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古來有「今文經」與「古文經」、「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區分。今文經與古文經，最初只是指兩種字體。我國古代文字從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發展到戰國時代，字體屢經變遷。戰國時秦國境內，基本上通用「籀書」，亦稱「大篆」；後來秦始皇統一中國，在「籀書」的基礎上加以簡化成為「小篆」，或稱「篆書」。秦代的「書同文」即以這種篆書來作為標準的字體。至於六國境內的文字，與籀書、篆書不完全一樣。現在我們尚能見到的六國文字，如戰國古錢幣、青銅器、近幾十年出土的楚簡上的文字以及《說文解字》中所載「古文」，均屬此類，有的學者統稱之為「晚周古文」。這種古文字由於地區及時代早晚不同，差別較大。但它們都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古文字，所以習慣上名之曰「古文」。在戰國後期，除了大篆和這些「古文」外，還出現了一種字體，就是「隸書」。在秦代，通行的正式字體是小篆，如秦刻石及秦權（秦官府批准的標準砝碼）銘文都是小篆，但在官府中的公文及民間流行的字體則主要是隸書。到了漢代隸書已取代小篆成了最通行的字體。所以在漢代人看來，隸書是當代的字體，因此名之曰「今文」。經典若是用戰國古字寫的，就是「古文經」，用隸書寫的就是「今文經」。《史記•儒林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這裡所說的「古文」、「今文」，就是以《尚書》傳本之古、今文字而言的。
今、古文經的字，難免會有所不同，這種不同有時今文經正確，有時古文經正確，不能一概而論。因為，古文經雖以六國時的古文字繕寫，但從西周或春秋時代傳到戰國，中間也難免有抄錯或記錯的地方。今文經雖大多是漢人寫的，但有時因為依據的底本好，也可能反比某些古文經為勝。今、古文經的異字的成因，大致有四種情況：假借字，異體字，誤字，誤句。其中，假借字數量最多，如《儀禮•士相見禮》中的「一」與「壹」、「終」與「眾」、「甫」與「父」、「毋」與「無」、「伸」與「信」、「早」與「蚤」等。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不但是指所持底本字體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就對於經典內容闡釋方面的差異而言的。今文經學的特點是關注現實政治，講陰陽五行、災異譴告之論，致力於發掘、發揮經文背後的微言大義。今文經學家多尊崇孔子，認為他是託古改制的「素王」，重《春秋》公羊學。董仲舒提出：「《詩》無達詁，《易》無達佔，《春秋》無達辭。」（《春秋繁露•精華》）他不承認經典本義有固定不變的解釋，而強調解釋是隨著人們對意義的理解而不斷變化的，不必拘泥於古義。為了從經典本文中發見原理，並把它運用於實際，應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春秋繁露•玉杯》），即通過對經典本文的分章析句，綜合把握經典的精神實質，重新建構其政治意義。今文經學彰顯了經典的時代意義，植入了許多前人未見的思想，從而使經典的闡釋歷久彌新。
古文經學多把六經當成信史，講文字訓詁，留意典章制度，注重歷史事實，具有濃厚的實證色彩。古文經學家具有樸實的學風和嚴謹的治學方法，所以他們常常能夠對古籍作出正確的和比較合理的訓釋，從而彰顯那些被今文經學家文飾、遮蔽的文本原意；他們的訓釋成為後人理解古籍的重要參考。
西漢的今文經學，如《詩》之齊、魯、韓三家，《書》之歐陽、大小夏侯，《易》之施、孟、梁丘，《春秋》之公羊，都先後「立學官」（「學官」即朝廷任命的教官，《史記•儒林列傳》中說「公孫弘為學官」），成為官學，今文經學家可以擔任博士之職，帶弟子。漢武帝時最重視《春秋》公羊學，漢宣帝時一度重視《春秋》穀梁學。古文經學主要在民間傳授，並遭到今文經學家們的排斥。漢代的古文經學有《費氏易》、《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周禮》）、《逸禮》、《春秋左氏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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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漢代經學發展史論》，邊家珍，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
《今古文經學新論》，王葆玹，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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