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經學》，首先要弄清楚什麼是《經》。"說文解字"中，"訓"為"織","段玉裁"為"縱線"，由此引申為穿訂書冊中的線，然後又指書。但是，這裡的《經》，並非指一切書，而是指儒家經典，明確到這一點還遠遠不夠，因為以前的儒者對《經》的涵蓋範圍，做過許多爭論，甚至還興起了名為《經》的考古學。
在先秦時期，學術界十分活躍，各派紛爭不斷。後來出了兩個皇帝，徹底改變了這個局面：先是秦始皇禁止民間藏書，後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由此經學便興起了。那為什麼名為《古文經學》，而不用別的名稱呢？
它與秦始皇有關係。一統天下之後，為了鞏固統治，他頒布了《書同文》，這絕對是有益於國家統一的好事。為使一元化文字迅速普及，秦始皇命人將其簡化為「大篆」，由此而得「篆書」，是秦代通行的標準字體。
然而，官府和民間仍流行一種字體，即「隸書」。兩漢，隸書是通用字體。字形的不同，就是把「古今」區別為「古今」。若為隸書版，則為「今文經學」，若為古文經學，則為「古文經學」，所以有「古文經學」之說。
這樣解釋其實有一點繞，就是把秦代作為一個分水嶺，在其之前的都可以歸為「古文經」。當然，古文經學起源於漢代。漢武帝一聲不吭，只有儒學獨樹一幟，營造了良好的儒家經典研究氛圍。其實，自漢武帝起，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今文經學一直佔主導地位。
生在魯國的孔子，繼承了周制最純粹的一種形式，周制強調禮與樂。漢代統治者為了扶植儒學，並非要把禮樂恢復到原來的高度，而是出於統治的需要，既然秦始皇對天下儒生有許多限制，那大漢皇室就要改變這個規矩，漢惠帝也就廢除了挾書之律。
漢景帝時，在孔子故居中發現了一批古書，極大地鼓舞了天下儒生。先秦時期，許多儒生奔赴山林，靠口頭傳誦經典，自然會產生「誤傳」。許多藏於秘府的古文經學，相繼發現，對這些古文經學的解釋與研究，也成為一股潮流，但這只是民間流傳。
此時，朝廷欽定的還是今文經，它在漢廷的官學中壟斷了很長一段時間。用董仲舒的話來說，這一時期經學的特點就更加明顯了，他說：「詩無達詁，易無達佔，春秋無達辭。」閱讀《詩經》，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解讀，對《周易》也會有不同的預言，至於《春秋》，其說辭何在？
這一時期的經學重視實相，更重視背後的微言大義。但是，與注重「本意」還原的古文經學相比，今文經學似乎缺乏實證性，這當然是有積極意義的。時間過得很快，西漢末年，要提到的人就是劉歆。這個人是個大才子，在天文學、史學、詩學等領域都有研究，他對儒學的研究直接推動了古文經學的發展。
在經學方面，劉歆有三大貢獻：
第一，他發現了一批先秦的經書，他竭力為世人推薦，只是為了不讓它們佚失，後來，這批古文經書果然廣為流傳。他重視訓詁，而且，還根據古文的字形筆意對經書進行註解，這為文字與歷史的解經開闢了新途徑。打破了今文經對儒學的壟斷，從此，古文經學的發展之路就開啟了。
此時此刻，今文經學已逐漸步入僵化煩瑣，開始與讖緯相結合，此時的孔子，是今文經學中受天命的聖王，也是讖緯神學中的黑帝之子。今天的文經開始流於妄誕，西漢末更見衰微。
古代文字經學雖然在民間傳授，但其傳授是自成一體的。講到《春秋》，《左氏春秋》傳的人物有劉歆、鄭玄、王虔、賈逵等。《左氏春秋》是古文經學中影響最大的一部書，可以說與《公羊春秋》(今文經學)形成了不相容的態勢。
在提倡《左氏春秋》時，劉歆相當重視其中的史事，重視對史實的查證，他不認為通過文字分析可以「微言大義」。劉歆是古文經學的奠基人，鄭玄是古文經學的奠基人。
鄭玄既通古文經，又通今文經，他的《六藝論》是對兩漢經學的一個總結。其《周禮注》一書，亦為古文經學所推崇，《周禮注》是三禮之首，其對周禮的註解影響了後來的禮學。漢代古文經學繁榮，此後的魏晉時代，古文經學基本來源於此。西晉末年的戰亂對今文經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直到清末，這一時期的文經才再度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