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覓理記】顏元、李塨: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上)

2021-02-08 芷蘭齋
李塨是顏元的弟子,他們二人共同創造了顏李學派,這個派別在中國學術史上極其獨特,因為此派既反程、朱,也反陸、王,徐世昌等編纂的《清儒學案》對該派的總結是:「自宋以後,皆以宋儒之學術治天下。程、朱、陸、王門戶雖分,本原非二。習齋崛起,直揭其於周、孔之道體用猶未大備,此二千年學術之轉關。當時漢學諸家,亦思力矯宋儒,而仍囿於章句。顏、李之說,引而未申,使推闡其說而昌大之,禮樂兵農,工虞水火,胥顯其用,即歐西之科學哲學,亦不出其範圍,治術學術,庶獲一貫之效歟!」徐世昌對顏李學派極其看重,他曾刊刻了顏元和李塨的著作,同時他認為顏李學派的出現是中國兩千年來儒學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徐認為,清初的漢學家特別想糾正宋明理學給社會所帶來的弊端,但是這種糾正不徹底,而到了顏李這裡才真正地大反宋儒的學說並開始提倡實學,而這樣的實學已經包括了工業、農業以及科學等各個方面。

顏元撰《習齋語要》民國天津徐氏刻本,書牌

近現代學者中,似乎以梁啓超對顏李學派關注最早,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用了很長的一章來講述該派,該章的第一個段落是:「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其問有人焉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於二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樹的旗號曰『復古』,而其精神純為『現代的』。其人為誰?曰顏習齋及其門人李恕谷。」梁啓超把顏李學派的觀念稱之為「猛烈的大革命運動」。對於該派的宗旨,朱義祿先生在《顏元李塨評傳》中則稱:「顏元的學說講求實用,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在中國思想史上獨樹一幟。究其宗旨,可以功利論三字概括之。說得具體點,就是打著復古外衣的、以『三事三物』為核心的事功之學。這是與古代的墨子相仿的社會功利論,不同於西方近代的功利主義學說。」而史革新先生在《清代理學史》中是這樣總結顏李學派的:「顏李學派是形成於康熙年間,由顏元、李塨創立的一個以講實學為宗旨的學派,也是敢於否定程朱理學、批判色彩濃厚的一個學派,甚為近代學者所稱道。」

從顏元的個人經歷看,他最初也並沒有這麼強烈的反抗精神,因為他既信奉陸、王,也信奉程、朱,最後因為在生活中的一些觸動使他改變了對宋儒的崇拜之情。顏元出生在貧苦家庭,他從小被他人收作養子,但他在7歲時還是上了私塾,那時他白天到地裡幹農活,晚上就喜歡讀書。到21歲時,他就通讀了《資治通鑑》,後來又對兵書著迷。顯然,這些書都不能讓他討生活,因此他又開始讀醫書,稍通醫術後就開始給人看病。在他24歲時,又在家裡開了私塾,以此來賺生活費用。

《李恕谷年譜》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顏元在23歲時,他了結識了彭通,這位彭通跟孫奇逢、刁包等理學家有交往:「先生問之,乃出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指要》及陸、王《要語》,復言孫、刁行跡。先生深喜陸、王,手抄《要語》一冊,漸為人治疾。」(李塨纂、王源訂《顏習齋先生年譜》)


這是顏元接觸陸、王之學的起端,自此之後,顏元喜歡上了陸、王心學,他曾寫過《大盒歌》和《小盒歌》,以此來歌頌陸、王心學,因為他把大盒比喻成宇宙,把小盒比喻成吾心。而後他努力學習陸、王心學觀念,被當時的人視之為「真陸王」。然而兩年之後,顏元又讀到了《性理大全》,從此他又轉而崇拜程、朱理學:「至二十六歲得《性理大全》,見周、程、張、朱《語錄》,幡然改志,以為較陸、王二子尤純粹切實,又謂是孔、孟後身也。進退起居、吉兇賓嘉,必奉《文公家禮》為矩矱;奉《小學》、《近思錄》等書如孔子經文。人或有一言疑論諸先生者,忿然力辨,如詈父母。元雖不敏,一若於程、朱諸子稍有得者,由甲辰至戊申日記中,俱可按也。元平生之篤服兩派先生也如此,受教沐澤於兩派先生也如此,將謂叛其道也,敢乎哉?」(《王學質疑跋》)顏元覺得程、朱理學要比陸、王心學的觀念更為純粹和實用,他認為二程和朱子才是真正傳播的孔孟正統觀念,從此之後,他把自己的行為舉止全部以程朱理學的規定為標準,他甚至把《近思錄》當成孔子所言來對待,如果有人對程、朱的觀念提出疑問,他就感覺在罵父母那樣,於是他就會奮力反擊。


顏元有記日記的習慣,在他30到34歲的日記中,所記都是學習程朱理學的心得。他每日不斷讀這些著作,同時還時時以著作上的所言來返照自己的行為:「定日記每時勘心:純在則○,純不在則×。」(《年譜》)可見他對程朱理學篤信到了何等的程度,這個階段總計有八年。而後又有一件事突然讓他厭惡了程朱理學。顏元在34歲時,他的養祖母病逝了,在此後的三日裡,他每天不吃飯,在埋葬祖母時,他又用自己的頭去撞棺材。經過這一番折騰,他把自己折騰出了一場大病。這個結果開始讓他反思自己的行為,《王學質疑跋》中稱:「第自三十四歲遭先恩祖母大故,一一式遵《文公家禮》,頗覺有違於性情。已而讀周公《禮》,始知其刪修失當也。及哀殺,檢《性理》乃知靜坐讀講非孔子學宗;氣質之性,非性善本旨也。朱學蓋已摻雜於佛氏,不止陸、王也。陸、王亦近支離,不止朱學也。」顏元覺得他給養祖母所辦的喪禮完全是按照《文公家禮》上的程式,然而他卻覺得按照這些程式去做很不合情理。再接著,他又讀了周公《禮》,讓他覺得《文公家禮》上的要求並沒有按照周公《禮》上所說的原本,而是做了刪改。他接著一路探討下去,感覺到朱子之學摻雜了佛教的概念,而在此之前,人們都說陸、王的觀念中摻雜了佛理,現在看來,程、朱也不純粹。

《顏李師承記》民國天津徐氏刻本,書牌

對於這個重大轉變,《顏習齋先生年譜》中當然有記載:「先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覺有違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著《居喪別記》。茲哀殺,思學,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為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源按:先生自此,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為己任,盡脫宋、明諸儒習襲,而從事於全體大用之學,非二千年學術氣運一大關乎!」原來顏元在居喪階段還寫了篇文章,他經過一番探討,感覺到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陸王心學,這些觀念中都融入了禪學和俗學的觀念,這讓顏元覺得這些觀念都不是正道,於是他的弟子王源對此評論到:這件事對顏元的思想轉變十分重大,因為自此這後,顏元要宣揚周公和孔子的學說,他要擺脫宋明理學的觀念。對於顏元這一轉變的重大意義,侯外廬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評價到:「王、顧、黃三人在時代精神上是宋明道學的異端,但都在形式上還對理學抱有保留的態度。王、顧形式上左袒程、朱,黃宗羲形式上左袒王守仁。顏元不然,對於宋以來的道學家,一齊推翻,沒有一絲形式上的保留。」侯外廬認為,王夫之、顧炎武和黃宗羲從學術觀念來說,他們都是宋明理學的異端,然而這三位大師級的人物都對宋明理學的批判不徹底,王夫之和顧炎武在形式上袒護著程朱理學,而黃宗羲則在形式上袒護著王陽明,唯獨顏元不同,他對宋明理學,無論哪派,一點兒都不袒護,用侯外廬的話來說就是「一起推翻」。由此可知,這位顏元才是他那個時代真正的思想解放者。顏元為什麼有這麼強烈的批判精神呢?且看他如何批評程朱理學:「朱子之道千年大行,使天下無一儒,無一才,無一苟定時,不願效也。宋家老頭巾群天下人才於靜坐、讀書中,以為千古獨得之秘;指辦幹正事為粗豪,為俗吏;指經濟生民者為功利,為雜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讀講《集注》,揣摩八股,走富貴利達之場,高曠人皆高談靜、敬;著書集文,貪從祀廟廷之典。」顏元說朱子的學說已經推行了近千年,他的觀念使得天下每一位儒生都去遵奉,而這些人則把幹實事的人視之為粗豪,是俗吏,而真正為社會謀福利的人則也被人們貶之為沒有正統思想的霸王之道,而天下的讀書人都在那裡研讀《四書集注》,琢磨著怎樣寫好八股文,整天在那裡清談。對於程、朱與陸、王之爭,顏元也有自己的看法:「兩派學辯,辯至非處無用,辯至是處亦無用。蓋閉目靜坐、讀、講、著述之學,見到處俱同鏡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堯、舜正德、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路徑。雖致良知者見吾心真足以統萬物,主敬、著、讀者認吾學真足以達萬理,終是畫餅望梅。畫餅倍肖,望梅倍真,無補於身也;況將飲食一世哉!」(《習齋記餘》)在顏元眼中,朱、陸之爭完全沒有用,他認為這兩派其實都只會在那裡靜坐讀死書,所以他們的學問如同鏡中花、水中月,完全沒有用,而更為重要者,顏元認為無論是程、朱和陸、王,其實這兩派都不是堯、舜、周公傳下來的正宗,即使到了王陽明,他也認為王所提出的「致良知」也同樣是畫餅充飢、望梅止渴,無論你畫的多像,都不能對身體有益。顏元的這番話等於徹底束定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是周公孔子的正統傳承,這個否定真是足夠徹底。在他的眼中,無論哪一派,都是在變向地殺人:「吾嘗見宗王子者指朱子為門外漢,吾不與之深談,其意中尊王而詆朱,未必不如是也。噫!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今天下百裡無一士,千裡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淪喪,誰執其咎耶?」(《習齋記餘》)

李塨撰《閱史郄視》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顏元說,無論是朱學還是王學,這兩派互相攻擊,其實無論哪一派得勢,其結果也同樣是殺人。在他的眼中,那時的天下沒有一個像樣的學士和賢者,所以他批評當時的政府沒有幹正事兒的人。也正因如此,顏元幾乎對理學大家沒有看得上眼者,比如他認為周敦頤就是把佛、老的觀念融入了儒學:「宋代當舉世憒憒,罔所適向之時,而周子突出,以其傳於禪僧壽涯、道士陳摶者,雜入儒道,繪圖著書,創開一宗,程、朱、陸、王皆奉之。相率靜坐頓悟,『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暗中二氏之奸詭,而『明明德』之實功溷矣。」顏元說,周敦頤的太極圖其實是得自於道士,然而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卻把他奉為祖師。而實際情況是否如此,顏元並不介意,他只想隨意地批評他認為應當批評的對象。比如朱熹所強調的「格物致知」,顏元就有自己的解釋:「按『格物』之『格』,王門訓『正』,朱門訓『至』,漢儒訓『來』,似皆未穩。……元謂當如史書『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殺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義,即孔門六藝之教,是也。」(《習齋記餘》)顏元認為,關于格物的這個「格」字,王陽明把此字解釋為「正」,朱熹將此解釋為「至」,而漢儒把它解釋為「來」,他覺得這些解釋都不對,應當解釋為「格鬥」。由以上可知,自周敦頤以來的理學正統,全部被顏元否定掉了,他的這種行為被梁啓超稱之為「破壞」:「顏李學派,在建設方面,成績如何,下文別有批評。至於破壞方面,其見識之高,膽量之大,我敢說從古及今未有其比。因為自漢以後二千年所有學術,都被他否認完了。他否認讀書是學問,尤其否認注釋古書是學問,乃至否認用所有各種方式的文字發表出來的是學問。他否認講說是學問,尤其否認講說哲理是學問。他否認靜坐是學問,尤其否認內觀式的明心見性是學問。我們試想,二千年來的學問,除了這幾項更有何物?都被他否認得乾乾淨淨了。」既然如此,那顏元認為歷史上誰是好人呢?他的視角果真與正統的社會觀不同,幾乎在歷史上被貶斥的人物,在顏元那裡都受到了誇獎,比如他認為在宋代,除了朱、陸兩派,應該還有第三派,他所指的這第三派就是陳亮的「事功之學」:「如陳龍川談『經世大略,合金、銀、銅、鐵為一器』,此一句最精、最真,是大聖賢,大英雄。罏錘乾坤絕頂手段,卻將去與書生講,猶夏蟲語冰矣。」(《朱子語類評》)他把陳亮稱之為大聖賢、大英雄。為什麼要這樣誇讚陳亮呢?因為陳的這句話就是出自其寫給朱熹的信,而朱熹對陳亮的這封信予以了反駁,而顏元認為陳亮用不著跟朱熹去爭論。他認為陳亮跟朱熹的對話猶如「夏蟲語冰」,這個典故出自《莊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顏元把朱熹比喻成了僅僅能活一個夏天的蟲子,因為你要跟這種蟲子講冰天雪地的事情,它根本不可能理解。顏元的這句話把朱熹罵的夠狠。而對於歷史上被罵的王安石,顏元更是推崇,他在《朱子語類評》中說:「以真忠、真義,大功、大勞,廉潔、幹濟之宰相,當時被腐固書生亂其政,使大功不成;後世被悖謬書生壞其名,使沉冤不雪;豈惟公之不幸,宋之不幸哉!天地氣運不幸,百世生民之不幸也。予有《宋相辨》、《宋史評》,力為乾坤翻此大案。」顏元在這裡用了一大堆美詞誇獎王安石,他認為像王安石這樣的宰相,如果不是受到儒生的搗亂,他的施政綱領肯定能成功。但後世的儒生們不斷地罵王安石,這讓顏元大感不平,於是他寫出了相關的文章,要為此進行翻案。

李塨撰《恕谷語要》民國天津徐氏刻本,書牌

李塨撰《恕谷語要》民國天津徐氏刻本,卷首

當年楊時就曾說過對王安石不滿的言論,也正因如此,楊時也成了顏元攻擊的對象:「以無用學究誤經世君子,楊時之罪上通於天,朱子偏稱他『長於攻王氏』。吾人生兩間,不思習行聖道,不去經世濟民,只去口舌攻人,孔門罪人也。」(《朱子語類評》)顏元說,楊時的罪過比天大,朱子竟然誇獎楊時攻擊王安石的行為,他認為像朱熹這樣的人不去做一些對老百姓有益的事,還誇獎別人用言語攻擊他人,所以這樣的人被顏元貶之為「孔門罪人」。顏元的這些言論讓人聽來足夠驚世駭俗,以至於他的朋友王法乾都跟他爭吵了起來:「吾友法乾王氏為吾辯宋儒,明堯、孔舊道,怒叫曰:『兄真王安石也。』曰:『然。荊公,趙家社稷生民之安石;僕,孔門道脈學宗之安石也。』」王法乾爭急了時,罵顏元是當今的王安石,顏元聽後一點兒都不生氣,他說:你說的對,因為王安石是宋代的為人民做主的人,而我顏元則是傳孔子正脈的王安石。顏元為什麼這等誇讚王安石呢?因為他認為王安石是個做實事不說空話的人,因為顏元反對讀書、反對學術研究,他只強調做實事,他在《朱子語類評》中說:「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可謂迷魂第一、洪濤水母矣。」他認為,千百年來,很多儒生都把自己的精力耗在古書裡而變成了無用的人,而這些人正是喝了朱熹的迷魂湯,他甚至稱自己也上了朱熹的當:「僕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氣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餘歲終不能入堯、舜、周、孔之道。但於途次聞鄉塾群讀書聲,便嘆曰:『可惜許多氣力』;但見人把筆作文字,便嘆曰:『可惜許多心思』;但見場屋出入群人,便嘆曰:『可惜許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見聰明有志人,便勸之多讀;近年來但見才器,便戒勿多讀書,尤戒人觀宋人《語錄》、《性理》等,曰:『當如淫聲、惡色以遠之。』觀此卷乃知朱子自賊之原。噫!試觀千聖、百王,是讀書人否?雖三代後整頓乾坤者,是讀書人否?吾人急醒!」顏元把自己稱之為吃了砒霜的人,他說自己深受其害,直過了60歲才真正醒過味來,於是他每聽到學校裡的讀書聲,都會感慨這些人白費氣力;他看到別人寫作,也會感嘆白費心思。他尤其反對人們讀《朱子語類》、《性理大全》等書,他認為凡是讀這些書的人都是上了朱熹的當,於是顏元感慨到:你看看古代的聖賢帝王,有哪個是讀書人?天下愛讀書的人,你們好好地清醒一下吧。既然顏元這麼反對讀書,那他認為應當怎樣呢?梁啓超在《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一文中說:「自杜威到中國講演後,惟用主義或實驗主義(Pragmatism)在我們教育界成為一種時髦學說,不能不說是很好的現象。但我們國裡頭三百年前有位顏習齋先生和他的門生李恕谷先生曾創一個學派――我們通稱為『顏李學派』者,和杜威們所提倡的許多相同之處,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們更加徹底。」在這裡,梁啓超把顏李學派比喻成了杜威,而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將顏李學派的觀念總結的更為清晰明了:「總之,習齋學風,只是教人多做事,少講話,多務實際,少談原理。」其實顏李學派的觀念就是一種功利主義,它反對研究理論,只要看能否帶來在生活上的實際和效果,因此梁啓超也說:「顏李也可以說是功利主義者。」而顏元並不諱言這一點,他在《四書正誤》卷一中說:「以義為利,聖賢平正道理也。堯、舜『利用』,《尚書》明與『正德』、『厚生』並為三事。利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無不利。利者,義之和也。《易》之言『利』更多。孟子極駁『利』字,惡夫掊克聚斂者耳。其實,義中之利,君子所貴也。後儒乃雲『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無用之學。予嘗矯其偏,改云:『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在這裡,顏元認為義就是利,並且他在歷史典籍中做了一系列的引用,他強調從義中得利,正是君子所為,而宋代道學家們只喜歡談空洞無用的道理,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改變這種觀念,於是他把儒家最為遵奉的那句名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改了兩個字,反其意而用之。對於顏元的這種公開篡改,當然也有人質疑,《顏習齋先生言行錄》上記載了這樣一段話:郝公函問:「董子『正誼明道』二句,似即『謀道不謀食』之旨,先生不取,何也?」曰:「世有耕種,而不謀收穫者乎?世有荷網持鉤,而不計得魚者乎?……這『不謀、不計』兩『不』字,便是老無、釋空之根……蓋『正誼』便謀利,『明道』便計功,是欲速,是助長;全不謀利計功,是空寂,是腐儒。」對於這樣的質疑,顏元回答的十分坦然,他說:天下人去耕田種地,其目的不都是為了收穫嗎?去釣魚不也是為了得到魚嗎?所以傳統所說的「不謀」和「不計」,都是道家與佛家的思想。所以,他強調就應當謀利,就應當計功,凡是反對這麼做的,就是無用的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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