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說文解字》的解釋，「冢，高墳也」。人生有涯，入土為安，所以冢隨處可見。這個意義上的冢與風流無涉，風流之事須待風流之人——歷史上的風流人物為我們留下了劍冢、筆冢、印冢、花冢、茶冢，除此之外，值得重視的還有詩冢。
《全唐文》收錄了劉蛻《梓州兜率寺文冢銘》一文，文章道：「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據清光緒十年刻印的《射洪縣誌》記載：「文冢在射洪縣北一裡，涪江東。唐大中時劉蛻流寓射洪，聚所為文埋葬於此，故名。」雖說是「文冢」，但劉蛻所埋，除了文之外，無疑也包括了詩，這可能是可考的最早詩冢了。儘管無法統計在歷史長河中有多少詩冢，但可以確定的是，每一處詩冢背後，都有一段故事、一段情懷，值得鉤沉探賾、抉奧闡幽。
程善之在《駢枝餘話·詩冢》中記載：「當塗城西南數十裡，枕江帶山有所謂詩冢者，故老相傳明季嘗有人葬詩稿於此。」葬詩人為邑富人黃氏女名愛珠者，因為聘於不識之無的商賈，有彩鳳隨鴉之憾，便在出嫁前「出詩文稿數巨冊，親自埋之……伏地大哭，哀聲動人」。由於悲哀過度，以至「昏撲於地，家人輿以歸」「嫁後夫不能文，女手未嘗近文墨，如是者十年」，後鬱鬱而終。
《駢枝餘話》是一本志怪小說，所記詩冢故事或許實有之，但也不排除虛構成分。其實，真實的詩冢所在多有。《江西詩徵》和《鄱陽縣誌》都收錄了程文廣《詩冢》一詩，題記中寫道「元末魯修偕其友十人瘞詩處」。瘞詩應該與天下動蕩有關，魯修等人深感人命危淺、朝不保夕，於是為自己的詩歌早作安排。
明代錢仁夫因劉瑾專權，引疾歸鄉，曾納詩於生壙中，銘曰「詩冢」。明代邵寶有詩「錢翁作詩冢，粵惟己巳年」，據此可以推出錢仁夫修詩冢的大概時間。邵寶在《聞錢水部訃》一詩中又說：「片紙仙方空入夢，百年詩冢竟風流。」在邵寶看來，錢仁夫修詩冢是一件風流韻事。
以上都是自修詩冢的故事，還有為他人修詩冢的情況。清人黃圖珌在《看山閣閒筆》「遺聲冢」條記載：其妾雪香，字梅簷，雅好文墨，頗能歌詩。黃圖珌寫道：「曾擇其尤者百章，附於《幽貞實錄》中，名曰《梅簷遺稿》，嘖嘖猶在人口。然未梓者尚多，不忍相棄，遂封而為冢，曰『遺聲冢』。」埋玉土中，情何以堪？黃圖珌修詩冢，就是以這種方式表達對愛妾的深情和紀念。之所以名之曰「遺聲冢」，是因為「音容雖杳尚聞聲」的緣故。
清代無錫人顧光旭，嘗選自漢至清中葉邑人遺詩為《梁溪詩鈔》，入選者千餘人，選畢取諸稿埋之，名曰「詩冢」，復作詩記之，一時傳為佳話。潘世恩《詩冢歌》中說：「晴沙先生選詩一千一百有十人，殘編斷簡堆積高於身。何來賈生出奇計，瘞之石穴千載留其真。」張雲璈《顧晴沙先生詩冢歌》道：「欲將剩稿投水火，素齋居士言不可。請從劉蛻文冢例，藏以玄宮位置妥。」可見顧光旭是聽了他人勸告，才仿效唐代劉蛻的故事修了詩冢。
自修詩冢或者為他人修詩冢，雖然都不失為風流雅事，但應約把詩冢修在域外，無疑別具勝義。黃遵憲任駐日文化參贊期間，不但編纂了《日本國志》，還據自己對日本山川地理、文物制度、民俗風習以及工藝產品的了解，創作了七言絕句體《日本雜事詩》，計154首。這部被稱為「海外竹枝詞」的詩集，以題材新奇、內容豐富、議論精當在中日兩國廣為流傳。當時經常與黃遵憲交流的日籍人士源輝聲對《日本雜事詩》鍾愛無以復加，懇請黃遵憲將詩集初稿埋於他東京墨江畔的家園中。黃遵憲欣然同意，親筆題寫了「日本雜事詩最終稿冢」碑文，並酹酒祝曰：「一卷詩兮一抔土，詩與土兮共千古。乞神佛兮護持之，葬詩魂兮墨江滸。」源輝聲和云：「詠瑣事兮著意新，記舊聞兮事事真。詩有靈兮土亦香，我願與麗句兮永為鄰。」源輝聲去世後，他兒子按照他的遺願，又將「詩冢」遷到了他安葬的平林寺內。源輝聲修《日本雜事詩》詩冢，不僅是一樁雅事，也成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盛事。
詩冢是文人流風餘韻的載體，其中既沉積故事，又飽含深情。明乎此，誰說詩冢不可以寶藏視之呢？
（作者單位系貴州財經大學）
《中國教師報》2020年10月28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