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中有一段文字回憶北宋承平時，她與趙明誠一起搜羅賞玩拓本的舊事：「餘建中辛巳始歸趙氏……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金石錄》一書不但是傳統金石學的開山之作，更因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在宋末亂離中的不幸遭際而為一般人所熟知。至於《金石錄後序》中所描繪的於相國寺購置拓本，歸而展讀，進而撰著題跋，慢慢集腋成裘，這種研治石刻文獻的方法，亦成為傳統金石學研究的標準形態。時至今日，我們披覽新出石刻的方式，較之於趙、李當日，仍相去不遠，只是拜現代印刷技術所賜及受制於文物保護的觀念，所能觀覽者漸次從石刻原拓變為影印的大型圖錄。因此，對於一千年來的大多數研究者而言，石刻是一種用來「閱讀」的文獻，特別是清代以來，以《金石萃編》為代表的大型錄文總集的編纂與訂補，以及近代以降《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千唐志齋藏志》等大型圖錄的刊行，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使得現代學者可以輕易跨過空間的阻隔，羅致甚至窮盡相關石刻以供研討，但同時也在不經意間剝奪了研究者的「現場感」。
這種將碑誌剝離原來的場域，以拓本作為流通的主要方式，進而化約為一種文本的金石學研究無疑與重視文字記載的學問傳統有密切的關係，在這一傳統中無論是甲骨、青銅器，還是簡帛、碑誌、文書，學者多不過視之為文字的不同載體，其中的高下，在於能否訂補傳世文獻之不足。同時，作為石刻的「讀者」，其天然的預設無疑假定閱讀者已具有相當的知識層次，而這樣一群人無論在是古代還是現代無疑都居於人口中的少數，多屬於士大夫或所謂學者之流。儘管清代金石學家中已有不少人開始注重實地訪碑，但所關注者依舊集中於文字。總體而言，傳統金石學是一門反映士大夫趣味的「扶手椅」上的學問，特別是學者對於名家撰書碑誌拓本的汲汲以求以及邀二三同好觀臨題跋的論學方式，無疑都是文士書畫賞鑑雅集之風的流亞。
當現代史學要求學者努力嘗試進入古人生活的情境時，我們難免要追問的一個問題是，這些經歷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至今仍在中國大地大量留存的碑石，對於一般的庶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麼。「當地人對建築多半不大感興趣，當我說我對文物感興趣時，他們就會帶我去看古代的石碑」，梁思成曾對費慰梅如此描述其在華北調查古建的經歷。如果我們將1930年代山西、河北內陸的鄉村仍視為一個停留在「古代」的社會，那麼這段梁思成的自述便透露出一個頗值得玩味的訊息，即在普通的庶民心中，何者才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紀念物，值得向外來的訪客展示。聯想到華南學派在田野工作中「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訣竅，碑在地方場域中的中心位置便凸現了出來。
但對於一般的庶民而言，他們未必有能力成為碑的「讀者」，而更多的只是「觀眾」，我想引梁思成去看碑的當地人多半也未必能讀懂刻石上的文字。如果我們把視線拉回唐代，便不難發現，一些巨型石碑的規模遠遠超過實際的需求，如目前存世規模最大的唐碑何進滔德政碑高達12.55米，寬3.04米，厚1.04米，而2000年在河北正定發現，後經學者考訂為安重榮德政碑者，僅殘存的贔屓部分就長8.4米、寬3.2米、高2.5米，若復原全碑，規模當在何進滔德政碑之上。這些巨型的石碑顯然不是讓人讀的，而是作為政治權威的象徵物被樹立起來，「看」才是它們被塑造時的第一要義。事實上，即使以昭陵功臣神道碑約4米的高度而言，根據我個人訪碑的經驗，即使努力加以辨識，也很難看清碑身上部的文字。
事實上，古人對於如何塑造碑的「視覺體驗」有著高度的自覺，樹碑於「大市通衢」，以便更多的往來吏民能注意到這一景觀，是選擇立碑地點時首要的考慮。另一方面，也會有意識地選擇一些對於碑主具有特殊意義的地點，如德宗為平定朱泚之亂的首要功臣李晟立紀功碑，就沒有選擇在長安城內，而是「刊石立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東渭橋位於長安通往渭北的交通孔道上，不僅是唐人餞別親友的勝地，也是東南租粟會聚轉運之所，四方輻輳，行旅往來，絡繹不絕，熱鬧而繁忙，更具深意的是李晟本人恰恰是自東渭橋以薄京城，經過一路激戰，最終克復長安，建立不世之功。選擇於此處立碑，並命皇太子親自書丹，無疑顯示出德宗特別的用心。唐玄宗時所立的楊國忠碑則另有別致的設計，楊國忠因對銓選制度有所改良，「選人等求媚於時，請立碑於尚書省門，以頌聖主得賢臣之意」，將立碑地點選擇在碑主「工作過、戰鬥過的地方」本是習見之事，並不足為奇。特殊之處在於此碑由京兆尹鮮于仲通撰文後，玄宗曾親自改易數字，「鐫畢，以金填改字處」，這當然不是因為朝廷無力負擔另刻新碑的費用，而是特意藉助這種人為製造的「土豪金」效果，來彰顯皇帝對楊國忠的恩寵。當然在地方上，此類頌德碑立碑地點可選擇的餘地遠不及兩京豐富，大約只有大市通衢或節度使、郡守府衙之旁這兩類。除此之外，這些位於城市中心的巨碑，往往建有碑樓，如上文提到的何進滔德政碑「碑樓極宏壯，故歲久而字不訛缺」，其碑樓至北宋時猶存。碑樓作為一種大型的公共建築，在古代城市天際線普遍較低的情況下，無疑強化了石碑作為一種政治景觀在城市空間中的地位，構築起了城市的視覺中心，同時不經意間也降低了碑的「可讀性」。
正是由於碑在城市中具有的視覺中心的地位，其興廢往往也會成為政治氣候變易的重要風向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唐憲宗平定淮西之後採取的舉措，將吳少誠家族統治淮西合法性的兩個重要象徵物皆做了改造。其中，將吳少誠生祠改建為紫極宮，李唐以老子為祖先，天寶二年(743)「改西京玄元廟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紫極宮作為唐代官方所立的道觀，平定淮西之後得到重建，其象徵意義不言而喻。而吳少誠德政碑則被磨滅，改刻為韓愈撰文的《平淮西碑》，唐廷之所以特別選擇用吳少誠德政碑的舊石來摹勒新碑，正是要藉助對於碑銘這一永久性景觀的重新定義，向已有三十年未沾王化的淮西軍民宣示這場平叛戰爭的正義性，進而重建朝廷在淮西的政治權威。
刊石勒銘、永志不朽，碑誌因其具有永恆的紀念性而為人所重，但碑在古人的世界中並非只是一個靜態恆定的象徵物，而是可以藉助拓本與傳寫，化身萬千，變成有效的傳播媒介。如唐玄宗因生於乙酉歲(685)，故以華嶽當本命，先天二年(713)七月誅太平公主，獨攬朝政後，九月便封華嶽神為金天王，故華嶽信仰大興於世。開元十二年(724)十一月，玄宗巡幸東都時途經華州，「命刺史徐知仁與信安王禕，勒石於華嶽祠南之通衢，上親制文及詩」。《開天傳信記》雲此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製作壯麗，巧無比倫。」此碑的高度折合成公制，約在十五米以上，宋人王銍《默記》記此碑原建有碑樓，黃巢入關，有人避於碑樓之上，黃巢大怒，因縱火焚之，故宋時文字僅十存二三，但碑石猶在。或許由於此碑規制巨大，在當時甚至找不到整塊的碑石，「砌數段為一碑……薄雲霄也」，耗時九月方才落成。玄宗或仍嫌華嶽廟的位置相對偏遠，巨碑磅礴的氣勢，無法為京城士庶所領略，又下令製作拓本，張架立於應天門，供文武百官觀覽。應天門是洛陽宮城的正南門，其地位功能與長安的承天門相當，是舉行國家重大典禮的禮儀空間，玄宗本人便曾在此接受過獻俘。玄宗雖無法移動巨碑這一物質形態本身，但通過拓本複製的方式完成了這一移動，擴展了碑文傳播的範圍，當然其目的是為了塑造自身的政治權威。
敦煌文獻中《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淮深)德政之碑》鈔本(局部)。
在碑的正文之下有雙行小字注文，闡釋碑文的微言大義。
敦煌文獻中 《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 (淮深) 德政之碑》 則提供了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此碑中和二年(882)四月八日下手鐫碑，五月十二日畢手，約一月即成，立於西牙，即歸義軍節度使的使衙。原石早已不存，敦煌所存鈔本由P.2762等五件文書拼合而成。這一鈔本的妙處在於是一注釋本，在碑的正文之下有雙行小字注文，闡釋碑文的微言大義，如「盤桓臥龍」下註：「臥龍者，蜀將諸葛亮也，字孔明。能行兵，時人號曰臥龍是也」，這是標註古典;又「宣陽賜宅，廩實九年之儲」下註：「司徒宅在左街宣陽坊，天子所賜糧料，可支持九年之實」，司徒指的是碑主張淮深，則是在闡發今典，宣揚朝廷對其的禮遇。不過根據榮新江先生的考訂，唐廷並未授予張淮深河西節度使之位，此碑亦非由朝廷頒賜，而是張淮深擅自興造，碑文不無「虛假宣傳」的成分。這倒反過來說明即使地處邊鄙，與唐廷僅存羈縻關係的歸義軍，仍需藉助朝廷頒下的德政碑來為其統治提供合法性。事實上，這一詳細註明古典與今典的鈔本很可能是為了向歸義軍中文化程度不高的節將士卒宣講碑文所用，發揮了類似政治學習材料的作用。另北圖芥91《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八寫本背面有「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知(之)碑」一行、S.1291寫本上有「(上缺) 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字跡拙劣，均是學童習書的文字，可知張淮深德政碑文曾被用作敦煌學童習書的資料，將政治教化巧妙地寓於童蒙課業之中。無論是宣講還是習字，其目的皆是藉助各種手段，廣泛散播，將碑文作為一種政治宣教品來使用。
當然我所說的要重視碑的景觀作用，並不是說要轉向去研究藝術史，因為歷史學訓練提供的長處還是在於解讀文獻，而非分析圖像。只是注意到碑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宣傳功用，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碑文的內容及文字背後蘊含的隱曲。過去對於石刻的關注僅僅將其視為保存史料的載體，事實上每一個碑建造的背後都有相關的政治或社會背景，努力將石刻從文獻還原到當時的情境中去，挖掘出其中的故事才能豐富我們理解歷史的維度。在中國古代的社會環境中，作為政治權威象徵物的巨型碑石無疑是政治話語展示與傳布的重要媒介，儘管一般不過將此類的政治表述視為堆砌辭藻的具文，但須知在中國漫長的文字書寫傳統中，早已鑄就了一套微言大義的語言符碼。如何透過看似格套化的文字與行為，發現言詞之外的真意，直到當下都是探究中國政治所必備的「知識鍊金術」。因此，對於我們現在看起來的一些「具文」，古人並不是如此認為的，比如唐穆宗繼位之初，將田弘正從魏博調任至成德，這涉及如何來鞏固元和中興的政治遺產，在當時是非常微妙而關鍵的政治舉措。調任之後，唐穆宗打算在魏博給田弘正建一塊德政碑，表彰其首先奉魏博歸附朝廷的功績，同時也給河朔的這些驕兵悍將樹立一個正面的榜樣。因此對於如何寫這塊碑，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君臣之間頗費了一番心思，穆宗特別指定元稹撰文，元稹《進田弘正碑狀文》也向皇上詳細說明了對於寫法的考慮：「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唯將吏不會，亦恐(田)弘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記萬人之口。」即由於河朔地域沾染胡風，將吏文化程度不高，如果文章堆砌典故，辭藻華麗，即使立在最顯眼的位置，恐怕達不到想要的宣傳效果，所以追求「文雖樸野，事頗彰明」，以便讓預設的讀者能夠看得明白，或者至少藉助類似《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這樣的「輔導材料」能夠理解朝廷的苦心所在。
唐末魏博節度使羅弘信為其父羅讓所立的神道碑中的一段文字正好提供一個理解格套化文詞背後隱曲的案例，碑文云：「伏惟國朝故事，我府凡有更替，即除親王遙統節度使，或踰數月而後，方降恩命。今我僕射以殊功難解，茂略濟時，進疏才及於闕庭，幢節已交於道路。」碑文想要強調的是羅弘信深受朝廷信任，因此沒有按照慣例先授予節度留後權知政務或讓親王遙領，而被直接授予了節度使的旌節。但我們再來看一下 《舊唐書·羅弘信傳》的記載：「僖宗聞之，文德元年四月，詔加工部尚書，權知節度留後。七月，復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恰恰是嚴格遵循了「或踰數月而後，方降恩命」的政治成例。毫無疑問，碑文的記載是捏造的，但我們要追問的是，為何要捏造這樣一個不存在的事實。這就和羅弘信初掌魏博後的政治形勢有關，由於羅弘信此前只是魏博軍中小校，「掌牧圉之事」，不過是類似弼馬溫的角色，並無太高的聲望，因緣際會控制魏博之後，才急需借重朝廷的恩遇抬高自己，穩定局勢。細究起來，這段文字還涉及魏博歷史上的一個「今典」，「進疏才及於闕庭，幢節已交於道路」所比附的對象正是元和七年(812)舉魏博六州歸朝的田弘正。那次唐憲宗確實接受了李絳的建議，打破慣例，直接授予田弘正節度使之位，以表彰他的忠心。羅弘信是想假借羅讓碑中虛構的文字，讓魏博將吏相信，朝廷對他的支持信任與田弘正無二，給自己帶上需要的政治光環。
以上所舉的幾篇碑文中或虛或實的政治表述，提示我們注意，對於石刻史料的解讀，有時未必一定是要證明或證否傳世文獻的記載，而更應該關心隱藏在文本背後，充滿著矛盾衝突的政治過程。一般而言，研治石刻文獻的學者多重視新出的石刻，「喜新厭舊」的傾向多不能免，但事實上大量保存在 《文苑英華》或各家文集中的碑文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與重視，這些才是唐人心中真正的「大手筆」，蘊含了豐富的材料，至少我們轉換研究的視角，做更加精細的文本解讀，是可以從中榨取更多的歷史信息的。
學林（2016.5.27，第246期）| 讀者還是觀眾：石刻景觀與中國中古政治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本文據作者2015年12月11日在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的演講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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