被埋在音樂網站成百上千首原創音樂中——那些音樂大多來自一些無名樂隊，唱著一些文藝小青年的city pop——假如你是一個樂評人，你就知道在這裡發現點不一樣的東西，是多麼困難了。
健崔的感覺就是如此，聽了太多「狗屎」後，他覺得自己腦子已經快要麻木。早年他是個「小記者」，跟著嘎調和carsick cars跑遍了大半個中國，認清做音樂要窮死的現實後，他急流勇退，搬去了上海，10年沒再進過音樂圈。今年疫情時沒事做，他給一家主流音樂平臺的原創音樂榜當評委。從那之後，他每個月都要聽幾十首city pop，「pop不起來了」。
忽然有一天，一串陰鬱的貝斯從sonos音響撞入耳膜，低沉的女聲，唱起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松糕鞋，松糕鞋，踩上女人街，漆皮包，裝著充電線，牛軋糖，和女兒送的peppa piggy。
健崔瞬間被擊中，這和他之前聽了半年的「狗屎」完全不同。「特有勁，一下把我帶回了十多年前D-22的現場，我就特想對著我們家大衣櫃pogo（原地縱跳），特想撞我們家牆。」他在一次電臺訪問中回憶。
他又點開下一首歌，仍然是這個樂隊的，歌曲叫《河流》，溫柔的旋律，如同呼喊一般唱著：「你問我，這水溫還ok麼？」
「震撼到了，太好聽了吧。」他把歌放給朋友聽，那人點評了一句：「他們音樂有些東西，內核和別人不同。」健崔決定，要當這個樂隊的經紀人。
見到幾個90後孩子時，他們的成熟讓健崔有些意外。他原本抱著「熾熱的感情」想要保護他們，就像「老鷹捉小雞遊戲中的雞媽媽，資本老鷹來之前，幫他們做判斷。」一接觸他便發現，他們「腦子極其清楚」，壓根不需要保護。樂隊裡四個人知道自己在哪個階段應該做哪些事，不排斥資本和商業運作，卻也不會急功近利。健崔知道，他們有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在工廠長大的孩子，見慣了穿著相同顏色工裝、面目模糊的人群湧出工廠大門，也見慣了染著五顏六色「殺馬特」頭髮的年輕人成群結隊，招搖而過。離工業園只有3分鐘車程的萬達廣場，能聽到大江南北的方言。
關於工廠年輕人的故事，蛙池樂隊的每個人都可以講出一些。鼓手浩仔至今還記得前幾年街頭經常出現的旱冰隊。通常是在傍晚，下班後，一個人扯著一面旗幟領頭，幾十個穿旱冰鞋的年輕人跟著他在大馬路中間蜿蜒穿行，經常是一隊接著一隊，「很壯觀」。很多人的滑輪上會閃閃發光，燈光效果和一些技藝高超滑手的花式表演會讓這樣的群體活動進入高潮，帶給這些孩子最濃密張揚的快樂。
2013年，東莞街頭，玩輪滑的年輕人 ©東方IC
在樂隊主唱依依的記憶中，有兩種人她最為熟悉，一類是朝夕相處的同學，一類是女工。
依依在湖南人集中的深圳龍華區度過自己的少女時期。有幾年她住在父親為員工租的宿舍裡，就是本地人在自己老屋後修建的自建樓。直到現在，她還能記住樓下屋頂瓦片裡那股潮溼的氣味。
後來大學畢業，她到東莞一家著名的快消品公司做市場營銷。那是一家老派的公司，來自臺灣的老闆信奉「工貿一體」，她們這幫小白領就和做糕點的工人，住進了離東莞市區半個小時車程的工業區。
依依對我講起的那段生活，就像是經由一條隧道，進到了一部機器之中：每天早上8點30打卡上班，固定在格子間對著電腦一整天，中午到食堂吃飯，晚上常常加班到10點，然後回到2人間宿舍。每個人每個工作時段，就像一段段運行的代碼，準確、重複、冷靜。只有到了周末——很多是打了折扣的周末，依依需要約朋友去報復性地逛街，有時候要把商場裡大半的店挨個掃一遍。
在這部機器裡，依依是「白領」，雖然和工人們在一棟樓上班，但彼此涇渭分明——「就像未來世界那種結構」：一層是車間，他們辦公區在上層。
像是看電影一般，她觀察著工廠中另一個世界的生活。有時候在大門口，她會看到一群工人風塵僕僕，身上背著鋪蓋卷，腳下放著行李，穿著上世紀90年代風格的衣服，等待著登記，「就是餘華《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那種形象」。她覺得費解：「我也很難想像，為什麼（他們）從那麼北的一個地方，漂泊千裡來東莞打工。」
依依的宿舍和流水線工人宿舍隔了三個車道的距離。下班後，她能看到比高跟鞋和粉色襯衣更多的細節：年輕的姑娘，穿著白色的綢緞睡衣在陽臺上曬衣服，她們總會把手機打開，讓各種各樣的聲音陪著自己做事。入夜後她們會把音量開到吵鬧的程度，依依隔著兩個陽臺也能聽到。
2012年，入夜後的東莞工廠。宿舍燈火閃亮，陽臺上掛滿了女工的衣服 ©東方IC
這種生活持續了很久。2018年的盛夏，依依在東莞的地鐵上無所事事張望，一個中年阿姨闖入她視線，讓她震驚。阿姨白蘿蔔一樣的腿上，穿著耀目的長襪，襪子是鮮豔的紅色，腳上踩著露趾涼鞋，孔雀藍，誇張的高跟。這樣的大膽，直率以及我行我素，對依依來說不陌生，「我是看著殺馬特長大的」。依依說，這幅熟悉的場景一下子把她拉回到住出租屋的時刻，「用爛俗的詞來說，挺魔幻的。」
那天蛙池樂隊約好了排練。在一個物流中心的Crossroad裡，吉他手迪生、鼓手浩仔和貝斯手三豐做好了一首曲子。低沉的貝斯，有些嘈雜的吉他，鼓點狠狠落下，混沌、混亂、不成體系，忽然讓依依想起在地鐵上那位阿姨，她猜想，那也是來東莞打工的人吧，那麼，她會有什麼樣的經歷？
她突然想寫一個關於母親和女兒的故事，一個跳出男性視角，只屬於女性的故事。那個瞬間，很多浮光掠影般的記憶碎片掠過。南下列車的故事、工服下的高跟鞋，還有「世界工廠」東莞街頭隨處可見的山寨貨——或許印著阿迪王，或者會是當年流行的巴黎世家（Balenciaga）的變體Balenciaka……
這就是《孔雀》。依依不覺得這首歌和工人命運的宏大話題有什麼關係——她知道會有人這樣想，這些人想要「幫助她們」，但依依只是想「讚美」她們——「她們有自己的審美價值觀」。依依從那個環境裡面出來，即使每天和女工們經過同一個隧道，也無法真正成為其中的一員，何況其他人呢？
大學畢業時，依依拍過一條關於女工的紀錄片，拍完那部片子，依依最大的感悟是：「人家不需要你去關心。」
依依那時候22歲，是個被保護得很好的城市女孩——會看小眾導演阿莫多瓦的電影，對工人有種不接地氣的想像。她拍片子前在腦海中預設，她們應該過著挺悲慘的生活，經常被性騷擾，需要拯救。「想要塑造一個受害者的形象，然後去答疑。」
紀錄片採訪的三個女孩子年齡和依依差不多大。其中一個染著黃頭髮的女孩，冷冷淡淡的樣子，語氣有些兇巴巴。說起家人，她會憤懣不平：「給我打電話，總是讓我打錢，從來不關心我在外面過得怎麼樣。」但對外部世界的傷害，她似乎遲鈍得多，這讓依依非常意外。
還有一個女孩看上去有點「傻傻的」，對自己的生活和身體不怎麼在乎，她的姐妹輕描淡寫地說：「真是不想管她了，勸她不要那麼隨便，都墮了很多次胎了。」
她們解決問題的方式有自己的規則，也常常能邏輯自洽。那個「傻傻的」女孩被人騙了錢，就找了很多打手，一人50塊，去把欺負她的人胖揍了一頓，這樣把事情了結。
採訪了一圈，依依發現，自己和那些女孩的對話似乎總在錯位。有一個鏡頭，她問那幾個女孩有沒有什麼夢想，其中一個說：「我要環遊世界。」
這哪能算夢想呢？依依想要問到的答案是，夢想、路徑和規劃，「那種想要努努力，嘗試達到的。比如說在以後回老家開個店。」
那時候，依依剛剛和那家臺企籤約，意氣風發，準備在職場上大幹一番。她以為，那些女孩也會有和她類似的上進心：努力學習，努力打拼，「去更好的世界」。預設中，這些女孩只是缺少一些機會罷了，所以要去幫助她們。
哪知道，這些女孩在自己的圈子裡很知足，也很舒適，「沒有不滿，也沒有渴求。所以你就覺得這一切都太平衡了。」
這部紀錄片後來流產了。直到在東莞的工廠區工作2年後，她明白了，作為一個打工者，她和樓下的女工們沒有什麼差別，她們的生活演的是同一齣劇目。
對於依依來說，這個劇目是由「成噸的夢」構成的：公司年底總結大會，做PPT和匯報的事扔給了她，「有幾萬個細節在中間。」接連十幾天，她加班到凌晨兩點，失眠到三四點，每天凌晨孤獨地醒著，睡著後也會做「成噸的夢」——腦子裡翻滾著數據和圖表，要麼在接受培訓，要麼在考數學。實在受不了，她就發Instagram，配的照片是張計算器的圖，寫著「快點厲害起來吧」。
這讓她明白了，所謂更好的世界也不過如此，如同她在歌詞裡寫的那樣——「同樣的劇情為我們編寫」。
在東莞，漂泊似乎是常態。
作家張彤禾寫過一本《打工女孩》，書中她記錄下某個村莊磚牆上的一句話：「出門去打工，回家謀發展。勞力流出去，財富帶回來。」那時，張彤禾眼中的東莞是一個「沒有記憶的地方。」正因為沒有記憶，所以這裡如同深不可測的巨湖，最大限度地包容所有人。
依依似乎永遠都在往前追趕。她看上去就是個很乾練的公司人，小個子，皮膚微黑，穿著簡單的T恤和黑褲子，頭髮利落地綁在腦後，表達簡潔明了。她的每一步都經過精確的規劃：高中成績不好，就去學音樂，走藝術生的通道考重點大學；想進大廠，就努力準備面試，如願以償當上管培生。
但她至今無法說服自己成為一個更徹底的功利主義者。朋友們對她的評價是「很飄」。那時候她不懂什麼叫「飄」，她只是「從來也不關心公積金扣的比例是多少，也不知道底薪是多少，就知道大概每個月15號有幾千塊錢入帳」。她一點都不關心這些細節，從小到大都不關心。
依依 ©咖小西
依依在深圳長大，父母到廣東是1990年，那時流行的一句話是：「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父母是人潮中的一對平常夫妻，他們帶著6歲的小女兒，從湖南農村老家過來。父親開過塑料工廠，倒閉後又去當職業經理人，攢夠錢再起爐灶；媽媽最開始是流水線的女工，因為有高中文憑，後來坐進了辦公室，成為白領。
在漫長的童年中，依依總是有種漂泊感。父親如同拴著線的風箏，老家是握住細線的手，依依對父親的理解帶著詩意，「他總是有兩種生活在關照著，對望、凝視」。剛來的那幾年，依依常常聽到父親對母親說，掙夠了錢就要回去。結果，他們還是在深圳買了兩套房，把工廠頑強地開下去。
漂泊也是東莞孩子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於和家人分別，習慣於獨自在外。樂隊裡的四個人，三豐初中就被家人扔到新加坡，又去英國讀了大學。在英國時，孤獨的日子是靠音樂打發的。而鼓手浩仔從有記憶開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換一個地方睡覺——通常不是常規意義上的家裡。童年和少年時代，他很少見到父母，他們總在忙碌，先是忙著服裝批發，後來又忙著開自己的服裝廠。他會睡在學校宿舍，睡在不同的親戚家，或者母親的辦公室。
浩仔個子很高，大約有180公分，白皮膚，架著黑框眼鏡，給人不緊不慢的感覺。他沒上過大學。有一陣子，他想去新疆學藝術，媽媽不答應，說是太遠了，還幫他查了一下機票，的確好遠。後來他告訴媽媽，決定不念了。
組建樂隊前，浩仔到處都在打零工。幫人畫畫，去沙拉店端盤子，或者一個人在家裡呆一整天。他獨自一人花一個小時把家裡打掃得一塵不染，掃著掃著，浩仔會莫名其妙地抱著拖桶哭起來。「覺得自己很沒用或者說像一個垃圾。」
也是在那段時間，三豐從英國回來了。他比浩仔大6歲，兩人很早在琴行學樂器時認識，某天下課，兩人出教室，一見如故——浩仔頂著一頭油膩的頭髮，兩人都帶著眼鏡，一個打鼓一個彈貝斯，「要不一起玩唄。」三豐說。
回國時，他滿腦子就想著組自己的樂隊，剛好家裡有棟廢棄的別墅，他要了鑰匙，準備當做排練房。那是一座四層樓的別墅，灰牆藍頂，外牆斑駁，院子裡雜草及膝，鐵門鏽死。他們從小門繞進去，看到屋子大門已經被一層層樹枝牢牢鎖死，胳膊粗的樹枝和細枝丫盤根錯節。他們找來人用砍刀劈開樹枝才能推開門。屋子裡，灰塵飛舞，地板上還有一灘一灘的水漬。四樓已經被白蟻蛀爛。
有一陣子，那成了這些東莞年輕人的避難所。
他們選了唯一能住的房間，自己買吸音棉，改裝成排練室，搬來樂器和遊戲機，仔細地把這間屋子打掃得乾乾淨淨，還買了一架沙發床，晚了就在排練室過夜。他們可以整天泡在那裡，有一搭沒一搭地彈琴和打鼓，繞很遠的路去找食物，打遊戲，聽CD，浩仔還在牆上用馬克筆畫了一幅《神奈川沖浪裏》。
天氣很好的秋日，他們把已經沒有床墊的鐵床搬到院子裡，仰面躺上一整天。嶺南的秋季，陽光暖和，兩人昏昏欲睡，聊音樂，聊起多年沒聯繫時的生活。「那時候我們在那兒，就跟烏託邦一樣。」
樂隊裡的四個人，迪生、三豐和浩仔的童年都在東莞虎門度過。虎門曾經是全國最大的服裝集散點，也是一個夜宵檔能開到2點、四季如春的小鎮。
迪生的生活比三豐他們穩定，家裡也做生意，他初中之前在各個寄宿學校來來回回，一上高中，再也沒離開過東莞。他和父母一起住，下午上班，在親戚開的培訓學校教小孩子打鼓，拍些視頻給家長看，晚上回家就有做好的飯菜擺在桌上等著他。
生活波瀾不驚，20出頭的迪生總感覺缺點什麼。當他看到三豐排練室的照片，像是久旱逢雨，馬上聯繫上他們，趕到別墅。他當場給三豐和浩仔彈了段吉他，三豐原本想在未來的樂隊彈吉他，聽完迪生的solo說：「算了，我還是彈貝斯吧。」
左起：浩仔、三豐、迪生 ©咖小西
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這段無憂無慮的日子已經接近尾聲。一天，三豐的家人告訴他們，那塊地要賣掉了。他們被趕了出來。
離開的那天晚上，浩仔在屋裡收拾最後的行李，窗外雨水傾盆而下，春雷在夜色中沉悶作響，青蛙「呱呱呱呱」瘋狂地叫。浩仔看見一隻青蛙跳到了路上，他知道，更多的青蛙從池塘裡跳出來了。幾個月前，這些青蛙還是池塘裡密密麻麻的蝌蚪。
浩仔有些傷感，「我們離開了，青蛙也長大了，是不是知道我們要離開了，他們也走了。」當樂隊湊齊現在的四個人，打算換名字時，這個場景跳入浩仔腦海，所以有了「蛙池」這個叫法。
不久，買家把別墅夷為平地。
他們也的確在長大，三豐成了劇組錄音師，和女朋友結了婚，也有了養家的壓力。浩仔在深圳找到了穩定的工作，最近想著再去讀個什麼書，「社會好像還是挺看這個（學歷）的。」
蛙池樂隊正式組建要等到2017年——他們想工作之餘，湊到一塊唱唱歌。樂隊缺個主唱，通過迪生朋友的介紹，依依加入了進來。
當第一次聽到依依唱出「排隊，吃飯，下班卡空隙間」，浩仔心裡想著：「（這歌）牛×大了」。
他在工廠裡幹過三個月。那正是他無所事事，「有時候抱著拖桶哭」的時候，媽媽託人在工廠給他安排了個設計工作。那是間很大的服裝廠，整整一棟樓，幾百個工人，接國外polo衫的代工單。老闆是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個子很矮，素麵朝天，浩仔對她最深刻的印象，是她開了輛深藍色的瑪莎拉蒂。
每周一早上，上班前會有全廠集會。浩仔第一次參加時覺得挺可笑：「都什麼年代了還做這種事。」
工人穿著藍白相間的工服，整齊地在水泥地操場站成方陣。老闆舉著大喇叭，聲音高亢尖利：「大家加油幹啊，第×期的出貨率不夠。」工人們絕大多數時間安靜地聽，有時會應和一句「好」。一個小時後，集會結束，正好8點上班打卡——在工廠，時間是真正的金錢，不能浪費一分一秒。
那是另一部和依依待過的相同的機器，辦公室死氣沉沉，白色日光燈昏暗渾濁，人坐在隔間，「就跟買馬卡龍一樣，一格一格放好」。整個空間鴉雀無聲，「真的是一句話都不說。」
2010年，東莞鞋廠的打工者們下班的後在讀報 ©東方IC
浩仔對我談起一個已經在工廠呆了36年的副經理，那是他至今難以完全理解的一種人生。
那人應該是外地人，粵語帶口音。不到170的個子，常年穿著公司自產的polo衫，條紋的、黑色的、白色的，通常是黑褲子，腳踩運動鞋，黑瘦的臉上溝壑縱橫，整個人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蒼老許多。
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平時工作間隙，領導們會三五成群邀約著去喝茶，他從來不參與，總是一個人窩在工位，接電話，整理單據。「能坐一整天，就基本上不起來。」他妻子也在這家工廠，就在他樓下的工廠管理車間。他們在東莞買了房子，但夫妻倆仍然住在公司的宿舍，孩子則放在老家。
浩仔去過那棟宿舍，老房子，水泥地面坑坑窪窪。十多平米的房間，要塞進8個人。男孩子不講究，空著的鋪位堆滿各式垃圾，吃剩的泡麵會裝著湯水扔在那裡，欄杆上則晾著內衣褲。有意思的是，屋裡照例有些鮮亮的點綴，包括塑料包邊的圓鏡子，立在桌上或掛在牆上，永遠只有三種顏色——紅黃綠，飽滿濃烈。鏡子背後通常貼著美女圖，「你就像進了一個叢林裡，地下是沼澤，中間是萬花叢，旁邊是墨綠色的樹葉。」學畫畫的浩仔對色彩更敏銳。
那個副經理不會和小年輕住，他在那棟樓裡有單獨的一間。這仍然讓浩仔不可思議，一個人竟能在這樣一個地方度過人生一大半的時光，「我都要自爆了，真的。」
這家工廠只有幾百人，浩仔無法想像一個上千人、上萬人的工廠中，那些年輕人的生活。「那種是一個巨大的生態圈，裡面發生了各種愛情故事，人際上的恐怖的事情，欺凌的可能也有，就跟學校一樣，但你要想廠子裡的成年人更可怕，你沒有覺得更可怕嗎？」
2010年，富士康在深圳的兩家工廠，1年之中，有13個不到25歲的年輕人從樓上墜落。他們中間，有17歲的女孩，討不到工資卡，身無分文從觀瀾走回了14裡外龍華廠區的宿舍，從4樓一躍而下。
迪生多少能夠理解一些那些工人的感受。他曾經在流水線工作了一個月，每天做的事就是盯著放大鏡，拿著中性筆粗細的美工刀，鏟掉電路板上米粒大小的瑕疵。到了第三個星期，迪生已經受不了了，哪怕被指派到別處搬幾次貨品，都成為渴求的放風機會，即使離開幾分鐘後工作檯上會堆積起更多的產品。
「（工作）很簡單，但是你又不能停下來。一天就坐著，啥也不用說。一直重複。」到最後一個星期，他每天不停看表，去開水間喝四五次水，然後一次次上衛生間。
流水線上的工人 ©東方IC
2004年2月，站在東莞的作家張彤禾新鮮地打量著周圍的一切，打樁的工地、飛嘯而過的摩託車，夜晚的公路兩旁，一長排工廠燈火通明。「就像是海上巍峨的巨輪。從遠處看，真美。」
16年過去了，東莞經歷了很多事情。「世界工廠」的每一次起伏，工人的命運都會隨之搖擺。它時而開始瘋狂地招工，時而開始停工裁員。2006年，「禁摩令」後，路上沒了橫衝直撞的摩託：明亮的燈火下，穿著工服的女孩騎著共享單車擦身而過。
在當地經營樂隊排練房Crossroad的Jamie駕車帶我環繞了工業區外的CBD，據他說前幾年這裡直到晚上還會堵車，但那一天街道並不擁擠。
工業時代的氣息仍然無處不在。Crossroad在一個物流中心，白瓷磚貼面，還是90年代的樣式。晚上9點半時，隔壁的服裝作坊還在趕工。戴著眼鏡的阿姨正埋頭縫補，幾大摞包好的衣服放在隔壁桌上。排練室門口，直徑一米的布料卷一層層直碼到天花板。
那是一個有些寒酸的排練房，拉起捲簾門是二十平米的前廳，地上幾桶大家跨年時留下的空酒瓶。白牆上，浩仔用馬克筆描了幅2米高的歷史上最偉大的吉他手之一吉米·亨德裡克斯的肖像。白板貼著兩張輕飄飄的彩印演出海報——這裡的演出觀眾有時是個位數。
排練房不過六七十平，蛙池樂隊自己動手粘好了滿牆紫色的吸音板。他們很愛惜這個排練室，進門脫鞋，木地板光可鑑人。
隔壁的樓房正在翻修，布滿腳手架，遠處工廠還亮著燈光。隔條街是十幾層樓的寫字樓，有很氣派的線條，卻空無一人，暗夜之中如鬼魅。Jamie說，老闆雄心勃勃地建好樓，才發現根本租不出去。他打趣著，「東莞不寫字，所以寫字樓沒人租。」
三豐他們離開別墅後，迪生寫了《扎辮》這首歌，歌中寫到：「我只是個扎辮的少年啊，無所作為地廝守著這一片空地啊（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
©咖小西
◦ 封面圖攝影：咖小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