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正月，闖王李自成率軍攻破襄陽、荊州等天府。次年三月，大同陷落，北京告急，皇帝朱由檢被迫在煤山自縊，明朝國運自此衰頹。
在後世主流觀點看來，「亡國之君」大多為沽名釣譽之輩，根本難主帝王大業。可是，唯有崇禎皇帝朱由檢，亡國後依舊得到了」千古難有之聖君「的高度評價。史籍記載，他曾在殉國前留下「文臣人人可殺」的遺言，那麼，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都知道，王朝的頹敗從來都是悄無聲息的，正如崇禎十七年三月前的大明，官紳貴胄皆爭相拉幫結派，妄圖在亡國之際發一筆國難財。可以說，1644年的三月是明王朝最艱難的時日，國家價值觀的崩塌在此時體現的淋漓盡致。
1644年三月前夕，崇禎帝為了抵抗李自成之師，不得不親自籌措軍餉。
當時，他想出了兩個辦法：即命監獄在押罪臣捐獻軍餉，以此來抵消他們的罪狀，此為法一。再就是號召文武百官根據官階高低捐獻軍餉，此為法二。詔令頒布後，牢中罪臣尚算積極，皇帝身邊的那些大太監也都礙於情面各自捐了五萬兩白銀，唯有朝堂上的官僚個個似鐵公雞一般，根本不買皇帝的帳。
其實，那些官員並不是拿不出這些錢，而是根本不想拿。國破家亡之際，這些所謂的「忠臣」心裡想的卻只是如何保全自己的財富。大太監王之心本是京都富翁，可是，當崇禎皇帝向他募捐軍餉時，他只拿出了一萬兩白銀搪塞。一些宦官為了避開捐獻，直接在市井兜售家中的古玩珍藏，以示自己已到山窮水盡之地。更有甚者，竟直接在宮門留下打油詩，暗諷明王朝已到窮途末路。
「閹人」如此倒也能理解，可是，那些與皇家一脈相連的貴胄也對國運視若無睹便無法理解了。當時崇禎皇帝曾派人向嶽父周奎求救，可是，任太監如何勸說，周奎就是不肯鬆口捐錢。最後，這個太監不禁哀嘆道：「身為皇親國戚竟如此吝嗇，若江山不再，你積蓄這些財富又有什麼意義呢？」
這個太監的話可謂一語成讖。
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後，這些達官貴胄雖拼了命的討好李自成，可是，其最後的下場卻也是悽慘無比。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親自在皇極殿選拔人才，曾經的內閣首輔魏藻德仗著資歷，第一個毛遂自薦。可是，李自成根本看不上他，直接命牛金星選出九十餘人送到了吏部，其餘人等則被押送至權將軍處聽候發落。
這一等卻等來了「追贓助餉」，即關押的前朝舊臣需根據官階繳納軍餉，家人交錢後，劉宗敏才會放人。對待這些「守財奴」，李自成一點也沒手軟。經過一番嚴刑拷打，太監王之心上繳了十多萬兩白銀，而內閣大臣陳演則繳納了四萬兩白銀。值得一提的是，曾經「哭窮」的老皇親周奎，在權將軍的嚴刑拷問之下上交了六十多萬兩白銀，結局可謂是太滑稽了。
其實，明王朝的消亡早有徵兆，大約從嘉靖年間開始。
明朝商品經濟高速發展，國富民強之際，傳統的社會價值觀卻開始崩塌。從前深受理學薰陶的官僚們，逐漸擯棄了看淡名利的氣節，轉而開始瘋狂的買田置地。
話說，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建國伊始戰爭導致大量人口損失，王朝分配土地給人民耕種，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五十年起農民開始賣地，一百年左右大規模土地兼併，一百五十年左右農民基本地賣完。大規模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階級矛盾空前激烈，社會貧富分化拉大國家動亂開始，最終，通過戰爭完成財富的重新分配。這個輪迴大概在三百年，也就是說，中國曆朝歷代都逃不過這個輪迴。
不但如此，還有一些從前居高臨下的皇族勳貴們，也將特權延伸到了商業領域，他們斂財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門。對此，張居正曾哀嘆道：「商賈在位，財貨上流」，由此，也可看出當時蠅營狗苟的社會亂象。直到崇禎皇帝即位時，明王朝已行將朽木，貪官汙吏橫行朝野，民不聊生，非一人之力可扭轉。但是，看到家國滿目瘡痍，崇禎帝還是不免心痛內疚。
為了抵抗來勢洶洶的敵軍，他放低身段調兵遣將，減免賦稅，可是，這一切都已經晚了。正如崇禎帝在「罪己詔」中提到的「任用非人」之過，確實，滿朝文臣對明王朝的消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然，還有就是從萬曆皇帝親政開始，明王朝的政治系統運轉就出現了問題。官僚階級奉行的理學思想受到衝擊，上至六部侍郎下至知府知縣，都出現了大面積職位空缺的情況，整個王朝的新陳代謝已經紊亂。
並且，萬曆皇帝的怠政，也使得朝臣之間出現了惡性的傾軋情況。拉幫結派成為常態，名聲變得比實幹更重要。在如此失控的政治生態中，文官玩弄權柄，而武官則成為了吃力不討好的小角色。長此以往，文武失衡，國家的政治生態便成了病態的「逆淘汰」。
這一點，也可從百官在明王朝滅亡前的表現中探知一二。
三月十二日，李自成率軍攻近北京，朝野上下震驚不已。當崇禎帝號召百官前來商討對策時，一眾人皆搖頭嘆息。第二天，亦是如此，出於憤怒，崇禎帝大罵了時任兵部尚書的張縉彥。這一罵不要緊，張縉彥竟直接摘掉了烏紗帽，主動要求辭官。文武百官皆是如此懈怠的備戰態度，明廷又怎麼會取得勝利。
十五日，當李自成率軍到達居庸關時，駐守總兵唐通和監軍杜之秩不戰而降，攻破北京的最後一道防線崩潰。即使形式如此危急，朱由檢依舊有條不紊地處理著宮中大小事宜。可是，就在他考察完候補知縣的三十三人後，隨行太監卻突然呈上了一份緊急公文，內容是農民兵攻佔了昌平，並進犯了明皇陵。
當時駐守昌平的總兵官也並未率軍頑抗，而是直接棄械自殺，可見，其對明廷未來的失望態度。所謂「劣幣驅逐良幣」，明廷朝野上下已經形成了殘酷的逆淘汰制度。無論是直指明王朝弊病的陳新啟，還是曾痛擊李自成的孫傳庭，無疑都會倒在殘害「實幹家」的明廷朝堂上。
對此，深諳此理的崇禎帝，為了明王朝的未來，不得不在臨終之際留下「文臣人人可殺」的遺訓。
也就是說，如果崇禎不殺魏忠賢或許還能支撐個幾十年，魏忠賢絕對算一個改革家政治家，也是皇帝用來制衡文人集團的。魏忠賢掌權時做了許多改革，最重要的有兩點：
一改革賦稅，像商人徵稅，國家稅收大增，減輕了農民的稅收負擔。明朝的商人都跟是官商勾結，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這讓很多讀書人攻擊抹黑魏忠賢，我們高中學的著名的五人墓碑記，這五人就是當時誕生的新興資產階級，為了反抗魏忠賢收稅。
二就是改革軍事，啟用王化貞熊廷弼鎮守遼東，毛文龍開創東江鎮，基本絕了滿人對中原的威脅。
可以說，崇禎上臺殺魏忠賢后果是災難性的，文人集團失去制衡，所以，後期的他們才能為所欲為。
結果，面對重兵壓境，曾經看上去團結一致的明廷官僚群體也開始四散瓦解。一向以「高風亮節」標榜自己的士大夫，居然開始毫無下線的賣國求榮。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些精於算計的大臣們私底下竟主動上門投靠李自成，明朝士大夫們的氣節可謂呈現出了斷崖式下跌。
《流寇長編》中曾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情：
即在1644年三月的一天，兵部大臣魏堤塘偶遇了一位高級官僚的聽差。一番詢問過後，這名聽差拿出了一張傳單，內容大致為：曹化淳與兵部尚書張縉彥等大臣「公約開門迎賊」，城內不少官員都已在這張傳單上簽了「知」字。由此可見，當時朝堂上的部分投機分子已經開始密謀造反的陰謀。
十七日，農民軍兵分兩路發起攻勢，西路一直打到了西直門外邊。雖然，城外炮火連天，但是，城內的崇禎帝依舊照例上了早朝。文武百官皆相對哭泣，根本無人能提出有用的建議。中午時分，農民軍攻破了平則們、西直門、彰義門，而駐守在那裡的是一萬餘人的「三大營」。
按理說，這三門不應被如此輕易的攻破，但是，因守門的士兵吃不飽飯，加之其多是些老弱殘兵，所以，根本沒有所謂的「戰鬥力」。宮內朝堂上，一些人提議應當起用從前在「閹黨逆案」中被嚴懲的官員，加封劉澤清為「東安伯」，以此來策動其「勤王」，可的，朱由檢心裡明白，這些不過都是些無用的「馬後」。
面對這種情況，他逕自在御案上寫了一些字，給太監王之心看過後便直接抹掉了。相傳，其中六個字寫的便是「文臣人人可殺」。
可見，在崇禎帝心中，明朝社稷就是被這幫文臣搞臭的。
十八日，李自成率軍猛攻，城內守軍則奉命向外開炮。雖說是炮彈，但是，空中卻只有硝煙和空響，乍一聽仿佛在放煙花爆竹，根本沒有什麼攻擊力，完全是搪塞敷衍為之。攻至彰義門外後，李自成派當時已招降的太監杜勳進城向皇帝傳話，要求和平談判。
當時，李自成的和談方案是割地求和，即：明廷割讓西北地區供李自成建國稱王，外加犒賞軍隊一百萬兩白銀。因為形勢危急，崇禎帝第一個詢問了內閣大臣魏藻德的意見。可是，因害怕擔責，魏藻德遲遲不發一言。崇禎帝迫於無奈，便讓杜勳傳話「朕計定，另有旨」。這種看似居高臨下的態度，實際上直接滅掉了明廷翻盤的最後希望。
魏藻德何嘗不知此番談判的重要性，可是，礙於今後投靠新朝的身份，他只能任由明廷作繭自縛。而崇禎帝所謂的「朕計定，另有旨」，也不過是頑抗到底。傳話太監出宮後，朱由檢立刻便擬了一份「親徵」詔書，文中他不僅無奈地承認了自己的失職，還向天下宣告，若有臣民能夠捐助軍餉和武器，一律重賞。這是朱由檢作為皇帝向臣民頒布的最後一道諭旨，也間接表明了其寧死不屈的決心。
可是，此時談「親徵」，無異於痴人說夢了。
詔書下發後，朱由檢命駙馬帶著其私人武裝護送太子出城南下。可是，駙馬卻告訴他：「自己並沒有私人武裝，即使有也沒法突出重圍。」在一切可能都被否決後，崇禎帝只好召集人馬堅守城內。得到崇禎帝頑抗的消息後，李自成率軍開始全線攻城。就像「傳單」中謀劃的「開城迎賊公約」一樣，守城太監曹化淳直接打開了彰義門投降。無獨有偶，平則門、德勝門守軍也隨之投敵，北京外城防線不攻自破。
彼時宮中的朱由檢還未得到消息，當他詢問外城的情況時，大臣們只是自欺欺人的安慰他「陛下洪福齊天」。一些閣臣甚至還虛情假意的表示，若敵軍攻入皇城，他們一定會同敵軍「巷戰」到底。可事實上，李自成在攻入內城的過程中，根本沒有遇到什麼武裝抵抗，守衛城門的朱純臣和張縉彥等大臣，只是按照事先預定的公約直接「開城迎賊」，根本沒有發生所謂的「巷戰」。
十八日夜裡，北京城硝煙瀰漫，農民軍徹底控制了紫禁城。曾經駐守內城的李國楨早已逃之夭夭，大營兵也四散消失。當所有人都以為皇帝會「急走」時，朱由檢卻帶著隨行太監在煤山殉了國... ...到這裡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崇禎帝在死前會留下「諸臣誤朕」、「文臣人人可殺」的遺言了。
參考資料：
【《明史·卷二十三·本紀第二十三·莊烈帝一》、 《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 、《明季北略》、《崇禎長編》、《崇禎實錄》、《國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