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服飾基本形式的考古學觀察

服裝形式研究是服飾研究的基礎。研究服裝形式通常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通過對文獻記錄的考證，一種是通過觀察考古發現的實物及其畫像。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特別是近十幾年考古發掘的豐碩成果，為古代服飾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大大推進了古代服飾各項研究。漢代服飾考古資料主要是指與漢代服飾相關的遺物，包括遣冊的記錄、陶俑、木俑、壁畫、帛畫、畫像石、畫像磚、器物上的紋飾和彩繪以及服飾實物等。服裝指穿著的衣服，按身體部位可分為首服、身服、足服等。本文是對服裝基本形制的研究，主要指的是身服和首服。這兩部分最能體現服裝的基本特徵和變化，而且絕大部分考古資料都顯示身服和首服的特徵和內容。漢代服裝存在地域和民族的差異。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探討的是漢代大中原區域華夏文明為主體的服裝的基本形式。

 一、漢代服裝主要考古資料

1.服裝實物：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1]、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2]、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3]等出土。 
2.遣策：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江蘇連雲港海州西漢侍其繇墓[4]與陶灣黃石崖西漢西郭寶墓[5]、廣西羅泊灣一號墓[6]、湖北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7]等出土。 3.俑：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陝西西安地區漢墓[8]、江蘇徐州地區漢墓[9]、山東臨沂漢墓[10]、湖北江陵漢墓及河南[11]、河北[12]等地漢墓出土材料。 4.壁畫：陝西西安壁畫墓[13]及河南洛陽壁畫墓[14]、萇村壁畫墓[15]、密縣打虎亭漢墓[16]，另有河北安平壁畫墓[17]等壁畫材料。 5.畫像石（磚）：河南南陽畫像石墓[18]、鄭州與洛陽畫像磚墓[19]、江蘇和山東沂南畫像石墓[20]、武氏祠畫像石[21]等材料。 這些考古資料通過不同類別、不同墓葬、在不同地區之間的相互映證，展現出漢代服裝的基本形式。 西漢服裝考古資料主要是遣策、服裝實物、陶俑、木俑、帛畫等類別。主要包括馬王堆漢墓和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等出土的服裝實物、帛畫、遣策和俑；陝西漢陽陵及楊家灣漢墓出土陶俑；徐州漢墓出土陶俑；另有各地零散出土的西漢俑；壁畫如西漢晚期西安交大和洛陽卜千秋墓壁畫等。西安地區是西漢京城和帝陵所在地，也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裡所發現的陶俑和西漢晚期壁畫資料，反映的是西漢宮廷及京城地區的服裝風貌，可以說代表了西漢時期正統、標準的服裝樣式和風格。湖南、湖北、江蘇、山東南部等地資料也十分豐富，如湖南馬王堆漢墓，湖北鳳凰山漢墓、江蘇徐州漢墓、山東臨沂漢墓等，都發現有大量的木俑、陶俑、帛畫等，這些資料保存較好。上述地區與先秦楚文化有著深厚的淵源關係，其中徐州一帶又是西漢開國皇帝劉邦統治集團的故鄉，對漢代服飾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奠定了漢代服裝形式的基礎。 新莽時期是漢文化由西漢向東漢的轉折期，其服飾考古材料在這一時期前後，無論是材料本身的形式還是所反映的服裝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是西漢至東漢包括服裝在內的物質與精神文明變化的重要過渡時期。南陽鬱平夫人馮君孺人墓、偃師辛村新莽壁畫墓等幾座墓葬，有明確的紀年，較好地反映了新莽時期的服裝風格。 東漢時期考古材料主要是畫像石和壁畫。河南是東漢文化的核心區域。南陽地區是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的故鄉，經濟發達，很多豪強地主在這裡建造了豪華的畫像石墓，留下了大量製作精美的畫像石。東漢都城洛陽，現今已發現許多壁畫墓。其他如山東、江蘇、安徽、陝西等地區也發現了數量眾多的畫像石，這些畫像石和壁畫的內容題材廣泛，圖像中表現的人物數量多、身份複雜，結合「事死如事生」的理念，這些圖像中的服裝表現較為全面地反映了東漢世俗生活的服裝。 

除上述大中原漢文化的核心區域外，在漢代邊疆地區也發現了許多與服裝相關的器物或壁畫材料，這些資料一方面反映出漢文化在邊疆地區的傳播，同時也反映出當地獨具特色的土著服飾文化，還可以看出由於漢文化的傳入，對當地服裝形制產生的衝擊，進而推動的一些融合性的變化。所以對邊疆地區服裝考古資料的研究，有助於探尋漢族服裝文化與邊疆民族服裝的融合。限於篇幅，本文不做深入涉及。

二、漢墓遣策中記錄的服裝名稱及形式考證 

漢墓遣策記錄了當時人們對於服裝的一些稱謂，反映出漢代服裝的基本形式。出土遣策的漢墓主要有：西漢早期馬王堆三號墓[22]、西漢文景時期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 [23]，西漢中期連雲港海洲侍其繇墓[24]及中晚期陶灣黃石崖西漢西郭寶墓[25]、西漢末期江蘇儀徵胥浦101號西漢墓[26]。 從這些「遣策」中可以看到西漢時期服裝的基本形式，首服有冠、幘、巾；身服有禪衣、復衣、襦、裳、裙、絝、袍、襜褕等。 

馬王堆一號與三號墓、西漢西郭寶墓、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遣策中有關於首服的記錄，提到的有「冠」 （圖1）、「幘」（圖2）、「巾」。 

禪衣：上述各墓遣策中基本都有出現，是西漢使用非常普遍的服裝類型。一般較為素雅，可能多為穿在外衣內的服裝。其材質有帛、緒、布等，色彩有白、霜、青、闌、紺等。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素紗禪衣即是這種類型（圖3）。 

圖3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素紗禪衣

復衣：基本在上述各墓遣策中也都有出現，也是西漢使用非常普遍的服裝類型。相對禪衣而言，為有表有裡的雙層或多層衣。禪和復應是針對厚薄而言的，復衣形式與禪衣基本相同（圖4）。 

圖4 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復衣

襦：上述各墓遣策中基本都有出現。上衣，根據遣策記載，襦也有單、復，長、短之分。 
裳：馬王堆三號墓出土遣策記錄有「素常（裳）二」、「緹禪便常（裳）二」。裳應是指下衣，但出土遣策中不見關於裙的記錄。而晚於該墓的其他幾座墓的遣策都不見有「裳」的記錄，但「裙」的記錄很普遍。推測可能是與裙類似的服裝，不同時期的稱謂不同。 裙：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出土了和遣策記錄「麻裙」一致的實物（圖5）。由此可知，裙是一種下衣。在江陵鳳凰山八號墓出土遣策中有關於「裙」和「複裙」的記載。 圖5 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麻裙絝：遣策中普遍出現。漢代服裝常見的下衣類型，也有單、復，大、小之分（圖6）。

圖6 漢代著下衣的人物形象

袍：西漢文景時期的鳳凰山八號墓和西漢末期江蘇儀徵胥浦101號墓出土遣策有關於袍的記錄。在與「袍」記錄同墓出土的遣策中沒有關於「襦」和「裙（或裳）」的記錄。袍應是穿著的外衣。漢代袍應指上下連體的服裝。 襜褕：在江蘇連雲港西漢中期海洲侍其繇墓和陶灣黃石崖西漢中晚期郭寶墓的遣策中出現了「襜褕」的記錄，並提到「長襜褕」和「短襜褕」。在記錄「襜褕」的遣策中未見有「袍」的記錄。同理，記錄「袍」的遣策未有關於「襜褕」的記錄。這應是不同地域服裝稱謂的不同。而在記錄「袍」和「襜褕」的遣策中，也有「禪衣」「復衣」的記錄，可知襜褕是與「禪衣」和「復衣」不同的服裝（圖7）。 

圖7 漢代襜褕的款式

所有遣策的記錄中未見有「深衣」的記錄，可見當時「深衣」並不是服裝款式的名稱，只是上下相連服裝的總稱。此外，在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的服裝記錄中提到「楚服」「漢服」，可見在當時服裝已經有楚、漢形式的區分，抑或反映出地域及時代差別。 

三、形象考古資料反映的漢代服裝基本形式及其演變 

漢代服裝考古資料中較多為形象資料，這些資料直觀展示了漢代服裝的基本形式。總體來看，女子髮式為挽髻，服裝為深衣，上衣下裙；男子首服為挽髻後戴冠、巾幘或巾幘與冠搭配使用，服裝為深衣，上衣下裙或袴。 1.漢代女子服裝基本形式及其演變 漢代女子服裝相關考古資料多數反映的是侍女、貴婦、舞樂女等身份女性。 女子首服形式：漢代女子頭髮多挽髻，西漢早期的髮式簡單樸實，髮髻的位置普遍較低，多為背後或頭後挽髻，幾乎不見頭頂挽髻。背後挽髻較多，頭後挽髻較少。西漢中期仍以背後挽髻和頭後挽髻為主，但頭後挽髻較早期增多。西漢晚期是女子髮式的一個轉變期，女子髮式逐漸趨於豐富活潑，頭頂挽髻開始流行，而早、中期的背後和頭後挽髻的髮式則幾乎不見。西漢晚期以後，經新莽時期，歷東漢早中期直到東漢晚期女子髮式都以頭頂高髻為主，但高髻的種類和裝飾日漸豐富。從髮髻的數量上看有單髻、雙髻、三髻；從髮髻的裝飾看有包巾、插多笄、戴勝、戴布條、戴花冠（多鬟髻）等，並且有些仍然保留自西漢晚期流行的在高髮髻中留出一縷的，即分髾的風尚。 女子服裝形式：漢代女子身服有上下連體的深衣（袍）和上下衣分開的上衣下裙和上衣下褲等形式。西漢早期多為束裹纏繞的深衣，衣襟很長，繞體數周或繞至腰後，拖地或長至足上。衣服整體較緊，即深衣或裙在下體膝部內收。其中長束裹身深衣延續了戰國楚服深衣的特點，在西漢初期還存在；而在西漢中期就很少見了，且多為繞體一周；西漢中期以後這種深衣就基本消失。西漢中期的女子服裝延續西漢早期的服裝風格，衣服仍較貼身，但束裹得沒有早期那麼緊。西漢晚期女子服裝較前期有了較明顯的變化，即深衣在膝部不再內收，衣服總體感覺是較合體。東漢女子服裝以寬袖長袍或上短襦下長裙為主，服裝在前後期的差別主要也是寬鬆程度上的變化。東漢女子服裝整體的發展趨勢是衣身和衣袖的寬大程度逐漸加大。另外，新莽至東漢早期延續了西漢晚期的風格，服裝顯腰身，還算合體，以細腰長裙為尚；而東漢後期女子服裝無論身份高低，衣服都變得很寬大，已不顯腰身，不惜使用大幅布料，即便是勞動女僕的衣袖也很肥大。 

2.男子服裝基本形式及其演變 男子首服：漢代男子首服多挽髻後戴巾、幘、冠、帽等。冠是漢代男子首服中佔主體的類別。最突出的特點是西漢中晚期幘開始出現，使得漢代男子首服由單獨戴冠，轉變為冠幘搭配的形制。漢代男子首服的總體發展是向簡化、方便的方向發展。自西漢至東漢，越往後期，髮飾越簡單，等級和禮制的區分度越小，禮制的約束逐漸減弱，巾、幘、進賢冠、武弁大冠等佔據了東漢男子髮飾的絕大比例。東漢晚期日常生活中，男子首服簡化為最常見的三種，即身份較低或非正式場合，貴族首服——巾幘（平上幘、介幘）、文官所戴的進賢冠、武官所戴的武弁大冠。 漢代男子軍服的首服與常服不同，有著單獨的體系，明顯地繼承了秦制。秦始皇陵兵馬俑中髮式為前額中分挽髻，有些再加頍、冠。西漢早期鹹陽楊家灣漢墓、徐州獅子山漢墓的兵馬俑和西安漢陽陵、永城芒碭山梁王墓地、北洞山漢墓等的隨葬俑，都繼承了秦軍男子髮式前額中分的特點，但中分後挽髻的方式與秦時相比有所不同，並且在挽髻後有些加戴了紅色的絳袙、武弁。西漢中晚期後，與幘搭配的武弁屬軍服特有的首服，在軍服中普遍使用，而在常服中基本不見。 男子身服：漢代男子身服與女子的在款式上差別不大。主要差別表現在色彩和紋飾上。其款式也由西漢時期的繞體數周的長深衣逐步演變為寬鬆的長袍。常服與軍人、武士等的軍服差別明顯，如綁腿的使用。西漢晚期也是男子服裝的重要轉變期，較突出的特點是上著長襦、下穿長褲的服裝使用較之前普遍，整體著裝要求不如前期那麼嚴格。東漢時期男子地位較高者仍普遍著寬袖長袍，但著襦褲者增多，侍從、小吏、雜耍人、平民及奴僕等地位較低者則普遍著上衣下褲。小吏階層即便著袍，袍的長度也不拖地，多露出裡面的褲子。 

四、漢代服裝形式的性別與等級差異

漢代男女服裝差別不明顯。特別是西漢前期的俑，很難從服裝上分出性別，多是通過髮式來辨識俑所代表人物的性別；西漢後期以後，男女服裝差別日益明顯，主要表現在服裝的色彩、紋飾等方面。女子服裝比男子服裝的發展變化快，更具有鮮明的時代性。 

因服裝具有等級性，將相同身份級別屬不同時期的服裝進行比較，能更清晰的反映出時代變化；將同時期不同等級的服裝相對比，可體現出服裝所反映的等級性。在進行考古類型學研究時，將服裝和髮式根據穿著者的身份按等級區分開來，女子分為貴族、侍女、舞樂女、平民及女奴、身份不明確者；男子分為貴族、侍從、軍人、平民及奴僕等。由於資料的限制，有些類別或某段時期的資料過於缺少。總體看來，漢代服裝是有等級區別的，多表現在服裝的面料、紋飾、色彩、頭飾等細節方面，而在款式上差別不明顯。但是，一些特殊階層如軍人、藝伎等的服裝與常服明顯不同。 

五、漢代服裝基本形式的形成與發展

漢代服裝的基本形式是在繼承先秦楚服及秦服裝的特點，部分吸收了先秦其他諸侯國服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27]。它第一次打破了之前服裝長期存在的南北服裝文化分野的局面，使南北文化相融合，構成了漢代服裝的基本框架。這種融合是對之前服裝不同地域特色的整合。總體來看，漢代服裝已形成以兩京地區服裝為核心，統領全國服裝的發展態勢。 以女子服裝形式為例，西漢時期無論是在京都西安地區，還是兩湖、江蘇、山東、河南、河北等地，其服裝的款式和風格大體是一致的，女子髮式以背後、頭後挽髻為主；服裝以束裹深衣為主，均體現出嚴肅、拘謹的服裝風格。東漢時期，以京都洛陽地區為主導，女子髮式以高髻為主，服裝以寬鬆長袍或上襦下寬鬆長裙為主，各地區風格上趨於一致，均體現出輕鬆活潑、寬大隨意的服裝特點。服裝雖然表現多樣，但仍是屬於一類服裝形式下的細節差異。 

從整個中原地區來看，漢代服裝基本形式的整體發展變化表現得較為統一：女子髮式由低到高；男子髮式由傳統戴冠，向戴幘或冠幘搭配等較為隨意的髮式轉變；女子髮飾呈現由少到多，由樸素到繁雜的轉變；男女服裝則由西漢早期的緊身束裹，發展到西漢中後期的合體，至東漢開始變得寬鬆，直至發展到東漢晚期的肥大；服裝整體風格是由嚴肅拘謹向輕鬆活潑轉變。可見，漢代中原漢族服裝不斷發展，並逐步完成了一統。 

六、結  語

漢代服裝基本形式是在繼承先秦及秦代服裝形式的基礎上發展創新而形成的，最明顯的創新特徵是，服裝對身體束縛程度減弱，禮制約束減弱，伴隨的是自由度增強，如男子首服幘的出現並被廣泛使用。如果放寬視野，擴展至全國，可以發現中原地區興起的漢代服裝形式也廣泛使用在中原之外的邊疆地區，如西南巴蜀地區漢墓[28]、貴州地區漢墓出土的俑[29]，北部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30]、東北遼陽漢魏墓壁畫[31]中的人物。可見，漢代服裝作為漢代物質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與中原漢文化形成傳播的過程是基本一致的，多元一體的發展脈絡應是漢代服裝發展的總體趨勢。

注釋

[1]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考古學報》1993年第4期。

[3]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12期。

[4] 南波：《江蘇連雲港市海州西漢侍其繇墓》，《考古》1975年第3期。

[5] 連雲港市博物館：《連雲港市陶灣黃石崖西漢西郭寶墓》，《東南文化》1986年第2期。

[6]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

[7]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8] 陝西省文管會、博物館，鹹陽市博物館楊家灣漢墓發掘小組：《鹹陽楊家灣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10期；鄭洪春：《陝西新安機磚廠漢初積炭墓發掘報告》，《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4期；陝西省考古所：《西安北郊漢代積沙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5期；王學理、吳鎮烽：《西安任家坡漢陵從葬坑》，《考古》1976年第2期；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長安洪慶村秦漢墓第二次發掘簡記》，《考古》1959年第12期。

[9] 徐州博物館、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徐州博物館：《江蘇銅山縣李屯西漢墓清理簡報》，《考古》1995年第3期；徐州博物館：《徐州獅子山兵馬俑坑第一次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12期。

[10] 臨沂金雀山漢墓發掘組：《臨沂金雀山九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11期；臨沂市博物館：《山東臨沂金雀山周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1期；臨沂市博物館：《山東臨沂金雀山九座漢代墓葬》，《文物》1989年第1期；銀雀山考古發掘隊：《山東臨沂市銀雀山的七座西漢墓》，《考古》1999年第5期；臨沂市博物館：《臨沂的西漢甕棺、磚棺、石棺墓》，《文物》1988年第10期。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濟源泗澗溝墓地發掘簡報》，《華夏考古》1999年第2期；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信陽師範學院歷史文化學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市矍家屯漢墓C1M9816發掘簡報》，《考古》2016年第1期。

[1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6」號遺址漢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1990年第3期。

[13]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學西漢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5期。

[14]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漢墓壁畫》，文物出版社，1996年。

[15]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滎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河南滎陽萇村漢代壁畫墓調查》，《文物》1996年第3期。

[1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縣打虎亭漢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1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東漢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1989年第1期。

[18] 南陽地區文物隊、南陽市博物館：《唐河漢鬱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周到、李京華：《唐河針織廠漢畫像石墓的發掘》，《文物》1973年第6期；《南陽漢畫像石》編委會：《唐河縣電廠漢畫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1期；蔣宏傑、赫玉建等：《河南南陽陳棚漢代彩繪畫像石墓》，《考古學報》2007年第2期；南陽博物館：《河南南陽軍帳營漢畫像石墓》，《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1期；南陽博物館：《河南南陽英莊漢畫像石墓》，《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呂品、周到：《河南新野新出土的漢代畫像磚》，《考古》1965年第1期；鄭州市博物館：《鄭州新通橋漢代畫像空心磚墓》，《文物》1972年第10期。

[19] 李京華：《洛陽西漢壁畫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第2期。

[20] 聊城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陽穀縣吳樓一號漢墓的發掘》，《考古》1999年第11期。

[21] 諸城縣博物館：《山東諸城漢墓畫像石》，《文物》1981年第10期。

[22]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3-72頁。

[23] 金立：《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竹簡試釋》，《文物》1976年第6期。

[24] 南波：《江蘇連雲港海洲侍其繇墓》，《考古》1975年第3期。

[25] 連雲港市博物館：《連雲港市陶灣黃石崖西漢西郭寶墓》，《東南文化》1986年第2期。

[26] 揚州博物館：《江蘇儀徵胥浦101號西漢墓》，《文物》1987年第1期。

[27] 徐蕊：《漢代婦女服飾二題》，《江漢考古》2008年第3期。

[28] 白九江：《重慶市大渡口區大樹林漢墓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14年第6期。

[29] 貴州省博物館：《貴州赫章縣漢墓發掘簡報》，《考古》1966年第1期。

[30] 蓋山林：《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

[31] 遼陽市文物管理所：《遼陽發現三座壁畫墓》，《考古》1980年第1期；王增新：《遼陽市棒臺子二號壁畫墓》，《考古》 196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