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紅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原文刊載於《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顧頡剛（圖源：網絡）
內容提要：顧頡剛疑古辨偽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與經學的文本支撐、治學理念、為學路徑緊密相關，是從傳統經學母體內逐步演化而來的。經書是顧頡剛闡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文本依據。在疑古辨偽工作中，他秉持「重考據輕義理」的為學理念，經歷了從「疑經」到「辨古籍」再到「辨古史」的致知門徑。顧頡剛嘗試將疑古辨偽的治學思想與方法在經史領域「互通共享」，目的是修正傳統經學研究的流弊，更好地為現代史學服務，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
關 鍵 詞：顧頡剛；疑古辨偽；經學背景
作為《古史辨》的創始人，顧頡剛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以往討論顧頡剛疑古辨偽的史學思想，多從學術源流與社會際遇兩方面綜合分析它的形成與發展，認為它是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種綜合分析是比較有說服力的，能夠較為全面地揭示顧頡剛疑古辨偽思想的影響因素。但是，當我們從內在學術理路的角度對顧頡剛疑古辨偽思想進行考察時，就會發現學術界的研究存在一個薄弱之處，那就是較少辨析顧頡剛對經學認知的多樣性問題，而更多地把歷代疑古思想、時代背景當作影響因素來看待，認為顧頡剛反對經學、主張推翻經學偶像。對他疑古辨偽思想中隱含的「經學痕跡」，尚缺少進一步的關注與研究，較少注意到經學為顧頡剛疑古辨偽提供文獻依據、理論支撐與方法借鑑等方面的價值。
顧頡剛經學認知的基本態度與方法，對他論證與應用疑古辨偽的理論來說，是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內因。顧頡剛的經學態度已經不能用「否定經學」這四個字簡單概括，而應該全面地分析與評價。有鑑於此，筆者擬從文本依據、為學理念、致知門徑等方面，著重分析經學與疑古辨偽思想之間的內在關聯，意在探討中國史學在走向現代化進程中對傳統經學的創造性轉換。
一、經書：「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文本世界
20世紀20年代，顧頡剛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假說，它的提出，既是「文獻學上一個綜合性的新創造」，也是「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知識論命題」，標誌著顧頡剛將疑古辨偽由具體問題提升至歷史認識論的高度，而顧頡剛論證這一史學觀念的文本支撐，不是史書而是經書。
「層累說」萌芽的靈感，緣起於顧頡剛分析比較了《詩經》《尚書》《論語》三部經書中對堯舜禹地位問題的論述。1922年，顧頡剛為商務印書館編寫《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時，最早論述了「層累說」的大意：「上古史方面怎樣辦呢……思索了好久，以為只有把《詩》《書》和《論語》中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傳說》為宜。我便把這三部書中的古史觀念比較看著，忽然發見了一個大疑竇——堯舜禹的地位的問題……我就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根據經書的問世時間，顧頡剛通過對比歷代堯、舜、伯夷、叔齊等記載，大膽推論古史的形成特點：他們的事跡是後世慢慢附上去的，是漸漸「踵事增華」的。由此他歸納出史學研究方法的一個特徵：中國史學的演進是由近及遠構造而成的，「譬如積薪，後來居上……愈積愈多」，時代越靠後，構造的故事越全面，這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已大致吻合。
《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圖源：網絡）
顧頡剛根據從經書中得到的歷史觀念，按時代先後次序排隊，提煉出了「層累說」，之後在其對這一觀念論證時，經書也是證據材料的重要來源。以十三經為例，顧頡剛發現，十三經的形成也是層累地造成的：「十三經者，蓋漢以前之古籍，自周迄宋一千八百年中層累匯合而成。」他指出，十三經中，有經師們作的筆記雜說，有儒家的學說，還有漢代的偽書，十三經的形成並不是連貫的，而是從西周之初至西漢之末一千一百年中逐層地疊起來的。「十三經的構成不是一次的事。戰國以前只說《詩》《書》《禮》《樂》，是四種。戰國以下加上了《易》《春秋》，是六種。漢魏因為《樂》有譜而無經，把它去掉，為五種；加上《論語》《孝經》，是七種。唐代分《儀禮》《周禮》《禮記》為三種，又分《春秋》的三種傳為三種，合上《易》《書》《詩》，是九種。宋代就唐的九種，再加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是十三種。所以十三經這個集團是經歷了五次的變遷才成功的」。十三經起源不一，內容廣泛，性質各異，它們的「層累地」編定與增加也是「越往後越複雜」。
此外，經學的中心人物也是「層累說」的闡釋主體。顧頡剛以家喻戶曉的經學人物為對象，如關乎歷史源頭的三皇五帝、位居儒學中心的堯舜禹等，通過揭示他們的神話傳說，梳理他們形象敘述的演變，分析他們在古史中地位、層次的變化，進而梳理出整個古史系統構成的「層累」邏輯體系。
山東武梁祠漢代畫像中的三組五帝像 中國歷史博物館供稿（圖源：呂樹芝：《漢武梁祠畫像中的三皇五帝像》）
在國民意識中，「三皇五帝」是中華文明起源的符號與象徵，是民族信仰的前提和民族團結的根基，而黃帝是公認的始祖，地位神聖不可侵犯。但是，顧頡剛明確聲稱「東周以上無史」：「照我們現在的觀察，東周以上只好說無史。」這都與儒家確立的「信史」大相逕庭。堯舜禹是儒家尊崇的中心人物，由於考古資料的缺少，夏商周已經「茫昧無稽」，對堯舜禹的研究，不單單是只研究三個人物那麼簡單，還涉及中國上古時代的政治制度、社會關係以及夏代史的相關情況，是上古史研究中不可能繞過的重要存在。顧頡剛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答劉胡兩先生書》《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鯀禹的傳說》《夏史三論》等文章都是圍繞這些問題而作的。通過考察，顧頡剛發現，一方面，堯舜禹的形象，在歷史記載中經歷了一個逐層渲染的累積，「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堯舜們和桀紂們所以成了兩極端的品性，做出兩極端的行為的緣故，也就可以領略他們所受的頌譽和詆毀的積累的層次」。另一方面，禪讓說乃是墨家首倡，經過廣泛流傳後，為儒家所接受並加以改造熔鑄，最後被寫進《尚書·堯典》的，形成時間歷經數百年之久。由此，顧頡剛推斷，作為經學的中心人物，堯舜禹的「史實」有很多是可疑的、不足信的。如此一來，經學「言必稱三代」的法古主張便不打自倒了，疑古辨偽思想的說服力與影響力也隨之增強。
《顧頡剛全集》（圖源：網絡）
二、重考據輕義理：疑古辨偽的為學理念
義理與考據是經學研究中的一對範疇，二者既有區別又互相浸潤，而在疑古辨偽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中，顧頡剛輕義理重考據的為學理念尤為凸顯。
在批評「義理」方面，顧頡剛比前人更為徹底。前人疑經之義理，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弱點，如崔述疑傳不疑經，姚際恆也並不是如顧氏所說的「姚氏太勇了，什麼都要疑」，姚氏在批評王通時云：「爾何人斯，而敢上比孔子，作偽書以擬《論語》乎!即孔子之後再有聖人，亦當別出言行；未聞有比擬其書便可為聖人者。」這表明，姚氏雖然攻擊的目標是程朱之學，但目的並不是要動搖孔子之道，仍然具有衛道的意味。相比之下，顧頡剛既不崇經又不崇道，在剝除經之義理、溯經之本源的過程中也更加徹底。他認為，義理是將聖人之言和經傳所云看作政治行為的規範，是後人賦予經學的主觀認識。例如《春秋》經傳中常將義理和史事雜糅在一起，使得經傳的真相似是而非，後人很難能夠尋出它們各自的原貌，只有逐層揭去義理的籠罩，才能探尋經學的真相。
經學中的考據，主要對象是具體的甚至是細枝末節等形而下的問題，通常被詬病為「瑣碎無系統」。對此，顧頡剛卻有著不同的認識。他強調考據在現代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相信每一條記載都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必有所出」，「非考據不足以言史學」的傾向較為明顯。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考據學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學問，不會過時。一般認為，考據是學術研究的一種方法，稱不上一門學問，錢穆就曾說過「考據誠所當重，然不當即以考據代學問」。對此觀點，顧頡剛不以為然，他認為考據是方法，考據學是一門學問。1955年，他為《古籍考辨叢刊》作序文時，開篇第一句話就說：「『考據學』是一門中國土生土長的學問。」指出，中國考據學萌芽於東漢時期，從隋唐五代至宋時期漸漸地成立並發展，到了清代，考據學趨於成熟。這一番對中國考據學史的梳理，既反映了考據學在中國學術發展中的連續性，又意在強調考據並不只是經學的「專利」，它在現代史學研究中依然大有用武之地。顧頡剛稱考據學是傳統文化中富有科學性的學問，是現代應當繼承的優秀遺產，並強調它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歸納說：「考證學的目的：1.發見新事實。2.得到事實的真相，撥除其塵障。3.從事實的真相及新事實上建立新系統。」學術研究方法各有千秋，但學術研究的態度與目的是可以共通的，考據學嚴謹考信材料，以「一字一句皆有淵源」為旨歸，這種樸實、審慎的學術品格顧頡剛尤為欣賞，認為這是探索歷史真相、建設信史系統不可或缺的。
《古籍考辨叢刊》（圖源：網絡）
第二，新歷史考據是經學考據的現代轉型。考據學與史料學在對象、過程及目的上具有共通性，顧頡剛稱「考據學者，史料學之基本方法也」。他認為，從文化延續角度看，「史料學」一詞是考據學在現代的延續：「到了現在，考據學這個名詞應當改稱為『史料學』。史料學的目的，是從資料的來源和它的真確性以及作者的時代和他的環境等等問題來揭示出每一件資料的本質，認定它是一定的社會環境下的產物，以便人們根據了這樣的分析，進一步綜合某一時代的資料而得著正確的歷史知識。」他以「圍剿」一詞為喻，說明考據對辨偽史料的重要性：「考據之術，便是把一件東西劃成無數小部分，逐步把每個小部分提出問題，把所有關於這個小部分的材料儘量搜集攏來，加以分析、比較，而後徹底解決此一問題。以今日術語言之，是即『圍剿』也。必如此，才可深入，才可正確。」考據是確定史料真偽的前提，這一過程如同「圍剿」，先以某一具體問題切入，然後搜集史料，再對史料重新考辨、編排、分類，最後「只有多數經過批判地選擇與全部精細研究過的歷史史料」，才能夠為史學研究服務。這裡說的「史料學」，就是通常所說的「新歷史考據學」。傳統考據是「為經學而經學」，新歷史考據學則是在批判繼承傳統考據的基礎上，更加強調現代史學觀念的指導、史學與社會的聯繫、社會科學門類的整合等，方法論上與傳統意義上的經學考據迥異其趣。
現代史學考證是基礎，是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的前提。顧頡剛將「一字一句皆有淵源」的經學考據引入現代史學研究領域，將中國本土的「乾嘉範式」與西方實證史學有機結合起來，這一輕義理重考據的為學理念，反映了他疑古辨偽思想中崇實黜虛的價值取向。
三、疑經—辨古籍—辨古史：疑古辨偽的致知門徑
顧頡剛疑古辨偽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可分為兩步：第一步是由疑經到辨古籍，第二步是由辨古籍到辨古史。考證經籍是疑古辨偽的首要工作，在由「疑經辨偽」轉向「疑古辨偽」之後，最終目的是對真實歷史的尋找與重建。
第一，由疑經到辨古籍。顧頡剛以「經書及其註解」作為辨偽對象，後來將範圍擴展至一切史學古籍，辨偽成果以《辨偽叢刊》《古籍考辨叢刊》為代表。對於自己如何走上「由疑經而辨古籍」的道路，顧頡剛在1930年坦言：「我在二十歲以前，所受的學術上的洪大的震蕩只有兩次。第一次是讀了一部監本《書經》，又讀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閻若璩傳》，第二次就是這一回，翻看了一部《漢魏叢書》，又讀了一本《古今偽書考》。我深信這兩次給我的刺激深深地註定了我的畢生的治學的命運，我再也離不開他們的道路了!」
這裡所指的兩次「震蕩」，第一次是《書經》與《閻若璩傳》的衝突，閻若璩懷疑經籍、經注、經說啟發了顧頡剛；第二次是《漢魏叢書》與《古今偽書考》的衝突，姚際恆的大膽懷疑鼓舞了顧頡剛疑古辨偽的勇氣。顧頡剛所指的「畢生的治學的命運」，即是指延續閻若璩和姚際恆的辨偽之路，特別是姚氏把經書劃入偽書範疇，更是讓顧頡剛「再也離不開他們的道路了」。他這樣評價姚際恆：「敢於把人們不敢疑的經書(《易傳》《孝經》《爾雅》等)一起放在偽書裡，使得初學者對著一大堆材料，茫無別擇，最易陷於輕信的時候，驟然聽到一個大聲的警告，知道故紙堆裡有無數記載不是真話，又有無數問題未經解決，則這本書實在具有發聾振聵的功效。」雖然現在看來，《古今偽書考》只是一冊讀書筆記，其中的論斷有不少偏頗之處，學術價值有限，但姚氏敢於提出「古今偽書」這一名目，這恰恰是《古今偽書考》的價值所在——敢於疑前人不敢疑的經書，這也是顧頡剛感受到「震蕩」的原因所在。
第二，由辨古籍到辨古史。古籍是歷史記載，歷史是客觀存在，二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與此相呼應，顧頡剛疑古辨偽的對象也分兩層：一是考辨記載古史的文本典籍，二是考辨古史本身。前者針對史書中的矛盾，如作者、成書年代、記載內容、文體形式、語言風格等；後者針對史實中的牴牾之處，如描述、邏輯推理、觀點等。顧頡剛由辨古籍到辨古史，這一過程是自然而然的，胡適對此也曾有過論述，「先是辨『偽書』，後轉到辨『偽事』。頡剛從此走上了辨『偽史』的路」。
隨著研究的深入，顧頡剛疑古的關注點由「偽書的偽史」逐漸延伸到「真書的偽史」上，對真書、偽書、真史、偽史的認識趨向辯證。1921年，顧頡剛在自述其整理中國歷史的意見時，認為偽書所記載的全是偽史，他說：「因為偽書上的事實自是全偽，只要把書的偽跡考訂，便使據了偽書而成立的歷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點。」1935年，顧頡剛改變了這個有些「絕對化概括」的認識，指出：「許多偽材料，置之於所偽的時代固不合，但置之於偽作的時代則仍是絕好的史料：我們得了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個時代的思想和學術。」材料的真偽是相對來說的，真書、偽書與真史、偽史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書本身的真偽與內容的真偽並不是一致的，偽書中有偽史，也有真史，真書中也有偽史。原本是荒謬之說的讖緯，只要善於使用，也是寶貴的史料，「又如讖緯，我雖敢說它十分之九是妖妄荒誕的東西，但終有它十分之一的可寶貴的資料」。最後，顧頡剛得出結論：「所以偽史的出現，即是真史的反映。」顧頡剛沒有片面地將偽書打入「冷宮」，也沒有給真書絕對的信任，所謂的真書、偽書、真史、偽史都是相對而言的，顯示了顧氏史料觀的發展與成熟。
顧頡剛通過經籍入手擴展至古籍考辨，然後再去重新審查中國的古史，進而指出古史的立足點及古史系統的不可靠性，這種「疑經—辨古籍—辨古史」的致知門徑，既是研究領域的開拓，也是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升華。
四、結語
經學與史學之間的緊張與匯合，是中國學術內部結構的重要裂變。20世紀初期，當梁啓超發出「於今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之感嘆的時候，失去封建社會制度依託的經學急劇式微，史學則在西方科學社會思潮的傳播中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經學時代結束，史學時代開啟，那些積極響應「新史學」號召的學者，也大都紛紛告別經學，轉型成長為具有現代史學精神、掌握現代史學方法的史學家。近年來，學術界對現代經史關係的關注多集中於經學與現代史學之間的斷裂，主要闡述現代史學在擺脫傳統經學桎梏之後的破竹之勢，而較少注意到現代經史之間依然存在的內在關聯，特別是經學對現代史學潛在的、長遠的影響。實質上，現代史學的健康發展離不開經學背景的支撐，汗牛充棟的經說與經解已經成為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中國歷史的研究，不可能繞過經學這一巨大的歷史存在而進行，經學與中國現代史學的演進之間，聯繫緊密而難以割裂。
顧頡剛疑古辨偽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與經學的材料支撐、治學理念、為學路徑都緊密相關，可以說是從傳統經學母體內逐步演化而來的。經學研究是顧頡剛從事史學研究的必要前提和必經之路，顧頡剛本人也曾明確表示「研究中國古史必由經學入手」，只有打破傳統的經學認知，重新考察經學層層粉飾的舊古史體系，才能建設可信的古史系統。在此基礎上，顧頡剛將經史研究中疑古辨偽的思想與方法「互通共享」，其優點在於能夠以客觀事實為旨歸，摒棄學術研究中的門戶之見、政治之壓、道德之附。疑古辨偽思想的提出使他成為民國時期普遍認同的頗具「現代性」、「革命性」的先鋒人物，而經學情結的潛移默化使他成為新歷史考據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這兩個似乎有矛盾的學術角色，在顧頡剛的身上得到毫無「違和感」的統一。可以說，顧頡剛的疑古辨偽思想源起於經學，伴隨著經學，落腳在史學，最後歸於經學與史學的統一。
在現代史學史中，顧頡剛在經史領域的疑古辨偽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承前」方面，主要指顧頡剛秉承自宋代以降的辨偽精神，吸收乾嘉漢學的考證理念，順應梁啓超倡導的新史學方向，以「經學結束者」的身份自覺擔負起結算經學、變經為史的重任。「啟後」方面，主要指顧頡剛不但身體力行疑古辨偽，而且組織同時代志同道合的學人聚集在《古史辨》《辨偽叢刊》等平臺周圍，逐漸形成了以材料考辨為核心的「乾嘉範式」，將經學納入現代史學的學科建設之中。經學是中國文化遺產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中國現代文明發展的理論來源和重要構成要素，現代史學的創新不可能完全拋開經學。顧頡剛對經學的辨偽、整理與研究方法的創新，表明經學具有強大的解釋空間，依然可以與當今時代相對接，依然可以承載當代的時代意蘊與精神內涵，可以發揮其中利於現代社會發展的價值。這種創造性轉換，不僅是顧頡剛的個人傾向，而且是有時代責任感的學者共同為之努力的目標。如今，史學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現代科學精神的學科，具備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和學科體系。它在保持經學與傳統史學積極因素的同時，又融入了與時代學術文化思潮息息相通的新觀念、新思想、新視野和新方法，必將走向新的繁榮。
（作者：王紅霞 系聊城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編輯：老 胡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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