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的積極作用
中國文化具有悠久的、燦爛輝煌的歷史。這其中，科舉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縱觀從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間，中國文化的發展無疑受到科舉考試制度的深刻影響。就狹義的精神文化層面而言，這種影響體現在教育、經學、文學、史學、書法等各個領域。科舉考試為國求才，在全國範圍內廣泛的選取有才華有抱負的人為國所用，體現了國家政府的利益和意志，也是實現民族復興希望和個人理想的途徑。
科舉考試以儒家經學為主要內容，提倡「忠、孝」為核心的倫理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逐漸形成了當時社會普遍認同的行為規範。這不僅穩固了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而且又提升了它的社會價值。所以，凡是想要通過科舉考試出人頭地、步入仕途的考生就必須對《四書》、《五經》這些古典經書進行深入學習和研讀。就文學方面來說，科舉制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普及與發展也有著巨大的推動力。唐高宗以後，進士科的主要錄取標準改為詩賦，明確的體現出了進士科的文學考試性質。讀書人以科舉入仕，工詩善賦，為安身立命的資本。歷史上，唐代可稱得上是有著濃重的學習詩賦的氣氛，此種選才的標準使得唐代呈現出了「百家爭鳴」式的大批詩人。「一方面唐代科舉考試促進了唐代詩詞歌賦的繁榮，另一方面，以詩賦取士也就必然促使士子將心血澆漓於詩的創作，並形成推崇詩歌的社會風氣，又反過來促進了唐代詩歌更加繁榮。換句話說，唐詩的繁榮與科舉考試詩文的興盛是互為表裡的。」再說八股文，即使被後人痛恨至極，也並非毫無一點用處。八股文只是一種標準化的考試文體，它與試帖詩類似，作八股文的訓練使得明清士人大多善於作文屬對。
再者，科舉考試在客觀上也促進了書法的繁榮。唐代科舉設有明書科，這個科目重要考文字和書法。因此，從理論上就對考明經、進士的舉子提出了硬性要求——必須善於書法。考生在「省試」及第後，還要經過吏部的「銓選」四項科目考試——「身、言、書、判」。這其中的「書」就是觀其書法是否「楷法遒美」，這種舉措在客觀上促成了唐代書風的盛行，成就了唐代空前絕後的楷書大觀。當年政治舞臺上身居高位的達官不僅是有著高度文化素養的政治家，更是擅長書法、水墨丹青的書畫名家。政治家有王安石、包拯、張居正、曾國藩、李鴻章；科學家有《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等；進士出身的文學大家如白居易、王維、賀知章、蘇軾、歐陽修、柳宗元、韓愈等，在當時乃至後世都是赫赫有名、令人稱道的。他們所做的書法、山水作品至今仍被視為至寶。重視史學更是中華民族的一貫傳統，通曉歷史有助於觀古而知今，鑑古知今有助於總結往來，趨利避害。科舉考試中以史取士、讓士子遍讀史書的要求，保證了入仕官員必須具備廣博的史學知識，這對於中國古代史學的學習與發展有很大的推進作用。
總之，科舉制自產生之日到廢除那天止所歷經的1300多年，足以見證了歷朝歷代的榮辱沉浮、發展滅亡，始終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佔據著不可取代的地位，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1905年，清朝政府在當時的形勢逼迫下不得不廢止了科舉制。從此，存在了1300年的科舉考試制度在中國大地上徹底消失了，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但科舉制畢竟是中華文明智慧結集的產物，雖被廢止了也不能夠被全盤否定。通過科考擇優取士，公平公正的選拔有用人才，在當時來講是最為先進的方法。如果說科舉考試制度是中國對世界的一大創新貢獻，一點也不為過，它的深遠影響不僅是中國的，更是世界性的。不可否認的是，科舉確是一把雙刃劍，其利弊和影響是複雜而多方面的。總而言之，無論從哪方面來講，科舉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的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科舉制的消極影響
科舉在當時中國的政治生活、社會結構、文化教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從這一點來看，科舉客觀上確實起到了鞏固政權、維護統一、體現公平公正的作用。客觀上雖然有促進學習、鼓勵讀書的功能，但同時也有影響科技發展與知識偏狹的弊端……明清時期的八股取士制度有著極大的局限性，嚴重地束縛了士子的思想，使他們在文學創作方面很少創新，既壓抑了個性的發展，又阻礙了當時社會的科技進步。清末廢除科舉，究其原因，廢掉的是八股取士的內容，而並非考試方法。再有，因為科舉考試制度是代表著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文官選拔制度。所以，人才的選拔具有很大的狹隘性。中國歷代的狀元中有才華的人數不勝數，但最終身居高位做官的基本上是擅長人文政治、史學經典的人，而鮮少有精通經濟發展和科技方面的人才。從辯證的角度來看，這種官本位對人才發展的限制的確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了我們國家雖然有四大發明，卻抵不住西方的「堅槍洋炮」，由於科學技術落後的緣故而輸給了西方國家。
另外，從歷史發展的階段來看，到了明清時期，封建社會已進入腐朽沒落階段，科舉制度也不會倖免於難，最終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被廢止。
總之，對於科舉制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因素，我們應本著辯證的、歷史的、客觀的、公正的態度去評價分析，優點和貢獻已經得到公認，缺點和局限也決不可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