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發起全球範圍內封殺華為公司行動，美國商務部發布聲明，宣布將華為公司及其70家子公司納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同時，美國敦促其盟友拒絕使用華為的5G設備，儘管英國、德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採取了不支持美國的政策。而華為則宣布，多年前儲備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
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撰文：國際規則制定權之爭將聚焦何處?當前國際格局兩極化的戰略競爭核心內容是什麼？網絡技術將對政治意識形態有何影響？】
技術標準正成為國際規則制定權之爭重點
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爭奪重點正向技術標準集中。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在眾多領域都具有絕對優勢，因此在制定國際規則包括國際技術標準上遇到的阻力較小。
例如，美國於1993年對「飛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MTCR)的附件進行修改，其中火箭出口限制的技術標準由1991年的300公裡射程和500公斤載荷改為「主要參數超過300公裡射程/500公斤載荷的完整火箭系統」。美國的GPS系統是唯一的全球通信系統，因此全球通信技術標準基本上以美國為準。而如今，美國在通信技術領域的優勢有所下降，其制定技術標準的主導權相對萎縮，因此在通信技術標準方面的競爭也就凸顯起來。
自古以來，制定技術標準就是利益和權力的問題。秦始皇成功地實行了車同軌、度同尺、錢同幣、幣同形。法蘭克王國的查理曼大帝、馬其頓王國的亞歷山大大帝、法國的國王路易十四、猶太人的領袖摩西也都曾搞過統一度量衡，但沒有秦始皇那麼成功。歷史上這些技術標準的制定都是由利益推動的，由權力決定的。
如今，全球通信技術標準的衝突在性質上仍是利益驅動的權力衝突，即美國擔心中國網絡通信技術的進步使其無法維持在該領域的主導權。於是，美國不惜採取抓人的粗魯手段遏制華為。
華為的5G技術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重要內容之一，這與以通信技術為核心的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直接相關。過去15年，數字經濟的增速是全球 GDP增速的2.5倍。2018年美國和中國的數字經濟已分別佔各自GDP的58%以上和38%以上。數字經濟正在加速成為世界財富的最主要來源，而通信技術又是數字經濟增長的關鍵。通信技術既關係經濟發展，也直接影響軍事能力，對提高綜合國力水平已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加之全球化時代的通信技術標準又必然是全球性的，於是國際規則制定權在通信技術標準上的爭奪就凸顯起來。
2018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登記的國際專利申請數量最多的行業是數字通信技術，佔8.6%；其次是信息技術，佔8.1%。目前，中國公司擁有的5G標準專利佔全球的36%，美國佔14%。截至2019年2月初，華為擁有1529項5G標準專利，超過任何公司，美國的高通公司擁有787項。華為在5G上的技術優勢，使其自然成為美國遏制的首要對象。
當前國際格局兩極化競爭的核心是技術優勢
美國遏制華為5G，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崛起對美國制定國際規則主導權的衝擊。所有國際規則都是依據相關事物的最優水平制定的。也就是說，擁有最大技術優勢的國家具有最大的技術標準制定權。技術優勢包括了技術水平優勢和價格優勢兩個方面。
近年來，中國與美國在技術上的差距呈現縮小趨勢，在個別領域甚至超過美國。這難免使美國擔心中國在技術創新上超過美國，因為中國創新能力超過美國則意味著中國綜合國力將超越美國。2018年，美國申請登記的國際專利為56142件，居世界第一；中國為53345件，位居第二，與美國差距不到5%。
與國際格局兩極化相似，通信領域也呈現出中美兩極化趨勢。而華為是中國在通信領域裡的帶頭羊，其2018年申請註冊了5405件國際專利，佔中國申請總數的10%以上。為了抑制中美實力差距縮小的速度，美國藉助盟國力量共同遏制華為，符合其在兩極格局中進行競爭的傳統策略。
其他國家在5G問題上面臨著在中美之間選邊的壓力，這與兩極格局下中小國家面臨的情況相似。國際格局的中美兩極化已經使很多國家面臨著在中美之間選邊的壓力。先是東協國家採取了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對衝戰略。之後這種戰略為東歐國家所效仿。
現在，日本和西歐國家也開始在中美之間搞戰略平衡。義大利甚至成為首個與中國籤訂「一帶一路」備忘錄的G7國家。通信技術領域裡的中美兩極化，同樣使其他國家面臨著在中美之間選邊的問題。不過，在通信技術領域裡，選邊的原則不是政治制度的異同，而是技術和價格的優勢。
發達國家在5G問題上的不同立場，反映出意識形態對國家關係的影響力在下降。自2016年起，冷戰後獲得國際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出現衰落，這其中的原因很多，中國崛起也是原因之一。中國縮小與美國在綜合實力上的差距，使人們懷疑自由主義制度的效率。中國縮小與美國在技術方面的差距，同樣促使人們懷疑美國制度在技術進步中的優勢。
如今，人們越來越多地從技術合作和競爭的角度而不是意識形態的角度判斷國家間的關係。例如，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依據意識形態原則，在5G問題上選擇支持美國；但西澳大利亞州的地方政府卻不同意聯邦政府的政策取向，決定由華為為該州的地鐵建設提供通信設備。這也反映出技術優勢對決策的影響力上升，而意識形態的影響力相對下降。
西澳政府有自己的選擇
國際政治力量劃分或為創新國、商用國、使用國
網絡技術使意識形態失去魅力。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使人類進入了前輩向晚輩學習的社會(pre-figurative society)。網絡學習的便利條件使年輕人可以不求教於前輩，而老年人則因神經老化，大腦獲取和處理圖像的速度緩慢，在使用網絡時有較大困難，而不得不求教於年輕人。這種現象使前輩對後輩的權威下降。
與此同時，網絡學習提高了年輕人的獨立思考能力，於是他們不但難以認同老一輩的意識形態，甚至對所有的意識形態都反感。2017年美國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二戰前出生的人中，有70 %以上的人認為民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而生於1980年代和其後的人中，只有不到1/3的人持這種看法。在澳大利亞、紐西蘭和歐洲做的調查的結果也非常相似。
網絡技術使知識得到廣泛傳播，由此人們的科學理性得到了提高，從而對科學技術的信任超越了對強調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的信任。
歐洲國家不支持美國遏制華為的政策，首要原因是技術上的需求，同時也表明意識形態已不再是歐洲決策者判斷國際夥伴和對手的第一原則。不僅歐洲國家的對外決策淡化了意識形態的傾向，2017年以來印度和日本也在淡化對外政策中的意識形態色彩。印度政府不但不參與遏制華為的5G技術，而且還將美日印澳戰略對話(Quad)的級別從副部級降到正局級。安倍於2006年首次當選日本首相時曾提出過建立「價值觀同盟」，但2018年以來，他不再提這個概念了，甚至將「印太戰略」解釋為經濟合作而不是軍事合作。
西方國家在5G問題上的立場分歧，有可能意味著政治意義的「西方國家」這一概念已不太適用於分析現行的國際政治。冷戰結束後，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國際戰略合作結束了，標誌是華沙條約組織的解散，從此「東方國家」這個概念就不再被用於分析國際政治問題了。
如今，在民粹主義和反建制主義的衝擊下，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似乎也要失去這種劃分國際政治身份的作用。「西方國家」這個概念不僅無法用於解釋在5G問題上的大國分野，對其他許多重大國際政治問題的分歧也都不適用。例如，在維護自由貿易原則和氣候變化的問題上，中日歐對抗美國；在伊朗核問題和巴以問題上，中俄歐對抗美國。從目前趨勢上看，不排除十年後，「西方國家」也不再是國家的政治身份了。
中美5G之爭不過是國際規則之爭在通信技術標準上的表現。今後，只要中國繼續縮小與美國在技術上的差距，不同領域的技術標準之爭就還會相繼而來。技術優勢比意識形態對大國戰略關係的影響更大，這將有助於防止以意識形態之爭為核心的冷戰重新發生。
在數字經濟時代，國際政治力量的劃分有可能出現新的三個世界，即「技術創新國」「技術商業化國」和「技術使用國」。投入科技創新的資源多少與大國戰略競爭的勝負正在形成正相關關係，而投入意識形態之爭的資源多少則與後者有可能是負相關關係。
（文匯報改編自微信公眾號「國關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