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學派與金陵學派是中國伊斯蘭教的兩個學派，前者偏重教育，成員多為經師，為中國伊斯蘭教的傳承做出了貢獻；後者偏重著述，成員多為思想家，為中國伊斯蘭教思想史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兩個學派雖有差異然都是中國伊斯蘭教學術生態不可或缺的一方面，彼此之間亦有許多的聯繫與互動，如此一來，才使中國伊斯蘭教興旺發達。
中國古代「流」與「派」都與水的流動相關：「流」是指水之流動；「派」是指水之支流。「流派」合而言之：水之支流；學術、藝術獨特的派別。而「學派」是取其水之支流之意，是指學術、思想方面的派別。源於此，「學派」大致有三種更為細緻地詮釋：其一，一個學科中由於學說、觀點不同而形成的派別；其二，一門學問中由於學說師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別；其三，因研究的問題不同、地域不同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學者群。這三者詮釋各具特點（第一種側重學術觀點，第二種側重師承關係，其三種側重研究的問題），都具有一定的價值與意義。總之，因觀點不同、師承不同、探討問題不同，而形成的較為固定的學者群，都可視之為學派。當然在上述這三點中，觀點不同、問題不同更為重要些，因為師承相同也會有不同流派。
明清時期，是中國伊斯蘭教大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湧現出一大經師、學者和思想家，也出現了許多的學派。比如：胡登州，以及陝西學派；張中、王岱輿、劉智等，以及金陵學派。這兩大學派風格迥異：一個在北方，是伊斯蘭教文明與黃河文明結合的產物，特點是厚重（重基礎、重教育）；一個在南方，是伊斯蘭教文明與長江文明結合的產物，特點是重玄思、重義理。下面分別探討一下。
一
陝西學派，產生於明代中晚期，是因陝西經學教育開拓者胡登州開班經堂教育而出現的一個學派。陝西包括胡登州開學的鹹陽，從文化地理學角度看，是黃河文明的孕育地。這一帶自古就有寬廣、厚重之傳統，風氣所及對於伊斯蘭教的陝西學派形成、發展也有一定影響。
按照清代學者趙璨編撰的《經學系傳譜》記載，陝西學派源於胡登州（胡太師），其一
傳、二傳、三傳乃至四傳弟子等，多為經堂教育的經師或阿訇。可見，陝學實際是一個教學型的學派，而非思想性的學派，其活動的重點在於經學教育。
這裡的經學教育大致，分為普及教育（即回文小學）專業教育（即回文大學、經堂）兩大類。普及教育的課程主要是：拼音與識字、古蘭經選、教律初階；專業教育的課程是：阿拉伯文的詞法、文法、修辭、邏輯，波斯的文法、文學，教律的初階、中階、高階，認主學、經注（阿文）、經注（波斯文），蘇菲初階、蘇菲高階。涉及：語言文學、教律學、經注學、蘇菲學四大學科。學習方式，主要是背誦、抄寫等。陝西經學的學習年限沒有具體規定，或因人而異，一般多為六至七年[1]。陝西經學教育採用的課本有13種，通稱為「13本經」：
1．(連五本》，共5卷，為阿拉伯語詞法、語法的基礎課本。
2．《遭五·米斯巴哈》，為阿拉伯語中級語法課本，系《連五本》的詮釋。
3．《滿倆》，又名《舍萊哈·卡非耶》，為阿拉伯語法的理論課本。
4．《白亞尼》，系阿拉伯語修辭學課本。
5．《阿戛伊德》，又名《阿戛伊德·奈賽菲》，為認主學課本，有楊仲明的《教心經注》和馬堅的《教典詮釋》漢譯本。
6．《舍萊哈·偉戛業》，系哈乃斐學派的教法著作(共4卷)，有王靜齋阿訇的《偉戛業》漢譯本(節選)。
7．《海瓦依·米諾哈吉》，波斯語語法學名著，中國學者常志美著。
8．《虎託布》，系對40段聖訓的波斯文注釋，側重於宗教道德修養，有李虞宸阿訇的《聖諭詳解》漢譯本。
9．《艾爾白歐》：波斯文本，系對另外40段聖訓的注釋，側重於人生哲理。
10．《古洛司湯》，波斯語文學著作。中國流傳頗廣，有王靜齋的《真境花園》漢譯本。
11．《米爾薩德》：波斯文本，著重講解蘇菲派修身養性，認主、近主之道的哲學著作。有伍遵契的《歸真要道》漢譯本。
12．《艾什阿·萊麥阿特》，為波斯文的蘇菲主義理論著作，有舍起靈的《昭元秘訣》漢譯本。
13．《古蘭經》，參照各種經注，通講全經。
陝西經學的教育體系是從實踐中提煉出來，經過多年的教育實踐而固定下來，應該說是系統而規範。其教育模式雖源於陝西地區，然隨著學員畢業後的不同流向，此教育模式也由陝西推廣至內地大部分地區，以至成為整個漢地的伊斯蘭教經學的教育體系和教育模式。
柴提克先生認為：在伊斯蘭教中，知識分為二類，即傳遞性知識與理智性知識。傳遞性知識是完全依賴於過去學到的知識，包括語言、語法、歷史、法律、《古蘭經》和聖訓[2]。依據這樣的原理以及上述陝西經學教育的特點，似乎可以將陝西學派視為傳遞性知識的學派。當然，傳遞性學派並非沒有理智性知識，也並非不重視理智性知識，只是側重點不在這方面而已。作為傳遞性知識的學派，一般比較重視傳承系統的，陝西學派也不例外，其傳承的系統為：陝西學派門人→胡太師→阿拉伯→穆罕默德→《古蘭經》）。因為，這涉及教育模式以及學派傳承的合法性與權威性，換言之，這是合法性的證明，也是權威性的例證。風氣所致，明清時期的穆斯林一直以陝西為伊斯蘭教經學教育中心（陝西回民起義後轉以導河為中心），一貫以授業於陝學，授業於某某阿訇而自豪。
綜上可知，陝西學派是一個源自經堂教育的教育性學派，是一個教授傳遞性知識的學派，其成績主要體現在伊斯蘭教教育領域內，即為漢地的伊斯蘭教教育確定了基本的教育體系，並培養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學生，為中國伊斯蘭薪火傳承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陝學重視基礎（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古蘭經研讀等），重視教育的風格應該說，與黃河文明的寬廣、厚實的特點是一脈相承，完全可以視為是伊斯蘭文明與黃河文明結合的結果。
二
金陵學派是明清之際活躍在金陵以及江南地區的一個伊斯蘭教的思想學派，而金陵乃至整個江南都是長江文明的孕育地，其學風特點：重玄思、重義理。而伊斯蘭教的金陵學派也受其影響，並以思想性、學術性而著稱於世。
金陵學派的代表人物：張中、王岱輿、伍遵契、馬注、劉智等。從師承方面看，或有人與陝西學派的某些經師有一定的聯繫，但絕大多數不是門人，大部分自學成才，沒有固定的師承或傳承的系統。學派特點可以歸納為：以金陵（南京）為主要活動地，以漢文著述為主要內容或標誌，以蘇菲（包括正身、清心、盡性）修持為根本方法的思想性學派。需要解釋幾點：其一，漢文為著述為主要內容或標誌。金陵學派在譯著活動中，雖然有翻譯、有著述，然以著述為多，其代表作品：王岱輿的《正教真詮》、馬注的《清真指南》、劉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禮》等，都是著述。從中國伊斯蘭教發展史來看，漢文的翻譯與著述都是必須而不可或缺的，可是較之與轉述他人思想（翻譯），直述自己的思想觀點（著述）其價值意義更大。由於金陵學派以漢文著述為主，所以學者不僅能夠使用漢語漢文，而且對於漢地文化，即對儒道佛為主的漢地文化，有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因此，所撰寫的漢文著無論從中國思想史，還是從伊斯蘭教思想史看，皆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其二，以蘇菲修持為根本方法。伊斯蘭教的功修主要為蘇菲。金陵學派重視蘇菲。認為認主、近主、與主合一的重點，在於蘇菲之功修。王岱輿的《清真大學》、劉智的《天方性理》都指出，蘇菲修持不僅是開發自身智慧的方法與路徑，也是提升道德境界的方法與路徑。[3]其三，金陵學派屬於一個理智性知識的學派。按照柴提克的觀點，理智性的知識，是從自心而來，是從人自身的心靈而來，是依據自身的覺悟、醒悟，而獲得的一種智慧[2]。金陵學派著作雖然也有傳遞性知識的，但側重點在於理智性的知識，他們代表作：張中的《歸真總義》、王岱輿的《清真大學》、劉智的《天方性理》等等，都是關於理智性知識的論著。筆者以為這正是金陵與陝西的區別之所在。
或是有人認為，明清時期的伊斯蘭教學派都是陝西學派分支，都是受惠於陝西經堂教育的弟子，可以視為再傳弟子。實際上，這種觀點並不正確。因為，陝西學派是一個教學型的學派，屬於傳遞性知識的學派；金陵學派是一個思想性學派、屬於理智性知識的學派。不可否認，兩個學派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師承關係[4],比如劉智曾師從袁汝琦，袁汝琦是陝西學派的弟子等。但從根本上看，他們多是自修成才，馬注、王岱輿、劉智的自序（敘）都有清楚地說明，其學通四教，何人能夠教授四教？何人能有資格成為四教之師？ 顯然沒有。或有人認為，以往的著述中並沒提及金陵學派，所謂金陵學派是現在南京學者的自創。其實，這是中誤解。因為，隨著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在不斷地深入，以前未論及的問題，現在開始論及；以前探討不充分的問題，漸漸充分起來，本是常理。而學派研究不在於過去是否有人論及，而在於所提出的問題是否符合歷史事實，是否合乎學術規範？筆者認為：金陵學派的這一學者群，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而其彼此之間，具有較為一致的學術風格、特點（一如上文所述），故將其命名為學派並無不妥。李興華等合著的《中國伊斯蘭教史》，將金陵學派的幾位思想家歸入「漢文譯著活動」一章中，這大致不錯。但是，從中國伊斯蘭教思想史發展來看，張中、王岱輿、馬注、劉智等思想家的共性特點，以及在思想史上的貢獻未能充分地顯現出來，或者說未能充分闡述出來（或因題例限制）。所以，這裡探討其共性，歸納其特點，是為了真實、準確地反映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與貢獻。
學人常說，金陵學派中的王岱輿、劉智等與宋明理學思想相似，或者說他們借鑑了宋明理學的一些概念等。這些看法似有一定道理。實際上，宋明理學的兩大分派：理學、心學，都非常重視理智性知識，都推崇個人直覺頓悟，都是一種知識類型的學派，故而彼此溝通、借鑑要容易些，相通、相通之處也會多些。其實，金陵學派與道教、佛教關係也基本如此，道教重守靜、忘我，佛教重禪定，希望通過一定的修持而開發本心固有智慧，張中的《歸真總義》裡，亦有此類思想。可見，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會通是全方位的。
江南的學風自南朝以來一直是重玄思，這是長江文明的一個特點，金陵學派產生於此，自然受其影響，故成員多為思想家，而成就也主要體現在思想、哲學方面。
三
陝西學派與金陵學派是中國伊斯蘭教中兩大流派，彼此之間雖有其不同的風格或特點，然二者之間也存在密切的聯繫。美國學者柴提克先生說：伊斯蘭教的知識有兩類：其一，傳遞性知識，其二，理智性知識。無論對於伊斯蘭教還是對於穆斯林而言，這兩類知識都是不可或缺的。具體而論，廣大穆斯林來只有掌握了阿拉伯的語言、波斯語言、伊斯蘭教教法、《古蘭經》、以及聖訓等傳遞性的知識，才能夠獨立地閱讀、思考；只有掌握理智性的知識，以開發自己的智慧，通過體悟而認主、近主、乃至與主合一。所以陝西學派與金陵學派無論對於中國的伊斯蘭教，還是對於穆斯林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有自己獨特的貢獻。當然也應該看到，晚清民國時，二派已經開始合流。比如，民國時期的成達師範、隴東師範，以及中國各地伊斯蘭教經學院等，都出現了既重視傳性知識，又重視理智性知識的趨勢。成達學校的課表就是例證：
從上表可知：金陵學派的著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已經成為學習的課程；陝西學派的傳授阿拉伯、波斯的語言、語法，以及《古蘭經》聖訓等，也都成為必修課。顯然，傳遞性知識與理智性知識的融合已經是成達教育的主要基調，其他伊斯蘭教學校，諸如隴東師範等情況也大致相似。
從實際效果看，民國以後一百多年時間裡，各地清真寺、各類伊斯蘭教學校都培養出了一大批經師、阿訇，諸如：達浦生、王靜齋、馬松亭、哈德成、龐士謙等等，而思想家則基本沒有。無論是時代的原因還是個人的原因，金陵學派的傳承都出現了危機，希望廣大穆斯林學者能夠認識到這個危機。目前，對於經學教育傳遞性知識出現的危機，大家都能夠警覺，也能夠引發共識；可是理智性知識出現的危機，人們往往沒有深刻感受，也不甚注意。其實，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中國伊斯蘭教在中國思想史的地位，乃至在世界學術界的地位，都離不開這種類型的學者、思想家。當下西北各大教派都在踐行 「蘇菲「功修，只是進展如何，收穫如何？尚無系統總結；海外學成歸來的學者不少，然是否重視理智性知識，以及是否能用漢語系統地表達自己思想理論？都有待觀察。換言之，現在雖有了積極之跡象，但是能否獲得實質性成果或進步，還有證明。筆者希望廣大穆斯林能夠自覺地傳承、光大陝西學派與金陵學派的學術傳統，使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會通出現新高峰，使中國伊斯蘭教發展得更輝煌。
[1]參考納巨峰：《明萬曆至清康熙中國回回經學教育考》，2013，博士論文。
[2] [美]威廉·柴提克：劉智《天方性理》在伊斯蘭教中得地位[J].《南京大學學報》2006.3.
[3] 劉智認為：實踐之所在，即虛極之所在。《天方性理·聖功實踐圖》
[4] [美]威廉·柴提克：劉智《天方性理》在伊斯蘭教中得地位[J].《南京大學學報》2006.3.
[5] 唯一例外是伍遵契，他是陝學常蘊華的弟子。
來源：中國回族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