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網
原標題：【深度】想改變自己生活卻無能為力，美千禧一代為何淪為「失意者」？
【環球時報記者 那邊 章山 何平 高雷 丁雨晴】「美國社會衝突的核心是千禧一代對美國式資本主義共識的拒絕。」《華爾街日報》曾做過這樣的評論。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也曾這樣描述美國國內的一大群中青年「失意者」：「千禧一代出生於1981年至1996年……他們經歷過2001年『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帶來的精神創傷，又目睹了美國國力的相對衰落。」隨著美國大選的臨近，美國輿論對這一群體的關注顯得格外多。在總人口3.3億的美國， 千禧一代有8000多萬。相比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和之後的「X世代」，美國千禧一代——80後、90後享受了更多科技和便利，但生活壓力也更大，而且被悲觀者看成是「最希望改變自己的生活而又最無能為力的一代」。
被虧欠的美國80後、90後要革命？
《華盛頓郵報》近日刊文稱，千禧一代是美國歷史上「最不走運的一代人」，他們已遭遇最嚴峻的經濟狀況，且許多人永遠不會再好轉。就在剛進入其黃金工作年齡階段後，他們就遭到大衰退的「碾壓」——最大的千禧一代正在接近40歲，而最年輕的大約二十五六歲。今年3月和4月，美國千禧一代的就業人數驟跌16%，跌幅高於X世代（12%）和嬰兒潮一代（13%）。2019年，千禧一代超過X世代成為美國全職勞動人口中人數最多的一代人，但疫情危機使他們遭受嚴重打擊。美利堅大學經濟學家格雷·金拉夫表示：「像我這樣年齡最大的千禧一代，經歷『9·11』恐怖襲擊，然後在金融危機引發的蕭條時期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一代人，在畢業後難以在就業復甦過程中找到工作，然後又接連遭受蕭條的重創。」
近日，美國彭博社刊登的一篇關於「千禧一代與社會主義」的文章，又在美國社交網絡上引發熱議。文章作者宣稱，「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之下，造成死亡的多為老年人，但從經濟層面，受損嚴重的美國80後和90後正快速地倒向社會主義」，因此提出「50後和60後們，我們要用社會主義來革你們的命」。文章提到，與早就安享晚年的30後、40後以及正在開始享受退休生活的50後、60後、乃至憑藉著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網際網路革命，已「業有所成」的70後不同，大多數80後和90後實在是被時代「虧欠」的一代人。這代人的焦慮很多，如要支撐50後和60後的退休金，又要無奈面對被「前輩們」炒高的房價。
在該文作者看來，對現實生活不滿的美國80後和90後越來越青睞「社會主義」，開始在政治上轉「左」，希望用「社會主義」來解決這些問題，結果卻被一些「左派民粹分子」忽悠，把「給富人加稅」和「限制房租」等措施當成是「社會主義」。作者最後的建議是：美國所有世代的人群就應該以「自由主義」為綱領，給年輕人提出一個更公平的方案。這番言論讓不少千禧一代網民感到不快。有的網民留言說，文章前半部分確實說到他們的心坎裡，可文章提出的解決方案卻根本不是他們想要的，因為他們陷入困境恰恰就是自由主義害的，所以應該去尋找新的出路，而不是還想著「用自由主義去挽救自由主義」。有人還稱現在美國的情況就是「握有巨大財富的1%的人在剝奪其他人的發展前景」。有人乾脆還給「社會主義」打起廣告，稱社會主義能帶來公平的機會，帶來公平的醫保，還能降低犯罪率……所以，人們不應害怕社會主義，而應該嘗試「社會主義」。
有人還具體提到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強調「通過一個強力且獨立於財閥影響的政府來平衡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限制其掠奪性，一方面給人們創造更多平等的發展機會」。很快，又有網民表示，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仍是資本主義的一種，並稱北歐國家推行的制度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支撐，其次是針對中產階層的高稅負……。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的支持者，屬於千禧一代、30歲的紐約州聯邦眾議員亞歷山大·科特茲曾表示過，過去四十年來美國貧富差距加劇，階層固化日益嚴重。
新加坡前駐美大使陳慶珠近日在《海峽時報》網站撰文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資本主義舉步維艱。在美國，有些人談論回歸社會主義，但總體而言30歲和30歲以上的美國人還是完全支持資本主義——坦率地說，沒有多少美國人理解社會主義的真正含義。
曾任小布希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格倫·哈伯德近日也在《經濟學人》周刊撰文說，「美國需要修正主義以拯救資本主義」。他給出的「藥方」是：出臺為人們提供更多機會和增加社會保險的政策。
比父母窮的第一代美國人？
「悲慘和迷失的千禧一代根本負擔不起美國夢！他們並未像其前幾代人一樣積攢房貸債務，反而在學生貸款和消費方面債臺高築。」美國《星條旗報》6月28日以此為題刊文稱，截至2019年，千禧一代現在僅擁有美國5%的住宅，相比之下，上一代人在他們這個年齡段擁房比例為15%。美國媒體對千禧一代的關注格外多。《大西洋月刊》今年4月形容千禧一代是「迷失的一代」，「將成為美國現代歷史中第一代比父母窮的美國人」，並提到「他們中很多人在酒吧、餐廳工作，還有一大部分人從事零售業」。美國商業內幕網今年2月的數據顯示，現在美國千禧一代比嬰兒潮一代的收入低20%，儘管70%的美國千禧一代開設儲蓄帳戶，但大部分（58%）的帳面餘額不足5000美元。美林財富管理近期的報告顯示，六成千禧一代將「財務成功」定義為「不負債」。
美國2018年的「國家金融安全指數」顯示，在21歲至37歲的美國人中，半數以上（53%）從21歲起開始接受父母接濟，約37%的千禧一代每月都收到來自父母的錢，59%每年收到幾次。許多人將此用於基本生活需求，例如手機費、日用雜貨、天然氣、醫保和房租等。如今在美國的生育成本超過以往任何年代，經濟壓力已成為美國千禧一代不想生育或減少生育的最主要原因。高中就去美國紐約州讀書、現正讀大學的何同學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我一位美國高中同學的哥哥就是千禧一代，堪薩斯大學畢業之後沒有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家鄉——小城海斯市，找了一家小石油公司工作，現在還沒有自己的住房。」何同學高中曾寄宿的美國家庭在當地生活水平算是中上，男主人在州稅務局工作，女主人在中學任教，家中有兩子一女。大兒子去年大學畢業後，現在住在月租金1500美元的公寓中。
由於美國千禧一代是在經濟低迷時期開始職業生涯的，一些人已意識到大學學位不再意味著工作保障。儘管如此，總部設在倫敦的人力資源及顧問諮詢公司華德士集團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他們不滿足於一直待在同樣的崗位上，9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獲得晉升的機會。相比於60後、70後，千禧一代更懂得家庭的重要性。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赴美留學、就業和定居的章先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他所處的金融圈中，接觸的千禧一代基本上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在美國算是「混」得不錯的，但如果和嬰兒潮一代和X世代比較，還是能看出他們的幾大不同之處。一是在鼓勵借貸消費的美國，這幾個白領都很喜歡存錢，然後拿出部分財富投資股市。據《華爾街日報》7月31日報導，美國儲蓄率已達到25.7%，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二是節約的消費觀。章先生說，他的幾個千禧一代同事，沒有一個到郊區買大房子。大部人買公寓，聯排別墅或租房。雖然他們收入處於美國民眾的中上水平，但基本上開的還是豐田等日系車，且多數人家裡只有一輛汽車。有一個同事家裡甚至沒有汽車，完全依靠公共運輸工具。而他們的父輩，年輕時都是熱衷買名牌轎車、敞篷車或豪華SUV。三是工作認真、勤奮，有的還能吃苦，一年四季騎自行車上下班，而芝加哥冬天零下20多攝氏度。在章先生看來，金融圈白領的工作態度或許是美國千禧一代應具備的。
章先生有時候和美國80後、90後在酒吧聊天，他們中有的會提到自己的父母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失業、大房子被銀行法拍，全家人只好搬到小公寓。有的說，沒想到畢業後會面臨失業潮。有個曾做過酒保的年輕人自嘲說：「千禧一代算是美國在二戰後第一代有過苦日子經歷的。我學的熱門專業——統計專業，但2010年畢業時沒找到工作，只好住在父母家的地下室，這讓我不願意超前消費。」
想要社會公平，又有「免責」心態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喬納森·勞赫去年在一篇對比千禧一代和嬰兒潮一代的文章中寫道：「與他們的父輩相比，他們對政黨的依附感較低，宗教信仰程度也較低，從年齡分層對現總統川普的支持率上看，千禧一代也最不青睞他。」勞赫認為，由於千禧一代的種族多元化和左傾觀點，他們擁有足以重塑美國政治格局的選民規模，但現實是，只有約一半的千禧一代願意費力去投票，這意味著千禧一代在選民中的佔比很快將超過嬰兒潮一代，但他們的影響力還遠遠落後。
據在美國金融圈工作的章先生介紹，在美國企業裡，大家一般都會諱談政治、制度等話題，但他在和美國千禧一代的交流中，還是能感覺到他們比較傾向於社會公平，而不是資本控制，富豪不是他們的偶像，甚至對現任總統也多有嘲笑。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剛到美國時普通高校一個學分100美元，現在至少要1000美元，而美國人的工資絕對沒有長十倍。」在美國密西根州一所高校教授語言學近20年的中國學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很多美國大學畢業生還沒找到工作，身上就已背了幾萬美元的學生貸款。由於高等教育費用上升，美國學生貸款債務已達歷史新高，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已增長一倍多。2018年千禧一代應屆畢業生的人均學生貸款債務為2.98萬美元。
據這位中國學者介紹，在「車城」底特律，由於經濟結構轉型，傳統的製造業日益衰敗，千禧一代再不能像他們的祖輩或父輩一樣，中學畢業就可以成為一名汽車工人，過起衣食無憂的生活，他們要重新探索新的就業渠道，這可能是一個相當痛苦的過程。他表示：「我曾一直以為美國千禧一代是被寵壞、我行我素的一代，現在才漸漸明白，其實他們由於內外因素影響，活得也相當不容易。但不能否認，他們中一些人身上還具備美國人特有的創新精神，他們掌握技術，視野廣闊……」
這位中國學者表示，在他的學生中，趕上網絡時代的美國90後看上去不再喜歡花時間記東西，更不願意被說教。該學者認為，美國千禧一代的不滿情緒確實在增加，但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還不是太高。2016年大選時，他曾問一位當時上大三的女學生「為什麼有很多美國大學生不去投票」，對方的回答是：「我不投票就不會對不令我滿意的選舉結果感到內疚。」類似「免責」的心態，或許正體現出美國千禧一代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