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知名非虛構作家袁凌的新書《在別處》
有一年，在北京西站旁邊一處站牌下，趙玲的二叔接我們去良鄉玩。二叔是當年當工農兵地質大學生走的，單位在周口店，在良鄉安家十幾年了。家鄉的頭一門離了，現在的二嬸是良鄉本地人。
二叔有好多年沒有回鄉了，聽說是二嬸怕他回去花錢。奶奶過世那年二叔回去，給了么姑家兩千塊錢。那年二叔的嶽母正好搬回八仙，知道以後心裡不平，叫嶽父寫信給二叔，說家裡開店虧了本，兩個娃子上學經濟困難，要支援一下。二叔就又給嶽父寄了兩千塊錢。誰知道嶽父收到錢並沒有帶回八仙，自己買了一件帶羊毛裡子的大衣，別的錢打麻將輸掉了。嶽母還以為二叔沒寄錢，說他偏心，嶽父才承認了，嶽母氣得了不得。那次之後，二叔就再也沒回過鄉。
二嬸也不喜歡家鄉的人到二叔這兒來。飯桌上，二嬸提起張勇兒的事。張勇兒本姓侯，他母親早年聽信了人口販子，被拐賣到河南，後來逃回八仙，帶著勇兒嫁到張家，勇兒也改了姓。張家頭一門有兩個孩子，勇兒自小喜歡在嶽母家玩，有時晚上給嶽母打伴。他十五歲就出門打工了，人聰明，在加油站裡當過保安，在北京開過蒸麵館子，有一陣在良鄉一個餐館裡做，常常到二叔家來，一來就喊叔叔嬸子，經常帶些涼菜，說是館子裡剩下的。
二叔退了休沒事情，身體也不好，勇兒還能陪他下下象棋。二嬸見他嘴巴甜，又總帶東西，也不好說什麼，還給他介紹了對象，是二嬸一個遠方的侄女海霞，海霞有些老實，是獨生女，家裡要招女婿。結婚的時候，二叔還當了證婚人，當時照了一些在餐館辦婚禮的照片，寄到嶽母的店裡，勇兒穿著西裝，打領帶，胸前戴紅花，臉上有些玻璃的反光。
可是勇兒忽然被餐館開掉了，二嬸打聽到人家說他偷東西。勇兒對二叔解釋說，海霞喜歡吃包子，老是要他從餐館帶，帶多了就被發現了。勇兒說自己打算繼續開蒸麵店，夏天來了不愁銷。
有天勇兒帶海霞來玩，騎了一輛新自行車，二嬸就懷疑了，說他哪裡來的這樣的自行車，一定是偷來的，可要小心連帶上我們。問海霞也問不出什麼。二嬸就硬要二叔去派出所反映，說他要真沒事，你反映也不要緊。派出所一查，車真是偷來的，勇兒參與了一個專門的自行車盜竊團夥，派出所還來找二叔，感謝二叔是個好同志，治安意識強。勇兒被拘留的時候，二叔去送過一次衣服，帶的食品也不讓送進去。
放出來以後，勇兒沒上二叔家來了。可他還給趙玲姐妹寫信，多年來他一直給她們寫信，她們從來不回，他卻一直寫，最後一封信說到他離開了北京，去河北下礦。去了沒兩個月，他就趕上冒頂了。好容易才扒出來，眼窩和鼻孔裡的煤都洗不掉了。雖說是招的女婿，這邊也無人主持，骨灰送回了家鄉安葬。勇兒離世的時候，海霞已經生了一個孩子，她嫌孩子鬧人，帶孩子再嫁麻煩，從賠償款裡拿出一部分，請勇兒頭一門的哥哥撫養。
這兩年海霞一直沒嫁出去，她又想兒子了，又心痛那八萬塊錢，想回八仙一趟，把孩子要回來。她這兩年不常來，勇兒死的時候都沒給信，好像是怪我們薄待了勇兒。可是這回她怕回去要不到娃子和錢，又想到二叔了，要請他一路回去主持。「我就沒答應。你二叔這麼大年紀，頭髮都白了，身體又不好，怎麼敢再跟她回陝西奔波？」二嬸說。
二嬸又說：「張家勇兒的事，是我叫你二叔報的案。可是畢竟是他自己犯了法啊。一個外地人，到了北京還不守規矩，可不就亂了嘛。」
二叔不說話。
去年末尾，我和妹夫走在羊坊店去北京西站的路上，手裡提著張勇兒的骨灰。他是妹夫同地不同天的兄弟，在唐山的鐵礦裡修機器被砸壞了。妹夫到唐山去談賠償，帶他的骨灰回去。
妹夫說，還沒出事的時候，他人其實已經在回去了。
半年前他最後一次回家，說：「這次回來我是專門來看孩子的。」孩子在鄉下父母家裡。流天暴雨，他硬是當天把孩子接回了縣城，一塊待了兩天。
出事前半月，他在打給媳婦的電話中說：「朋友，今年我回來，你要給我另租一間房子住。我不和你們一起住了。」媳婦以為他在開玩笑，雖然他從來不是這麼個愛開玩笑的人。
出事前一晚，父母聽到有人在火屋裡拖板凳，來回拖個沒完。
在給媳婦的那個電話裡，他還說，今年回來，一定要把戶口辦好。他十六歲離家到縣城學藝，在人口普查和重新承包土地中，村上下了他的戶口。出事之後，開戶口證明遇到了很大麻煩。
現在，戶口終於辦好了。但是立刻也就註銷了。
我想到張家勇兒有封給趙玲的信裡說的，他雖說在外招了女婿，可是戶口還在八仙，掙了錢，一定要回來起房子住。
張家勇兒的骨灰埋在鄰居家的柴山上，是用補償款買的地皮。裝骨灰用的是一副花柳樹料。
手上提的這袋骨灰，昨晚放在羊坊店路一家地下室旅館的床位下，因為太貴沒有用骨灰盒，一件他生前的衣服包起來裝在提包裡。妹夫害怕地下室的氣氛，到我的租屋住，讓他在地下室裡獨自留了一夜。
隔著布我按到了骨灰，其實不是灰，是骨頭，大大小小的，觸到的可能是半圓形的膝關節。很沉，有五六斤，也許生前的重量並未消逝，凝結進了這包骨頭。
在安檢口的X光機下，這些骨頭會顯出什麼形相。或許，有一個靈魂的陰影，飄忽地掠過監控畫面，平生第一次成功地逃了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