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1922－2005）是美國著名漢學家，在歐美漢學界享有崇高的地位。曾在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學習，1954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長期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本文系其弟子朱鴻林教授在臺灣普林斯頓大學校友會舉辦「牟復禮教授追思紀念會」上發言講稿（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5年3月5日），曾刊於臺灣《當代》雜誌，今收入《<明儒學案>研究及論學雜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1月版）。經出版方授權，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轉載此文。
牟復禮畫像我們大都是親炙過牟先生的，雖然接觸他的時間或者地方未必相同，但從他身上獲得教益和訓誨，則是一樣的。古人說，一死一生，交情乃見。今天我們能夠在這裡聚會，追思牟先生，正好證明我們對他懷有誠摯的敬愛，也同樣證明他給過我們誠摯的關愛。我相信牟先生會有不朽的歷史地位。作為20世紀下半期歐美漢學的卓越宗師，作為中國近世史研究的一流學者，以及作為一輩高等院校教研工作者的傑出導師，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和貢獻，必會有人確認其價值而為之立傳播揚的。他曾經以真誠對待我們，我們也會以真誠來回報他，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話，後來史家是會取信的。因此，我希望大家散會後，將您在會上所說的話，或者在時間上來不及說出的話，都給寫下來，作為我們的集體記憶，向世人昭示德不孤，必有鄰；能過化，必存神；無響不應，有教必宣的道理。
我和在座多位同學，都是1970年代末期先後留學普林斯頓大學而認識牟先生的。我和張彬村兄及陳葆真兄同在1978年入學，石守謙兄和張英華兄比我們早到一年，黃清連兄晚到一年，其他同學隨後而至。我們這些人對牟先生的認識應該都是差不多的。但因為他是我和張彬村兄的論文導師，而彬村兄畢業後隨即獲得「中央研究院」聘用，我畢業後則留校工作，參與牟先生所主持的研究計劃，在他當顧問的《葛斯德圖書館學報》（The Gest Library Journal）當主編，在他策劃的「書法與東亞書籍展覽」中吸收知識和撰寫目錄，從他受教的時間，比起其他同學大概多了一倍，所以石守謙兄要我今天講長一點，就是這個道理。
一、傳略讓我先簡單地說一說我所知道的牟復禮先生生平。
Frederick W. Mote先生名字中的W，是Wade的縮寫，家人多以此名稱之，他自己自稱為Fritz。1922年6月2日生於美國Nebraska州Plainfield地方。2005年2月10日逝於科羅拉多州（Colorado）丹佛市（Denver）附近的Medical Center in Aurora，享年八十二歲。美國經濟大衰退年代，牟家遷居到科羅拉多州，以後便在丹佛市定居下來，並在附近地方繁衍。牟先生的雙親生育了九男一女，牟先生排行第四。他自少即對古典音樂和宗教音樂深深愛好。1940年他在丹佛市高中畢業。1943年至1946年服役於美國陸軍空戰部隊（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 USAAF）。他沒有成為作戰機師，卻因為從前曾修讀過漢語而被軍方送到哈佛大學深造中文，在趙元任先生所主持的語言課程上受訓。哈佛的訓練結束後，充當中國空軍訓練課程通譯（此句蒙牟師母惠告），後來招募入戰略事務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當軍士，投入中緬印戰區行動。在接受了跳傘、破壞、求生技能之類的訓練之後，調往中國，和國軍的突擊隊合作演練，準備於1945年8月16日，在廣東的雷州半島跳傘空降，牽制日軍阻止盟軍反攻的活動。適值此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跳傘行動因而取消。
順便一提，牟先生在普大時，曾送給我一本1943年3月15日美國作戰部 （War Department）印發給來華官兵用的專門技術手冊。這種手冊編號TM30-273號，屬于禁製版（Restricted），是粵語短語集，英文書名叫Technical Manuel: Cantonese Phrase Book。這手冊每頁分成三欄，左欄為英文意思，中欄是這意思的粵語漢字，右欄是這些漢字的粵音的英語拼音。這本小冊子內容豐富，書前附加了一頁紅墨印的短句，上面題了這樣一句：「These words may save a life。」第一句的粵語是︰「喂，我系美國人，你嘅朋友。」（Hello! I am an American， your friend.）最後一句的粵語是：「指條路我去……多謝您。」（Show me the way to ... Thank you!）我近日再看一次，不禁有這樣的想像：牟先生向我說了第一句，我向牟先生說了最後那句。牟先生的國語漂亮，盡人皆知。看來他也喜歡廣東話的。我留校工作時，他曾安排讓我給本科生教了一陣子廣東話，他自己也來參加，用的教本也是趙元任先生編寫的。回想起來，這恐怕和他這段戰時經驗不無關係。
戰爭結束後的1946年4月，牟先生也在美國退役。是年，他獲得哈佛大學錄取，給予獎學金，並將其戰時在校所修的一年中文及中國文化課程當兩年應得學分計算。牟先生到哈佛後，因為從前受教的老師都已不在，故又決定返回中國進學，並於是年年底回到中國（以上數句資料，系蒙牟師母惠告）。考入南京的金陵大學歷史系。下學期他開始正式上課， 1948年夏天獲得本科學位。他在南京肄業期間，受學於「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王崇武先生，此事同學們大概都知道的。金陵大學畢業後的兩年間，牟先生獲得Fulbright Fellowship，在南京和北京繼續深造。1948年秋天，他到北大深造，王崇武先生給鄭天挺先生寫信介紹。在鄭先生的幫助下，牟先生註冊和修讀了那學期北大（史學研究所）開設的所有科目。他當時主要是想去師從吳晗的，但吳晗已經不在北大。結果這學期他上了鄭天挺先生的明清史研究班。次年他回到南京。其時美國駐華大使館人員大部分已經撤離，缺乏通譯官員，牟先生於是應召充當大使館政治部的語言官（Language Officer）。1950年2月14日情人節，他在南京和陳效蘭師母結婚，婚後不久便回美國。
牟復禮就讀金陵大學時住在謝家，這是他和謝家的合影。牟先生回美國後，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遠東與俄國研究所繼續深造，從翻譯《易經》的Helmut Wilhelm （衛禮賢）、翻譯《文心雕龍》的施友忠（Vincent Shih）、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和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中國鄉村》）的蕭公權等先生研究漢學。他由李方桂先生指導的漢學（sinology）學位論文，寫的是《陶宗儀及其〈輟耕錄〉》，1954年完成，同年獲授博士學位。考取學位之前的1953至1954年，牟先生獲得Ford Foundation Fellowship，在史丹福大學的Hoover Institution和日本京都大學兩地作研究。在史丹福大學時，他編纂了有用的注釋書目，Japanese-Sponsored Governments in China， 1937—1945: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著錄了國內與日本人合作的各個偽政府的文獻，後來在1954年出版。在京都大學時，他和吉川幸次郎等名宿過從。1954至1955年，他到「國立」臺灣大學作博士後研究，當年的老師包括鄭騫、屈萬裡、王叔岷等先生。
1955至1956年，他以Fulbright Exchange Lecturer的身份，在荷蘭的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Leiden）任教中文。1956年起，在沒有約見的情況之下，受聘為普林斯頓大學助理教授，1959年晉升副教授，1963年晉升正教授。開始時，他任教於東方學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到東亞學中心（Program in East Asian Studies）和東亞學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相繼成立後，他便轉入中心和系裡長期任教，主要講授的是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課程。1972至1973年，曾任系主任一年。1987年以榮退教授退休，由余英時先生繼任。
退休之後，牟先生仍然關心學校和學系的學術發展，關心本系博士學位論文的質量。他幾乎每年春天都會回到普大看書會友，為在撰作中的書籍和論文查看資料，並且指導他身為顧問的《葛斯德圖書館學報》（1994年改名為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的編輯工作，直到1995年為止。
牟先生在1995年真的歸老之前，曾經在1961年和1987年，兩度獲得聲望崇高的Guggenheim Fellowship。他也是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成員。他曾經有兩次受聘離校的經歷。1963至1965年，他到曼谷受聘為泰國政府教育部的華文教學顧問，1971至1972年他到西雅圖受聘為華盛頓大學的客座教授。此外，他還擔任過不少學術委員會的公職。①1972年起，他成為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Committee on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的委員，並於1974至1978年間擔任該委員會主席。② 1966年，他成為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創會成員，並於1976至1981年間擔任執役委員。③1984至1990年間，他是The Smithsonian Council的成員，1991年起聘為榮譽成員。④1986至1995年間，他是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Freer Gallery of Arts客席委員會（Visiting Committee）委員。在這些職位上，他對美國的中國學和中國藝術研究及展覽，發生影響。
1995年徹底家居之後，他養病時間為多，但仍然致力於述作之事。除了完成Imperial China, 900—1800（哈佛大學，1999年出版）這部一千一百多頁的巨著之外，還不斷做著蕭公權先生《中國政治思想史》下冊的翻譯工作、做楊慎夫婦以及明代雲南歷史研究、晚明南京文化和社會生活研究等。斷斷續續還在寫學術回憶錄，記述和反思他從事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以來，超過半世紀所觀所感的中外中國學術模式的改變情形。這個回憶錄最晚起意於1993年，當時給我的信中表示，他希望他的同輩中，有人會嘗試對「二戰」之後美國的中國研究作通盤檢討，指出他所認為的這個領域中的弱點。1997年在科羅拉多州某所大學作演講之後，對於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的史學變遷的記述和反思，更加縈繞於懷。這個寫回憶錄的事情，1994年、1996年、2000年、2001年都曾提過。2004年底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中，仍然說他還在寫： 「I keep working on my small book-in- progress， a book I call a personal memoir， but not a自傳」。很可惜，除了楊慎夫婦的研究有成文發表之外，包括這個回憶錄在內的幾種論著，都是尚未完成或者尚未定稿。
以上事略，除了根據牟先生給我的書信，我們共事時候的工作文件、我個人的記憶之外，還參考了牟先生令弟牟克禮（Max Mote，加拿大University of Alberta的退休蘇維埃學教授）所提供的一份直至2001年為止的牟先生簡歷表，以及William Atwell學長匯集數據正在撰寫中的傳略稿。後來在核對時地文字時，又獲得牟師母的惠正和惠告。惠告之中說，牟先生的學術回憶錄，約有七成已經具稿。牟克禮先生亦曾上過李方桂先生一個學期的中文課，其中文姓名也是李先生所起的。
牟復禮《帝制中國（900-1800）》二、追憶今天這個追思會，對我個人來說，追思解作追憶和反思，可能最為貼切。牟先生的學行，以及我受教於他的情事，我確實有很多的追憶和反思。他創辦普大東亞學系的事情，我也略有所知。但今天在這個追思會上，我只會多憶述一些我認為足以反映牟先生人格的事情。中國人從來學行並提，認為一個人的道德和學術是互相映照的。而且雖然學行並提，其實是重行多過重學的。一個人如果人品了無足取，他的學問也會受到質疑。所以我想多說些牟先生的行品。我說牟先生的行品時，他的學問自然也會獲得反映。
牟先生在辦學方面的成就，知道而能言者甚多。他1956年受聘來普大東方學系後，成為校中唯一教授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老師。1961年和後來成為美國日本史學大師的Marius Jansen教授創立了東亞學中心的本科課程。從此之後，中心無論在教授的延聘方面，或是在葛斯德圖書館 （Gest Library）的擴充方面，都有長足的進展，研究生數目也日漸增加。1969年東亞學系正式成立，不久便成為北美的東亞學，尤其中國近世歷史、文學研究以及中國語言教學的重鎮。 這方面的成就，世所欽羨，所以今天不須細說。
牟先生為普大東亞學系的創業篳路藍縷，作為東亞學導夫先路的老師，他的教學熱誠和對學生的鼓舞啟發：他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級學生，甚至訪問學人，來遊後輩，都會津津樂道，故此也不須要我來細說。
他一生所撰寫、翻譯、編纂的五十多種專書、論文和長篇書評，遍及中國古代思想以及中國近世政治、社會、文化、藝術各個領域。這些著作，通中西之見，會文史於一，衡情體物，據事說理，有深邃的洞見，也有細緻的考證，有獨到的見解，也有持平的議論，商量舊學，培養新知，開啟研究門路，維持學術水平，胸懷博大而功力深厚。他對於歐美漢學以及中國史學研究的貢獻，學界有目共睹；對於他個人的學術成就，識者也早有定論。我今天不講這些方面的細節，不會影響大家對牟先生這方面的認識和評價。
牟先生的為人和風度，雖然也是和他有過從之雅的各地人物所稱賞和讚美的，更是在座很多親炙過他的朋友和同學們所同感樂道的，但我還是希望多說一些，因為這正是他對我的身教所在。
我到了普大，第一學期開課前不久，第一次與牟先生相見談話時，便已立定了研究丘濬及其《大學衍義補》的主意。雖然當時距離博士候選人資格試為時尚遠，能否考過誰也不知，但原則上他已同意將來能夠惠予指導。此時牟先生只需教授學校規定授課時間的四分之三，亦即每二年便可以有一個學期不必教書。不必教書時，他和師母便回到他們位於科羅拉多州Granby小鎮附近，坐落於落基山（Rocky Mountain）山脈中，鄰近科羅拉多河（Colorado River）的源頭，海拔八千多英尺的小羊山（Little Sheep Mountain）山腰的住所。1981年及1982年又因為病發而請假回家。所以我們很早便有書信來往，1978年12月我收到他給我的第一封信——一張明信片，問我需不需要他在回校時給我帶來他所藏的康熙刻本《丘海二公合集》。此後來信不絕，直到2004年12月的最後一封。
我到前幾天為止，剛好整理出一百封。我因為從美國到臺灣到香港，搬家多次，所以他的來信有二年是空白的。有一封印象很深刻的，也找不到。這封信應該是1990年代後期寫的。信上牟先生對於高山的隱居生活表示很滿意，並用中文寫了「相看兩不厭，只有小羊山」二句；這是改寫李白「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詩句，所以讓我至今還能記著。我最後給他的信寄於今年1月下旬，信到時，他已經動了切除腦部腫瘤手術，在加護病房中，師母便是在那房中給我回信的。我在新舊年相交的那一周內，到東三省去看一些近代史遺蹟，2月12日傍晚回到香港，打開電腦檢查電郵，師母所發的訃聞早上已到。牟先生已於美國山區時間2月10日（農曆正月初二）晚上8時7分在Aurora市的醫院中逝世。這個痛苦的消息，我一時也難以接受。牟先生患病二十多年，屢歷驚險都能度過。我時常和妻女說，牟先生家族有優良的長壽紀錄，1992年3月他的母親逝時，只差三日便滿九十七歲，當時她所生的九男一女，只有牟先生的一個哥哥不在，所以牟先生會活得很久。我在最後給他的信上還說，明年夏天送女兒到美國上學時，會一家再到山上去探訪二老。
這次昊天不弔，哲人永逝，想去執紼助葬，師母說遵從老師遺願，不辦喪禮，不辦追思，後事皆由先生弟弟Max辦理。牟先生在香港的學生，目前只有我一人。我給石守謙兄和王汎森兄傳達訃聞，並請他們轉告牟先生在臺的學生和朋友，考慮追思活動的方式。守謙兄和汎森兄行動迅速，隔天便讓校友會組織了今天的追思紀念會。我能夠回來這裡和大家一起追思，同抒哀感，真要多謝他們二位。
我這兩周多來，除了檢看我們做研究計劃和編刊學報時的文件，再次伏讀手頭上的牟先生來信。這一百封信，有述說他的健康狀況的、家人事情的、旅行情況的、著作情形的，也有追憶師友的、評論同行論著的、講當前治學與從前治學的不同之處的，更有關心我多病的內人以及和他見過面的小女的、關心我的職務和事業的、回答我的請教的、評論我的著作的，給我的研究構思打氣或批評的，不一而足。重溫這一百封信，回想起當年在普大所受的訓誨，緬懷1992年、1994年和2001年三次到小羊山去探訪二老時的情景，前塵往事，歷歷在目。歷史學家信奉無徵不信的原則，我的回憶，很多都是直接從這些書信和文件中勾起來的，因此之故，沒有什麼傳說成分，也不可能有駭人聽聞之事。今天時間有限，我只能追憶兩三點而已，希望從而反映牟先生的為人和治學的一些片斷。
三、學行：尊師、重友牟先生敬愛他的老師，是終生之事。除了用實質的行動來表達尊崇感謝之意外，有機會時，總會提及他的老師。南京時代的王崇武先生，是他踏進明史研究領域的恩師；他1962年出版了第一本專書The Poet Kao Ch』i （《詩人高啟》），便向這位 「Teacher， Scholar， Friend」 致上緬懷之意，這是很多同學都知道的。他翻譯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雖然在譯者序末這樣說：「My original impulse to undertake the translation is totally selfish，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receive precisely this train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philosophy， in history， and in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methods）from the hand of this master.」但我相信，同樣重要的原因，還有出於他對蕭先生教導的感謝。此書（上冊）1979年出版後，我記得他向我說過，能夠在蕭先生有生之年將此書獻給他，內心真感快慰。蕭先生（1897—1981）是雞年出生的，當時已經八十二歲。這譯本所表現出的精善譯筆和博通學問，行內已是盡人皆知，也是蕭先生所感謝和稱許的。我可以補充的觀察是，牟先生的治學態度和基本方法，也和蕭先生頗有神似。蕭先生應牟先生之請而作的治學座右銘說：「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公心述。」牟先生庶幾肖之。
蕭公權1982年5月下旬，周一良教授夫婦來訪普大。當時牟先生因養病在科州家中，卻在信中告訴我，周夫人是他約四十年前在哈佛的中文老師，要我見她面時，代致熱誠問候。1993年他得知鄭天挺先生的哲嗣鄭克晟教授在美國訪問時，曾給我信，提起1948年他進入北大時，王崇武先生給他向鄭先生寫介紹信，以及該年秋天在北大上鄭先生的明清史研討班的情況〔這段在追思會上因為時間關係，沒有念出〕。
牟先生對同學也是重情的。他與陳大端先生共同努力，建立普大傲視北美的現代漢語和文言文結合的中文教學，這是盡人皆知之事。在唐海濤先生和袁乃瑛先生夫婦的協助之下，這個教學法的成就也是備受行家和學生稱許的。我所認識的普大東亞學系學長，如John D. Langlois， Jr.（藍德彰）、Thomas Bartlett （白慕堂）、James Geiss （蓋傑民）、Peter Bol （包弼德）、Richard Davis （戴仁柱）等，都有上乘的中文造詣，這和他們在普大所受的訓練都有關係。陳先生和牟先生是金陵大學歷史系同班畢業同學，國民黨遷臺以後，在臺灣大學攻讀碩士和任教，接著在印第安納大學師從鄧嗣禹先生治清史，考取博士。1959年在牟先生延請之下受聘來校，從此合作無間，並且同在1987年退休，翌年兩家伉儷同遊世界。牟先生1987年遊臺時，在當時的「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演講，即後來發表於《歷史月刊》的那一篇，便是請陳先生潤色的中文。陳先生去世後，1992年2月牟先生在給我的信中，告訴了我陳先生的身世，並說陳先生之逝，對他和師母真是一大損失。他們一生的同學情誼，相知相重，始終如一，令人敬慕。
我知道的另一位牟先生的好同學，是長期任教於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的William R. Schultz教授。Schultz教授是牟先生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研究院時代的同學。他比牟先生晚一年獲得博士學位，初年研究魯迅文學，後來擴展到清代詩詞。他退休後，牟先生將1985年在St. Louis市的華盛頓大學的一篇演講稿補充修訂，和師母合作寫成「Yang Shen and Huang O： Husband and Wife as Lovers， Poets， and Historical Figures」一文， 發表於他的紀念文集 （Festschrift）Excursion in Chinese Culture （此書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我想此文應該算是牟先生晚年的佳作。他寫《詩人高啟》時候，已經強調文史不分對於了解中國文人學士的思想和心態的重要性。這篇文章給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的感覺。文章不太長（只有32頁），討論了楊慎和黃娥夫婦的詩文的真偽問題，利用楊、黃兩人的詩詞曲，討論這對聚少離多的16世紀愛侶的感情生活，以及明代後期的文人社會風尚、傳統價值觀、世情和史事的曲折關係，事實與虛構、想像與利用的離即關係、中國韻文英譯上的困難之處等。簡單地說，此文給讀者陳示了什麼是上流的漢學表現，什麼是上乘的史家關懷。
牟先生和同事終生不渝的交誼，也是令人羨慕的。早年在普大結交的，都成了永久互相推重、相惜互助的友人。普大考古與藝術學系教授方聞（Wen C. Fong）先生、社會學系教授曁東亞學系多年系主任Marion Levy （李馬援先生）、東亞學系顧問局主席、著名中國書畫收藏家John B. Elliot先生和牟先生的友誼，都是我們這輩同學所耳聞目睹的。方聞先生和李馬援先生分別是他們自己領域裡的大師，因為牟先生的緣故，他們的很多學生，像守謙兄、葆真兄和英華兄等，都和我們東亞學系學生做了同學。
牟先生告訴過我他和方聞先生認識的緣起。方先生的老師George Rowley教授是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繪畫的權威，也是無師自通的中國畫研究專家。他有別具藝術鑑賞的慧眼，但不會中文，所以請牟先生充當方先生1957年博士論文的考試委員。方先生和牟先生以後在中國美術史研究上的切磋和文字因緣，就不用我再說了。我和牟先生也一塊到過他的研討班上聽課多次，聽他暢論書法結構之道。李馬援先生對於葛斯德善本書庫之能夠歸宿普大，厥功至偉。1994年我離開小羊山後，回普大探訪蓋傑民學長，他知道後，拄著他出名的龍頭拐杖，請我們到我們自選的中國館子吃飯，興奮地告訴我們他當年如何以最年輕的教授的身份，運用奇謀說服校方添置葛斯德藏書。我當年到中國大陸訪問的旅費，就是承他批給的。1989年我離開普大到南港時，我的另一位老師 Willard Peterson （裴德生）先生給我辦了惜別會，他也光臨視別，拍照留念。Elliot先生是東亞學系的財神，贊助中國美術活動，資助《葛斯德圖書館學報》，一向熱情而大方。我離開的惜別會上，他也來拍照留念。我後來回普大時，他也在招待我的同學Michael Nylan （戴梅可）的餐桌上做了神秘嘉賓。Elliot先生和李馬援先生已作古人，方聞先生去年在香港再獲侍教，神閒氣足，洞天正長。這些師長曾經給我不少恩惠，算起來都是淵源於牟先生的法乳。〔以上兩段，也因為時間關係，在追思會上沒有念出來。〕
多年以來，我在好幾處地方都聽過牟先生和另一位錯愛我的先師劉子健先生有不和的傳聞，也有兩三位老輩學者知道我在普大時間較長，向我問及此事。我的回答都是一樣：有所聽聞而無所目睹，相反，我看到的是他們兩人的互相尊重。1993年9月底劉先生逝世，我給牟先生寫信表達痛惜之意，牟先生同年10月給我回信，追憶他與劉先生的往事。牟先生信說，他們兩人的認識始於1950年代John Fairbank及Arthur Wright所主持的幾個學術研討會上。劉先生在會上發表的創新理念，讓他印象深刻。他認為劉先生是試圖將全數的中國傳統史學和西方社會科學所發展出來的知識工具結合起來的人物。請劉先生到普大來任教，正是出於他的主意。1963年兩人都在香港時，達成劉先生（從史丹福大學）來普大的決定。劉先生於1965年秋天到任。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初期中國發生的事情，讓美國的中國學界在政治層面上給牽連上了。在對當時中國的重大事情的看法上，他們兩人出現了重大的歧見。但隨著1970年代的歲月推移，他們之間的歧見也消失了，而始終保持著密切的個人關係。1993年4月和5月，劉先生在普林斯頓醫院接受化療時，牟先生前去探望，談了很多。劉先生常常提到「文化大革命」這讓人煩惱的時代，對他來說特別困難。牟先生說：「我自己想，這對劉先生來說，象徵了事情對海外中國學者產生的痛苦和嚴峻考驗。他們無法不捲入自己所生長的國家的命運。（對劉先生來說，他正是在日本人侵略下最困苦的環境中度過他成長的學生年代的。〔鴻林按，牟先生此句的意思是，劉先生所以對於家國的境遇感觸尤深。〕）從很多方面看，要以異國學者身份抉擇在美國過著次佳的生活，對劉先生來說，尤其在初年之時，是灰心喪氣之事。終於，到在普林斯頓時，我想他已經接受了他有有用而重要的事情可做的事實，因此生活上也找到了多一點滿足。我們時常談及怎樣推進我們的行業，我常常鼓勵他將自己想作中國學術傳統的高標準以及知識的思想形式（intellectual mind-set）的傳授者（transmitter）。向年輕一代的學者傳授那些價值，對於我們的領域將是崇高的貢獻。他接受此說，並在多方面作了長久而重要的貢獻。」
1994年在牟先生送我往丹佛機場的車程上，傾談之間，我又提到上述的傳聞以及我沒有目睹的情形，問其緣故何在。牟先生說，這都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事情了。接著說了些令我銘記於心的話。他說：劉先生愛國（Patriotic）沒有錯，人之愛國是應該的，當年只是對事情的判斷錯了，而劉先生也對此事表示了遺憾。我個人在普大的十年中，他們兩位都對我關愛有加（劉先生退休晚而去世早，也有三十多封書信留下給我），但都沒有對我說過對方的閒話。事實上，牟先生還時常款待劉先生的來訪客人。君子寬柔直諒、和而不同，牟先生的厚道，以及他和劉先生的前輩風範，由此可見。
普林斯頓大學的標誌建築——布萊爾拱門。四、學行：助人、愛徒牟先生對於後輩和學生的幫助，也有很感人的事情可以憶述。1990年代初，香港大學邀請他充當一篇博士論文的校外考委。這篇論文研究的是《明實錄》中所見的東南亞歷史，作者名叫Geoffrey Wade。到了1994年牟先生寫評審報告時，論文長達2543頁，訂裝成七本，真的可謂洋洋灑灑。牟先生說，這是他看過的最長的學位論文，幸好之前三年，已經一路在看作者的譯稿，並且提出改善意見。牟先生看論文一向是小心的，在傳統文獻的文字辨識和解讀上，尤其認真。我相信Wade博士從牟先生處受益匪淺。他們此後通信不斷，繼續學緣，直到牟先生去世前不久，雖然他們只會面過一次而已。Wade博士最近給我電郵，表示他對牟先生這位偉大導師傳授知識的仁愛之舉，依然銘感。
我自己也有一次銘記於心的經驗。1981年夏天，為了要在秋天到中國大陸去尋找充實論文的資料，請牟先生寫推薦信。那時候，中美復交還不太久，大陸也沒有後來的開放。學者到訪事情，除非事前都安排妥當，去了往往也是徒然，不得其門而入的。為了此事，牟先生不只為我給北京和廣州的擬訪教授寫信，後來因為事情出了轉折，還請了當時主持系政的李馬援教授給我寫通用的推薦信，最後連學校的行政系統也動用上了，才能成行。我雖然終於到了大陸，卻也只能完成訪書計劃的一半。我想看的丘濬《瓊臺類稿》七十卷本，一直到博士論文研究後期，1983年王毓銓先生來普大當Luce Foundation Professor時，才給我帶來膠捲。牟先生在為我出力忙碌時，已經患了以後長年需要抗戰的病痛，並在治療之中，其實他本該在老家靜養才是。此事我後來才知道，內心感到非常愧疚不安，自然也更加非常感激。我在1982年回校之後，便沒有再度離開過美國，直至1989年春天到史語所任職為止。
普林斯頓大學Firestone圖書館五、學行：因勢利導的教誨我從香港到普大師事牟先生的時候，和很多臺灣來的同學一樣，都是二十五歲以上的人，所以牟先生對我們都是寬容和客氣有加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除了在研討班上直接傳授知識之外，是不會主動或直接要求學生做什麼的。但以我的經驗而言，他卻是善於因勢利導、應扣而鳴的。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
1983年8月我的論文稿已經寫好，牟先生和Denis Twitchett （杜希德）先生都看過，認為可以提出答辯，當時只等候還在假期中的裴德生先生的認可，便可正式向校方申請考試排期。此時牟先生給我安排了研究助理的工作，專門閱讀葛斯德圖書館所藏明人文集和撰寫提要。我的工作室是葛斯德圖書館內面積稱可、開窗有景，而椅桌古雅的獨立房間。這房間原來是《劍橋中國史·明史卷》的工作室。當時明史卷講政治史的第一分冊，已經完成了階段性的編纂。襄助日常編務的亡友蓋傑民博士，暫時功成身退，所以房間由我繼用。此時葛館的女性館長，卻以館長的命令，讓我搬到館內編目室的一張小桌子上工作。這裡館員們工作忙碌，也不便於我檢看參考書籍，情況惡劣，工作進展緩慢。館長的作風獨特，讓人不易領教。當時我將情形給牟先生寫信報告和抱怨。牟先生深表同情，說會與李馬援先生聯絡，試圖安排館內較為安靜的適當地方，或者等杜希德先生回來，出個好主意。此事不久也就完美收場，館長笑著讓我搬回原來的房間。以後五年，我都能夠從近距離欣賞三月窗外盛開的木蘭（普大校園的木蘭和杜鵑，都是有名的美）。
此事給我的體會其實不在於印證「朝中有人好做官」這句老話的道理，而是在於牟先生回信中的一段往事回憶的意涵。他說，1950年代後期，他以東方學系助理教授以及唯一的東亞學教師受聘來校，當時的東方學系位於Firestone 圖書館（普大總圖書館）三樓。他也沒有辦公室，只在圖書館二樓庋藏葛斯德書藏的地方，在書架之間，給他一張大的長桌應用，沒有書桌可用，沒有電話，也沒有掛大衣的地方。系裡給他找來一塊可以移動的黑板，裝在長桌的一端，以便他可以就地教授中文。用圖書館的人，有時以為這張長桌是公用的，便會坐在一端看書，而他則在另外一端幹自己的事情。當學生來上中文課時，圖書館使用者便會抱怨班上的聲音嘈雜。但不知怎樣的，日子也照常過，如是者四五年後，學系才找到錢在書架之間圍起牆壁，給他做出有門可關而內置書桌和電話的小房。那時候，Jansen教授也來了，他也給分配了同樣的房間。直到十三年後，當東亞學系和近東學系各自獨立為學系時，他們才搬進了Jones Hall （壯思堂〔這三字的堂匾是傅申先生的手筆〕），而他最終也獲得了適當的辦公室。這段故事讓我頗有感受，大老師也曾這樣過來，我的遭遇不見得比他的差。牟先生對我安慰之餘，其實是在教我做人要忍耐的。
壯思堂內景（圖片來自網絡）我從牟先生受教，往往也是在報告和回答之間得益的。這樣的事情不少，我可以舉一些讀書的例子。1982年，我閱讀歐洲中世紀的法律與制度，有一次在信中向他報告，已經讀完了Otto Gierke的The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現在在讀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的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同時也在讀John Rawls的A Theory of Justice，但覺得後者很難讀懂，向他求教。他回信說，二十六年前他初到普大時，曾經和年老的 Kantorowicz 教授會面過一次。順便談到西方的政治思想論著，他說他時常特別仰慕George Sabine的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Sabine正是蕭公權先生的老師。他說，可以看出，Sabine的方法和觀點，對蕭先生有影響，但他相信蕭先生和Sabine的關係，證明了中國成語所說的「青出於藍」，問我是否同意。他又說，John Rawls對他來說太難讀了，此書初出版時，他便買了一冊，至今還未全部看過。但他最近看到一篇書評，說道D. D. Raphael的新書Moral Philosophy中，有一節對於了解Rawls有幫助。他說他會看此書來幫助了解Rawls，並說此書對我或許也有幫助。
這幾年在談話時，我也獲得過同樣的教益。有一次，我告訴他我看了Crane Brinton的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這本書在當時是很多人會讀的。我們談了一會兒，談到Brinton是分析幾個革命的，但如果就人的反亂原因而言，有些什麼更根本或者更普遍的解釋時，他向我推薦了Ted Robert Gurr的Why Men Rebel。我讀了這本書後，才知道相對剝削的論說。有一次我告訴他，我已經看完Richard Southern的The Making of Middle Ages，並且認為真是好書一本，名不虛傳。他同意，但說我也可以讀他最喜歡讀的一本書，Johan Huizinga的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A Study of the Life, Thought, and Art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並說此書析述騎士精神之消失，非常精彩。有一次我報告看過Sheldon Wolin的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以及Karl Popper的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他又回到George Sabine，同時又提及Marion Levy（李馬援先生）的The Structure of Society。此外，他還向我推介他喜歡讀的偵探小說， Robert Hans van Gulik的Judge Dee at Work。結果我也看了幾本。2001年我最後一次見他時，他說現在後現代主義的展現，對歷史研究影響很大也很壞，問我有沒有讀過澳洲學者Keith Windschuttle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 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我說沒有。他說此書是和他通信多年的香港學者Geoffrey Wade給他介紹的，值得一讀；於是讓我將書帶走，拿回香港慢慢看。
牟先生對我如何教誨有加，上述的事例應該足以說明。
六、反思牟復禮先生究竟是怎樣的人物?為什麼他能夠長在我心?能夠長系我思?從學識和器度上看，用中國人的老話說，他首先可以說是集經師與人師於一身的人物。我在普大時，曾經寫過一首詩，認為他是智慧的文殊菩薩，離開普大後，我越發覺得他還是慈悲的觀音菩薩。牟先生對我們同學們的評論未必一致，但他對我們的關愛卻是一樣的。忠信禮義、孝友仁愛，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他都有。在待人接物方面，他比很多中國人還要中國人。他學習中國文化，欣賞之、同情之、體會之，在行為上表現之。我們有充分證據可以說，傳統的中國文化是他的第二文化，但有時也難這樣說，因為有時第一和第二已經難以分開。我是這樣看的，因為他深知中國文化確實博大精深，所以他對於中國學術是認真和尊重的，因此他對中國的老師大儒、文化精英都是尊敬有加的，並且都能虛心向他們請教，獲得實益，而且一旦信服，便會終身不忘，時常加以表彰。我常會聽他提起他的老師，也多次在信中讀到他引用蕭先生之言。
從人生觀和生活態度上看，他是曠達樂觀，意志力強，而且風趣灑脫的。十一年前我第二次到小羊山探訪後，他開車送我往丹佛機場，兩個鐘頭車程上的談話，使我感觸良多。現在想起來，更加可以證明當時他所說的，情真意切，絲毫沒有向我這個膽量小疑心也小的老門生說虛弄假，其中談的兩件事情，尤其足以反映牟先生的氣質。我提了這樣一個問題，說先生所寫文章數量不少，為何不見出版文集，有沒有想過要出文集。他說，沒有想過。因為文章多數是有時效的，發表的當時有用，讀者因而獲得新知，很好；但知識是應該不斷創新的，因此時效過了，也沒有出版的意義了。我又提了這樣一問，說先生能與病魔纏鬥這麼多年而沒有失敗，主要原因何在。他聽後，指一指自己的腦袋說：「Will Power.」 這意志力，看來是支持他這麼多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了。
牟先生舉止溫文，談吐爾雅，但其實也非常幽默。其幽默程度有時可令會心者由眨眼的微笑笑到溼眼的大笑。2000年的一封來信說到，他因為健康原因，不能應邀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設的蕭公權紀念講座做首講，也推掉了到費城（Philadelphia）演講的邀請，也沒有再到普林斯頓的計劃，結尾這樣說：「When I have to sign my name on official papers as 『professor， emeritus』， I sometimes make a slight typing error and write 『professor， eremitus』， almost as if the mistake presents the truer meaning. 」虧他想得出，三個字母的倒寫，便將「榮退教授」故意誤成「隱逸教授」——他喜歡的生涯。2000年的一封來信中，談到時過境遷，舊人秋扇的人間況味時說：「我們都變成了老子的芻狗，但這樣也總比，如果在我們老年時，只做看門的家狗好。」這樣的高階幽默，真是非我所及。我可以追憶的牟先生逸事和趣事，還有別的。今天且說這兩個好了。
總的來說，我們應該可以說，牟先生此生福壽全歸，光輝充實，可以無憾。他最大的福氣是和我們的師母五十五年的美滿婚姻。效蘭師母是江蘇泰州人，南京長大。我第一次到小羊山探訪時，在牟先生故居的溫室內，看到一張黑白的舊照片，看看照片上的玉女，頓時有驚為天人之感。牟先生讓我猜她是誰。我回答應該是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大明星；師母聽了有些微哂。追問之下，才知道就是師母大人。牟先生在回途中狡笑自得地向我說：「I have stolen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from China．」我們的師母不只美麗，也不只有善於畫蘭和精於陶藝的才華，她還有持家相夫，以賢孝稱於夫子家族，關愛夫子門人的種種美德。牟先生與頑疾對抗這麼多年而能夠成功克敵，師母毫無疑問是他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最大支柱。牟先生曾將李白的詩句改成：「相看兩不厭，只有小羊山。」我想給他的改句添上這樣兩句：「更有並觀者，娥眉陳效蘭。」這應該是他們形影不離，神仙眷屬般的婚姻生活寫照。
牟先生的道德風範，將會因他遍布各地的門人和朋友而傳播永久。我曾經告訴過我的學生，希望他們也有像我一樣的福氣，將來也能遇上像牟先生一樣學力深固、智慧充盈，有眼光、有愛心和有人情味的人物作為師範，在人生的路途上，不斷獲得鼓舞和慰藉，不斷獲得成就自己的資源。我相信，類似的話，我的同學也會有機會告訴他們的學生和晚輩的。
牟復禮先生以著述沾溉學界，以人格教育生徒，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教學述作，老而彌篤，堪稱一代人豪，百世之師。我追思他的時候感到，當年能到普大求學，真的沒有辜負光陰；二十七年來能夠不斷獲得他的教誨，真的不枉此生。我相信，還有很多同學和我有同感有共鳴。這是我個人的福氣，也是我們普大學友們的福氣；說實在的，我們應該慶幸，我們應該感謝。
各位，言有盡而意無窮，今天我要追思的，就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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