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是儒家武聖人，與文聖人孔子並稱中華民族的「文武二聖」。關公能成為理學正統史觀及「春秋大義」的形象代言人，其原因並非來自作戰勇猛，熊虎之將，而是因其熟讀《左傳》，並能在生活實踐中處處踐行春秋大義，成為「義」之典範。所以後世有聯稱「山東一人作春秋，山西一人讀春秋」。
據史書記載，《三國志關羽傳》裴松之注本稱「羽好《左氏傳》，諷誦略上口」，《三國志魯肅傳》注引《江表傳》寫呂蒙向魯肅說：「斯人（羽）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 都是後世儒家學者將關公奉為武聖人的主要依據。
《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是為《春秋》做註解的一部史書，與《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春秋》編著的體例和行文中，含有濃烈的善惡褒貶之道德評價，甚至可以作為經世治國之大法。故孟子曾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但由於《春秋》言辭過簡，所以為《春秋》做註解的《公羊》、《谷粱》、《左氏》三傳，被後世儒生奉為「經中之史」。
《公羊》、《谷粱》二傳，通篇設為問答體，著重開發《春秋》經文中的微言大義，不注重敘述史實。《左傳》解釋《春秋》，以敘事為主，通過歷史事實的記述，讓人們理解《春秋》的內涵。這種以史實說話的解經方式，對於理解孔子《春秋》的微言大義，更有說服力。對後世的經學研究產生很大影響，我們平時講的《春秋》，實際上大部分是指《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正史，後來司馬遷寫《史記》，就大量參考引用了《左傳》，有些章節甚至全部照搬《左傳》。東漢至三國時期，《左傳》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經過賈逵、鄭眾、馬融、鄭玄、服虔等大儒為之註解訓釋、發揚光大。
清初康熙年間，解州守王朱旦在浚修古井的時候，發掘出關羽的墓磚。據墓磚上文字記載，關羽祖父叫關審，字問之。記載說他「衝穆好道」，常以《易》、《春秋》訓其子，羽父關毅，字道遠。性至孝，父審卒後，在墓上結廬守喪三年，除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關羽。
關氏家是書香門第，關羽好讀《左傳》便來自家學淵源。
漢代時，有五部作品被人們稱為「經」，俗稱「五經」，它們分別是《詩》、《書》、《禮》、《易》和《春秋》。《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寫《春秋》不單純記載史事，它的遣詞用字體現出一套褒貶書法，藉此以表達他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見解，寄託他的社會理想。這也就是《春秋》的「微言大義」。
但《春秋》大義又不同於歷史學家的思想，《春秋》是作者將政治理想賦予歷史的形式而懲惡勸善。讀《春秋左傳》會給人以一種冷峻之感，同時也讓後人深感史筆之可畏。
晚唐陳嶽說：「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義，以《春秋》為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
錢穆先生論及孔子與春秋時說：「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於《論語》。兩漢《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幾乎是五經之冠冕。《論語》則與《爾雅》、《孝經》並列，不專設博士。以近代語說之，《論語》在當時，僅是一種中小學教科書，而《春秋》則是大學特定的講座。」
《史記》記載當年上大夫壺遂之問「孔子何為而作《春秋》」時，司馬遷回答說：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 於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將《春秋》一經對於國君人臣父子倫理和綱常秩序之重要意義表露無餘。
《三國演義》第五十回「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寫道赤壁之戰，曹操兵敗，敗走華容道，關羽截住去路。曹操用程昱之策，知道關公明《春秋》，即以《春秋》動之。曹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
庾公之斯是子濯孺子的學生的學生，庾公之斯為了報答太老師的教育之恩，在追殺太老師之時，放了太老師一馬。這是一則古人知恩圖報的故事，關雲長「深明《春秋》」，熟知這個典故，於是就把曹操放了。
毛宗崗評說道，小人之乞憐於君子，必不以小人之情動君子，而必以君子之道望君子也。又云：順逆不分，不可以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為義。如關公者，忠可千霄，義亦貫日，真千古一人。懷惠者，小人之情；報德者，烈士之志。
熟讀《左傳春秋》，並用之於生活實踐，才是關羽作為一代名將的可貴之處。《左傳》說「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襄公二十四年）即所謂的「三不朽」說。此說首先是崇德尚義，把道德仁義作為最高的價值取向。其次倡導建功立業，為國家作出貢獻。再次才是建言立說。「立言」之不朽，應建立在「立德」、「立功」的基礎之上。
從漢代獨尊儒術開始，經由歷代儒家知識分子的詮釋和闡發，《春秋》「大義」成為具有內涵時代精神的文化理念。北宋時期，理學大放光彩。理學建立後，依傍《春秋》闡發義理，宋儒將理學思潮融入《春秋》經解、辨明《春秋》的經、史性質、探討《春秋》學中的王霸 之辨以及追問《春秋》的起止與斷限，通過對原典資源的重新審視和詮釋，使儒家的價值理念獲得進入歷史的鮮活生命力，並轉化為自身時代所擁有的傳統。
北宋理學家張載提出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經學窟理》中說：「《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個不得。」
伊川二程程頤程顥就以為：「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南宋儒家理學大師朱熹奉蜀漢為正統，推崇《春秋》，而關羽不僅是蜀漢五虎上將第一名，而且《三國志關羽傳》明確記載了關羽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明清之時，朱熹的著作成為科舉制度的教材和考試標準，關羽大得士子的青睞，明清兩代士子屢有關羽託夢解題之說，關羽被士子奉祀為「文衡帝君」，成為考試之神，也緣此而來。
宋代《春秋學》的重新建立與詮釋，對於儒家認同關羽作為歷史榜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年關羽北伐襄樊、水淹七軍、威震華夏，卻遭孫吳偷襲，功虧一簣的歷史，以及孫吳為求偏安自保，襲殺關羽的私心，又一次被理學拿到「道德審判臺」上。朱熹在《朱子語類》中說：
「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並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
陳亮以與朱熹論事每多不合，聞知當世。但在這個問題上卻出奇地意見一致：
「陳子曰：餘論次（關）羽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沒，未嘗不痛恨於呂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民，負擔而立。使羽舍樊、襄陽，乘銳兵徑進許，以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
被譽為「北朝文天祥」的元朝大儒郝經在《關羽列傳》中不但特意增加了「羽儀狀雄偉，嶽嶽尚義，儼若神人」的描述，並在傳後議贊中寄寓極為濃重的感情：
「羽、飛從昭烈啑血起義，夙定君臣之分，期復漢室，百折興王。闞如兩虎嘯風從龍，夾之以飛，雄猛震一世，號稱『萬人敵'。羽報效於操，致書而去。飛瞋目橫矛，而與操決，矯矯義烈，上通於天，漢於是乎不亡。及羽禽于禁，飛敗張合，犄角荊梁，蟠亙萬裡，示天下形勢，賊不足平也。羽威震許、洛，權操墮膽，梟潛鼠伏，陰謀掩襲。壯哉乎！為漢家一死，無憾也。羽以死事昭烈，昭烈與飛以死報羽，君臣三人，始終不渝，共死一義，古所未有也。」
宋儒還承襲朱熹之論，宋代碑記中經常提及的關羽事跡如「事漢昭烈，誓同生死，守荊州九年，賊畏之如虎」，「討樊之舉，鼓忠義之氣，破奸雄之膽，可不謂不壯」，以及「于禁出降，龐德就縛，許下議遷，中原響應，噓死灰於復燃，續墜緒於將絕，漢事將成矣」等《三國志》所載史實之外，還首先將關羽生平概括為「義」，即所謂：
「此豈不知義者之所能為乎？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神之義勇，充塞宇宙，今至亦有生氣，遂使鯨浸之南，龍朔之北，旃卉之俗，鹹知敬事雲長，天馬恍惚見之，此豈區區禍福而能若是耶。」
這種觀念，後來亦為清人毛宗崗評點中以關羽為「義絕」所本。
關公熟讀左傳春秋，忠義無雙、信義為重，兵敗之際英勇不屈，大義歸天的偉岸形象，自然而然成為理學標立的英雄楷模。
年輕嶽飛就曾以關羽、張飛自勵，據嶽飛之孫嶽珂編輯的《金陀續編·百氏昭忠錄》言：
「（嶽）飛常與人言：使飛得與諸將齒，不在偏校之外，而進退稟命於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足靳哉！要使後世書策中知有嶽飛之名，與關、張輩功烈相仿佛耳！」
許昌關帝廟也有碑文記載：
「紹興十年（公元 1140 年）嶽飛率軍於此處以『關爺刀'大破金兵拐子馬陣，擊殺金兀朮之婿夏金吾，並生擒其副統軍。捷後嶽家軍在灞陵橋西設壇立土祠，祭祀『昭烈忠惠關王爺'，以謝神佑。」
錢鍾書嘗言：「古之名將'而精通'《左氏傳》者，梁章鉅《退庵隨筆》卷一三曾標舉之，關羽、渾瑊、狄青等與焉。」
宋朝之時，面對遼、金的進犯，宋徽宗始封關羽為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壯繆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濟王，祭於荊門當陽之廟，藉以激勵軍士抗戰之心。
南宋末年，借關羽《春秋》大義，宋儒理學向國君守臣提出了國難當頭的三種可供選擇的出路：被俘、出走或者死難，並且明確宣示了君主死難殉節雖然「於時為不幸」，但是「於禮為合」。南宋愛國將領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誓死抵抗的情況，也正符合《春秋》「義不受辱」之旨。
從宋朝開始，關羽「忠義節烈」的價值體系逐漸樹立起來，關羽也就因此逐步被儒家及朝廷推崇為與文聖人孔子齊名的中華武聖人了。
關公文化彭允好 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