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的公園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亞當和作者合影
編程課
亞特蘭大歷史博物館
亞當
深夜，手機屏幕亮起，時間顯示是2:14，一看，是在國內的父親轉發的社交媒體的新聞：「由於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市中心的示威者暴力程度升級，州長剛剛宣布該州進入緊急狀態。」
扯淡呢，我豎起耳朵聽了一會兒，確認外面沒動靜後倒頭就睡。這是5月30日的凌晨。那時，喬治·弗洛依德之死引發的抗議在全美各地剛剛興起，也蔓延到了亞特蘭大。
我因為疫情被困在家，忙於買菜、做飯，完全沒關心新聞。等一覺醒來，仔細一翻，發現報導中提及的暴亂地點，有的在我所住的社區往南幾條街，有的則在社區以北幾公裡，總之，近得我感覺示威者喊口渴了買杯奶茶，就可能走到我住的這一區了。
那天晚上9點，亞特蘭大開始宵禁。
我按捺不住好奇，開始趁著白天出門。第一天去的是社區北面的公園，結果那天是周日，裡面漫山遍野到處都是野餐的家庭，一派悠閒氛圍；第二天，我決定走更遠一點，去城區的主幹道桃樹街。
往街上走的時候，我就想起了亞當·弗格森，想起在喬治亞理工學院繼續教育學院認識的那些黑人老師和助教。
我在這個城市裡認識的黑人，只有他們了。
1
亞當是我在編程班上第一個熟悉起來的助教，土生土長的美國南方人，愛笑愛鬧，還是一個「偏保守立場的溫和派」。
學編程的那半年，就只一次，他跟我提過現在吵翻天的這些社會議題。
「我的很多白人朋友都會說，他們沒有相關經歷，但是相信警員的專業能力——警察是受過專門培訓的，比我們更知道在哪些時刻應該盤查、哪些時候應該開槍。」他當時平靜地說，「但是，現狀是這樣的：任何一個非裔美國人，不管他貧困還是富有，受教育程度如何，背景何其不同，都得面對一個現實：因為自己的長相和膚色，他們就是更容易被警察誤殺，更容易被逮捕。這樣的現狀，真的沒有可改善之處了嗎？最起碼，它是不公平的吧。」
當時我太缺乏對美國社會的理解了，並不懂他在說什麼。比起這話裡的內容，他的審慎與委婉，給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在校園裡遇到的白人學生，聊起社會問題，很少有這麼不激動的。
何況，他還比那些象牙塔中的博士生年輕許多。
現在想起來，我真正認識亞當，大概是他向我推薦動畫片《名偵探柯南》的那一刻。
雖然這說來有點好笑。這個美國助教認真地告訴我：「要想學好英文，就得多看英文的連續劇——我給你推薦《名偵探柯南》，特別好看！」
「柯南？工藤新一那個柯南？」
「你知道工藤新一？！」
一瞬間恨不得有種「老鄉見老鄉」的親切感。眼前的這個美國小夥子，其實是看著卡通頻道裡經英語譯製的日本動畫片長大的。雖然本科畢業已3年，他還時不時穿一件「忍者神龜」「火隱忍者」之類動漫主題的T恤，認真地指著上面某個人物告訴學生：這就是我。
「怎麼會喜歡看日本動畫片呢？」我問他。
他難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在網頁圖片搜索框裡打下一部美國卡通的名字，指著彈出來的圖片說：「你看看這，美國動畫片，都是啥玩意兒？」 兩隻挺胸凸肚的老虎在屏幕上歡快蹦躂著，亞當已經激動得不行：「你想想《名偵探柯南》，那是什麼情節？還有我喜歡的另一部卡通，講了一個城市，被厚厚的城牆保護著，主人公從小就立志要消滅城牆外的敵人，誰知道長大了才發現，自己的爸爸就是牆外來的人，比起牆外的人，也許城牆才是不公正的——美國動畫片跟這怎麼比？我雖然是美國人，可我也不傻啊。」
我聽得瞠目結舌。
到繼續教育學院學編程的時候，我在亞特蘭大已經生活了兩年多，收穫了一堆喬治亞理工學院給學生家屬提供的簡易英語課程的證書，還在盲人摸象似的探索著這個城市。
亞特蘭大有600多萬人口，以美國的標準來算，是一個大都會了。雖然地鐵線只有兩條，但本地的哈茲菲爾德-傑克遜國際機場是全球旅客轉乘量最大的機場。本地歷史博物館裡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文物長廊上，開天闢地後第七件文物就是一個產於1900年——也就是光緒26年——的可口可樂的玻璃瓶，因為它建城也就是1837年的事情。
但我從來沒聽人把「歷史短」當作過這個城市的特徵。
看起來，學編程是一個了解本地的好機會：這裡28個學生，大都是本地人；1個講師、4個助教、其中八成是非裔——我步入了一個與象牙塔裡的美國截然不同的世界。
2
我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傻老外」。
首先是語言。脫離了象牙塔的「播音腔」環境，人們發音慵懶，語速又飛快。
我以為我在「亞特蘭大」，但其實大家都管這地兒叫「唉打攔打」；我以為打招呼該說「How are you」，結果同學們在我周圍飄來飄去，一會說「我擦」（What's up），一會說「擦潑」（也是What's up的簡化版），聽得我雲裡霧裡。有一天，我們的講師斯坦利從我眼前掠過，口吐一長串音節，我截住要求詳細解釋，他只能無奈地笑著切換回播音腔：「您——最——近——過——得——好——嗎——？」
斯坦利看著我像樹懶一樣慢半拍地對他的話做回應，覺得很有意思。亞當自從發現了我也看動漫，時不時就用日語來個招呼。有時候我不大覺得他是個美國人，比如，給他說一個笑話：日本人最粗魯的道謝方式就是說「Thank you」， 他會笑得停不下來，完全能get到笑點在哪兒。
我們在教室裡上課。斯坦利在講臺上講解，我在最後一排跟亞當聊天。
乍一看，亞特蘭大的城市脈絡分明。登上城東相對高度251米的石山，會看到這個城市的3片高樓群——下城有一片，中城有一線，中城以北、富豪雲集的巴克海德區則有另一片，餘下的地方，盡被叢林覆蓋，一片翠色。
亞特蘭大老百姓的居民區，就在這些綠蔭之下。
我所在的中城，現在雖然算市中心，在100多年以前，還是一片原始叢林。20世紀初，這個城市的富豪興起了去城外住大房子的風潮，因而陸續遷來這片區域。原籍賓夕法尼亞州的地主把這片社區劃成小網格，陸續賣地賺錢，從南到北橫向劃分成了十條街，以數字命名。
這些網格牽連起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名詞：《飄》作者瑪格麗特·米切爾的故居在第九街，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辦公樓在第十街，電影《亂世佳人》全球首映時劇組下榻的酒店在第三街對面，而第一條街旁邊座落著可口可樂公司的總部。
事實上，第一條街並不叫「第一街」，而叫「北方大道」。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似乎城裡人都心知肚明：這條路是中城與下城的分界線，也是亞特蘭大黑人與白人活動的分界線。
黑人生活在北方大道以南，白人則居住在北方大道以北。
編程班的教學設定在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國際會議中心，坐落在第五街上。
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這個繼續教育學院的班上，黑人同學的佔比，比校園裡的別處高了很多，而他們多數人都得焦慮生計。
這讓我覺得新奇不已——從前，我跟同學坐她白人中產階級婆婆開的車，說起新賺到一筆稿費，婆婆悠悠地嘆一口氣：「現在都開始談錢了呢。」我報名了編程班，同學那不識中文的白人老公也幾欲落淚：「你是個有著非凡才能的寫作者，你應該去追逐自己的理想！這樣就去學了編程，太遺憾了，太遺憾了，程式設計師怎麼比得上寫稿子的人呢？」
而這裡，大家談起錢來，自然得就好像不知道世上還有那種氛圍一樣。
黑人同學阿什莉有天給我看她手機裡的一個短視頻App，頁面上全是中文——她在《華盛頓郵報》的一條新聞裡讀到說，有些主播靠著在這上面發小視頻，一個月能賺10萬美元，於是躍躍欲試，讓我幫她辨認裡面每個按鈕的中文意思。
本職工作是CNN工程師的斯坦利總愛說：「編程賺錢啊！現在市面上的工作比能幹活兒的程式設計師還多。只要你練好了編程的本事，就能過得那麼爽，根本沒人在乎你的學歷，什麼都會有的！」
而亞當，一邊當著助教，一邊跟朋友合夥研發著一個「能把臉書和推特結合起來的項目」，一邊還跟我打聽：在中國認識做小商品的商人嗎？聽說中國商品又便宜又好，有門路進貨來亞特蘭大賣嗎？
我不禁感嘆：這哪是美國人啊，這都是浙江人吧？
我曾大剌剌地問亞當：「你的理想是什麼？」 還以為美國人聊夢想就跟吃飯一樣理所當然。而亞當吃驚地反問我：「你指哪種？日常生活的那種還是『世界和平』的那種？」
哦，原來美國人也知道日常與理想之間會有差距。我猶豫了一下——「那就對生活的理想？」
「財務自由。」
兩年多沒聽到這麼接地氣的回答了，我簡直要暈過去。
「你覺得『財務自由』應該是很難的事情嗎？」他笑了，認真地說：「我並不是要掙花不完的錢去買奢侈品，我是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要總掙扎在籌夠房租錢、掙到溫飽這條線上；我不想總在為錢焦慮，我希望能真正花力氣去生活，去追求理想、改善社會。在一個公平的社會，對一個努力工作的人來說，要擁有這種『自由』，不算太過分吧？」
那時候我也不懂：這樣的夢想，放在勸我別學編程的白人博士身上，不就是每個中產階級生來都擁有的、平平無奇的生活方式嗎？
我漸漸發現，自己好像在穿越一堵牆，一堵長時間在身邊、而我作為外國人卻極難意識到的厚牆。
3
有些差異是細微的。幾乎每一次，白人聽說我不會遊泳，就像聽到了「我不會走路」一樣詫異；而在黑人這裡，不會遊泳，怎麼了？好多人都不會啊，平時誰老聊遊泳呢。
此前，說到「美國人」，好像都是敢想敢說的人，動不動就要改變世界；雖然勤奮的黑人不知為啥都樂天知命地做著食堂大媽、網約車司機。但在編程班，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執著於奔向中產生活，屢敗屢戰地找尋著工作機會，一邊學習編程，一邊還努力拗出中上層的社交禮儀，對彼此一次次地說：「哦，真美啊，甜心，這做得真是太驚豔絕倫/奇異絕妙/引人入勝了……」
只是白人更嫻熟。
亞當不得不再次面對我直愣愣的問題：「你們感受得到這完全是在瞎誇嗎？聽著不慌嗎？」
他笑了，謹慎地環視左右，然後壓低了聲音告訴我：「是。但是我們還是得學啊。」
我以前還一直以為，美國人都已經習慣了對更有權勢的那頭猛烈抨擊。政治自然是糟糕透頂；超市裡花花綠綠的商品便宜得不像話，也是消費主義的陷阱；連鎖快餐店裡窗明几淨色調溫暖，是虛假、沒有靈魂的千篇一律；家裡的長輩要是出面幹涉人生選擇，比如讓親戚勸他選一門更能賺錢的專業，更是豈有此理、冷酷無情。
可是亞當會說：「我爹就是揍我，我也會原諒他。」
他不喜歡政府裡的政策制定者，但也好像不覺得有必要批評得多激烈。提到這些人「不接地氣」，不大可能真正幫助改善到底層人的生活，他也就是搖搖頭。
入行已經20年的老師斯坦利，則永遠滿臉笑容，充滿希望，休想從他嘴裡聽到一個不開心的詞語。「怒氣只會體現人的虛弱無能」，他告訴我，他可以一個人回家去沮喪，但絕不能影響別人。
初時，我以為這是每個人的性格差異，漸漸又覺得，也許更是非裔所面對的情勢使然。
時間長了，也許是被我各種分外不客氣的「傻老外之問」給衝擊的，亞當漸漸願意跟我多聊一點點別處聽不到的話。比較難忘的是，以前遇到的美國人，談論治安好不好，都是看當地犯罪率；可對亞當來說，亞特蘭大是個特別安全的城市，因為這裡到處都是黑人。
「我們可以安安心心地出入各種公共場所，沒有人會大驚小怪。」他曾對完全聽蒙了的我解釋過，「要是我在一個全是白人的城市，也許大家看見我就會害怕，對不對？雖然大家都說黑人區裡治安不好，槍擊案多，可黑人槍擊都是冤有頭、債有主的，我不去惹事就很安全——你想想，美國槍擊案那麼多，你聽說過有哪件是黑人對電影院、教堂或者酒吧裡不認識的人射擊的嗎？」
另一些時候，這種與主流社會的差異會被無視。某些天，他們言行舉止都會努力地靠近一個似乎是有某種標準的形象——那通常是有面試或者業界前輩來教室參觀的時候——同學們個個都談吐大方，用詞典雅，穿著正裝，身上散發出香水味兒，盡力不讓平時那個拖著雙肩包、坐在教室後排被一個網絡表情包逗得咯咯笑的自己破殼而出。
這種努力常常以失敗告終。但負面情緒是沒有的。新的一天，又精神百倍地告訴學生：「當然能找到工作——只要編程編得夠好。」
來美後我學了好幾次民權運動的歷史，每每總是說到上世紀60年代末就止住了。我知道上世紀50年代艾森豪總統下令美國陸軍護送黑人學生進入小石城中央中學就讀，也知道上世紀60年代甘迺迪總統下令動用武力把攔在大學門口不讓黑人學生進入的阿拉巴馬州州長挪開，然後，一切好像就都已經迎刃而解。
但那天，我聽到助教和幾個黑人學生直白地在談論「黑人大學」和「白人大學」，很稀奇地又發問：「現在美國還分『黑人大學』和『白人大學』？」
這幾個人被我問得面面相覷。
最後還是亞當回答了我：「是的，民權運動之前那些專為黑人學生開辦的高校，現在的主要生源依然是非裔。」
當然，誰都可以申請任何大學。但實際上，在日常生活中，這些學院裡，大多數的學生都是黑人；而非裔的小孩，也多半會去這些學院上大學。
「非裔為什麼不去最好的大學裡讀書？」 我差點這樣問他，還好很快意識到，這個問題，也太「何不食肉糜」了一點。
一旦意識到某些點，就會發現生活中處處有提示。答案早就在那裡：校園裡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但鮮見本地非裔，飯堂大媽和清潔大叔都是黑人，每天晚高峰、每次大型活動結束後的人流黑人向南，白人向北……
亞特蘭大被稱為「黑人之都」，學校裡也新塑了第一位非裔學生的銅像。可黑人聚居區還是跨不過北方大道。
以非裔社群為主角的電視劇《亞特蘭大》中，女主角也問過男主：「你知道普林斯頓大學很『白』，可還是去了那裡，是吧？」他們的女兒到了讀學前班的年紀，老師說，轉學去私立學校吧，這社區的小學沒有足夠的師資和教學資源，令愛聰明得就像一隻足以推開屠宰場柵欄的小牛崽，讓她在這兒待下去會毀了她。
可他們還是猶豫。既因為沒錢，也擔憂女兒會成為班上唯一的黑人。
4
也許是因為與斯坦利與亞當的相處經歷，也許是因為我學過新聞，我沒有同許多在美國的華人那樣對抗議活動本身感到恐懼。
只要抗議的問題是真的存在，在這個社會中，不平則鳴也是遲早的事。
事實上，不平之聲也不是這個時代才開始的。我後來才知道，早在1939年，《亂世佳人》在亞特蘭大首映的時候，就已經有人為這部電影中的黑人形象抗議：如果你面對的是鞭子，那你當然會溫馴。上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聲勢高漲之時，亞特蘭大的石山被刻上南北戰爭時維護奴隸制的領導人傑斐遜·戴維斯、羅伯特·李和斯·傑克遜的浮雕像，非裔社群反對之聲也已經不少。
可是，那時候，誰會去聽他們的呢。
亞當畢業於亞特蘭大的莫爾豪斯學院，這幾乎是「黑人高校」中最頂尖的一所了，校友包括馬丁·路德·金、斯派克·李等。學校的錄取率大約在七成，畢業率只有五成左右。
他本科學過物理，也學過數學，但「學得不好」，所以總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於是再學編程，可這也只讓他找到了這份時薪13美元、每個星期工作10小時的兼職。
「在亞特蘭大要租一居室公寓，平均都要1000美元吧？當助教，一個月賺500美元出頭，只夠補貼房租的一半。我還兼著另一份工，時間比這長一點，但賺的錢也就剛剛夠支付生活開銷。
「每個月快到月底那幾天，我就特別緊張，生怕自己出點事——會不會生一場病，耽誤太久的工作？會不會突然丟了其中一份工作？任何一份工作，只要有一個星期拿不到薪水，我那個月的房租就可能出問題，而欠繳房租是可能會被房東告上法庭的。我是黑人，很可能因為類似欠繳房租這樣的錯誤，留下被捕記錄或者不好的信用記錄，這樣的話，以後就很難找到工作了。找不到工作，生活就很難回到正軌，多幾件事撞一塊，也許有天你會在街上發現某個流浪漢是我。」
黑人社區裡多得是前車之鑑。
這些都是我很久之後才意識到的。它們就像是生活裡一些不經意的碎片。社會新聞裡，形跡可疑被警察擊斃但最後確認無辜的黑人青年，在紐約自己的公寓裡吃著冰淇凌看電視時被走錯門的住樓上的女鄰居擊斃的精英階層非裔男青年，在公園燒烤時因為旁邊有黑人覺得太可怕而報警的白人；在我英語老師所住的白人中產階級社區裡買房、但出門散步時因為太惹眼被同小區居民給報了警的非裔中年；我甚至看到了一篇出自美籍華人之手的文章，描述自己的非裔丈夫報警尋求幫助時，被聞訊而來的警察不由分說地按倒了，而去他們店鋪裡挑事的白人則揚長而去。
「法律可以限定人的行為，但是管不了人心中的刻薄。」這是亞當被我追著問「黑人的法律地位已經和白人完全平等了，為什麼幾十年後隔閡還這麼大」時給出的回答。
結束了編程班的學習之後，我在學校語言班教學生寫論文的素材庫裡看到了一個《大西洋月刊》製作的關於監獄的視頻，裡面有一組數據是，從1978年至1990年，一個14歲的白人孩子家長坐牢的機率從2.4%漲到了4.2%， 而對同時期同齡的黑人孩童來說，家中父母有人入獄的機率從15.2%升到了28.4%。
「這監禁率是如此之高，如此集中於特定人群，以至於我們不再是在關押獨立的人犯，而是在監禁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視頻的旁白說道。
像亞當這樣的大學畢業生，大概率不會如此倒黴。如果沒有遇上太大的變故，他也許會像永遠樂樂呵呵、沒有半個「不」字的老師斯坦利那樣，過上安定的生活。
斯坦利是出生在維吉尼亞一處農場上的鄉下孩子，考上大學後到亞特蘭大讀商科，在學校裡第一次見到了電腦。
那還是上個世紀90年代。學校裡的老師告訴斯坦利，學懂計算機，就抓住了未來。
他開始學習編程。本科畢業，雖然拿的是商學院的學位，但他在美國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UPS）找了一份程式設計師的工作，在這一行一幹就是20年。
如今，斯坦利過上了中產階段的生活，把父母都從老家接到了大城市亞特蘭大。在做工程師之餘，他還能兼一份教編程的差，也能有餘力給像亞當這樣的年輕人勻一點網站開發的私活乾乾。
我有時候想，幸虧誤打誤撞地在亞特蘭大讀了一個編程班，才有機會遇到這些還願意奮鬥成為中產的黑人，看到他們背負那些沉重的、隨時能把自己拽回底層的包袱，走出艱辛的每一步。
那真是一種微妙而難以解釋的處境。我不能說他們過得不幸福，一個像斯坦利這樣的農家小孩，考上的只是社區學院，也能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機會接觸到計算機；哪怕每個月都掐著日子算錢的亞當，也能用上蘋果電腦（雖然是二手的）；只是，身為美國人，與那些膚色更淺的族群相比，他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裡，會面對更多的高牆。
這些牆是如此清晰，以至於非裔社群中的許多人努力過也被絆倒在地，更多人可能仰頭看一眼那高牆就放棄了跨越的嘗試；這些牆看起來是又如此透明，以至於那些多少享受著特權的族群，雖然也和非裔生活在同一個緊密相連的社會中，卻似乎幾乎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它。
5
上世紀50年代末，亞特蘭大的富人已經陸續搬出中城，奔向更遠、更北的郊區，住上了藏於密林中的更寬敞的別墅。中城的大宅紛紛被改建成適合新興上班族的小公寓，而北方大道，由於當了多年「生人勿近」的分界線，也一日比一日混亂。到上世紀80年代，昔日的郊遊路邊已經聚集起大批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罪案頻發，不過數公裡的路兩旁，有三所精神衛生的救助機構。
中城社區的復興是這個世紀的新事：舊有的痼疾被政府和公益組織下力氣整頓，而郊區長大的新一代開始著迷於便利的城市生活。
我搬進這兒的時候，看到的不僅是被隔成四五間一居室的復古木頭豪宅，成年人合抱不過來的參天古樹，還有大批白天黑夜在路上跑步遛狗的年輕白人。社區裡精細打理的前院裡會插著為伯尼·桑德斯選舉助威的牌子，1926年建成的、磚結構的前市政廳大樓被改建成了時髦的藝術和美食市場，東邊還有以舊鐵道改建的、專用於跑步和騎自行車的步道，道旁是塗鴉和各式的藝術裝置。
對住在這兒的年輕白人而言，那些與黑人文化相關的元素——籃球、說唱、塗鴉，已經成了某種「酷」的標誌。
北方大道已然是一條寬闊的六車道大街，路兩旁鮮有行人，流浪漢不再聚集於此，而罪案依然時有發生——差不多每隔一兩個月，就會在郵箱裡看到一封學校的通報，幾乎每起都是潦草的打劫，有時候是持槍的，有時候是持刀的，還有一起的案犯是一個少女和她未成年的弟弟。
如果不是到過了亞特蘭大，我是不是也會自然而然地覺得種族歧視已不存在，同時卻陷入因為膚色而隨意判斷一群人的迷思中？
我問過亞當，如果他生活穩定，不再為財務而操心了，他的夢想是什麼。
他說，想讓這個世界更美好一點。他不明白為什麼現在科學技術那麼發達，人類卻好像還是老做點不入流的事情——比如之前美國，一本正經在每家每戶收集「可回收垃圾」，結果「回收」的方式卻是把這些都賣給了第三世界國家，禍害當地人的身體健康，這都是在搞什麼呢？
這個時候，他又像一個典型的這一代的美國知識青年了。
可他依然還是得給自己找一份正經工作。編程班快結業的時候，我第一次想起來問亞當：「所以你的那份主要的兼職是什麼？」
「我？」亞當說，「我是一個廚子啊。烤肉的廚子。」
這位廚子的領英（LinkedIn）頁面上寫著如下簡介：「我是一位充滿上進心的全棧工程師，具有出色的職業道德，能勝任充滿挑戰或是需要協作的各種工作環境。身為一名程序開發人員，我能以團隊為導向，也擁有在特定情況下領導整個團隊的毅力。憑藉我在數學專業方面的學術背景，邏輯思考的能力，以及堅持不懈的精神，我可以在壓力下清晰思考，並在各種認真去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
很多在編程上還蹣跚起步的白人同學還沒出編程班就找到了工作，但這位助教始終沒有著落。
今年2月，我在學校裡見過一次亞當和斯坦利，給他們送去了我回國時買的摺扇。看見摺扇，斯坦利眼睛發亮：「這就是功夫電影裡大俠『唰』一下就抖開的那種武器？」我說是的，不禁想到以前看過一部紀錄片，說功夫片在美國的流行就是從黑人社群開始的，他們可能一輩子沒去過中國，但是電影裡大俠一腳踢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牌子那種拳打帝國主義者的「爽」，大家都特別能理解。而亞當拿著扇子研究半天，問我：「這扇子一把多少錢？有渠道能大量批發到美國來嗎？」
兩周以後，疫情抵達了亞特蘭大。餐廳和學校，都是第一批被關閉的單位。
我在社交媒體上問過亞當過得怎麼樣，他沒有回覆。幾個星期後，他發了一條狀態說，總的來說，隔離以來，老天待他蠻好。
我沒有問他那是什麼程度的「好」。
像他這樣的人，很可能是不會上街參加抗議的，可我也怕真聊深了，會為自己在這時候能閉門不出而愧怍。
（作者為旅美華人，專欄作家）
黃昉苨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