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自京師啟程出發赴西北寧夏，此行耗時四個多月，先後路經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等原明朝「九邊」地區，是清朝皇帝唯一一次沿長城以南行走的路線，對彼時的時局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康熙帝為什麼要去寧夏？
清初，漠西蒙古準噶爾部（原明瓦剌後裔）逐漸崛起，成為清朝的邊疆隱患和軍事勁敵。康熙前期，在準噶爾首領噶爾丹的領導下，漠西蒙古日益壯大。噶爾丹在成為漠西蒙古首領的初期，對清朝態度尚屬恭順，遣使通貢貿易，獲得了清朝信任。但他顯然不想只做漠西蒙古的首領，同其接壤的漠北蒙古，噶爾丹亦不時覬覦，靜待時機。
康熙中葉，漠北喀爾喀蒙古諸汗內爭，噶爾丹乘機幹涉。康熙二十七年，「噶爾丹大舉入其庭，再戰再北，三部落數十萬眾瓦解，先後東奔。」喀爾喀三部舉族逃至漠南，清朝面對危局，派人予以救濟，並同準噶爾交涉。
此後，清朝前鋒為噶爾丹擊敗，而噶爾丹也順勢領兵深入漠南蒙古烏蘭布統，距北京已經不遠，威脅到清朝的京畿和中原。在康熙帝看來，噶爾丹的企圖已不僅限於蒙古地區了，而是「逆謀叵測，實有逼處近塞、窺伺中原之漸」，有同清朝爭天下的雄心。因此，清朝必須全力應對。此後，清朝同噶爾丹交涉無果，雙方於康熙二十九年會戰於漠南蒙古烏蘭布統，準噶爾軍失利而逃。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再次領兵親徵噶爾丹，噶爾丹向西逃亡，於昭莫多猝遇在此等候的清朝西路軍，經過激戰，噶爾丹再次戰敗。此後，噶爾丹雖然逃脫，但處境更加艱難。面對康熙帝的多次派人招降，噶爾丹無動於衷，康熙帝也無可奈何。
《康熙南巡圖》局部
為徹底剿滅噶爾丹，康熙帝決定第三次親徵，此次親徵的目的地為寧夏。選擇寧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面對清朝軍隊和漠西策妄阿拉布坦的夾擊，噶爾丹彼時只能躲藏在薩克薩特呼裡克地區，而「寧夏地方，去噶爾丹所在薩克薩特呼裡克格、隔特哈朗古特甚近」，故康熙帝赴寧夏，方便指揮軍隊進擊；二是寧夏居陝西三邊適中之地，且靠近蒙古，便於調遣陝西三邊軍隊及蒙古士兵；三是寧夏地區「地險固，田肥美」,有黃河灌溉之利，便於清朝儲備和調撥糧草。
康熙帝去寧夏是親徵還是巡幸？
康熙帝曾多次離京巡幸，或北巡或南巡，如曾七下江南，但他這次西巡寧夏相對不為人所知。康熙三十六年巡幸寧夏，是康熙帝最獨特的一次巡幸：一看像親徵，再看像巡守，三看像巡幸。
「親徵」、「巡守」和「巡幸」雖然都是帝王的專用詞，但詞義存在較大區別。「巡狩」，也被稱為巡守，「謂天子出行，視察邦國州郡」，含有視察地方的含義，出巡目的政治性較強，氣氛相對嚴肅；「巡幸」則是「指皇帝巡遊駕幸」，其中的「遊」字，凸顯了出巡有一定的非政治性目的，氛圍也相對輕鬆；而「親徵」，「謂帝王親自出徵」。可見，在現代漢語中，三者含義不同，親徵與前兩者語義差別較大。實際上，在古代典籍中，「巡幸」一詞時常帶有帝王好逸的貶義意涵。如正德帝駕崩之後，御史王鈞曾參劾部分朝臣誤導明武宗，「導引巡幸，流毒四方」。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康熙帝的此次西巡呢？即便清代官書，也很難對此次寧夏之行進行定性。或許，我們可以將康熙帝此次寧夏之行視為以親徵名義出發，但實際上更像巡狩和巡幸的出行。《清朝文獻通考》在描述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西巡寧夏時用詞也頗有特色，「上巡幸寧夏，出師徵噶爾丹」。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西巡寧夏，雖然在諸多史籍中也被記載為親徵，但康熙帝並未出邊指揮軍隊作戰，甚至西巡的去程基本都在長城以南，行程緩慢，絲毫看不出親徵的意味和緊張感。
彼時，得知噶爾丹隱匿在薩克薩特呼裡克周邊，如按往年親徵的風格，康熙帝在調兵遣將之後當領兵出關北上圍剿噶爾丹，但他始終沒有想過領兵出邊作戰，僅在回京時經過了漠南蒙古。同時，相比前兩次，康熙帝第三次親徵時，噶爾丹已完全無力同清軍作戰，僅有苟延殘喘之力，故此次康熙帝親至寧夏，主要目的是指揮調度軍隊。正如康熙帝所言：「朕欲往寧夏親視大兵、糧餉、地方情形。」並未打算親領士兵出邊作戰。
從這個角度看，康熙帝此次寧夏之行，相比於此前親徵幾乎純粹的軍事目的，軍事性質有所淡化。他在西巡途中提到：「古者人君巡狩，凡經歷地方，有前代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名山大川，俱加禋祀，此盛典也。」可見，康熙帝在某種程度上認為自己是在巡狩地方，而非親徵塞外。
康熙帝的陝甘情與親民作風
康熙帝在寧夏期間，安排了很多活動，體現了他的親民作風。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上出寧夏北門，閱綠旗馬、步兵操演畢，上率諸皇子及善射侍衛等射。上親射二次，發矢皆中。」康熙帝閱視綠旗兵操演並親射，向綠旗兵展示了自己「健勇尚武」的風格，而「尚武」之言行，易獲士兵的擁戴和認可。展示射術後，康熙帝賜綠旗官兵食物，「總兵官王化行、白斌，上親賜御酒，其餘官員等亦命按品進階賜酒，眾兵就其各排隊伍之處賜食。上又遣近侍人等將御用之物均賜眾兵，親視其飲食，兵丁歡聲震地。王化行等及眾兵丁皆頓首奏曰：臣等邊境官兵，受皇上養之恩，並無效力之處，去年出兵已蒙重賞，今皇上恭臨寧夏，親賜官兵飲食，亙古未有之盛事也。」
從這段敘述中可以感受到康熙帝「與兵同樂」的氛圍，身為帝王，康熙帝當面親賜飲食，觀看士兵就餐，而此種「親民」作風，深得官兵擁戴，故綠旗官兵認為這是自古未有的恩榮，並宣誓奮力為大清守邊疆。這一舉措，充分顯示了康熙帝對綠旗兵的重視和信任，亦展現了盛世明君自信和開放的姿態。
寧夏賀蘭山下的西夏王陵
康熙帝即將迴鑾時，寧夏兵民聽聞，集聚在康熙帝行在周圍，懇求他再待一段時間，康熙帝答道：「朕欲掃蕩寇氛以安黎庶，特幸寧夏經理軍務，駐蹕十有餘日。曩者南巡，凡所巡狩之處，未有駐蹕至三日者。」一方面強調此次西巡是為軍務而來，另一方面又將此行同其南巡相比較，印證了康熙帝自認為此次西巡同往日南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體察地方民情的目的。在寧夏兵民的再三請求下，康熙帝最終同意賜寧夏兵民聖諭。在《諭寧夏文武官員兵民人等》一諭中，康熙帝首先強調了西巡寧夏的軍事目的，其次表示了對寧夏地區良好的自然條件印象深刻，再次強調陝西三邊綠旗兵驍勇善戰，並要求寧夏兵民「勿以地處邊陲而不治以經術，勿以習尚氣力而不澤於詩書」。希望地方官遵從聖意，安民安兵，大興文教。
西巡寧夏，為此後康熙帝西巡西安作了「鋪墊」。寧夏府屬甘肅，甘肅歸陝西總督管轄，而西安為陝西省會。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陝西總督吳赫得知康熙帝要經邊外蒙古返京，故奏請康熙帝先巡狩西安，之後再自西安返京，吳赫提到：「西安府系歷代帝王建都之地，名山大川、古聖先賢之舊跡既多，而且道路平坦，便於驅馳。況臣由西安府啟程時，沿途父老兵民結隊聯群來告臣曰：我陝西地方，向因連年大旱、田谷不登，致百姓盡皆流離，乃蒙我皇上好生如天，比年蠲賦，特遣大臣賑以帑金，轉運糧粟，以蘇民命……」並以陝西臣民的名義，懇請康熙帝途經西安回京。
康熙帝答覆道噶爾丹尚未消滅，自邊外蒙古迴鑾，可以相機調兵進剿，並承諾：「陝西離京甚近，至無事之時，朕當特來巡狩也。」君無戲言，六年後的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帶領皇太子等西巡西安。西巡緣由或有多種，然康熙三十六年的承諾，亦是康熙帝西巡西安念頭的濫觴。
西巡寧夏的最大收穫：青海蒙古的歸附
康熙帝寧夏之行，直到其迴鑾離開寧夏，清軍也未抓獲噶爾丹，同時也囿於古時通訊條件，康熙帝在寧夏期間暫未收到噶爾丹的死訊，直到其返程經過漠南蒙古時才得知噶爾丹的情形，「四月甲子，御舟泊布古圖，大將軍、伯費揚古報：閏三月十二三日，噶爾丹至阿察阿穆塔臺，飲藥自盡……上曰：噶爾丹之死，乃天所助，宜先謝天。」噶爾丹之死，學界多認為並非自盡，而是窮途末路之中病死。儘管噶爾丹之死基本同康熙帝西巡沒有直接、必然的聯繫，但康熙帝寧夏之行對此後康熙朝時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清朝統一西北邊疆是漸進的，在乾隆朝時才實現了大一統。明正德朝時，青海地區即有蒙古部眾。清初，青海蒙古「在甘肅甘、涼、西、寧、河、洮、岷及四川松潘等處邊外」，同甘肅地區廣泛相接。彼時青海蒙古主要為漠西蒙古和碩特部的後裔。當時，由於青海蒙古崇信黃教，且固始汗一系長期駐紮西藏，故青海蒙古主要受駐紮西藏的和碩特蒙古首領達賴汗的控制。
康熙帝西巡寧夏途中，特遣多羅額駙阿喇卜灘等人赴青海蒙古諸部宣諭，要求青海蒙古諸部來朝。彼時達賴汗遣其子拉藏赴青海組織會盟，針對青海蒙古遣人向康熙帝請安這一行為，達賴汗之子拉藏指責青海蒙古：「汝貳於我，遣馬穆特請中華皇帝之安，非叛青海乎。」可知，康熙帝西巡之前，青海蒙古諸部主要受西藏方面控制，清朝對青海蒙古的影響相對有限，甚至部分青海蒙古部落聽聞康熙西巡親徵噶爾丹，擔心自身被波及，「盡皆震動，遊牧移營而去」,可見彼時青海蒙古各部同清朝關係親疏不同。
康熙帝戎裝畫像
隨著康熙帝親臨寧夏，在使臣的遊說下，亦在清朝軍威的震懾下，「今青海四姓厄魯特諸臺吉，願覲聖上。」其他小部落亦同意赴寧夏覲見康熙帝，但康熙帝認為青海蒙古首領於秋季在京師朝覲更為合適。就朝覲的形式而言，赴京朝覲更顯正式和隆重。康熙三十六年底，康熙帝於保和殿接見前來朝拜的青海扎什巴圖爾臺吉、土謝圖戴青那木扎爾額爾德尼臺吉、盆楚克臺吉等人。在交談中，康熙帝提到：「朕並非威懾爾等前來，不過欲令天下生靈各得其所。朕之尊，不在爾等之來否。所望爾等，各遂安全，克副朕好生之至意耳。」這句話從側面說明了部分青海蒙古首領赴京朝拜同之前康熙西巡寧夏時清朝軍威正盛有因果關係。
當年十二月，康熙帝帶領青海諸頭目赴北京玉泉山南閱兵，彼時槍炮齊發、炮聲震天，「時來朝之青海臺吉扎什巴圖爾等，皆相顧戰慄，驚嘆曰：天朝軍威精嚴堅銳如是可畏也。我輩生長沙漠窮荒，不惟目未經見，即耳亦未曾聞，軍威如此，所向又何敵弗克乎。」他們對清軍火器先進、訓練有素、軍威盛大感觸頗深，康熙帝向他們展示軍容、軍威的目的達成。康熙三十七年一月，康熙帝「封扎什巴圖爾為親王，土謝圖戴青納木扎爾額爾德尼為貝勒，彭楚克為貝子」。如果說康熙西巡之前，青海蒙古更傾向於聽從西藏方面的號令的話，那麼康熙西巡之後，青海蒙古前來朝拜並受清朝的封爵，則標誌著青海蒙古更加順從清朝。
胤礽近小人：康熙西巡與太子失寵
康熙十四年，年幼的皇子胤礽被冊立為皇太子，此後，在康熙帝的調教下，胤礽逐漸長大成人並在康熙帝的授權下承擔部分國政。由於康熙帝常年外出巡狩，皇太子或從帝巡狩，或留京理政。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帝第二次親徵噶爾丹，皇太子胤礽則留在京師協助處理政務，康熙帝下諭提到，各部院衙門的日常奏本，不用馳奏行在，向皇太子匯報即可。彼時，胤礽雖無監國之名，但有前代太子監國之實，可見彼時康熙帝對胤礽的信任和重視。
此後不久，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啟程西巡寧夏，胤礽再次留京協助處理政務。康熙帝在西巡途中，同胤礽保持著密切溝通，相互噓寒問暖，互訴感悟和心情，氛圍溫馨。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康熙帝下諭給胤礽，提到自己在寧夏日夜籌備進軍噶爾丹之事，十分勞累，並提示：「恐皇太子純孝之人，見花、見鳥、見魚、見獸，必念朕砂磧窮邊之勞苦而惻然心痛也。其勿為朕憂，但日夜盡心於國家之事，暇則觀經史、前代之得失，以抒爾懷。」可以看出，康熙帝話語中雖隱含告誡，但對皇太子十分信任，也充滿關心。
胤礽畫像
康熙帝第二次和第三次親徵噶爾丹，胤礽皆留在京師處理政務，而康熙帝不在京師，一些人則乘機接近皇太子。胤礽留京期間，尚能妥善處理政務，故康熙帝說「朕初次中路出師，留皇太子辦理朝事，舉朝皆稱皇太子之善」。第二次親徵後，皇太子的聲譽和威望得到提升，而舉朝皆稱善，亦讓康熙帝懷疑一些朝臣有結黨或阿諛之嫌。康熙三十六年八月，西巡寧夏回京僅三月的康熙帝，命將內務府的花喇、德住、雅頭等人處死，原因是「伊等私在皇太子處行走，甚屬悖亂」。這些人得以私自在皇太子處行走，也是由於康熙西巡，遠在寧夏，欲乘機巴結。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帝第一次廢除了允礽皇太子之位，當年十一月，康熙帝對此舉有所後悔，故召廢皇太子胤礽等面諭，提到：「及朕出師寧夏後，皇太子聽信匪人之言，素行遂變，時自此朕心眷愛稍衰，置數人於法，因而外人竊議皇太子不孝及所行不善者，遂自此始。」可見，康熙帝西巡赴寧夏之前，對胤礽尚屬滿意，而西巡寧夏之後，父子的關係出現轉折。康熙帝本對朝臣讚譽皇太子有所戒心，而西巡期間有人乘機接近皇太子，讓康熙帝擔心胤礽身邊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因此，處死了那些擅自接近胤礽的人，而一些見風使舵的朝臣也琢磨出了康熙帝的心思，意識到胤礽有所失寵，開始對皇太子進行負面評價，進而影響了康熙帝後續對皇太子的感情和看法。
從以上敘述可知，康熙帝西巡寧夏雖然有親徵的名義，但更有巡守或巡幸的意涵。康熙帝沿原明九邊地區西巡，本身就有巡察民生和軍情的目的。康熙帝在寧夏期間的所言所行，進一步提高了其在綠營將士心中的威望和地位，也為此後西巡西安埋下了伏筆。西巡之前，青海蒙古是受西藏方面遙控的政治力量，而康熙帝親至甘肅寧夏，距離青海蒙古不遠，通過要求青海蒙古首領入京朝覲，使青海蒙古臣服了清朝，可謂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此外，康熙帝西巡期間，部分人員乘機靠近皇太子，使得康熙帝擔憂皇太子身邊形成了威脅皇權的潛在力量，也因此開始懷疑和冷落皇太子，為皇太子最終被廢創造了發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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