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三國-魏鹹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馬昭作出揮師滅蜀、順江滅吳的驚人決策。在滿朝文武一片反對聲中，司隸校尉鍾會挺身而出，力陳滅蜀大業正當時宜。司馬昭趁熱打鐵，馬上組建了鍾會為主、鄧艾為副的項目領導小組，兵分兩路，劍指成都。有意思的是，司馬昭夫人王氏早就對丈夫吹過枕邊風：鍾會是個見利忘義、愛生是非的「刺頭」，寵信重用必然引起禍端。作為三國時期「終結者」之一，司馬昭絕非識人不明之輩，為何把如此功蓋天下的項目大膽交給鍾會呢？司馬昭有怎樣更深層次的謀劃呢？
一、沒什麼比服從來得更「解渴」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魏高貴鄉公曹髦評價司馬昭如是說。
是啊，亂臣賊子的「鍋」，司馬家怕是甩不掉了，只有通過滅蜀、伐吳，一改持續40餘年天下分崩局勢，才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名正言順地稱孤道寡。
可司馬昭也有難言之隱！長年來，諸葛亮、姜維組織北伐犯魏已是常態；反觀魏軍攻蜀，在司馬懿「畏蜀如虎」的「戰略忽悠」和「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刻意「人設」下，顯得「難於上青天」。甚至，連久戍西線戰場的「技術大拿」鄧艾，也認為時機未到，反覆提出異議。
出於兩個判斷，司馬昭需要扭轉局面。
一者屁股下的座位變了，過去老爹司馬懿忍辱負重，實質上是同諸葛亮互相證明重要性，避免在軍權方面被「鳥盡弓藏」，保證權力遊戲的參賽資格，才有了後來的高平陵之變；如今已經實際掌權，魏國已是自己的「買賣」，「做大蛋糕」已經接替「戰略忽悠」成為主線。二者實力差距大了，除了魏國「身大力不虧」的實力優勢，司馬昭廢除民屯解放生產力，「德攻淮南」收復人心，治兵修甲足足準備了6年之久；相反蜀漢劉禪寵信宦官、大將軍姜維窮兵黷武、內部各派系矛盾重重，司馬昭甚至掌握了蜀漢兵力分布，他人眼中的豪賭，不過是實力對比發生深刻變化下的順勢而為。
看似兇險，實則穩賺的項目，對於沒有掌握充分情報信息的群僚來說，看的就是服從度。老大言語一聲，心底期盼的就是小弟的「說幹就幹」。
鍾會的挺身而出，解了司馬昭決策落地「饑渴」，也為滅蜀項目再添了幾分把握：作為自己的主要謀士，鍾會的實戰能力，已在平諸葛誕之亂時已得到充分證明。
於是，司馬昭堅定果敢地任命鍾會為10萬大軍主帥。這不僅僅是能力上的信任，更是權力服從度的超額回報：鍾會挺身而出的那一刻，已經將滅蜀項目的個人成敗與司馬昭的根本利益深度捆綁了。
二、暗藏玄機的滅蜀項目布局
曾仕強先生曾經說過：「當皇帝把大軍交給將軍時，他對將軍無比信任；當大軍奔赴戰場時，皇帝就開始擔心將軍會不會謀反了。」
作為成熟的領導，寄希望於幹部本人是否忠誠是幼稚行為，高手從來都習慣於預先做好研判與布局。
剛好，司馬昭就是此類高手，夫人王氏的擔心，幾項人事任命中，已悄然布局了！
滅蜀項目的布局有四大玄機：
①鍾會為主，鄧艾為輔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徵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資治通鑑·魏紀十》
鍾會與鄧艾，一位是政治新星，一位是沙場宿將；一位是運籌帷幄贏得信任，一位是戰場搏殺贏得尊重；兩人迥異的成長路徑，決定著雙方難以形成親密無間的配合關係。另外，在職銜上，鍾會的鎮西將軍比鄧艾的徵西將軍還差一大截，卻贏得了司馬昭「愛的供養」，滅蜀項目的頭把交椅。
不平衡吧？要的就是不平衡！
「請將不如激將」。於鍾會，空降+火速提拔，屁股下的位子很燙，需要激發全部潛力，用勝利來證明自己；於鄧艾，熟悉對手+地形，手中的刀已經饑渴難耐，同需以不世之功告訴世人，誰才是國之幹將！
雙方必有一戰？鍾會、鄧艾的互相不服，才是有效防止其滅蜀後據土為王的根本。野心家與技術幹部在開疆拓土階段，各憑本事搞業績；到了「摘果子」階段，兩個特別「有主意」的人，誰願意屈居人下？
激發證明欲，用其鋒芒；各自為政，互相牽制。司馬昭把鍾會、鄧艾「一魚多吃」，怎一個「666」了得？
②「防火牆」諸葛緒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徵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資治通鑑·魏紀十》
在這次滅蜀任務中，除東線鍾會，西線鄧艾，還有一個存在感極低雍州刺史-諸葛緒從中線出擊。諸葛緒比起他的同族諸葛亮、諸葛瑾的軍事才能，堪稱雲泥之別。唯一值得稱道的是謹慎小心。司馬昭為何在兩位軍事大拿中間，塞一個「庸才」呢？把3萬兵馬交給鍾會、鄧艾不香嗎？
我們發現，司馬昭對於三線的作戰方略只有「上半集」：鄧艾攻至沓中、鍾會攻至漢中，諸葛緒更是簡單，輔助鄧艾阻擊姜維。
其實，諸葛緒的作用，妙就妙在「上半集」。
如前文分析，鍾會、鄧艾雙方在證明欲激發，又互不服氣的情況下，把精力放在滅蜀項目上，蜀軍必然東西線持續受壓，早晚出現崩潰；但如果雙方（甚至其中一方）攻下沓中、漢中後，把精力放在十餘萬大軍統治權上，很容易產生「兄弟爭雁」的悲劇。
諸葛緒就是這道「防火牆」。首先，諸葛緒夾在中線，鍾會、鄧艾兩線自然隔離；其次，諸葛緒配合鄧艾，雙方兵力達到6萬，野心家鍾會便在兵力上難以取得絕對優勢，「兄弟鬩牆」的想法只能延後；再者，諸葛緒的穿插、配合，影響著蜀軍的兵力分配，鍾會、鄧艾只能抓住戰機向南推進，隨著地形複雜化，雙方自顧不暇，鍾會攻劍南、鄧艾偷陰平幾成定局，矛盾爆發再次推後到蜀國滅亡。
如果沒有這道「防火牆」，鍾會、鄧艾如若提前火拼，儘管滅蜀項目可以獲得成功，但其中一方據圖為王的風險大大增加。
③隱蔽戰線衛瓘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晉書·衛瓘傳》
互相牽制、又有防火牆，總該放心了吧？司馬昭不這麼認為，因為滅蜀項目的「下半集」還缺一道「保險」，監軍衛瓘進入了滅蜀項目領導小組。很多朋友說了，監軍不就是殘害忠良的那幫小人嗎？他們作威作福，行軍打仗要「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說，還喜歡「瞎指揮」「冒功請賞」，能起什麼好作用？
不可否認，很多監軍不稱職，但衛瓘不在其列。
作為司馬昭的心腹，衛瓘深知領導「督察將帥，防範變亂」的權力心思，「早請示，晚匯報」的基本操作除外，衛瓘還手中握有1000兵士，這意味著，衛瓘隨時可以根據司馬昭的密令或者對形勢判斷，組織「斬首行動」，將鍾會、鄧艾火拼和據土稱王的風險降至最低。
事實的發展，也印證了衛瓘絕非「閒棋」。司馬昭決心收拾鄧艾時，衛瓘隻身入營，本著「首惡必誅，脅從不問」的原則安撫將士，一夜之間鄧艾屬將紛紛投奔衛瓘，鄧艾父子順利生擒；待到鍾會陰謀造反時，衛瓘虛與委蛇，潛回軍營，節度各軍擊敗鍾會，平息騷亂。
在鍾會、鄧艾兩位「軍事特長生」面前，衛瓘更具「權謀特長」，關鍵時刻以凌厲的操作手腕運作了2次「斬首行動」的成功，為滅蜀項目畫下了圓滿的收官句號。
④形勢比人強「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只自滅族耳。」 《資治通鑑·魏紀十》
「人算不如天算」，不過，如果「人算」能把「天算」考慮入內，形勢基本上板上釘釘了。司馬昭在滅蜀項目的安排上，之所以能放心大膽地重用鍾會、鄧艾，更在於深刻洞察「形勢」後，對「造反」條件的研判。成功需要成百上千可條件的綜合配合，但失敗僅需一個而已。
恰恰，鍾會謀反失敗，缺的正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軍心」。
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強使之，適所以為敵禽耳。《資治通鑑·魏紀十》
司馬昭分析認為，滅蜀之戰結束後，鍾會唯一可恃的資源就在十餘萬兵馬和蜀漢遺民。戰爭結束，軍心思歸，十餘萬將士並不像鍾會打光棍兒，去國擊遠，期盼的是活著回去；而蜀漢殘兵，則軍心思定，特別是劉禪投降後，更沒有鬥爭的意義。鍾會唯一可用的資源，心有別想，自然談不上戰鬥力了。
三、愛讀君曰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司馬昭在滅蜀項目運作中，兼顧了業績增長與內部制衡，令原本存在較高失控風險的隱患消弭於無形，為未來西晉一統天下奠定了堅實基礎。
「十全十美」的下屬只存在於幻想中，很多時候，我們「七美」「八美」也難求。用還是不用？司馬昭給我們的啟示是，關鍵還得看怎麼用。
司馬昭的統御藝術，向我們展示了三大思維模式：
①階段性思維人盡其才是一項大課題。在滅蜀之戰中，司馬昭對階段進行了劃分：滅蜀前、滅蜀後；再由此衍生出階段風險的潛在爆點：提前火拼、據土反叛；進而安插了兩條階段保險：諸葛緒、衛瓘。這齣熱鬧的滅蜀大戲，大有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節奏。細想之下，對於量才使用，只需人才在關鍵階段發揮關鍵作用即可，思維懶惰而選擇一竿子插到底，則會喪失對事物發展的主導權、控制權。
②制衡性思維制衡是控制的靈魂。制衡，可能來自於職務待遇差異、價值觀差異，也可能來自第三方攝入，還有可能來自於依託資源的力量對比。作為決策者，司馬昭的思維遍歷了入局者鍾會、鄧艾、諸葛緒、衛瓘甚至普通將士的方方面面，親身帶入了各種形勢下的利害取捨，從而查缺補漏。如此縝密的思維，確保了體系內形成了聯動的風險控制機制，不輕易出現崩盤失控。
③匹配性思維很多人能夠判斷鍾會將要謀反，但只有司馬昭確信盡在掌握中。這樣的判斷絕非盲目的自信，而是建立在對條件梳理的匹配性思維基礎之上。司馬昭在他人糾結於「是什麼」的時候，已然在用「憑什麼」來考量鍾會，用「怎麼辦」來謀劃應急處突了。因此，在低緯度思考中自以為抓到好牌，洋洋得意的鐘會，已然落入了司馬昭的布局。大潮退去，鍾會才發現自己在裸泳。
結語
往事並不如煙，司馬昭在操盤重大任務時，展現的布局與用人之術，值得我們的玩味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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