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酋長制是南太平洋島嶼地區[1]普遍存在的傳統領導權類型，在國家建立過程中，與現代政治制度經歷了碰撞、對立、融合的緩慢演化過程。受西方殖民者和太平洋島國自身因素影響，酋長制在各太平洋島國保留程度各異。作為傳統領導人的酋長目前仍然是整個南太平洋地區重要的政治行為者，不僅當選的總統（總理或首相）、議員和地方司法官員多數出身於酋長和貴族，而且地方的行政官員與酋長也有千絲萬縷的關聯。酋長制的存廢及其未來在太平洋島國現代政治變革中的作用是太平洋島國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合作，不僅要將「太平洋模式」與中國模式相結合，還要加強與太平洋島國政治領導人的聯繫，才能更好地推進中國同太平洋島國互利合作項目的順利開展。
關鍵詞: 酋長制 太平洋島國 政治身份 權力
作者簡介：趙少峰，副教授；於鐳，研究員，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
基金項目：本文為中國海洋發展研究會一般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與太平洋島國海洋領域合作研究》（編號：CAMAJJ201806）階段性成果；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臺灣與太平洋「邦交國」關係研究》（編號：19CZKJ17）階段性成果。
南太平洋地區有14個獨立的島嶼國家，分屬玻里尼西亞群島、美拉尼西亞群島、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三個次區域。擺脫西方殖民統治後，這些國家「嫁接」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從傳統社會直接跨入現代社會。但是，作為傳統管理模式的酋長制仍然在大家庭、社區（多個大家庭聯合體）、部落、酋邦和國家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由於各島國的歷史、文化、習俗、獨立路徑和政治體制存有差異，殖民統治體系大相逕庭，酋長制因而在太平洋島國形態各異，作用不等。酋長製作為傳統權力範式，它的變化與太平洋島國當代多元化的領導權類型演變密切相關。由於酋長制在太平洋島國的國家治理和政治生活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並與太平洋島國的政治走向關聯密切，因此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2]。釐清太平洋島國酋長制的歷史演進，有利於我們深入分析和認知當代太平洋島國的政治結構和權力範式，促進中國與太平洋島國互利合作的深化和強化。
一 、頭人、酋長與酋長制度
太平洋島國位於大洋洲，是指自1962年以來，相繼獨立的14個島嶼國家，包括薩摩亞、庫克群島、諾魯、湯加、斐濟、紐埃、巴布亞紐幾內亞、索羅門群島、吐瓦魯、吉里巴斯、萬那杜、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和帛琉。它們分屬三個次區域，由於擁有相似的文化特徵，因而構成了「太平洋文化圈」。太平洋島國歷史悠久，大約公元前8000年就有人類在此生存。西方殖民者到來前，他們處於原始社會發展階段。隨後，相繼淪為殖民地[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些國家開啟了「去殖民化」進程。冷戰時期，這些位於「太平洋最偏僻的地區」的島國，由於地小人稀，經濟落後，因而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被極度邊緣化。
中文文獻在描述南太平洋島嶼傳統權力範式時，「酋長制」和「頭人制」並行，兩者均對應同一個英文詞彙「chief」。由此可見，「酋長制」和「頭人制」實為同一個概念，只是漢語譯文不同[4]。因襲慣例，學者常稱斐濟的制度為酋長制，稱薩摩亞的制度為頭人制。為敘述便利，本文統一稱作酋長制。
經過長期田野調查，學者們普遍認為酋長制的領導權類型在南太平洋的三個次區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5]。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D. Sahlins）的論述最具代表性。在《窮人、富人、大人物、酋長：美拉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的政治類型》[6]一文中，他對「大人物」（Big Man）和「酋長」（Chief）展開定性研究，認為玻里尼西亞群島金字塔式的統治模式更符合酋長制度的特徵；而美拉尼西亞群島的領導權類型則與之大為不同，它以親屬關係為基礎，沒有森嚴的等級制度，薩林斯因而稱之為大人物制（big man leadership）[7]。在著作《人·文化·生境》中，美國人類學家馬維·哈裡斯則對「頭人」和「酋長」進行了區分。他認為，「頭人是自治遊群和村社的領袖；酋長則是長久的遊群和村社聯合群體的領袖」，自治遊群（村社）與村社聯合群體間的首要區別在於，後者由許多社區和村落組成，酋長擁有的地位和權力遠超頭人。「頭人必須以再三的宴請獲取自己的高上地位並使之永遠合法化；酋長則是繼承並維護他們的權利」[8]。哈裡斯總結認為頭人和酋長既有共性特徵，又有差別，共同性是他們都是一定群體的領袖；差別是酋長的職權和統治範圍遠超頭人，頭人只是酋長層級中的一個等級。
酋長是社會演化過程中出現的具有特殊社會政治地位的個人，是對一定數量的人口進行管理的統治者。一些學者認為，酋長就是世襲領導者，享有世襲地位[9]。筆者經過在太平洋島國的長期田野調研認為，這種觀點並不符合太平洋島國的總體特徵。南太平洋島嶼地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該地區的酋長並不限於世襲，還包括非世襲者。兩種類型各佔有一定比例，都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了作用。對等級分明的金字塔式世襲酋長制度而言，處於最高層級的是大酋長，其次是管理者。大家庭也有酋長（也可以稱作頭人），代表參加社區的會議；社區的酋長則代表整個社區參加部落的酋長會議。各層級酋長的主要任務就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成員基本生存需要、組織對外戰爭（鬥）、教化成員等。酋長因此通常具有勤政愛民的政治素質，低層級酋長更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在分配財物和食品時，「總是將最差的份額留給自己」[10]。非世襲酋長不僅需要具備超群的能力，勤於生產、熱心公眾事務，還需要擁有一定的財富，以保證有能力組織和參加重要的部落活動。此外，酋長們還需能言善辯，具有高超的內外溝通能力[11]。
家庭是人類社會的基層單位，在南太平洋島嶼地區也不例外。但「家庭」這一概念在南太平洋島嶼地區的定義更為寬泛。它既指父母及其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也指「數代同堂」的大家庭；既包括居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或同一復和式大建築物）的人，也包括共同生產和分享食物的人；既包括有血緣和親屬關係的人，也涵蓋沒有血緣和親屬關係的人[12]。島嶼上的一個個家庭不斷擴大，進而發展到社區（community），包括一組組家庭的集合體。社區成員擁有相同的認知和情感，彼此合作，並以節制性的方式處理內部爭端[13]。一個社區或者多個社區組成新的社會單元——部落或島嶼群體，其成員擁有共同的信仰、行為和價值觀念。其中，維持秩序的首領制度逐漸被固化，發展成為酋長制，酋長成為島嶼的領袖人物。
太平洋島國獨立前，各島嶼最高酋長的產生方式和方法各不相同。整體而言可分為兩類：世襲制和選舉制。
世襲制主要分布在玻里尼西亞群島以及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部分島嶼。索羅門群島、湯加、薩摩亞、吐瓦魯等國均實行世襲制,即酋長頭銜通過從父系或者母系家族世襲而來，形成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具有明顯的階級特性。按照傳統，最高酋長的頭銜通常傳諸酋長長子。女性一般不會擁有酋長頭銜，但也有例外，在庫克群島的拉羅湯加島上，就有一位婦女獲得了最高酋長的頭銜。在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下，每個人一出生就被賦予不同的等級，酋長的女兒會被授予象徵其等級的名字。因此，酋長的妻妾和女兒儘管沒有酋長的頭銜，卻因擁有貴族身份和等級而受到人們的尊重。隨著酋長制的出現，社會階層（階級）也就產生了，爭權奪利在部落和社區內也不斷湧現。在西方殖民者來到帛琉前，人們以母系血統組成村落。酋長為了獲取財富，會將本部落漂亮的女子強行嫁給富有的部落首領。但是，在階級社會中，低等級的人通過積累財富而獲得政治地位則非常困難[14]。
酋長選舉制主要集中在美拉尼西亞群島的斐濟、萬那杜、索羅門群島和新喀裡多尼亞等島嶼。酋長及其相似的表述在美拉尼西亞地區已經存在相當長的時間，可以指代不同類型的地方領導。酋長選舉制依據候選人類型可以分為舉長型和舉賢型，前者選舉德高望重的長輩為酋長，其社會類型多為等級制，長輩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權力；後者選舉能力突出者為酋長，其社會多為平權社會。在平權社會中，由於各層級酋長沒有明確規定的權力和公眾承認的權威，一兩位不滿意者就可能打亂酋長們的計劃，而酋長們卻無權懲處違抗命令的人。因此，在平權型社會中，酋長不是政治統治者。有些酋長就抱怨說「頭人是一個空虛的令人生厭的位置」[15]，「頭人是一個不能迫使他人服從自己，幾乎沒有任何權力的象徵」[16]。
因此，酋長管理大家庭、村莊，乃至整個部落和酋邦存在一定難度。各級酋長因而也多擔任宗教領袖，甚至僱傭巫師來解決內部爭端。在美拉尼西亞群島，巫術比較盛行；在玻里尼西亞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祭祀活動比較興盛。各級酋長擔任祭祀活動的主持者。因此，酋長也被認為繼承了神或者神秘祖先的血統，具有某種特殊能力。在玻里尼西亞群島的世襲酋長之中，通過嫡長子繼承制度，進一步強化了酋長與類人神靈之間的聯繫[17]。酋長們通過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一方面獲得了權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從合法性的權力中獲得利益，如食物和土地等。
南太平洋三個次區域的酋長制各不相同，即便在同一個島嶼上酋長制也有差異。例如，在萬那杜的北部島嶼，酋長是通過選舉產生的，而在南部島嶼則通過世襲獲得。在密克羅尼西亞群島（包括諾魯、密克羅尼西亞、吉里巴斯等島嶼）和位於美拉尼西亞群島的巴布亞紐幾內亞同樣既有世襲型酋長，也有選舉產生的酋長[18]。
二 、殖民統治對酋長制發展的影響
通觀南太平洋史可以發現，西方殖民者對南太平洋島嶼的統治方式主要分為四類：直接佔領，設立駐島專員；利用當地酋長權威分而治之；間接統治；殖民共管。西方殖民者的到來，改變了南太平洋島嶼和睦相處的局面。他們不僅帶來了西方的文化（特別是宗教），而且還帶來了烈酒、槍枝、火藥，這一切都在潛移默化地重新建構太平洋島嶼人群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西方殖民者還刻意改變了太平洋島嶼傳統管理模式，使其有利於西方殖民活動的開展。
第一，西方殖民者通過與酋長的結合，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部落組織形式在太平洋島嶼土著民族群體中佔有重要地位，是殖民者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西方殖民者認為，南太平洋島嶼的首領制度符合殖民者的利益，「在公開的機會和典禮上，殖民當局和傳教士總是讓首領們受到傳統的尊敬。」[19]儘管西方殖民者會委派官員（商人），或者利用其他方式來管理佔領的島嶼，但是如果沒有酋長（島嶼領袖）的支持，西方殖民者的政策和管理方式不能有效地得到貫徹執行。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澳大利亞、紐西蘭、英國在諾魯進行委任統治，為獲取當地磷酸鹽的開採權，澳大利亞先將諾魯島12個酋長邀請到澳大利亞進行商談，而後成立由酋長組成的諮詢委員會，緩和了殖民者與土著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而對薩摩亞進行託管統治的紐西蘭人喬治·理察森（George Richardson）專橫跋扈，在未深入了解薩摩亞文化和社會組織的情況下，一味追求經濟利益，蔑視薩摩亞習俗，剝奪酋長的稱號，促使薩摩亞財產私有化，重組薩摩亞村莊，最終導致了薩摩亞人的強烈反抗[20]。
第二，通過政治合作，維護統治權威。在殖民者到來之前，各個島嶼領袖的權力是有限的。酋長為了擴大權力和統治範圍，也會藉助西方勢力的支持。例如，斐濟雖然於1874年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但是部落組織作為一支傳統勢力極強的社會組織，並不是完全認可英國的統治。1876年，斐濟西部和中部的島嶼曾聯合抵制英國的殖民統治。斐濟的第一任總督阿瑟·戈登（Sir Arthur Gordon）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證斐濟人的傳統社會不受外來文化的過多幹擾，同時加強與酋長們的合作，成立了酋長委員會（the Council of Chiefs）。斐濟的酋長也極力迎合新的環境，「或者摒棄舊俗，或者改變它們以符合自己的利益，維護高高在上的地位」[21]。但是，殖民者和酋長間的政治合作往往帶有很大的局限性，「當氏族首領不甘心做殖民主義者手中的馴服工具或是沒有能力執行殖民當局的政策的時候，他的行政權就交給了殖民者認為更合適的人，不由氏族首領來繼承。」 [22]特別是當島嶼領袖的欲望突破限制之後，二者尋找不到利益結合點，便開始謀求自立，促進了島嶼獨立運動。在14個太平洋島國中，獨立初期的總統或者總督，多數都是島嶼領袖，擁有酋長身份。
第三，文化滲透，影響土著人的思想觀念。西方殖民者在太平洋島嶼的統治所帶來的政治模式、經濟體制、思維模式和機制觀念，都深深地影響了太平洋島國的發展進程。在民族主義興起和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大背景下，太平洋島嶼國家逐漸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道路。在獨立之前，各島嶼對傳統文化、習俗的訴求也各不相同。
1956年，斐濟成立的斐濟人聯合黨（the Alliance Party），不僅要求保留斐濟人的土地所有權和酋長會議的地位，而且還主張斐濟總理必須由斐濟人擔任。1951年底，諾魯成立了諾魯地方政府政務會議，取代了原來的酋長委員會，在諾魯地方自治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9年，澳大利亞議會通過了《紐幾內亞方案》，提出了巴布亞和紐幾內亞實現行政上的聯合，同時在這兩個地方建立地方政府委員會，為當地土著民族參與解決問題提供了機會。
在萬那杜，伴隨著民族主義興起和土地問題的嚴重化，桑託島上的酋長巴拉克（Chief Buluk）和吉米·史蒂文森（Jimmy Stevenson）掀起了納戈裡亞梅爾運動（Nagriamel Movement），成立了最高管理委員會，與殖民統治者進行抗衡，成為萬那杜政黨建立的開端[23]。在20世紀70年代，萬那杜成立了新赫布裡底協會，希望「促進、振興並鼓勵美拉尼西亞文化的發展，尋求新赫布裡底文化和西方文明在社會、教育、經濟和和政治方面的共同進步」[24]。不久，面對民族危機，新赫布裡底文化協會轉變成了新赫布裡底民族黨，提出了回歸傳統習俗，摒棄殖民者文化的綱領。在索羅門群島，第二次世界大戰推動了索羅門群島政治運動的開展，馬拉提亞的領袖要求建立地方委員會，並向英國西太平洋高級專員提出地方委員會中要有一位「酋長」。與此同時，由佩裡斯·莫羅（Pelise Moro）開展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改良運動已經興起。莫羅的父親是當地一位酋長（大人物），莫羅領導的運動高度重視習俗和傳統的價值，他界定了酋長的職責，否定了英國殖民當局提出的概念，其影響波及瓜達爾卡納島以外的島嶼，持續至今[25]。
宗教是西方殖民者改變島民觀念的重要方式。各島嶼的部落都有本族的信仰，西方殖民者在使用和平方式不能說服當地酋長的情況下，便採取了暴力方式。在暴力活動中，首當其衝的目標就是低級酋長和大酋長。例如，湯加的領主（酋長）信仰基督教就是由此開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太平洋島國的迅速傳播，改變了太平洋島嶼原住民的生活觀念，並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太平洋島國領導權類型的轉變中也發揮了作用[26]。西方殖民者通過在意識形態中進行宗教滲透，將西方的政治模式引入南太平洋島嶼酋長和土著居民的意識中，為國家獨立提供了必要條件[27]。
三 太平洋島國獨立後酋長制的走向
文化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並具有凝聚力和適應性的特徵。在沒有深厚的文化傳統和以歷史書寫為載體的文化傳播環境中，太平洋島國傳統文化在與西方強勢文化碰撞過程中，顯然不具有優勢。儘管在個別太平洋島國和地區，一些傳統領導者（酋長）企圖通過維護傳統和習俗的方式來獲取和維護政治地位，但是作為太平洋島國文化中的一個部分，太平洋島國的酋長制並不能一成不變，而是伴隨著現代化進程不斷演化。
太平洋島國獨立的時間主要集中在20世紀70年代前後。獨立最早的是薩摩亞，最晚的是帛琉。在各太平洋島國獨立後，由於西方殖民者採取統治政策的差別和西方文化影響程度的差異，加之三個次區域歷史、種族、文化和習俗的特殊性，酋長制在各國家保留程度不一。有些大酋長演變為政黨的領袖，有些成為在野勢力的代表。有些國家依然保留有酋長院，如庫克群島，有些國家雖然沒有酋長院，但是酋長在村莊中依然具有很高的地位，甚至處於領導地位。在湯加，33個貴族大家庭擁有國會成員資格。在斐濟，儘管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總理（總統）的競選，但是政府的核心部門依然是被「大家族」把控著。因此，酋長頭銜是參與政治活動的重要政治資本。
當前，參與現代政治活動的酋長們，與前現代時期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們在塑造民族身份、管理國家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總體而言，酋長在當代太平洋島國政治文化中的身份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類是國家政治活動中的重要力量，以斐濟、薩摩亞、庫克群島、馬紹爾群島、萬那杜為代表。斐濟的酋長分為四個等級，國家設有大酋長委員會和酋長院，大酋長委員會成員既有世襲的酋長，也有各省和地方酋長代表，在議會中擁有一定席位，在國家總統和總理選舉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28]。當酋長委員會與政府領導人之間利益不一致時，酋長們就會反抗中央權威，領導其社區反對國家的「掠奪」。在薩摩亞，傳統的特權和政治權力是重疊的，國家是一種當代形式的酋長「領地」。在18萬薩摩亞人口中，有16787人擁有酋長頭銜[29]（習慣稱為「頭人」），接近全國總人口的1/10。儘管有人提出了這種制度的不公平性，但是很多頭人、官員和議員們認為「酋長制還會存在一萬年，直至永遠。」[30]馬紹爾群島設有12人組成的大酋長委員會，是國會的助理機構，負責向內閣提供意見和諮詢。萬那杜設有國家酋長委員會，議會通過的任何關於傳統習俗的決議必須經過國家酋長委員會的授權，否則視為無效[31]。酋長作為萬那杜精神的象徵，在國旗和國徽中都有所體現。庫克群島《憲法》第8條規定國家設置最高酋長院，由全國各島嶼和拉羅湯加島各地區的代表組成。《1966年最高酋長院法案》及其相關修正案對《憲法》的規定作了補充，最高酋長院的作用是就議會提交的關於庫克群島人民福利的事務進行審查，並就這些事務提出建議，首要任務是在土地使用和傳統習俗方面向議會和政府提出建議。最高酋長院通常至少每12個月召開一次會議。酋長院沒有立法權，但是可以就對影響庫克群島風俗或傳統的問題向議會提出建議。
第二類是國家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如吐瓦魯、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巴布亞紐幾內亞、帛琉等。在這些地方，酋長作為中央國家權力機構管理地方的得力助手，為國家權力在地方社區的運轉提供便利。吐瓦魯的地方管理機構是由酋長院選舉出來的島嶼理事會，但是島嶼理事會成員不屬於公職人員，在國會中沒有為酋長保留職位，在國家層面也沒有大酋長委員會。酋長的重要職能體現在村莊和島嶼的管理上。密克羅尼西亞聯邦沒有政黨，儘管酋長在國家政治層面的影響越來越小，但是當選的官員與傳統地方領導人（酋長）之間具有強烈的聯繫和交叉。比如，在丘克州和波納佩州，許多地區的治安法官也擁有基於血統的酋長頭銜，當選的官員往往與傳統領導人有血緣關係[32]。雅浦州的酋長委員會在政府中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巴布亞紐幾內亞，除了幾個世襲的酋長，基本上還是處於平權主義的「傳統」社會，領導者基本都是由通過競爭獲勝的「大人物」（酋長）來擔任，社會決策也是經過討論決定[33]。當今的巴布亞紐幾內亞酋長們依然在社區治理和參與重大事務中發揮作用[34]。
第三類是在國家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影響逐漸消失，如索羅門群島、諾魯、紐埃、吉里巴斯、湯加。雖然這些國家在憲法中也都強調了傳統習俗和文化的重要性，但是隨著國家政治體制改革，酋長制在國家治理中逐漸淡化。湯加的酋長逐漸演變為貴族[35]。在紐埃，選舉制度既保留了傳統文化，又與傳統習俗有所背離。年滿18歲的紐埃人可以參與村莊選舉和議員選舉。在村莊領袖的選舉中，傾向於保留傳統文化，選舉年齡較大且有聲望的人來擔任，議員選舉則傾向於受過良好國外教育、在新領域有傑出貢獻的人[36]。20世紀八十年代，索羅門群島省政府審查委員會報告中曾經提出過修改憲法，對酋長的身份和權力給予認可[37]。酋長制與現代政治制度是兩種不同的政治話語，島嶼國家酋長制的去留也處於矛盾和猶豫之中。這也說明酋長制文化的淡化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當然，三大群島的酋長制的變化與西方資本主義的介入和資本主義文化的傳播有密切的關係。南太平洋島嶼各民族掀起的反抗西方殖民主義文化，保護本土習俗的運動，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強勢文化所帶來的影響。在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傳統酋長的權威深深植根於習俗和傳統之中，隨著西方社會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引入，這些傳統不斷被侵蝕。土著人想要保護他們的習俗和傳統，但是他們又不會在傳統領域之外為酋長創造新的角色。隨著民主價值觀傳播和影響，傳統酋長的權威將進一步削弱。比如，在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的丘克州和波納佩州，民主視域下的平等主義原則將使傳統酋長無法保證自己的權力。儘管傳統酋長在雅浦州具有重要地位，但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西方接受教育，他們試圖改變傳統和習俗賦予酋長的權力，傳統酋長又沒有足夠的力量去保留酋長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38]。在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美拉尼西亞群島越來越資本主義化。在殖民統治結束以後，美拉尼西亞群島社會中湧現出了多種類型的地方領導人物，如教會領袖、政治人物、商人，非世襲的酋長越來越少，他們憑藉自身實力和能力轉變為政治人物和商人。政治人物往往注重利益共同體的建設，在國會選舉和政府官員任用上有所影響；商人則更加重視維護自己和家族的利益。這些變化與酋長制文化的弱化有密切關係。不可否認的是，傳統領導人依然有重要影響，特別是當國家衰弱或者遇到危急之時，更需要權威領導人物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作用。1987年，斐濟發生軍事政變後，退居幕後的全國大酋長委員會重新登上政治舞臺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事實上從殖民初期起，對賦予傳統地方領導人（酋長）權力的討論一直是美拉尼西亞政治的一個特點[39]。為了進一步強化國家在當地社區治理中的存在，21世紀初年的美拉尼西亞群島採取了繼續承認傳統領導人的措施。將傳統領導模式與現代國家結構相結合，並且使傳統僵化的平權主義領導模式和嚴格的等級制度以更加靈活的方式展現出來，是未來美拉尼西亞群島的發展方向。
四 「政治角色」與中國—太平洋島國互利合作關係的深化
太平洋島國原住民的傳統政治體制和治理模式的演化，反映了在西方政治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和衝擊下，太平洋島國人民「被動」地走向世界的政治抉擇。太平洋島國酋長制的發展演變，不僅與國家、省（州）、社區之間緊密相連，還受到地理、宗教、語言、經濟、習俗、資源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索羅門群島的聖伊莎貝爾島（Santa Isabel island）就是明顯的例證。由於當地90%的人信奉基督教，政府不得不成立由政府、教會、酋長理事會三方共同組成的機構來協調處理地方事務。正如前文論述，太平洋島國的政治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與土著傳統制度雙重建構的產物，既吸收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內容，又刻意保留了部分傳統、習俗和文化。這是太平洋島國政治制度存在複雜性和矛盾性的重要原緣。
在這種複雜的政治制度中如何找到權力的關鍵點尤為重要。角色理論強調「政治角色是由人們對處在政治過程中人們的行為期待而構成的各種政治行為的模式」[40]。政治角色不同於政治職務（政治地位），但兩者又緊密相連。在現代太平洋島國，只有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才能扮演一定的政治角色。太平洋島國的政治角色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政治領導者，包括總統（總理或首相）、議長、部長；第二類是政治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包括議員、公務員、酋長等；第三類是普通的選民。儘管太平洋島國朝著現代民主國家方向發展，但是普通選民在參與國家政治、監督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公務員扮演著政府政策的執行角色。由於太平洋島國人口稀少，因而前兩類政治角色的重疊性比較明顯，擁有政治地位者往往兼有多種政治角色。例如，酋長極有可能同時是部長、議員和執政黨的成員；而作為國家領導核心的總統、總理或首相也極有可能兼有酋長、議員的身份。因此，在太平洋島國的「角色網絡」中，第一類和第二類的政治角色的非常關鍵，各層級的酋長在其中又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有鑑於此，為推動「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同太平洋島國互利合作關係的深化和強化，必須充分認識太平洋島國的政治領導人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從速構建快捷、有效的溝通渠道和交流機制。
第一，儘快建立與太平洋島國首腦的定期對話溝通機制。日本、韓國等國家目前已經與太平洋島國領導人建立了定期會晤機制，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新興國家正在積極爭取。鑑於我國與南太島國互利合作關係的迅速發展，一些西方國家囿於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零和思維」的桎梏，在南太平洋地區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中國新殖民主義」和「中國掠奪論」[41]，企圖阻斷中國同太平洋島國的互利合作。建立與太平洋島國政府和高層領導人的對話機制，可以在太平洋島國地區宣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正確含義，讓太平洋島國政府和核心政治家充分理解中國同太平洋島國的合作是「基於相互理解的雙贏合作」，不僅不會影響太平洋島國自身的發展、太平洋島國同其他國家業已存在的友好關係，還能夠提升受援國自力更生的能力，促進包容、多元、可持續的「藍色經濟」目標的實現，為太平洋地區民族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第二，加強與島國有影響的政治人物的聯絡與交流。前文表明，太平洋島國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太平洋島國的地方制度、習俗與傳統複合建構的產物，其政權內部天生包含了多重矛盾。在這種複雜的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中抓住了關鍵點也就抓住了解決問題的關鍵。島國的代表性政治人群，比如酋長，雖然不一定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或政黨首領，但在民眾中卻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地域影響力。通過這些代表性政治人物，既可以擴大與島國島嶼理事會、酋長委員會和各種非政府組織委員會的溝通交流，又可以直接拓展政府間的交流與合作。
第三，充分利用島國人民對領導人的角色期望，推動中國同太平洋島國互利合作不斷深入。按照角色理論，在政治生活中，不同的政治角色產生不同的角色期望。角色期望既包括個體期望，也包括社會期望。政治行為者總是希望通過不同的行為，滿足國民的社會期望。2019年，巴布亞紐幾內亞、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索羅門群島、湯加、吐瓦魯、諾魯等國家進行了新一屆政府領導人選舉。2020年，萬那杜、吉里巴斯等國家已經或者即將進行大選。當前，太平洋島國的城市與鄉村之間、鄉村與鄉村之間普遍存在發展不均衡，二元結構突出的問題。中心城市擁有現代的社區文化，而廣大的農村和偏遠海島地區仍然盛行部落制度。太平洋島國政府領導人都面臨著發展民族經濟，改善民生，降低失業率，推動本國教育和醫療發展的重任。據中國官方統計，中國與太平洋島國地區貿易額從2013年的45.1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86.6億美元。2018年，中國向太平洋島國出口39.8億美元，同比下降15.6%；中國從太平洋島國進口46.8億美元，同比增長34.6%。截至2018年底，中國實際利用島國地區外資308.2億美元，中國在該地區累計籤訂工程承包合同額148.7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06.1億美元。2018年中國對島國地區直接投資1.6億美元[42]。中國的市場、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的參與，為提升當地發展水平注入新活力。儘管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是新生事物，但它為太平洋島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益處已經顯現。索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於2019年分別與中國建、復交，兩國首腦隨後訪華，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五 結語
當代太平洋島國的政體結構多為君主立憲制和共和制，其中玻里尼西亞群島以君主立憲制為主，密克羅尼西亞群島和美拉尼西亞群島以民主共和制為主。與此相伴隨，島國領導權類型亦表現為多元並存、不斷變動的態勢。這固然與島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國際關係格局變動有關，但從更深層次考察，則不得不追溯至殖民統治對太平洋島國傳統統治模式的影響。酋長制在太平洋島國政體演進中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從殖民初期至太平洋島國獨立以來，關於酋長權力的討論一直不休。一些島國呼籲振興和重新賦予酋長權力，而另一些島國則認為要限制或以其他方式規範酋長權力。這些討論無疑為了解後殖民時代太平洋島國的社會和政治變革提供了一個窗口。
領導權是太平洋島國走向善治的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改善太平洋島國的領導權是「太平洋計劃」的目標之一[43]，並被澳大利亞等國列入海外援助計劃的重要內容。太平洋島國的領導權、文化習俗和善政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緊密相聯又不乏衝突。如善政中的公平、透明、問責、體面、參與等要素就與太平洋島國的傳統政治模式存在著較大的衝突。隨著社會的演變和發展，酋長和政府之間建立起相互合作的新關係，古老的酋長制度正在太平洋島國發生著引人注目的變化。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互利合作不斷拓展和深化。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互利合作關係，我們必須了解南太平洋地區古老酋長制的新變化，及其與太平洋島國政治體制之間的關聯趨勢，從而幫助確立正確、有效的合作方式和方法。
注釋：
[1]南太平洋島嶼地區不僅包括14個獨立的太平洋島國，還包括十餘個尚未獨立的島嶼。它與太平洋島國、太平洋島國地區並不是相同的概念。
[2] Marshall D. Sahlins. Poor Man, Rich Man, Big-Man, Chief: 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5, No. 3 (Apr., 1963).Geoffrey M. White and Lamont Lindstrom. Chiefs Today: Traditional Pacific Leadership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Ewins, Rory. Changing Their Minds : Tradition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Fiji and Tonga. Christchurch : Macmillan Brown Centre for Pacific Studies, 1998.從中國知網檢索可知，沒有以太平洋島國酋長制為主題的文章，在內容上涉及該問題的中文論文有4篇。在汪詩明、童元昭、楊聰榮等學者以及徐明遠、韓鐵如等駐外人員中文著作中，也論及了該問題，此不一一贅述。
[3]東加王國是14個太平洋島國中唯一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
[4]酋長，薩摩語是Matai，湯加語是Matapule，斐濟語是turaga，吉里巴斯語是Unimwane。
[5]三個次區域的差別體現在多個方面，即便同屬一個島群，文化之間也有巨大差異。參見〔美〕唐納德·B.弗裡曼著，王成至譯：《太平洋史》，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70-79頁。
[6] Marshall D. Sahlins. Poor Man, Rich Man, Big-Man, Chief: 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5, No. 3 ,Apr., 1963.
[7]有學者也認同薩林斯的觀點，認為美拉尼西亞群島的大人物（big man）不是真正的酋長，但是他們在太平洋島國獨立以後，通過建立酋長理事會等形式，參與政府的活動，鞏固和擴大他們的權力。參見Geoffrey M. White.，「The Discourse of Chiefs: Notes on a Melanesian Society」， in Geoffrey M. White and Lamont Lindstrom（eds.）,Chiefs Today: Traditional Pacific Leadership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p.74.
[8]〔美〕馬維·哈裡斯著，許蘇明譯 ：《人·文化·生境》，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4頁。
[9]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1,pp.146-147.
[10]〔美〕馬維·哈裡斯著，許蘇明譯：《人·文化·生境》，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4頁。
[11]童元昭主編：《人類學的大洋洲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52頁。
[12]筆者在斐濟、薩摩亞、萬那杜、帛琉等地調研發現，傳統、習俗一直延續到現在，老人和兒童不會因為沒人照顧而出現挨餓的事情。
[13]〔美〕道格拉斯·奧列佛著，張慧端譯：《太平洋島嶼原住民文化》，「臺灣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0年，第29頁。
[14]〔美〕道格拉斯·奧列佛著，張慧端譯：《太平洋島嶼原住民文化》，「臺灣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0年，第153頁。
[15]〔美〕馬維·哈裡斯著，許蘇明譯：《人·文化·生境》，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4頁。
[16]〔美〕馬維·哈裡斯著，許蘇明譯：《人·文化·生境》，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2頁。
[17] Nicholas Thomas, Marquesan Societie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Polynesia,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0,pp.28-33.
[18] Barnes, J.A., 「African models in the New Guinea highlands」, in L.L.Langness and J.C. Weschler (eds),Melanesia: Readings on a Culture Area. Scranton: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1971.pp. 97-107.
[19]託卡列夫、託爾斯託夫：《澳大利亞和大洋洲各族人民》，第660-661頁。轉見汪詩明、王豔芬：《太平洋大英國協國家——處在現代化的邊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3頁。
[20] Immanuel Ness and Zak，Cope The Palgrave Encyclopedia of Imperialism and Anti-Imperialism, New York：Palgrave Mcmillan,2016，p. 451.
[21]轉引自汪詩明、王豔芬：《太平洋大英國協國家——處在現代化的邊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3頁。
[22轉引自汪詩明、王豔芬：《太平洋大英國協國家——處在現代化的邊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3頁。
[23] Marc Tabani , 「A Political History of Nagriamel on Santo, Vanuatu」, Oceania, Vol. 78, Issue 3, 2013，pp. 332-357.
[24]韓玉平：新版列國志《萬那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68頁。
[25]張勇：《索羅門群島莫羅運動探析》，載《太平洋學報》，2014年第11期；Tacisius Kabutaulaka , 「Westerminister meets Solomons in the Honiara riots」, Sinclair Dinnen and Stewart Firth (eds), Politics and State Building in Solomon Islands, Canberra：ANU Press , 2008，p.110.
[26]筆者經過分析，在當今14個太平洋島國中，除了斐濟有一定數量的人口信仰印度教、伊斯蘭教外，其他島國土著民眾多數都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而且基督教信仰比例高於天主教。基督教民眾信仰比例有的達到92%以上，低的也有70%左右。吐瓦魯還將基督教定為國教。當然，基督教在傳播過程中，曾與當地本土信仰產生了激烈衝突，甚至戰爭。
[27]克萊森認為，國家形成的條件之一，包括「必須存在一種意識形態，用於解釋和證明等級管理組織和社會——政治不平等的合法性。如果這樣一種意識形態不存在，或者未出現，那麼國家的形成就是困難的，甚或非常不可能的。」參見亨利·J.M.克萊森著，郭子林譯：《從臨時首領到最高酋長：社會——政治組織的演化》，載《歷史研究》2012年第5期。
[28]呂桂霞：新版列國志《斐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00-101頁。斐濟領導人與酋長委員會之間也是相互鬥爭的。2006年12月，弗蘭克·姆拜尼馬拉馬發動軍事政變，並沒有得到斐濟大酋長委員會的認可和支持，2007年4月大酋長委員會被中止。2008年2月，姆拜尼馬拉馬將個人任命為斐濟大酋長委員會主席。2008年10月，按照選舉程序，斐濟土著事務部長拉圖·埃佩利·內拉蒂考被選舉為新一任大酋長委員會主席。2012年，大酋長委員會再次被政府解散。參見Frederica Elbourne, Bainimarama is GCC head, Fiji Times, 19 February 2008.
[29]Soma Bureau Statistics，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2011 ,Tabulation Report,2011,p.50.
[30]韓鐵如：《薩摩亞紀行》，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第67頁。石瑩麗：《在碰撞與調適中走向現代—薩摩亞酋長制與民主制的衝突與融合》，《太平洋島國研究》第1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25-133頁。
[31]韓玉平：新版列國志《萬那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88-89頁。
[32]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https://www.everyculture.com/Ma-Ni/Federated-States-of-Micronesia.html.
[33]R.J.May. Discovering Chiefs: Tradi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Local Level Government in Papua new Guinea，https://openresearch-repository.anu.edu.au/bitstream/1885/132925/1/PSC_Regime_WP_18.pdf.
[34]John Garnaut.，「PNG chiefs talk of civil unrest over unpopular Australian bank dea」，.https://www.smh.com.au/business/well-turn-off-the-taps-png-chiefs-challenge-australian-bank-deal-20151009-gk58dq.html.
[35]在1875年憲法支持下，湯加最大的酋長獲得了貴族身份和世襲財產，與之相伴隨，酋長的土地可以租給普通人和外國人，租期最長99年。Sue Farran and Loupua Sefokuli.「Tonga」，in Don Paterson and Sue Farran（eds.)South Pacific Land Systems. Suva: USP press,2013，p.263.
[36]紐埃常駐人口僅有2000人左右，該國一方面受益於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家的援助，另一方面又對紐西蘭協助建立的議會制度不滿。
[37] Geoffrey M. White.，「The Discourse of Chiefs: Notes on a Melanesian Society」. in Geoffrey M. White and Lamont Lindstrom（eds.）, Chiefs Today: Traditional Pacific Leadership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p.73.
[38] John R. Haglelgam，「 Governance in Micronesia: Roles and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efs」，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un/unpan022608.pdf,
[39] Geoffrey M. White.，「Indigenous Governance in Melanesia」，State Society and Governance in Melanesia.，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a907/ad17f0f10029d5e455f1a5946aef35a81ce2.pdf.p.4.
[40]賈伯中：《角色理論與政治角色》，載《政治學研究》，1989年第4期。
[41] Yu Lei，「China-Austral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Grand Peripheral Diplomac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9, No. 2, 2016.
[42]《中國與太平洋島國貿易和投資簡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2019年5月29日，http://md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0210/20021000042986.shtml.
[43]2005年10月，在巴布亞紐幾內亞摩斯比港舉辦的第36屆太平洋島國論壇首腦峰會上，推出了旨在推進地區合作和區域一體化的「太平洋計劃」。「太平洋計劃」共涉及七大方面方面內容，具體包括：促進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善政、安全；加強區域合作和區域一體化；制定新舉措，加強對包括環境治理在內項目的支持；提升和保護文化認同、地區包容、次區域發展；改革太平洋島國論壇體制機制；促進論壇成員國對地區主義形成清晰認識；建立強有力的夥伴關係。2007年，該計劃進行了修訂。詳情參閱：Pacific Forum Secretariat. The Pacific Plan.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linked-documents/robp-pacific-2013-2015-pacific-pla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