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去世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不會知道，在8年後的重慶師範學院圖書館裡，他所寫的《西行漫記》會讓一個叫做朱發平的政史系大學生對長徵「著迷」。這種「著迷」不僅是當時的他會擠出有限的生活費去買一本《西行漫記》，而是他以幾乎窮其一生的精力和金錢去研究「長徵」。
2016年10月進京，無疑是朱發平人生的高光時刻。作為一名基層九三學社社員，他受邀參加了九三學社中央舉辦的紀念紅軍長徵勝利80周年座談會。在會上，他講述了自己歷時30餘年，自費30餘萬元編纂《中國工農紅軍長徵大辭典》書稿的心路歷程。
「斯諾當時在序言裡寫道：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一部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徵的全部史詩。我當時就想去做一個這樣的人，但30多年斷斷續續地堅持下來，我發現這條路太難了。」今年58歲的朱發平說，這輩子他為了完成自己的「長徵」路可以說是傾其所有，如今自己已是肝硬化中晚期，家中尚有年幼的兒子和沒有工作的妻子。
朱發平向記者講述自己的故事
為何會去關注「長徵」？
從小聽紅軍故事長大，大學畢業後想寫一部關於長徵的書
執著，在字典裡有三個釋義：一指固執或拘泥；二指堅持不懈；三指佛教用語，指對某一事物堅持不放，不能超脫。如今回頭看自己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徵大辭典》手稿，朱發平可以用執著來形容自己，從最初的堅持不懈，到後來堅持不放。
朱發平的家鄉在瀘州市納溪區來鳳街村，這是當年中央紅軍長徵途中所建川南遊擊縱隊的活動地。兒時的朱發平常常聽生產隊隊長講當年紅軍的故事，紅軍是什麼？什麼是長徵？他們為什麼要長徵？這些疑問伴隨著朱發平長大，讓年幼的他對長徵充滿了一種特殊的情結。
1979年，朱發平考上重慶師範學院政史系。在大學的圖書館裡，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書中關於紅軍長徵的故事吸引了朱發平。
「圖書館的那本書快被我翻爛了，我就想自己買一本，可那時家裡窮，我吃了好長時間辣椒麵加鹽拌飯，才省下了生活費買了一本《西行漫記》。」朱發平回憶，在看了不知道多少遍《西行漫記》後，裡面關於長徵的內容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他了，他開始有目的地看各種書，尋找有關長徵的每一點蛛絲馬跡。
1982年大學畢業後，朱發平萌發了寫一部章節體的長徵史。但在四處看書的過程中，朱發平發現，從20世紀80年代後，關於長徵的內容有不少，但沒有一本關於長徵的辭典，這對研究長徵查閱史料極為不便。
幾年的功夫下來，朱發平放棄了寫一部章節體長徵史的想法，堅定了要寫一部關於長徵的辭典，而這個轉變徹底改變了朱發平此後的人生。
堅持這條「長徵」路有多難？
母子發生矛盾、家庭破裂，如今身患絕症
朱發平出生在普通的農戶家庭，父母沒有文化，作為家中第一個考出去的大學生，他曾經是父母的驕傲。因為家庭經濟比較困難，朱發平的身體一直比較乾瘦，甚至在上大學時被推薦去參與電影中饑民逃難場景的拍攝。
朱發平編著的《紅軍長徵在四川辭典》
大學畢業後，朱發平被分配到納溪江寧中學擔任政治和歷史教師，這對朱發平的父母來說，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但由於朱發平仍在研究長徵，每月的工資除了給父母弟妹外，還要用於買書、郵寄、製作摘要卡片及查閱資料的路費等。
「周末或者放假，我就要坐車去成都或重慶，到書店、圖書館去查資料。車費住宿要花錢，查資料抄資料也要花錢。」朱發平說，隨著自己的小家庭組建後，花錢的地方就更多了。
朱發平回憶，1987年5月大兒子出生後，他和母親因為錢發生了一次很大的衝突。「當時母親又來討要生活費，而我愛人還在坐月子，我真的沒有錢給她。她拉著我找到校長『裁決』，引來全校師生圍觀，我真的是流著淚，轉身過來又給學生上課。」
如果只是寫一部書，幾年的付出之後，一旦書出版，也能給家裡的經濟帶來改善。可朱發平放棄了寫一部書的想法，而是要寫一部關於長徵的辭典，這就讓付出一時半會兒看不到結果，更無法談經濟上的收穫。
1988年，朱發平調至瀘州市教育科學研究所，在完成教育科研的同時，他全面開展辭書研究。可日復一日的埋首熬夜，不僅沒時間陪妻子孩子，更是把大量的金錢投入到研究中，這一切引發了妻子的不滿……他的家庭在2002年走向破裂。
因為長期的超負荷工作，朱發平頸椎增生、腰椎外凸、四肢肌肉萎縮，2016年進京參加研討會回到瀘州後，被確診為肝硬化中期。今年來，朱發平已經4次入院治療，肝硬化已發展為中晚期，不久前他又摔斷了左胳膊。
為何非要一個人去堅持？
也想尋求合作，但因為短時間出不了效益無人響應
「中途很多次想放棄，甚至很多次中斷，最長的時候中斷了幾年。」朱發平說，編辭典不像寫紀實、論文或調查報告，不是三五月就能出成果見成效的。詞條需要一條條考辨去偽，體系需要不斷地修改完善。
朱發平出版的部分書籍
慢慢的，有人說朱發平「腦殼進水了」，朱發平也經常問自己，這樣堅持還有意義嗎？在痛苦矛盾的動搖中，朱發平也寫過其他書，比如《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今天》《中國國情小百科》《新型百科辭典》等，這些工具書涉及諸多學科的知識。這些書在朱發平看來，就是為了練筆，同時也能增加一些收入。
但朱發平終究放不下對紅軍長徵辭典的情結。「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想起那句『苦不苦，想想長徵二萬五』。我再苦再累，都沒有當年紅軍長徵辛苦。」朱發平說，就是這樣一次次的再次投入到編寫長徵辭典的繁重研究中。
在感覺自己一人有可能無法堅持下去的時候，朱發平也曾有意邀一些朋友加入。受邀的朋友希望能在短期之內見到效益，但朱發平無法許諾，他的初衷是希望能將辭典全部編纂完成後再付諸出版，但到底什麼時候能編完，連他自己都說不清楚，自然也沒有人願意加入進來。
就是在這樣沒有經費來源、完全憑藉一己之力的情況下，朱發平終於在2012年完成了1萬餘條、600餘萬字的初稿，後又經過五次大改、刪減，無數次小改，在2015年完成了首稿，書稿分為長徵人物卷、長徵事件、社會、行政區劃、文化五大類，190餘小類，詞條1萬餘條。
病中的朱發平在11月12日通過水滴籌為自己下一步的醫療費用募捐，如今他每天做得最多的就是到水滴籌平臺看看捐款人的留言。他說，看著這些留言，讓他覺得還有人記得他，還有人認可這些年他的努力。
川江都市報記者 彭方均 攝影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