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蔣軍調集了多達8個師、共10萬兵力，由名將杜聿明統領，大舉進犯南滿，妄圖殲滅我東北聯軍第三、四縱隊。
由於敵情需要，四縱不得不多線作戰，兵力呈現較為分散的狀態，總共10000人左右，卻被迫分作四路，其中兩路分別駐守賽馬集和摩天嶺，一路由韓先楚率領正在支援三縱作戰，還有一路負責攻打小市鎮，由司令員胡奇才率領。
打仗講究集中優勢兵力，如此多處分兵必然存在不小的風險。
戰事的發展果然驗證了這一點：三縱十師、十二師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先後遭到失利，胡奇才那一路人馬也不得不撤出戰場。
更糟糕的情況還在後面，四縱和遼東軍區的首腦機關遭到蔣軍數萬之眾的四面圍攻，形勢萬分危急！
就在這時，胡奇才接到遼東軍區指揮部的電令，要求他派一支部隊前往草河口阻擊敵人，掩護軍區機關轉移。
這道命令讓胡奇才陷入極為艱難的處境中。
要想真正在草河口擋住敵人，讓軍區機關安全轉移，就必須派出一支主力部隊。
可是這樣一為，軍區機關的危機解除了，那麼本已處在不利形勢下的四縱怎麼辦呢？
在敵我雙方兵力約為10比1的情況下，極有可能出現的一種結果是：面對敵軍的大舉緊逼、重重圍困，四縱只能步步後撤、分割包圍，直到一敗塗地、拼光有生力量。
如果四縱拼光了，整個軍區的很大一部分壓力將由三縱來承擔，如果三縱最後頂不住了，軍區機關又何去何從？
通過對敵情我情的冷靜分析，胡奇才認為當前最可取的辦法，就是把他手中碩果僅存的這部分主力部隊陳兵於賽馬集一線，死死頂住敵軍中最不可一世的第二十五師。
這樣做的話，一方面可以為軍區機關轉移爭取足夠的時間，另一方面能夠有足夠的迴旋餘地，讓四縱把兵力集中起來對付敵人，不致再犯分兵這一大忌。
也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兼顧軍區機關和四縱，才能真正兼顧到眼前的困局和今後要面對的問題。
可是戰機稍縱即逝，時間異常緊迫，先不說軍區最終能不能接受這個方案，就算是能接受也要耗費很多時間來解釋這樣做的理由，更何況軍區機關已經處在轉移狀態，一時無法聯繫上。
如果未經請示就讓四縱擅自行動，就意味著違抗軍令，必須接受上級處分。
但是胡奇才知道，在如此複雜微妙的形勢下，自己身為全縱指揮員，必須勇於決斷、敢於擔責，決不能猶疑不定、坐失良機！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否則兩頭都要落空！胡奇才斷然決定「自作主張」：置分兵草河口的命令於不顧，帶領手頭現有的人馬立即趕到賽馬集北面的分水嶺，在那裡阻擊敵人！
當時，四縱政委彭嘉慶、副司令員韓先楚、副政委歐陽文、參謀長李福澤都不在身邊，胡奇才只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十一師政委李丙令等幾個師級幹部。
李丙令支持胡奇才的方案，但他也捏了一把汗：不去草河口，自作主張改變行動，那可是違抗軍令啊！
胡奇才斬釘截鐵地說：「這一仗不得不打，勢在必行！出了什麼事，我老胡一個人來扛！」
既已下定決心，就不能瞻前顧後，胡奇才當即作出戰鬥部署：
十一師三十一團迅速推進到分水嶺，設置陣地堵截敵二十五師；十二師三十五團邊打邊往東走，在掩護軍區機關轉移的同時，將原來分散出去的兵力收攏起來。
也就是說，四縱要一掃此前分兵造成的頹勢，變「五指」為「鐵拳」，尋機殲滅敵軍一個主力團甚至主力師！
部署好戰鬥之後，胡奇才也終於聯繫上了彭嘉慶，並將自己的想法毫無保留地告訴了他。
最後胡奇才在電話裡說道：「政委，我很清楚自己這麼做意味著什麼、要承擔什麼後果。不過決心既定、號令既出，我顧不上那麼多了！」
彭嘉慶並沒有急於回答，而是沉默了片刻才從容說道：「正所謂『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司令員的想法我全力支持，如果有事不要你一個人扛，咱倆一塊擔著。」
有意思的是，就在他倆打完這個電話後不久，胡奇才就收到東總指揮部發來的電報，要求四縱集中優勢兵力打運動戰，尋機殲敵。
這說明什麼？說明東總首長與胡奇才「不能分兵」的思路不謀而合啊！
既然有這把「尚方寶劍」，胡奇才再也沒有了違抗軍令的顧慮，率領部隊果斷出擊！
戰事的推進過程幾乎與胡奇才的計劃完全吻合——
10月21日至23日，十一師三十一團在分水嶺迎頭痛擊敵人，並與十一師及十二師主力會合在一起。
此後，四縱部隊不斷擴大戰果，採取邊打邊走的戰術，把敵人引誘到新開嶺地區。
副司令員韓先楚率領原配合三縱作戰的第十師及時趕到，四縱得以恢復完整建制。
10月31日至11月2日，四縱大軍全殲號稱「千裡駒」的敵第二十五師8000餘人（其中包括俘敵少將師長李正誼等4000餘人）。
這就是彪炳戰史的「新開嶺大捷」，是東北聯軍在東北首次成建制地殲滅敵軍一個整師。
當捷報傳到東總指揮部，當時的第二政委羅（榮桓）帥感嘆道：「胡奇才，真奇才也！」
不少軍史研究者認為，這一仗韓先楚當然功不可沒，但胡奇才自作主張的決策才是最關鍵的。可以說，這場彪炳戰史的大捷是他「提著腦袋」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