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澳洲財經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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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因為買不起房，澳大利亞年輕人開始過上了一種與他們的父輩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們認為，如果在澳洲不能有自己的房子，那麼就浪跡天涯，四海為家。即使不能找到安定的工作，他們也會以此為傲，從一個地方飄到另一個地方。
無論是願望還是需要，對許多千禧一代來說，「澳大利亞夢」不再是大房子和寬敞的後院，而是能夠在澳洲以外的任何地方旅行、生活和工作。
現在，這個夢想也破碎了。
出國成癮的年輕人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幾十年裡，澳洲經歷了緩慢但顯著的轉變。
越來越多的澳洲人喜歡去海外旅行。從這個記錄澳洲人出行情況的圖表上可以看出，這股出國潮從1990年的「涓涓細流」，到去年變成了「滔滔江水」：一年1200萬次國際旅行，這幾乎是每秒鐘就有一人次踏出澳大利亞國門。
而出國最多的又是哪些人呢？答案是：30 - 34歲的人。
到2019年，全澳25-34歲的人出國旅行的次數，幾乎與1990年所有澳洲人出國旅行的次數相同。
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出國從少數人的奢侈品，走進了多數澳洲人的計劃清單。
問一個澳洲人去過哪裡旅遊，他們可能會滔滔不絕地說出一長串地方，並給出很多建議，告訴你哪裡可以吃到「真正的」紐約牛排，或者為什麼艾菲爾鐵塔被高估了，而且到處都是遊客。
與此同時，這25至34歲人群的住房擁有率卻一直在下降。很多人選擇了租房，並把買房推遲到以後(如果還買得起的話)。
你可能會說，千禧一代不買房的原因，是他們把所有的錢都花在度假上了，但事實並非如此。
至少，這不是唯一的原因。其實主要原因是：工資跟不上物價的上漲。
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數據顯示，上世紀90年代初，澳洲房價的中位數為人均年收入的4倍左右，因此這一代年輕人的父母當時都買了房。可是到2018年，房價中位數已升至人均年收入的7倍以上。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像麗娜·萊諾(Rina Laino)這樣的千禧一代，比起買房，他們更願意出國「闖世界」。
這位26歲的製作經理，在墨爾本出生和長大。她的父親和祖父母在戰後的大浪潮中從義大利移民到澳大利亞，並很快在這裡紮根。
「所以對他們來說，擁有一棟房子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她說。
麗娜攢了一些錢（其中包括家人的幫助），她的父親堅持帶她去參加各種房屋開放和拍賣活動，希望能在她的預算範圍內買到一處簡單、合適的房子。
他們的希望很快落空了，因為麗娜搬到了日本。
「對我個人來說，嗯，我可以有房子，然後每個月還貸款。或者我就不買房，直接去追尋我生命中真正需要的東西。」她說。
麗娜一直想體驗去國外居住的生活，「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愛澳大利亞，但我認為我還有更多地方想去體驗。」
現在，麗娜已經在東京生活了近兩年，在一家法國公司做全職工作，儘管在疫情期間，她的家人一直在叫她回澳洲。
但她已經把日本當作了自己家。
「數字遊牧民」的興起
幾千公裡之外，澳洲企業家麥可克雷格(Michael Craig)正在印度尼西亞度日如年。
五年前，他在印尼創辦了一個名為Dojo Bali的聯合辦公空間，吸引了很多人來遠程工作，這些人希望有一個可以一邊工作一邊旅行的基地。
最初的成員是那些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工作、現在已經確立了職業生涯的人。
然後有趣的事情發生了：他們開始在Instagram上分享他們的經歷，然後突然就吸引了一群年輕的自由職業者。更具體來說，他們是被便宜的啤酒、海濱按摩和隨時隨地工作的自由所吸引。
現在會員的年齡從18歲到70歲不等，但到目前為止佔最大比例的是哪個群體?你猜對了：25-35歲。
他們還發明了一個詞語來形容像自己一樣自由自在工作的人：數字遊牧民(digital nomad)。
麥可說：「他們厭倦了生活裡的各種條條框框，在他們眼裡澳大利亞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個保姆國家，所以他們覺得來我這裡比較自由。」
然後新冠病毒也來了，麥可不得不讓Dojo Bali關門大吉。
流浪夢碎
隨著病毒的傳播，整個澳洲都把人民隔離起來。
雖然澳洲的規定不像其他一些地方那麼嚴格，但旅行禁令仍然意味著沒有人能出國，而且只有少數人能回來。
對於像26歲的護士格蕾絲·康裡克(Grace Conrick)這樣的人來說，這讓他們長久以來的夢想戛然而止。
本來，格蕾絲和她的對象計劃明年搬到倫敦工作和旅行，他們為此已經準備了好幾年了。
她說：「我預計在今年年底完成研究生課程，然後搬去英國享受生活，到30歲出頭的時候能攢點錢回家。「
「我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安定下來，比起現在就買房子，為什麼不做點不同的事情呢?」
格蕾絲被歐洲大陸千變萬化的文化、以及在不同的衛生系統中工作的想法所吸引。但現在他們不得不靜觀疫情變化，把計劃無限後延。
不確定的未來
這一代澳大利亞年輕人，可能不得不重新調整生活重心。
疫情發展到現在，澳洲並沒有絲毫開放邊境的跡象。或許這些波動足以誘使一些千禧一代在澳洲定居，而不是離開。
或者，他們其實沒得選擇。
「我們希望能夠去歐洲大陸享受旅行。」格蕾絲說。「如果我們實現不了這樣的自由，那麼還不如不去了。」
這一代年輕人真正的恐懼正在緩緩揭開序幕：這可能不僅僅是對飄忽不定的澳大利亞夢的暫時打擊，而很有可能意味著一切都結束了。
我們最初把希望寄托在12-18個月後有可能研發出來的新冠病毒疫苗上，但越來越多的專家警告說，這種疫苗可能永遠都不會出現。
如果是這樣的話，未來又該會是什麼樣子?
「柵欄築起來容易拆除難」
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已經關閉了邊境，把精力集中在控制國內的蔓延。在美國，川普總統也宣布暫停移民。
美國旅遊作家山姆尤基利斯擔心這場危機會加深各國國家的人對外國人的懷疑，他在3月份摩洛哥時已經看到了早期跡象。義大利爆發疫情的消息傳出後，摩洛哥人對來自義大利的人都有一種懷疑的牴觸情緒。
「這是一種以前人們對外國人和遊客從未有過的普遍懷疑。」
而我們在極端情況下接受的嚴厲限制，有可能永遠不會完全撤銷，這並非危言聳聽。
歷史告訴我們，這正是全球危機時期會發生的事情，以後有可能出國、移民會變得沒有那麼容易。
正如移民專家斯珀塔杜米特魯(Speranta Dumitru)在《對話》(The Conversation)中所寫的那樣，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護照制度，其實是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引入的此前聞所未聞的移民限制。
這些護照始於歐洲，原本只是一種臨時措施，原定待事態穩定後再收回。
可是後來，就一直沿用至今。
許多國際會議的既定目標是廢除這些會議，並「完全恢復到戰前狀態」，但不知何故，後來他們永遠都沒找到廢除的時機。
正如有人在1926年日內瓦的一次國際代表會議上所說:
「自從戰爭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每個人都不得不考慮很多以前可以忽略的事情。」
正如杜米特魯寫道:「柵欄比拆除更容易建造。」
「或者小跑進入新時代」
不過，還有另一種更積極看待這個問題的方式。因為這次疫情使很多人認識到，遠離辦公室工作的生活是多麼自由，所以他們可能會更有動力追求自己夢想。
「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遠程工作實驗。「Dojo Bali的麥可說，「讓很多人認識到 『嘿，我們在家工作，一切都還是行得通的嘛』。「
再加上千禧一代的旅遊癖，這可能意味著，我們非但沒有結束移動時代，反而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即使這可能帶來新的限制。
「年輕人會挺過去的，因為他們有動力繼續那種生活方式。」麥可說。
「我們的成員都迫切希望回到峇里島，我每天都收到很多信息問『峇里島什麼時候開放?峇里島什麼時候開放?』」
未來的事情，誰知道呢。但只要千禧一代有意願有動力，他們就會努力去找到辦法。
所以，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哪天實現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