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中國網訊】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伴隨著現代經濟學引入中國並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相互作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2016年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獲得者錢穎一在長期的求學、研究和任教工作中，與多位世界知名經濟學家有過密切合作與交往。這些學者對現代經濟學有舉足輕重的貢獻，其學術思想對中國改革有多種層次的重要影響。
我們從錢穎一教授的《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中信出版社，2017）一書第九章「經濟學家的思想」中選取十篇文章，推出《思想的力量·錢穎一筆下的十位經濟學家》系列，每周三為讀者展示錢穎一教授筆下的一位經濟學家。
奧利弗·伊頓·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他把交易成本概念具體化，使之成為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析工具，從而使描述性的制度經濟學轉變成可預測、可驗證的「新制度經濟學」或者「制度分析」。威廉姆森於200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發表聲明時介紹到，威廉姆森因為「在經濟治理方面的分析，特別是對公司邊界問題的分析」而獲獎。威廉姆森非常重視實踐，正如他自己所說，「當我回顧我所研究過的課題時，我感到實踐十分重要」。
威廉姆森：經濟變遷中的企業組織（2010年6月30日）
盧邁：非常榮幸能來參加這次研討會。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教授第一次來中國，就參加「《艱難的輝煌——中信30年之路》新書首發暨經濟變化中的企業組織」研討會。這是威廉姆森教授的研究領域。在他發言之前，我首先邀請錢穎一教授對他做一個介紹，因為錢教授對威廉姆森的理論和他的生平都有更深的了解。讓我們歡迎錢教授。
錢穎一：今天我非常高興來參加這樣一個活動。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去年的諾獎得主威廉姆森教授。自2001年起我們是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的同事。這也是一種緣分。威廉姆森研究的經濟學領域是與我們的企業最相關的。經濟學有很多領域，比如說宏觀經濟等，但他研究的問題對企業的影響非常大。還有一點不同的是，他是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系、法學院和商學院的三聘教授，這與他研究的領域相關，他把經濟學、法學和組織管理學三個學科結合起來，並開創了新制度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影響非常廣泛，而這個名詞就是他命名的。他的貢獻在哪些方面？經濟學從古典的研究市場開始。經濟學的主要研究領域就是市場交易，買賣雙方，有買有賣，有價格，這就是經濟學。但是在經濟活動中，我們發現經濟組織實際上比這個要複雜。經濟中有公司，有的公司還非常大，這是過去經濟學沒有研究的問題，為什麼要有公司？什麼樣的因素決定了公司的經營範圍？公司內部的組織與市場交易又有什麼不同呢？20世紀30年代時，科斯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企業的性質》，後來也因此獲得諾獎。但是，從30年代科斯提出交易成本這個概念，一直到60年代，並沒有太多人跟進他的研究，經濟學的主旋律依然是研究市場機制、價格機制。到了70年代，通過威廉姆森的相關研究，有人說他重新發現科斯定理，實際上他做的工作遠遠不止是重新發現。
為什麼說他開創了新制度經濟學呢？制度經濟學早就有，但是制度經濟學直到威廉姆森教授之前，沒有太大生命力的一個原因，是它缺乏分析，更多的是描述。這是舊制度經濟學的一個缺陷。人們會說，你描述的是很對，但這是同義反覆，不能成為理論。之所以要成為理論，就是能做出一些預測，且預測要準確。威廉姆森把分析工具引入了制度經濟學，所以就叫新制度經濟學或者也稱為制度分析。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他分析了企業與市場的邊界究竟在哪裡，它由哪些因素決定。
交易成本是一個概念，威廉姆森將這個概念具體化。交易成本體現為在市場上談判、籤約都會帶來很大的成本。所以，在選擇市場交易還是選擇公司內部交易的時候，中間就會出現企業的邊界。他提出的最簡單的例子有：航空公司是不是也應該辦旅遊公司，汽車製造商是否也要辦鋼鐵廠，鋼鐵企業是否要買鐵礦？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用交易成本來分析、預測。什麼情況下我們可以預測到企業是一體化的，它既辦航空公司也辦旅遊，既生產汽車也生產鋼鐵，既生產鋼鐵也要擁有鐵礦石開採權；什麼情況下不需要這樣，是分開的。為什麼交易成本是核心呢？因為假定沒有交易成本，根本不需要企業，所有交易都可在市場中完成。因此，交易成本顯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概念，還在於具體的、非常切合實際的分析。
威廉姆森不同於其他經濟學家，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他非常重視實踐。60年代末他曾供職於美國司法部反壟斷局。那時候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概念很簡單，除非因技術原因企業需要一體化、上下遊聯繫，否則都應該拆分。他為什麼還是法學院教授？是因為企業是不是構成壟斷、是否要拆分這些問題都牽涉法律問題。他從這些現實案例中，提出了企業一體化或者規模經營，除了技術原因外，還有重要的組織結構上的原因。而在此之前，經濟學家不這麼想問題。因此，他的研究改變了人們的思考方式。而諾貝爾獎就是要授予那些改變了人們思考方式和分析方式的人。
為什麼新制度經濟學很成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它重視經驗的、數據的、現實的預測，這樣它就可以檢驗。什麼情況下企業採用外包的形式，什麼情況下採用代理的形式，什麼情況下採取一體化集權的形式，什麼情況下採取分權的形式，這裡有多種組織形式，但都可以用統一的理論框架來分析。
在來參加會議的路上，我也跟威廉姆森教授講，鄧小平開啟中國經濟改革做了兩件具體事情，在這次他的中國之行中，都可以體驗：一件事情是1979年成立一個公司，那就是中信；另一件事情是1980年設立一個特區，那就是深圳。從這兩件事中可以體會到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所以，雖然他對中信才剛剛了解，但興趣極其濃厚。今天討論的經濟變遷中的企業組織問題，也正好就是他獲獎的領域。我很高興參加這次研討會，也是在這位學術大師、常總和中信之間起橋梁作用。
威廉姆森：非常高興今天能到這裡來，也非常感謝剛才錢教授對我的背景介紹，他講到了我的一些情況。我研究的是經濟組織，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做一個解讀，有時候我的解讀會花很長時間，但我確實認為，經濟組織的形式是有其經濟學邏輯的，我現在仍在研究這個領域，並涉及我的工作的方方面面，同時也包含了世界上其他經濟學家的研究，包括中國的經濟學家，比如錢穎一。
我最喜歡的就是「謎」。在來中信之前，我並不知道中信是家什麼樣的企業。但是現在我了解了中信，我在車上問了錢教授一些問題，也和常振明總經理談了一些情況，在這裡我們又聽董事長談到了中信的歷史。我沒有想到，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在我同意訪華的時候，我主要想講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但是我沒有想到在這裡能了解中信。中信有很多有意思的謎值得研究，希望這本書能夠儘早翻譯成英文，這樣我就可以更詳細地了解中信，進行更具體的解讀。
現在，我回過頭來給大家講一下我為什麼要研究經濟組織的歷史情況。首先，我受過工科方面的培訓，喜歡接觸實際，我在斯坦福上了商學院，開始研究管理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更多地開始關注經濟學。我的目標就是研究公司組織，而且，我試圖用跨學科的方法來研究公司。經濟學中標準的公司組織理論，是圍繞著價格理論展開的，關注企業的生產函數和利潤最大化，而實際上企業管理者有很大的自由度，他們在經營公司的時候，雖然追求利潤，但同時也會追求自己的一些利益，這樣就會出現一些新的現象。但一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我的研究是否會有很大的成果。
成為教師後，我又讀到了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Alfred Chandler）的著作《看得見的手》。他主要研究企業技術創新。在他的這本書中，講到了企業的組織創新，談到了現代企業的轉型，現代企業內部有不同的職能部門，比如生產部門、財務部門、銷售部門等，形成了一個層級結構。在這個方面，有些組織非常成功。他對20世紀20年代的一些企業非常感興趣，尤其是通用汽車，它不僅有不同的部門、利潤中心，還有不同的業務板塊，其中每個不同的業務板塊有自己的目標，形成了科層制，但它們之間也會有一些競爭。所以，在競爭的時代，企業可以利用內部競爭，使得管理人員有激勵去追求利潤目標，而不是單純利用自由裁量權來追求自己的利益。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工作，希望改變研究方向，更多地研究組織創新。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時候，我們創建了一個研究中心，開始研究組織創新，從歷史上看是什麼情況，現在是什麼情況，將來又會怎樣。今天，我在這裡聽到，中國正在創造出新的企業組織形式，這很有意思，也非常有挑戰性，我聽到了很多人對此有不同的解讀，我也希望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解讀和分析。
來自我過去經驗的另外一個領域，是我在美國司法部反壟斷局的工作，分析一些企業之間的組織形式和合同。當時，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在工業企業中，會建立起一些合同和聯盟。新的組織形式有自己的技術來源，而技術是為了提高效率。但是，當時的假設認為，如果這種新的組織形式缺乏技術和實體的話，會有反競爭的目的。所以，最開始的時候，我們非常關注這個問題，我們看到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出現了，新的合同出現了。那時候，我們發現，不僅要從普通法的角度分析問題，還要從反託拉斯的角度分析問題。我發現，組織既可以創造效率，也會帶來無效率。因此，反壟斷局應該從更寬泛的角度來對待壟斷問題，我試圖傳達這個觀點，但並沒成功。
後來我回到賓夕法尼亞大學繼續教書，進一步研究這些問題，對我早期的一些想法和20世紀30年代其他人引入的一些概念進行討論。當時，我考慮的是，交易成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成本，而古典經濟學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在分析複雜的經濟組織時，應該考慮這一成本。這雖然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但以前並沒有找到答案。當一個公司需要一些部件來支持其生產活動時，它可以外包，也可以自己生產。那麼，企業的這個決定是如何做出的呢？我花了一段時間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不同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以前主要研究的是生產部門的設置，單位部門的設置，但是我們也需要從合同的視角，把企業看成是一種治理結構，建立這種治理結構是為了實現一些目標。也就是說，這種治理結構能夠建立起一些手段，給公司內部帶來一定的秩序，從而減少風險，實現互贏。
我發現，這是一個很有用的概念。20世紀30年代，也有經濟學家認識到了這一點，但長期以來，人們都沒能分析治理結構的目的。我進一步研究了不同的治理結構，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治理結構，我們還可以有混合型的治理結構，合作、規制、國有企業，這些都是不同的治理結構。我們需要分析這些治理結構的優點和弱點是什麼，什麼樣的活動需要由市場來組織，什麼樣的活動需要由企業來組織，什麼樣的活動需要額外的政府支持。這就是我從70年代初開始的研究工作，一直延伸到今天。
中信公司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其實，沒有適用於所有目的的最佳治理結構，我們必須分析不同治理結構的長處和短處，然後看一下，中信這樣一個企業的邊界到底應該在哪裡。中信這種組織形式使我們意識到，組織的創新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們要加深對組織創新的理解和研究。
錢穎一：剛才威廉姆森教授非常簡略地介紹了他開展研究的心路歷程。實際上，他的背景不太一般，他本科在麻省理工學院念的是雙學位，化學工程和工商管理。所以他說，他喜歡接觸實際。因為他曾經學過工程。後來，他在斯坦福念了MBA（工商管理碩士），對很多理論問題以及公司組織很感興趣。那時候，他去了卡內基梅隆大學念經濟學博士，當時非常好的環境就是交叉學科，有經濟學、組織管理學和運籌學等。在當時非常奇特的另一點是，那時的教授中有四五位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西蒙（Herbert Simon）、莫迪格裡亞尼（Franco Modigliani）、米勒（Merton Miller）和盧卡斯（Robert Lucas）。當時他們都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當教授，威廉姆森是學生，另有兩位學生後來也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是基德蘭（Finn E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Preston Prescott）。同一時期有那麼多人在研究，而且是交叉學科，這對威廉姆森教授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威廉姆森教授在談到他的貢獻時說，他很喜歡「謎」。他在70年代看了錢德勒的《看得見的手》一書，錢德勒是前年去世的哈佛大學教授，專門研究商業企業史。錢德勒以20世紀20年代通用電氣的組織結構為研究標本，對當時的通用汽車採用多部門制的利潤中心，進行比較分權。這樣的組織形式和這樣的大公司，他覺得非常有意思。威廉姆森1975年的著作《市場與層級制》對錢德勒的書做了很多重要的介紹，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對我們後來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影響。他講到，企業裡面的組織結構，到底是採用部門制還是採取職能部門比較集權的制度，可以用經濟學的辦法來分析，這是他講的一個研究思路。
第二個思路就是他剛才講的關於反壟斷問題。各種各樣的組織形式，有的是合同形式，有的是代理形式，特別是企業縱向一體化，當時人們的態度非常不友好，無論是律師還是經濟學家都認為，只要公司一體化或合併，找不到技術上的原因，就都應該打散，這是當時的整體思路。威廉姆森教授覺得這是個謎。他認為，除了技術原因外，還應更多地考慮組織方面的原因，組織既可以創造出效率，也可以帶來無效率。他特別講到中信這樣的公司。他覺得，中信公司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案例，需要了解中信公司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行業，中信公司的這種組織形式必定有自己的優勢和劣勢，需要認真分析和研究。他會帶著這個謎，繼續思考、研究，跟他過去一貫的做法一樣，碰到一個謎他就會研究它，有時甚至花10年以上的時間。
經濟學家簡介
奧利弗·伊頓·威廉姆森
奧利弗·伊頓·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 ，「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Edgar F. Kaiser講席商學教授、法學和經濟學教授。美國政治學與社會學學院院士（199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94年）；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83年）；計量經濟學學會會士（1977年）。2009年，威廉姆森因為「在經濟治理方面的分析，特別是對公司邊界問題的分析」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生平著作：
《自由裁量行為的經濟學》
《公司控制與企業行為》
《市場與層級制》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治理機制》
作者簡介
錢穎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生於北京，祖籍浙江。1977級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畢業。畢業後留學美國，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史丹福大學、馬裡蘭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2006年9月起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學術榮譽包括：2012年當選為世界計量經濟學會（The Econometric Society）會士（Fellow），2018年當選為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獲得2009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得2016年度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中國經濟、中國教育。擔任《經濟學報》、《清華管理評論》、《教育》主編，《經濟研究》編委會委員。
中文書著包括：《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中信出版社）、《大學的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信出版社）、《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老清華的社會科學》（與李強共同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走出誤區：經濟學家論說矽谷模式》（與肖夢共同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與青木昌彥共同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