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們節日快樂！
熊秉真，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博士、哈佛大學理學碩士。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校歷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中西兒童史、中西性別研究、中國醫療文化史、俄國文化史與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中國孩子的歷史：童年憶往》、《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安恙：近世中國兒童的疾病與健康》等。
（一）人們從來在乎孩子嗎？
時間容易讓人意識到，世界上少有什麼恆常的事，不但海會枯、石會爛，滄桑總在彼此反覆，連眾所公認的真理也壽夭無定，路人皆知的常識更是忽無忽有，命運似乎可以完全飄忽無定。這樣的話，聽起來有點讓人詫異，其實一點也不稀奇，稍稍回想一下走過時光隧道的「孩子」，就又得到一個現成的證例。
首先，如果學究式地略做推敲，當然發現就歷史學這門知識而言，要想在中間找到孩子的仼何足跡蹤影，多半是枉費心機的事。道理無他，說穿了，歷史與其他的學問一樣，是門十分「勢利」的學問。大家都聽過，「知識即力量」（Knowledge is power）這句話，其實也可以倒過來說「權勢即成知識」（Power is knowledge）。不少意義上，各類各樣有權有勢的人不單掌握了知識的內容，而且界定了知識的定義。想想中小學歷史或者一般通史所涵蓋（及忽略）的部分就可知道，成王敗寇的結果，使地位和影響力，在歷史載記及識見上與所謂的「重要」和「意義」常經如何一番過程而凝定。
歷史學跟其他許多學科一樣，過去並沒有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卑微、尙無顯赫勢力、未留下什麼痕跡的人或事上，年幼的孩子不過也屬於此集體「空白」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說，假使歷史沒有特別「忽略」或「歧視」兒童的話，它最少重視了其他許多東西，是更代表當時大家的公眾價值所在（值得一記、值得注意的事物）。作為個鑽研對象，在人的知識旅程中，「兒童」的浮現是一個非常晚近的現象，而且這現象的發生，背後頗有一段值得玩味的故事。
（二）注意到孩子的是些什麼人？
就歷史而言，史學界剛開始「發現孩子」的時候，注意的焦點其實還不在小孩本身，而是一些別的問題。一位法國學者猛然回顧法國及西方「童年」的歷史，他的興趣不全在追究孩子自己，而是想追溯時光之流中所謂「心態」發展的歷史，也就是在一段長時間裡，任何社會對人、事、物會有的態度，及這類態度本身的轉變過程。一如《西方文明對死亡的態度》（Western Attitude Toward Death），也是這位為史學（後來也包括不少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科）掘出兒童問題的Philippe Ariés先生的另一本名著。原來經一番考證辯論，他發現以前西方人會有一段「惡生而好死」的時候，因為歷史上很長的時間中生活困苦不定，大家既躲不了死亡的陰影，無知小民甚至真覺得生不如死，宗教也讓大家嚮往天堂。至於後來開始覺得死亡冰冷、可懼，是死亡率降低、近代醫藥興起、平均壽命期望增長、「死亡」現象「陌生化」等許多複雜因素逐漸匯聚而成的結果。這種廣義的心態史，是文化史或思想史的一部分，它有興趣了解的不是已成形的精英思想，像哲學之類好學敏思的人寫下來的清晰論辯，而是一群常人有意無意間，日常起居之際所展現對某種東西的一般性態度或感受。從這類追蹤之中，人一開始就警覺大家對天天在身邊打轉的人、事、物不一定會有某種淸楚、有意識的覺察，同時卻可能花許多時間凝想些多數人一輩子也許都碰不到、也用不著的「問題」。「兒童」或者「童年」很可能就是這樣一個被略過了的俯抬皆是卻渾然不覺的事情。這類硏究中許多大膽的假設，頗嚇了諸學者一跳。譬如說，西方人雖然生了許多孩子，死了許多孩子，當然也接觸過許多孩子，但千年來卻可能完全不知道孩子是什麼。另一方面，更讓人憂喜交雜的是一旦大家逐漸「發現兒童」以後，整個近代社會在態度上反而對孩子生出不少要不得的關注與豹束，而這些「經營管理之道」可能比原來的漠視或誤解更糟糕，因為特殊的重視與認定——以他的觀點來看——反而常是另一些破壞性措置的啟端。這個例子說明，史學可以從許多角度觸及「兒童問題」，心態史不過是其中之一。社會史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尤其是社會史中的家庭史，因家族中各種成員，當然應該包括小孩在內，不管做為糧食等資源的消耗者或決定家庭繁衍的繼承者，家庭史中都有一部分不能不談到幼齡人口。何況時間上愈往古代追溯，人類平均壽命期望越低，未成年人口所佔總人口比例就愈大。近代以前，一般而言，各傳統社會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十五歲以前未成年的青少年與嬰幼兒，從一個公允與完整的認識角度而，這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的境遇顯然是歷史學不能不理會的部分。
再有，從事思想史的人偶爾也會注意到與兒童相關的問題，尤其是從「人性論」的角度出發，常常會追到孩子身上。因為人性論所探的「人性」到底是什麼，一個機械性的解決之道，常是把問題追究到人生最初發生的時刻，假設「最初的人」可能也就是「原本的人」，最後往往引出「童心是否等於人性」的議題。類似的酎論，中國、西方哲學家都屢有發揮。
另外，關心斆育和思想發展的人，也容易涉及對兒童的管理、指導與教育方式。常常議論、規劃各種教養方式，而所設計教養方針，往往又與其對人之本性——「人原本是什麼束西」，或者「人最初是怎麼回事」——之認定有密切的關係。歷代相累，這些塑造者與哲人也為歷史留下不少抽象式的對「人之初」與「人性」的討論素材，其中多有觸及孩子的痕跡。
（三）年幼的生命留下了那些痕跡？
撇開過去學究式的史學規範不管，沒有人能否認過去千百年間，有許多孩子活著，那麼關於他們的生活，歷史上所留下資料能刻畫出怎樣的一些痕跡呢？純從資料上說，問題好像不難解決，中國過去的確留下了好幾類可以透露兒童生活情狀，或者會經影響童年經驗的文獻：譬如前面提及的思想家、哲學家，留下的主義、主張，讓我們知道社會上的成人為了造成所謂的「理想國」，嘗不斷提出大家該如何管孩子、如何教育孩子的主張。這類聲音對兒童童年而言，可以說是一些「訓示性」、「指導性」的素材，像中國上古的《禮記》，裡面對最小的孩子都有非常多的規劃和構想，是大家意想不到的。《禮記》是一本教導人如何應對進退的典籍，後代的家教訓俗文字，可說是此文化傅的一種延伸。另外實際從事育兒教育工作的父母師長，他們需要各種「幼蒙」材料，包括教導成人如何訓兒的原則與方法，與教小孩時直接使用的認字習韻、說天說地式的教材，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胡適的父親老年得子，擔心自己可能看不到小孩長大，在小兒子三歲時，就親自寫了一篇〈學人詩〉，告訴孩子希望他學做一個什麼樣的人，胡適成年後書之以為追憶，現仍存在南港的胡適紀念館中。
另一類訊息，可說是「描述性」、「記錄性」材料，描述小孩生活的模樣，曾有的經驗。歷代留下的個人傅記，開頭時有幾行描述傅主幼時情事：年譜也有執筆人整理譜主小時的重要經歷；士人寫給自己手足親人書信，偶或敘及幼年一些追憶，若暫不管其中的複雜和營造性等問題，這些都可視為有闕過去兒童及童年的寶貴紀錄，經過仔細整理分析，可成追究、重建過去兒童世界的起點。另外還有一些集體性的載記，像過去中國的家譜、族譜中，有時包括整個家族如何處理幼齡成員的問題，寡母、孤兒每個月應得多少米糧、銀錢，一年兩季可有多少布帛為衣，各房智愚不等之子弟須如何求學習藝，各謀生計等等，都可與上述個別性的記述，互為對照、彼此補充。
第三類可稱「實證性」或「技術面」訊息，譬如「醫書」。中國是全世界最早有幼科的地方，舊時的幼科醫生，因需照顧啼哭疾苦中的小孩，雖亦有其文化偏執，但對兒童比較不容易空談理想或虛擬美麗，因為孩子日常實際狀況不但是職業與收入所繫，更是他們天天必須應付的問題。他們記錄中的孩子，有背景（家長職業），說明籍貫、年齡，隨附其臨床資料，罹病前一般飲食居攝，罹病後岀現那些症狀，診斷後所開之方、所予之藥、數天後複診情況及最後壽夭安恙之結果等。有時觀察跟蹤一個孩子相當一段時間，用以教導解釋給習醫的子孫徒弟，以應付類似毛病，判定生死，濟助病童。醫書因而變成了解過去中國兒童生活實況的一種寶貴資訊。尤其過去多半醫者終身在同一地區工作，傳授子姪生徒，數代執業之下，累積數百年的資料，形成一種描述性的的生物統計。某地域的小孩飲食營養如何？健康形態有什麼特徵？是否有季節性、地方性疫病？他們的物質生活在改善還是惡化之中？各階層呈現哪些不同的習性狀況？往往從幼科醫籍，尤其是醫案的彙整之中可以得到重要的解答。醫生紀錄有時不全為了自我標榜，也有教學示範之用，影響科技人員塑造其資料的理由與寫傳記、營造理想國度的文人不盡相同，務實和職業上的因素，使他們不能完全脫離迷信、誤導、困惑，卻也具體而翔實地留下了些有關過去兒童生活、疾苦的珍貴音訊。
熊秉真著：《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
另一類實證和技術性消息是法律檔案。中國的法律檔案後人的挖掘仍然不夠，其中透露有關兒童和童年的訊息更是全未「出土」。包括律令中規定各種對孩子減免的規定。（當英國還在當眾吊死三歲小孩時，中國的法律對九歲以下兒童犯罪得以減刑早有規定，一如對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或殘障的依等第寬赦。）少數實際發生在孩子身上的刑案判例，如淸代留下的刑案資料中有孩童玩耍，竟意外傷人致死的例子。這些資料目前未做系統式整理，經過一番爬梳思考應可看到過去兒童世界的另一面向，尤其是若干下層兒童的身影。經濟史的材料中也有些兒童的側影，如有形或無形的「童工」的問題（兒童在家庭及家庭外參加生產的情況）：人口的資料中「溺嬰」的現象，剛出生的小孩或多餘的女孩，逢饑荒時，常遭溺斃，特殊情況下殺嬰也會涉及年已數歲的女童及男童：政治性材料中也有涉及兒童的，戰爭時十歲以下的小孩不但可以上戰場，更常在政治事件中被屠殺，或遭政治運動波及，命運大變。辛亥烈土如林覺民或秋瑾的男女幼孩，以及莫名被拱上皇位又被扯了下來的幼帝溥儀，他們的遭遇，或者非比尋常，然而襯以民國建立後千萬湧入新式學制受教，突得衛生醫護照養的城鄉幼兒，未嘗不在催促著我們面對兒童與政治的關係，或者政治對幼齡人口劇烈乃至尋常的影響力。
第四類是「藝術性」或「想像性」的材料，如中國傳統文學中的《西遊記》、《目蓮救母》、《哪吒》、《封神榜》等，是一些受小孩歡迎、某種程度上呈現兒童心態與性格的故事。二十四史中，歷代共留下了二百六十四首童謠，或是有意編造，或自然流傳民間，有的跟時政有關（如饑荒時民間流傳「老天爺，老天爺，你耳聾來眼又瞎，你不會作天你塌了吧!」），或對官員的訕笑。宗教材料中也有些與小孩的禍福有關，如「三太子」、「保生大帝」、「月老」、「註生娘娘」等，或有專鬥保護小孩的神祉，或以人生少年階段為影射的呈現（如「金童玉女」、「妙善公主」》。加上故宮看到的繪畫、瓷器、竹雕、景泰藍中，都有些小孩的身影。雖然大家以前不太注意追問這些藝術品上的兒童形象到底是象徵性的兒童或是真實的白描，但是這些貨物上的形象所透露出某些與小孩相關的訊息值得進一步解析。譬如貨郎圖、嬰歲圖、耕織圖中所見小孩玩的玩具、小孩傢俱、小孩所穿的衣服、其髮結裝扮，小孩追逐分享的食物，建築中留耠小孩活動的空間，兒童與兒童間之互動，兒童與成人間之往來等等，許許多多的蛛絲馬跡，不論是直截的影像消息，或是經過曲折方法轉換後的象徵性、典範性呈現，莫不等著更詳細的解讀，更系統的考證，以求得出一些綜合性的認識。
（四）他們訴說著怎樣的故事？
因為種種不同的訊息，來自不同角度，在種種際遇下流存至今，直接間接關係著過去孩子的活動與處境，匯總起來，又可能呈現出什麼樣的一些片斷，可告訴我們一個關於過去孩子怎樣的一個故事呢？細想起來是一個複雜又誘人的挑戰。一方面這種種不同類別、不同性質的有關兒童興童年歴史的素材，保證我們在中國歷史中尋訪孩童蹤跡之想不致落空，而且收穫必定豐盈有趣。但是其實材料的繁複，面貌之多異，內容之曲折，同置案前，不免也激起了許多疑難問題，是以前西方少數涉獵兒童與童年史的作品似乎未嘗遭遇，也沒有提起的。從最簡單的層面上講，這些由訓示而描述，由實證而想像，由精神而物質等種種不同的關於過去兒童的材料，當然呈現了一個多元與多重面貌的中國歷史上的兒童與童年。一方面，我們知道兒童與童年的經驗，是由許多不同的社會勢力和文化因素所共同營造而成（譬如說家庭中的父母，學塾中的師長，和專業的幼科醫師，乃至法庭的官員、說故事的藝人等等），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看來兒童與童年向就有許多面向。不只社會的各個角落，各個族群地域、不同性別、階級的孩子，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際遇。而且，同一群孩子，甚至同一個孩子，從來有著一個以上不同的「小世界」，在他的人生中運行。
如此的了解，自然又牽扯出另外層次的一些考慮。臂如說，這各種不同的素材所代表的不同影響兒童生活的社會因素，它們彼此之間在基本假設和終究價值上是完全一致，相融合嗎？還是在大方向上有重要的歧異與衝突？又如：這各類不同的文化力量在實際的社會運作上關係如何？是各自為政，毫不相涉？還是彼此互動，互補互助？
還有，這些不同的社會因素文化力量，讓人不由地要追問兒童及其童年環境外塑與個人自主的問題，以及受成人左右或有兒童主體的可能。也就是說，過去中國雖一如其他社會，有種種規範、塑造、教導、保護兒童的措施，但是從社會史的角度所亟需釐清的，正是這些形式和制度上的力量，除了宣告型的表示之外，其實際的作用力與局限所在，及在一個所謂成人權勢、大人掌握的秩序之下，孩童還有沒有、或者能有何種自主性空間，以及所謂自我中心，兒童立場下的感想與活動。這些材料所引出的複雜問題，不能不思索材料再予冋覆。書後各章內容中，對這層層疑問，嘗試了一些不同的挖掘和對話。大致而言，訓文、教導型的力量（家訓、幼教）與技術輔助型力量（幼科醫療），乃至敘說措置型因素（傳記書信），藝術想像型力量（文學、繪畫）等多方面的作用，彼此有些是互通相合的。（譬如我們可以說父母和醫者都想保護、養成兒童之身體，雖則關懷方式的出發點可能不同，塾師和家長都想用一套規則訓練孩子，雖則在管教細節上仍常有爭執。但在其他方面又可能有根本的衝突和對壘，臂如宋代以後家長和師長都傾向要孩子求靜而不妄動，但幼科醫者基於身體健康的考慮，不斷鼓勵嬰幼兒多做體力活動，而雕繪兒童影像的藝術作品更是一再用欣慕的眼光呈現出活潑好動，頑皮嬉戲的男孩女孩。在主張上，這些代表不同角色，不同職業，不同影饗力的兒童關涉者可能各司其務，各自表述，但是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中，家庭的育兒教兒場合中，醫書與家訓，各種規矩和大小玩具當然是並列而共存的。各個階層，各種背景偏好的父母師長如何斟酌選擇，衡量取捨，乃至彼此摻匯，交互作用，正是我們下一步該細究的事宜。至於環境外塑，成人主導之下，發育成長中的孩童還有沒有任何自主的餘地，自動自發的角色可言，是另一個關鍵和問題，下文將多再議。整體而冒，外塑力量雖則明顯，絕不能完全剝奪兒童自身之主體性，所謂傳統禮教為一成人為主的社會，只是一個概略性陳詞，當然不能盡陳其內部之複雜，盡除稚齡嬰幼兒各種意願之表達，主動趨向之涉入。對後代的歷史學者而，真正的問題，不是外塑相對於內動，成人中心相對於孩童自主的對立或孰是孰非，而是如何細心、巧妙地挖掘呈現出當時社會情境下嬰童自主性的聲息動作，大小孩子們所曾擁有的自主型情感和意志內涵。更有趣的是，種種問題所涉的實質內情上，傳統中國兒童世界的轉變，與當下大家所熟習的西方式假設的或近代式的情況，常截然不同，而道些「意外」的「發現」，正指點著近代文明的若干偏執與盲點，催促著我們反省對待兒童之道，從而重思整套對生命的認識與假設。
故宮博物院藏
秋庭嬰戲圖頁
過去學者（包括歷史、文學、教育及心理學者）粗略考慮下，覺得可以以成人立場與兒童立場出發來區分這些文獻或圖像資料：或者追問各種不同材料中所呈現的兒童，各自代表真實或虛構的兒童。或者加入認知與記億的問題，主體性與客體性的角度，追間何者代表兒童自我，當時的聲音，何者其實是兒童成長時，他人旁觀載記的攝影。因為每一個成人都會是小孩，卻沒有人永遠是小孩，當這些素材產生時，其作者多半已經童年不再，即便一個人十分關懷、接近、了解兒童世界的景象，像《百子圖》、《嬰戲圖》、《招財進實》作者心目中的小孩，西方繪畫中常出現的天使、小魔鬼等，可能都是描繪著某種成人心目中孩童形象，其與真實兒童和童年的關係，就特別值得一番抽剝繭的功夫。從「理想中」的小孩，是否能多少亦可析出過去兒童實處境與生活經驗的一些投射，或者當時社會集體心態中認為兒童與童年的意義（此態度正是兒童正常生活要面對的一個大環境），古今中外已有的材料不一定能立刻提供一個正確的答案。但這些引人追問不已的問題，其實也反映出現代社會終於希將孩子議題甦活趕來的一些關心和好奇，且正在為兒童及童年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立足所在，駛進一個求知的起點，掀序幕小角的一端。
（五）大家心中有哪些種孩子？
從語言和文化上考慮，明顯知道中國過去所謂的「孩子」其實有許多不同層的意義。中文中常用的「兒童」、「孩子」、「子」、「童」或「幼」，其涵義最少可由三個層面理解：
第一層意義，指的是人生階段的起始，也是狹義年齡、身材均小、從剛出生幾個月到幾歲的「孩子」。這一層意涵最接近近代以後幼教或兒童專家通常所關懷的對象。第二層意義，代表的是一個「社會地位」或角色，不只指年幼的孩子，而是如五偷中「父子」中的「子」。這「子」實際上可以是三十歲，甚至六十歲的成人。但在中文意涵中，相對父母和地位高的人，他永遠是一個兒子，或晚輩「小子」。在中國過去社會中，沒有結婚的人，結婚後還沒有生育的人，以及奴婢僕人甚或異族外邦、言語風俗隔閡的人等社會地位微賤，以致沒有把他當成人對待，永遠像孩子一樣，相對於所有真正的社會成員——人——須如同子女對父母長輩一般。這種「社會意涵」的「子」或「童」，一如父母健在時的子女，永遠是孩子。即使父母不在人世，清明時節，他們仍得以孝子的身分，做孩子做的事。所以這種「子」的身分是不會隨著年齡成長而改變的。
第三層意義，指的是「抽象意涵」的兒童，近乎「童心稚情」的意思。代表如小孩般的「精神特質」，「像孩兒似的」心情性格，某種「純真童稚的」存在狀況，是廣義的孩子。如常謂的赤子之心可能講的是位「鶴髮童顏」，「天真爛漫」的老畫家。這個涵義下的童稚，與普通關懷意義下的兒童或孩子不是沒有關係，因為對社會認定與文化心態而言，這種泛義的童心稚情，是孩子「本質」的一種昇華和抽離。
（六）聚焦於孩子代表如何的心意？
綜而言之，在文明洪流中，有些地方，會經有些人，從某些層面注意過孩子，然而仔細玩味，這種現象的發生代表什麼意義呢？大家習於認為，對仼何事物、現象從無知到認識、從陌生而關懷，應是一件好事。然而這樣的說法，從兒童史與童年史的角度來看，似乎只對了一半。因為一方面人們之注意孩子，一直是趕起伏伏，未見得循序漸進、不斷強化，持一個長期單方向「演進」過程。因而我們很難假設一個時期的人比以前的人多注意到孩子，就代表在整體價值上他們比以前的人為「進步」可取。另外一方面，當一個社會特別關懷孩子的時候，有時反而對孩子可能是一個不利的趨勢。因為眾人的關懷，也常造岀一些刻板僵化的理想模範，而加意把孩子造成某種模樣，這在西方與中國歷史中都有不少例證。當大家都不注意孩子時，整個會中的兒童也許會有些不幸的際遇，如孤兒、棄嬰無人理會等；但在另一方面，這時候也許也就沒人盯著兒童做這做那，如此這般（三點鐘要上才藝班，四點鐘要學鋼琴等）。當小孩被認定為是「小可愛」「小太陽」時，他們所承受的壓力常比其他時候要強。那麼，兒童故事書大量岀現的時代，真的是一個百分之百童年的天堂嗎？當「理想的孩子」被塑造出來時，同時不也有許多喪氣的父母師長，因為發現現自己的學生或小孩不像「一般」或「別人的」小孩那麼「可愛」，反而更加失望。原本沒有人注意小孩之「可愛」時，是不是人們也比較不會覺得或要求小孩應該如何「可愛」，相對地也就減少了父母惱怒、社會施壓的情況？至於一個會如果基本上以所有小孩為「酎債鬼」，結果幼童是傾向「認命」忍受呢？還是反而成人都失去耐心，變得平淡而無所謂地對待孩子？許多問題，一旦深入思考，都不像表面以的那麼容易。
作為社會文化現象的一環，對待兒童的方式也許就像走鋼索一般，總有各種傾斜搖擺，但又需要平衡。投入愈多的關懷，不見得對他們就絕對愈有利，愈容易塑造成理想成果。由前人的經驗與紀錄看來，兒童與童年的世界，就像所有有關「人」的問題一樣，有很多複雜、不確定與多方的面向。這複雜而不易把握的特性，也許可使一個好學深思的時代，一個謙沖而開放的社會，一群關愛而願意善待生命的人群，對其中新生而稚弱的成員，多點學習懷想，少點輕舉妄動。
本文原載《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3-26頁。
責任編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