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udy Of Straw Man
古史辨下的顧頡剛
古史辨運動是改變近代中國史學氣候的晴天霹靂，一直以來，它不斷的被人深入分析討論。
當年，顧頡剛以一位北大年輕助教的身份，用一封發表於《讀書雜誌》的《與錢玄同論古史書》，發動了一場震撼整個中國學術界的古史辨運動，這一運動可以說有史以來中國學術史上的重大事件，改變和重構了中國學術的版圖，其後續效應的餘波至今猶存。
施耐德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對顧頡剛一生的學術思想進行了大致描繪，是研究顧氏及古史辨運動的先鋒之作。
在國內方面，不同的時期，學界對古史辨運動的討論的重點也不盡相同。
民國時期，社會上主要是對顧頡剛本人的生平以及學術成果進行介紹，到20世紀50年代，受現實政治形勢的影響，出現了不少批判以顧頡剛為中心的古史辨派的文章。童書業、楊向奎、李錦全等人的文章多從階級屬性和唯物史觀的角度出發，對疑古思想展開批判，雖然在學術上也有中肯的指正，但終不免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以顧頡剛為對象的、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在80年代中後期才興起，此後的成果最為可觀。關於顧頡剛疑古思想的形成，古史辨運動的發生、演變，以及此在古史辨運動近代中國社會的意義，由於時間以及資料查找不便，未能完全網羅，其中彭明輝先生的《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從考析造成疑古運動的因素入手，進而闡述其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與意義； 張京華等人撰著的《二十世紀疑古思潮》對古史辨運動源起、特質、成就與局限也有較為詳細的分析。
西潮東漸以前，中國的發展基本上是遵循一種「在傳統中變」的模式，然而，隨著西潮衝擊愈加猛烈，這一模式在近代中國已難以維持。
清末民初之時，中國知識分子正是深陷在西方勢力負壓之下的困境中，「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國」，是當時充分的寫照。在這樣的無奈之下，救國強國，成為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目標。而對儒家傳統進行再詮釋，也是晚清士人甚至是民國知識分子應對變局的努力。
他們有些是「把西學吸收到傳統的軀殼中以達成他們保守的目的，有些則是回歸到比目前所認知的傳統更為傳統的狀態中」。「近代外力的威逼促成了本來極為複雜且充滿緊張性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組與變化，文化的承擔者也有種種複雜的反應，一些看似具有共相的表面現象之下其實隱伏著『多歧性』特徵。同時，不少對立或衝突的思想和行為又無意中產生不謀而合的後果。」
在這一過程中，「這類再詮釋的工作因現實的逼迫而進行得太過急躁大膽，使學問一步步『工具化』，脫離了它原來的脈絡並逐漸失去其自主性，反過來，這樣的變化又作用於當時的思想界，推動、改變或型塑了從思想到學術的一系列重大變化」。
古史辨運動是今古文之爭、清末民初的環境、顧頡剛個人的因素三者合力而成，而這三個因素正好同時說明了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的重要性。
近代中國的反傳統運動和思想激進化運動世紀從十九世紀末就已經開始了，那開端就是由廖平和康有為開始的疑古運動，儘管這個運動在解釋經典與歷史的方式上有許多地方值得商榷，但它的影響依舊巨大，他們解釋歷史的方式更是被後來的古史辨派所接受。
疑古運動、今古文之爭、古史辨運動在內容與時間上有延續性，貫穿其中的便是時局動蕩下的民族危機。清季朝野曾有一場保國與保教之爭，「然士人所說的『教』到底是中國傳統中『政教』相連的『教』還是西方意義的宗教？或兼而有之？」這是爭論者一開始就未能陳述清楚的，後來的許多爭論其實也因概念的不清晰而起。廖平和康有為「全盤性」疑古的主要動力在於尊孔衛道，然而，造成的最後結果卻是反傳統健將們的古史辨運動，這樣「本意尊聖」到最後成了「乃至疑經」，出乎意料，最終，「其尊孔意圖被全部捨棄，發展成一個純粹性的反傳統運動」。
隨著國難日益深重，社會上逐漸出現了「以激烈破壞、激烈個人主義來達成愛國救國，以致把大規模的毀棄傳統作為正面價值來信奉」的行為，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達到國民平等，而傳統的三綱五常、聖賢、禮教、歷史觀等都遭到了極為嚴厲的抨擊。從而「黃金古代的觀念破滅」，上古信史需要進行重新評估。
濃烈的反傳統氛圍，也為古史辨運動的爆發提供了可能。
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的《自序》中也指出了，除了當時反傳統的思想氣氛外，還有崔述疑偽工作的影響，胡適的科學方法之啟迪，觀賞民俗戲曲的心得，康有為與章太炎的影響這四個主要因素。其中，崔述與胡適是在方法論層面對顧頡剛有啟示之功，而後兩者則對古史辨運動內容上有實質的影響。
對顧頡剛第一層的影響來自崔述，「認為層累而成的古史是有意偽造而不是自然累積的結果，是顧氏始終堅持的一個態度」。這是顧頡剛對崔述的思想的取捨結果，而第二層影響來自胡適從西洋帶回來的科學方法。
或許顧氏在閱讀《改制考》後，早已知道上古史許多材料是「靠不住」的，可是經過胡適的一番洗禮與堅振，才更加肯定這個從康有為那裡接受過來的大膽看法。
一場思想運動的興起，是社會環境、前人的學術影響以及個人的家庭教育、人生際遇和性格特點等合力作用下的產物，這畢竟是一個學者對社會、對文化的全面反思。
王汎森說：「深入一點追究，我們甚至還可以說，如果沒有顧頡剛這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人進行沖天一擊，古史辨運動是否可能爆發也在未定之天」。顧氏自己也坦承，「我大膽的破壞，在報紙上的發表固然是近數年的事，但伏流是與生命俱來的，想像與假設的構造是一點一滴地積起來的」。
顧頡剛生於1893年的蘇州，顧氏自三國以來就是吳中大姓，在江南一帶頗有名氣。但隨著「消費數字超過了生產」，家道漸漸的衰落了。至顧頡剛出生時，家中更為頹敗，因此家人對他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好好讀書，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在顧頡剛年少時，由於家中的變故，他一直跟隨他的祖母張氏夫人生活，所以，在顧頡剛性格塑造上，他的祖父與祖母影響甚大。尤其他的祖母，既為「嚴父」，有當「慈母」，所以顧頡剛自己也承認，「我的一生，發生關係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簡直可以說，我之所以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鑄的一具藝術品」。祖父祖母對顧頡剛學業上的嚴厲管教，使他從小便養成了較高的學習素養。他還不會走路時，祖父就開始教他認字，並且他的祖父很會講故事，幾乎把蘇州城的掌故舊聞全都給他講到了。他和祖父一道出門，每看見一塊匾額、一個牌樓、一座橋梁，祖父必把他的歷史講給他聽。回家後，他再按所見到的次序寫成一個單子。
這種耳聞目睹的影響，啟迪了他幼小的心靈，使他對歷史有了一個最初步的認識，正如顧頡剛後來說：「祖父這些溯源窮委傳神盡情的故事，對於我的喜歡歷史，一定給予了很大的誘發。並且形成一定的思想認識：知道凡是眼前所見的東西都是慢慢兒的積起來的，不是在古代已盡有，也不是到了現在剛有」。
六歲時，家裡就把他送到私塾去接受正規的傳統教育。從1898年至1905年，顧領剛在私塾裡較系統地學習了傳統的經史知識，讀了《四書》，又學習了《五經》，先後讀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等經籍。
在興趣與長輩細心的教導下，顧頡剛成為了一個愛讀書且有鑽研精神的人，不僅如此，他還非常「桀驁不馴」，他讀書的時候，並非書上怎麼說，他就怎麼信，而是會提出疑問，比如讀《綱鑑易知錄》時，他提出這樣的疑問：書「秦王翟亮，太子柱立。」至明年冬又書「秦王莞，子楚立。」下目書日：「孝文王即位，三日而斃。」夫秋立而至明年冬斃，亦十七、八月矣，何目書三日而亮」耶?此史官之訛也。他批評「史官之訛」是錯的，他自己也發現了，因孝文王即位在他除喪之後，和上一年秋的「立」是不衝突的。雖然批評錯了，但這種敢於懷疑的精神不是一般初學者能有的，那時他才十一歲。
這些兒時的教育和自身的感悟，為他後來的學術道路奠定了基礎，後來凡是他認為可疑的說法，一定要窮追到底，找出真相，他在讀書筆記中寫道：「餘讀書最惡附會，更惡胸無所見，作吠聲之大。而古今書籍犯此非鮮，每佛然有所非議……吾今有宏願在，他日讀書通博必舉一切附會影響之談悉揭破之，使無遁形，庶幾為學者之秀……」這大約是他1914年在北京大學時寫的，後來他的古史研究便是沿著這條路走的。
因為這樣的治學理念，顧頡剛選擇了一條「為學問而學問」的路，他認為「學問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顧頡剛自小接受的是傳統的儒學教育，灌輸的是「通經致用」的觀念，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學術僅僅被作為「人仕」的敲門磚或「明道」的工具，而非以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為目的。
顧頡剛受此薰陶，也一度認為學問是指導人生的，「為政濟世是學者的唯一責任」，在念塾師時，「經義史論的題目，我往往藉此發揮時論，受他們的申訴；但做時務策論時，他們便不由得不來賞讚我了」。但實際上這種觀念與他的才情和視學問為生命的性格並不相符。所以當他在北大聽了章太炎的課後，深深地被其重求真薄致用的精神所傾倒，心靈受到了巨大的震動，真正找到了與自己才性相符的觀念。他說:「……如果我們要求真知，我們便不能不離開了人生的約束而前進。所以在應用上雖是該作有用與無用的區別，但在學問上則只當問真不真，不需問用不用。學問固然可以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的結果，而不是著手做學問時的目的。從此以後，我敢於作無用的研究，不為一班人的勢利觀念所籠罩了。這一個覺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紀念的；我將來如能在學問上有所建樹，這一覺悟決是成功的根源。」
但是，當時時局動蕩，缺乏良好的治學風氣，志願與生活的衝突，再加上世人對他學術追求的誤解，這使顧頡剛感到悲哀和憤怒。但他的學術態度卻沒有因此而改變。他重申自己的立場：
「學問必須脫離了應用的束縛才可望自由的發展，這是我信仰的第一義。」
顧頡剛認為，研究學問應該從事實下手，更把事實作為研究的歸處。或許這樣得到的結果可以致用，但不是研究的目的。對於世人將學術作為救世安民的工具，顧頡剛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思想是一個極為精細複雜的東西，過分強調哪一個因素都有誇大的嫌疑，只有將各個方向的因素都考慮到，才能更客觀的去看到歷史的真相。
「顧頡剛等人相信『舊道德的權威都伏在古書的神秘之中』，所以如果抱持者傳統的上古史觀，則一方面是『堯舜禹湯一班古人就成了道德的模範』，另一方面是『儒家的理想就都成了堯舜禹湯早已行過的王政』，這個兩千年來約定俗成的歷史系統在顧氏論戰中被重重拆散，……但是我們不能誤以為古史辨最大的成就是把傳統上古信史完全擊垮了。事實上，它對近代史學發展的最大意義是使得過去凝固了的上古史系統從解榫處解散開來，使得各個上古史事之間不可變的關係鬆脫了，也使得傳統史學的視野、方法及目標有了改變，資料與資料之間有全新的關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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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顏彥
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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