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躍武、丁偉丨巴蜀化之淵藪 中國教育之勝跡——四川大學圖書館館...

2020-12-23 書目文獻

巴蜀化之淵藪 中國教育之勝跡

——四川大學圖書館館藏「張之洞捐俸置書」

黨躍武 丁 偉

(四川大學圖書館)

光緒元年(1875年),四川省城尊經書院(以下簡稱尊經書院)在成都石犀寺正式落成。清代洋務派代表人物、時任四川學政張之洞是尊經書院的實際建議、造端、經營、規劃者。1875年,為解決尊經閣藏書和生員學習用書的不足,張之洞用自己的俸祿,為尊經書院的生員購置大量圖書,沿存至今,成為今日四川大學圖書館的重要館藏——集檔案、文物和文獻於一體的「張之洞捐俸置書」。

、「張之洞捐俸置書」的源流發展

尊經書院創立之初,時任四川總督吳棠同樣豐功至偉。他建議:每位入院的學生配發一套基本教材,包括《五經》《釋文》《史記》《文選》《史記合評》。除《史記合評》外,其他四部均可實現。同治末年,成都書局刊刻《前四史》《相臺五經》,尊經書院在同治十三年(1874)、光緒元年(1875)相繼翻刻《經典釋文》以及海錄軒本《文選》。在此之外,張之洞建議學生應該置備的圖書包括《國語》《戰國策》《兩漢書》《三國》《說文》《歷代帝王表》《四庫簡明目錄》等。這些書籍或者成都本地舊有書板,或者尊經書院重為刊刻,亦較容易置辦。然而,上述諸書遠遠不能滿足書院「通經學古課蜀士」的目標,特別是張之洞強調讀書要精通和廣博兼備,斟酌百家才不至於少見多怪,才不至於以俗見臆說為通。因此,設閣儲書,解決書籍的來源問題,成為擺在張之洞面前的重要議題。

明末清初,巴蜀大地戰事頻繁,民生凋敝,文化事業受到重創,遲遲未能恢復元氣。鹹豐同治年間,開縣人陳昆曾描述他目睹的巴蜀圖書業:平日所見皆急就章、兔園冊之類,至於《三通》《二十一史》、唐宋詩文集,時人多不能舉其名目,更不要說書籍本身[1]。究其原因,他在《藏書錄記》中總結到:「蜀中明季遭獻賊之亂,文獻蕩析盡矣。而水有瞿塘三峽之峻,陸有劍閣雲棧之阻,書估憚其險,往往不至。」[2]這種情況到張之洞出任四川學政、創建尊經書院時期,並無多大改觀。張之洞在光緒元年(1875)編撰《書目答問》時曾言蜀中無從借書,重刊萬氏《十一經初學讀本》時又言「巴蜀有潬峽之險,江、湖局本各經罕至西州。」江、湖局本,即江蘇書局、武昌書局所刻通行之本,年代既近,尚不易得,更不用說宋元舊刻。正是基於此種緣由,張之洞毅然決定「捐俸置四部數千卷,起尊經閣庋之」[3]。

光緒二年(1896)九月,張之洞任滿回京,尊經書院進入後張之洞時代。由於書籍管理相對寬鬆,尊經閣所儲書籍日漸凌亂,「張之洞捐俸置書」亦難完全倖免。光緒五年(1879)二月九日,新任山長王闓運帶領弟子來到尊經閣,看見「閣書凌亂」,不僅感嘆,「未及五載,遂至於此,意甚恨焉」[4]。於是,王闓運大力整頓,發布公告,徵集院中殘書,限期歸還。如有遺失,依照定例每本罰銀三兩,由監院借鈔補完[5]。二月十九日,責令前後管書者十人共同追取遺書。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王闓運再度率領諸生上閣理書,得書六櫃,「幸已齊全,收鑰自掌」[6]。山長王闓運雷厲風行的手段,最終取得明顯成效,尊經閣所儲書恢復舊觀,因此,王闓運可謂張之洞捐俸置書沿存至今的大功臣。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全國「廢科舉、興學堂」的背景下,尊經書院、四川中西學堂和錦江書院合併組建四川大學堂,尊經書院退出歷史舞臺,「張之洞捐俸置書」在歲月的長河中幾經周轉,最終成為四川大學圖書館的重要館藏,成為四川近代教育發展重要的文化遺存。

(圖1 《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拓本)

有關「張之洞捐俸置書」之舉的文字記載見於《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說書籍》,「書院所儲之書,監院有籍」。下有雙行自註:「除官發外,使者捐置二百餘部」[7]。使者即為張之洞自稱,因為當時他在四川學政任上,又稱督學使者。這條簡單的注語,交代了尊經書院早期藏書的兩個重要來源:官府調撥與張之洞捐置。尊經書院成立以前,錦江書院、成都書局都曾刊刻書籍,當在官發書籍範圍之內。至於文獻中記載張之洞捐置圖書二百餘部,但是並無詳細書目清單流傳下來。尊經書院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當年儲書的尊經閣早已不復存在,如何確認張之洞當日捐書的種類與冊數,還原「張之洞捐俸置書」的原貌,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經過反覆調研排查,通過文獻與實物相印證,在四川大學圖書館二十多萬冊古籍線裝書中逐漸將「張之洞捐俸置書」甄選而出。張之洞捐俸置書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即於首頁鈐「提督四川學政南皮張之洞捐奉所置書」。除了在日常編目中發現有關館藏之外,還可以通過文獻記載來加以推斷。張之洞在《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輶軒語》二書中,常常提到該讀某書、某書重要、某書必讀,按圖索驥,目驗原書是否為張之洞捐置,也是行之有效之法。經過幾年努力,四川大學圖書館館藏「張之洞捐俸置書」目前已經發現有八十多種一千六百多冊,其中包括經部二十四種,史部二十七種,子部八種,集部二十五種,叢書部七種。這與文獻中記載的「二百餘部」尚有一定的差距,需要進一步開展工作。

、「張之洞捐俸置書」的現實意義

四川大學圖書館館藏「張之洞捐俸置書」不獨是四川大學圖書館的一筆文化財富,而且是兼具歷史檔案和歷史文物功能的重要文化資源,其現實作用需要進一步深入地探討。

第一,對張之洞以博精貫通為主要特徵的治學思想的全面傳承

為了給生員指示明確的治學門徑,張之洞專門撰寫了《書目答問》《輶軒語》兩本書,其中《書目答問》為目,《輶軒語》為綱,體現了「注重根柢,摒棄門戶,今勝於古,博精貫通」的治學思想。徐特立先生曾經回憶他的老師教導他:「《書目答問》是購書門徑」,而「《輶軒語》是讀書門徑」[8]。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張之洞捐俸置書」可以說是張之洞治學思想尤其是《書目答問》中反映的治學思想在圖書採購中的具體實踐。

張之洞認為,要多讀古書,非買叢書不可,因為叢書一部之中,群籍該備,蒐殘存佚,容易購置,於學子最為便利。在其捐俸置書中,就包括《十三經註疏》《皇清經解》《增訂漢魏叢書》《學海堂叢書》《海山仙館叢書》《粵雅堂叢書》《古經解彙函》(附《小學彙函》)等著名叢書。以《學海堂叢書》為例,張之洞認為其價值遠大於康熙年間輯刻的《通志堂經解》,這與一般的藏書家的觀點很不一樣。《學海堂叢書》,阮元主持廣州學海堂所編輯刊刻,收錄清初至乾嘉時期經學著作七十四家、一百八十多種、一千四百多卷。《通志堂經解》由納蘭成德、徐乾學等輯刻,收錄先秦至元明經解一百三十八種,納蘭氏自著二種,總計一千八百卷,乾隆皇帝評其「薈萃諸家,典贍該博,實足以表彰六經」[9],且以寫刻精美著稱,歷來備受藏書家追捧。張之洞在《輶軒語·語學》中卻評價到:「通志堂刻《經解》,捲軸雖富,菁華無多,當徐東海(即徐乾學)初刻時,即為何義門所譏,其與學海堂刻《經解》相去甚遠。」[10]張之洞認為,經學著作後出轉精,乾嘉時期遠超前代,「經語唯漢人能解,漢儒語惟國朝通儒能遍解」,所以主張讀清人經學之書。另外,《學海堂叢書》校刻精審,書價甚廉,「一舉而得數十百種書,計無便於此也」[11]。所以,在為尊經書院購置圖書時,《學海堂叢書》被列為首選。

(圖2 「張之洞捐俸置書」《讀史方輿紀要》書影)

(圖3 《書目答問》《輶軒語》書影)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張之洞捐俸置書」中有《四庫全書總目》三套三百餘冊,由此可見該書在體現張之洞治學思想的重要程度。張之洞一直主張:讀書應該有門徑,「得門而入,事倍功半;泛濫無歸,終身無得。」[12]經治何經,史治何史,正宗旁門,尤其應該抉擇分析,此事應有師承。在主持鄉試時,即有文生要求整頓學風、擇覓良師。對此,張之洞提出自己解決方案——國朝經師和書目著作,都是最好的老師。「讀書欲知門徑,必須有師,師不易得,莫如即以國朝著述諸名家為師」,因此,張之洞撰寫《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描繪清代學術譜系,以供諸生按圖索驥,採擇師法。他為尊經書院指明的另一良師為書目著作,「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析而言之,《四庫提要》為讀群書之門徑。」[13]在《書目答問》中,《四庫全書總目》版本有乾隆中武英殿本、乾隆間浙江書局刻本和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本。前兩種購求不易,廣東書局本為同治新刊,校刊精審,故成為「張之洞捐俸置書」的首選,有用之書,不厭其多。

第二,對張之洞以講求實學為主要特徵的藏書思想的完整體現

有清一代,藏書風氣盛行,藏書名家輩出,以錢謙益、黃丕烈、陸心源為代表的嗜古、佞宋理念深刻地影響著當時的風氣。通觀尊經書院保存至今的「張之洞捐俸置書」,他的置書理念不僅與當時藏書習氣格格不入,與今天通行的善本觀也不盡相同——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衡量,能夠符合其善本標準的書少之又少。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格局?其中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選書原則。張之洞為書院置書,不同於私人藏書,必以實用、高效為主,要用最少的費用購置最多的有用之書。二是善本觀念。張之洞認為:善本是「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精勘付刊」之本[14],這與一般的「佞宋」「嗜元」「紙白」「板新」等標準大相逕庭。他心目中的善本要滿足的條件,一是足本,首尾完整,不殘不缺;二是精本,校勘精審,注釋精確;三是舊本,舊刻、舊鈔[15]。同時,張之洞十分看重清代當朝經師的著述,與他古為今用、西為中用的治學理念和辦學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國朝諸大儒讀書多,記書真,校書細,好看古書,不肯輕改古本,不肯輕駁古說,善思善悟,善參校,善比例,善分別真偽,故經學為古書之冠」。綜合以上因素,「張之洞捐俸置書」中包含有大量清朝學者的著述,也就不足為怪了。

然而,張之洞對精善之書的追求並未放棄。他在《輶軒語》中明確指出:「讀書宜有別擇,尤宜求善本」[16]。《十三經註疏》,成都坊間有刻本,「張之洞捐俸置書」中仍有兩部十三經註疏:一為同治廣東書局重刻武英殿本,一為嘉慶南昌府學刻本。為什麼張之洞會捨近求遠,不用成都翻本?在《書目答問》中,就可以找到答案。《書目答問·經部》「十三經註疏」條:「十三經註疏,四百一十六卷,乾隆四年(1726)武英殿刻附考證本,同治十年(1871)廣州書局覆刻殿本,阮文達公元刻附校勘記本,明北監本汲古閣本不善,阮本凡有闕校勘處,旁有一圈,依圈檢之,四川書坊繙刻阮本訛謬太多,不可讀,且削去其圈,尤謬」[17]。四川書坊繙刻阮元本因為校勘不精、妄改原書,而不入藏於尊經書院,可見張之洞擇本之精——要為尊經書院學子選擇最為精審、最為可信的底本進行研讀。

第三,對張之洞以經世致用為主要特徵的辦學思想的充分反映

美國著名學者威廉·艾爾斯曾經評價說:「在張之洞的一生中,中國教育的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此,他的努力具有決定性意義。」[18]正由於張之洞認為「通省佳士豈能蒐拔無遺,就目力所及者言之,大率心賞者盡在書院」[19],於是,他為書院選拔生員,延聘山長,制定學規,倡導刻書,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張之洞捐俸置書」的初衷在於服務人才培養,在於為辦學活動提供充分而符合需要的圖書經籍。因此,服務人才培養根本任務仍然是今天四川大學圖書館服務之基礎。

尊經書院之設,首在摒除錦江書院「惟科舉是務」「造就不廣」之弊。「張之洞捐俸置書」不以「善本」炫人眼目,歸根到底體現的就是他通經致用、講求實學的辦學思想。除了捐置書籍,張之洞為尊經書院擬定了進一步的藏書計劃:「凡切要同看之書,院中須各置十許部,若註疏、經解、正史、《通鑑》《提要》《說文》《玉篇》《廣韻》及考據家最著之書,周秦諸子、大家文集之屬,雖費數千金,其效甚鉅,不足靳也。」[20]尊經書院開辦後,由於教學的需要,對各類圖書典籍的需求量相當大。張之洞不僅捐書,而且鼓勵讀書,為讀書者創造便利,如責成管書者在書的前額(書根)題寫書名(違者罰銀),以方便檢閱。他說「失書猶可,束書不得讀不可」[21]。尊經閣的許多管理服務制度都是張之洞一手訂立的。正是在「通經學古課蜀士」的辦學思想指導下,尊經書院滋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巴蜀學子,造就了今日四川大學文脈之源。

綜上所述,「張之洞捐俸置書」堪稱「巴蜀文化之淵藪」「中國教育之勝跡」,不僅是四川大學圖書館館藏特色文獻的重要組成,而且是關於四川文化史、四川教育史、四川出版史尤其是四川書院史和四川大學發展史的重要檔案,還是承載清代四川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文物。為紀念張之洞興辦教育、褒勉後學的豐功偉績,深入開發和利用張之洞捐俸置書這一特色文獻資源,四川大學圖書館現為「張之洞捐俸置書」設立了專門保存場所,並定名為「文襄文庫」。目前,四川大學圖書館已經制定了專門的開發計劃,擬與四川大學檔案館、校史辦公室、歷史文化學院和中華文化研究院等單位開展合作研究,充分發掘和研究其集檔案、文物和文獻於一體的融合型文化資源的功能作用,進一步發揮和展示其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深遠的社會影響。

[1][2] 清陳崑. 小桃溪館文鈔不分卷. 清同治十一年(1871)盛山書院刻本,第二冊第一頁.

[3] 吳劍傑. 張之洞年譜長編[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46-50

[4] 王闓運. 緗綺樓日記[M]. 長沙: 嶽麓書社,1997:741.

[5] 關於尊經書院書籍管理制度, 見《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說書籍》. "若遺失, 勒限領書者借覓鈔補, 不能補者, 罰

掌書者無罪. 其罰, 卷多者每函一月月費, 卷少者每部皆以一函論, 尤精密者酌增. 若罪掌書, 則固閉不出; 罰過重, 則

人不敢領". 由此可見, 為了鼓勵讀書, 張之洞制定的書籍管理制度相對寬鬆.

[6] 王闓運. 緗綺樓日記[M]. 長沙: 嶽麓書社, 1997:753.

[7] 清張之洞. 張文襄公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34):599.

[8] 徐特立年譜編纂委員會[M]. 徐特立年譜.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17-18.

[9] 清葉德輝. 書林清話[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01.

[10] 清張之洞. 輶軒語. 清光緒成都刻本: 第三卷第三頁.

[11] 清張之洞. 輶軒語. 清光緒成都刻本: 第二卷第三頁.

[12][13] 清張之洞. 輶軒語. 清光緒成都刻本: 第二卷第十一頁.

[14][15] 清張之洞. 輶軒語. 清光緒成都刻本: 第二卷第十頁.總第213期 / 2020年第1期

[16] 清張之洞. 輶軒語. 清光緒成都刻本: 第二卷第十頁.

[17] 清張之洞. 書目答問. 清光緒成都刻本: 第一卷第一頁.

[18] Ayers, William. Chang Chih-tung and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New York: Harvard Press, 1971: 252.

[19] 吳劍傑. 張之洞年譜長編[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46-50

[20][21] 清張之洞. 張文襄公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34): 600.

註:本文發表於《四川檔案》2020年第1期,此據作者word排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感謝丁偉老師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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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新聞記者 楊金祝今年9月24日-28日,2020年四川省文化和旅遊發展大會、第六屆中國(四川)國際旅遊投資大會、第七屆四川國際旅遊交易博覽會(以下簡稱「三會」)將在四川樂山舉行。川渝美術名家將以「同繪川渝景 共抒巴蜀情」為主題,舉辦重慶四川美術名家作品聯展。同期,巴蜀世界遺產聯盟、巴蜀石窟文化旅遊走廊聯盟、「大渡河風景道」也將在旅博會期間舉辦成立儀式,主賓省重慶、主題市宜賓還將開展專題文旅推介活動,推動資源互補整合,實現開放、互利、共贏、聯動發展。
  • 四川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張放:深挖巴蜀特色文化,深入淺出表達...
    四川在線記者 李婷 向宇新媒體時代,黨報文藝評論如何突圍與創新?文藝評論如何回應時代命題,體現時代性?文藝評論如何借勢融媒體,提升影響力和感召力?10月11日,四川日報全媒體文藝評論座談會在成都舉行,國內近20位文藝評論名家匯聚於此,其中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放也受邀參與座談會。張放最近幾年關注到,四川日報推巴蜀特色的文學,在巴蜀歷代文學的宣傳上非常有力度,也很有影響力。
  • 中國高校之大連海事大學
    大連海事大學是交通運輸部所屬的全國重點大學,是國家「雙一流」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國家「211工程」建設高校,是交通運輸部、教育部、原國家海洋局、遼寧省人民政府、大連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學校是中國著名的高等航海學府,有「航海家的搖籃」之稱,是被國際海事組織認定的世界上少數幾所「享有國際盛譽」的海事院校之一。歷史變遷大連海事大學的發展歷史,代表了中國高等航海教育的發展歷程。大連海事大學源於1909年設立的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系晚清至新中國建立40餘年間中國僅有的三所海運高等院校合併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