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與社會治理
沈海平
《檢察日報》2020-03-11
疫情是一場災難，有淚水、有悲傷，直至生離死別。但從這場疫情中，我們也收穫了很多自豪和感動。我們自豪於中國獨特的體制優勢、無可匹敵的高效率、全國一盤棋的組織性，以及從政府、社會組織到民眾所形成的萬眾一心的團結和凝聚力，這一切完美詮釋了中華民族面對災難時的頑強和堅韌；我們感動於無數平民英雄的義舉、他們的犧牲和奉獻精神，尤其是全國各地眾多醫護人員義無反顧、逆向前行、凜然無懼、全力以赴救死扶傷的職業精神。正是因為有黨和政府強有力的組織指揮，更因為有無數普通民眾的犧牲和奉獻，才會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在較短時間內基本控制住了肆虐的疫情，取得了戰「疫」的階段性重大勝利。
然而，從這次疫情，我們又可以解讀出很多豐富的信息。從政治學、社會學的視角看，這次不期而至的疫情，恰如對中國現行的體制、制度和社會治理模式的一次壓力測試。雖說在應對大規模疫情之類的災難時，中國體制自有其獨特的優勢，但也暴露出了諸多弱勢和短板。這些弱勢和短板既體現為疫情何以發生、何以演變得如此嚴重等一些根源性問題（中央黨校教授韓慶祥將其歸咎為體制內長期存在的官僚主義），也體現為在應對疫情過程中一些措施的不得力、形式主義甚至作假，以及官民立場的落差、爭議。這一切都顯示，目前的社會治理模式與十九屆四中全會確立的目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有距離。
社會治理儘管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工程，但簡單而言，就是社會各部分、各單元充分有效的合作，而合作的基礎是信任。所謂信任，就是社會成員對彼此誠實、合作行為的預期。經濟學家認為，信任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至關重要。因此社會治理的核心任務就是建立和提升這種社會資本。信任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對個體的人的信任，二是對由個人組成的組織（如企業）的信任，三是對政府的信任。在這三種信任中，對政府的信任最重要，因為政府佔有一個社會絕大部分的資源和權力，它的決策和執行力以及它能夠給予民眾、社會的信任感極大地影響著其他兩種信任的建立。
在信任的建立上，中西方國家（社會）依循的是兩條不同的路徑。西方選擇的是民主的路徑，民主就是源於不信任。美國學者馬克·沃倫說，考察歷史，我們就能理解自由主義進而自由民主為什麼能從對傳統政治權威及教士權威的不信任中產生出來。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著對權威的監督越多，信任越少。傳統中國是一個以儒家的道德文化立國的國家，儒家所倡導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實際上就是為了解決人際之間的信任問題，即意圖通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人人各安其位，各盡其分，從而實現社會合作。然而，現實表明，無論是西方的民主制度，還是中國的儒家文化，都無法完全解決信任問題。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將法治和德治相融合。
信任以信息為基礎，社會各部分、各單元要實現彼此的信任和合作，必須完整、真實地披露各自所掌握的信息。但是在給定的體制、制度下，由於社會各部分、各單元利益格局不同，人們會本能地隱匿或者扭曲對自己不利的信息，而僅僅披露對自己有利的信息，因此即使在當今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社會仍然很難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導致很多混亂和無序。就這次疫情而言，很大程度是由於政府（其中又可分為上級政府和下級政府）、專家、民眾之間差異化的利益格局，導致疫情信息從一開始沒有得到完全、真實的披露，助推了疫情傳播。因此，改善社會治理必須從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入手，關鍵是任何單位（包括地方政府部門）、任何人披露真實信息，不會被追究責任。
（作者系國家檢察官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