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蔓延，對各國的經濟和社會衝擊巨大。為探討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新興經濟體的應對政策和新冠肺炎得到有效控制後世界經濟和社會的走向與格局等問題，由上海市世界經濟學會和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主辦，上海市世界經濟學會新興經濟體專業委員會組織系列研討會，邀請專家和學者發表真知灼見。現摘編與會專家相關發言，以饗讀者。
南京大學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張二震教授：
這次疫情導致的危機與大蕭條不一樣。第一，這次疫情不是經濟周期問題，是全球公共衛生事件，對經濟是短期衝擊。儘管疫情短期內會對全球生產和需求造成全面衝擊，有引發世界性經濟衰退的風險，但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取得了抗疫的階段性勝利，目前正在有序復工復產，給世界增添了信心。第三，疫情發生前，包括美國經濟在內的世界經濟運行正常，疫情過後，各國經濟沒有理由不出現明顯反彈。
疫情對國際產業鏈的影響不可忽視，可能導致各國政府和企業可能採取包括向安全度高的市場轉移、加強國內重要節點布局等措施保障本國經濟運行供給側的安全。但即使如此，經濟全球化仍是大趨勢。以生產要素流動為主要特徵的經濟全球化有可能暫時受阻，但不可能逆轉。此外，疫情也催生了新的經濟全球化需求，比如，醫療衛生相關產業，網絡、大數據等信息通信產業。
應對疫情衝擊的同時，中國應該繼續推進全方位對外開放，以更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參照江蘇應對疫情的做法，一是穩定外資外貿基本盤，做到「保障外貿產業鏈、供應鏈暢通運轉，穩定國際市場份額」。二是強化外資外貿聯動發展，將招商引資作為穩外貿的抓手。三是嚴格執行《外商投資法》，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盛斌教授：
全球價值鏈促進了各經濟體之間的關聯與互通，提高了世界範圍內的資源配置與效率優化，但同時也加大了通過大量中間品貿易（包括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資本品和服務外包等）而引發的全球系統性風險。當前全球價值鏈體系正在經歷新冠肺炎衝擊的嚴峻考驗。
與之前所遭受的全球金融危機和局部性的自然災害衝擊不同，新冠肺炎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直接衝擊實體經濟、阻斷人的流動、造成所有國家上下遊產業之間的多元交互影響以及引發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
新冠肺炎對全球價值鏈的衝擊主要通過三個途徑。一是「關聯效應」，即一國發生嚴重疫情將影響向其他國家出口中間品（前向關聯），以及從其他國家進口中間品（後向關聯）。一旦全球價值鏈斷裂，每個國家都要承受供給衝擊或需求衝擊。二是「牛鞭效應」。由於處在價值鏈上遊的供應商往往維持比其下遊廠商更高的庫存水平，因此疫情所導致的下遊需求萎縮將通過乘數效應放大到上遊供給，從而導致更嚴重的混亂與波動。三是「二元邊際」效應，即新冠肺炎衝擊將主要影響貿易的規模與數量（集約邊際），而對貿易的種類與市場（廣延邊際）影響相對較小。
新冠肺炎對全球價值鏈的衝擊程度取決於疫情的發展情況、市場的反應、各國救助刺激政策與國際合作。從全球價值鏈的產業與國別特徵來看，新冠肺炎衝擊在不同行業和國家不盡相同。複雜 GVC（全球價值鏈） 生產比簡單 GVC 生產受衝擊更為嚴重，因為前者涉及中間品貿易在全球的多次跨境，因此，電子通訊、交通運輸設備、精密儀器等技術複雜產品的製造行業受到的衝擊最嚴重。此外，新冠肺炎的衝擊，對製造型行業與國家以後向關聯為主，對資源型行業和國家以前向關聯為主，對創新型行業和國家來說兩種兼而有之。從全球價值鏈的地理分布來看，短期內區域價值鏈的中心國家受到衝擊最大，如亞洲的中國、歐洲的德國和北美洲的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中間品進出口貿易國，中國逐步復工生產對穩定全球價值鏈具有重要的積極向好意義。
從中長期看，此次新冠肺炎衝擊可能會重現或加劇價值鏈「國內化」的趨勢。數字經濟將通過數位化服務貿易與智能製造得到進一步發展，這同時也可以部分抵消製造業價值鏈「去全球化」帶來的影響。此外，加強高效和安全的全球供應鏈管理將成為在國際、國家和企業層面上的一個重要問題。
湖南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張亞斌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對貿易的衝擊，類似於新冠病毒對人體的衝擊。如果人體沒有大的基礎性疾病，病毒的影響就小，反之則很大。反觀當今世界經濟與貿易，是存在不少基礎性「疾病」的，如產能過剩、動能不足、結構固化等，對於外來衝擊的「免疫力」就比較差，再加上主要經濟體在疫情應對政策方面尚未表現出積極協同的趨向。因此，我的預期並不太樂觀。
新冠肺炎疫情不僅會在短期導致國際貿易總量下挫，甚至會在中長期導致國際貿易格局嬗變。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最大的是全球價值鏈。一方面，疫情倒逼各主要經濟體加快實現價值鏈的本土化；另一方面，有些國家也想借疫情衝擊之機推動產業鏈回歸。這都有可能導致舊的全球價值鏈瓦解及新的全球價值鏈重構，國際貿易格局因而可能發生重大改變。如果疫情持續加重，各主要經濟體面臨經濟增長與社會就業的壓力，會更加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更壞的結果是，民粹主義、種族歧視、意識形態與文化對立，導致各主要國家的應對政策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馳。
基於以上分析，我國在近期的貿易政策選擇上，應進一步強化與友好國家在防控疫情方面的合作，並與外貿發展結合起來，針對重點產品、重點地區擴大出口；大力發展跨境電商，通過網上交易會、博覽會、洽談會等形式拓展貿易業務；對外向型企業進行有效扶持與救濟，幫助這些企業渡過難關。長期來看，我國應更積極地尋求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聯動，加速推進區域性全球價值鏈的重構。我國具有產業體系齊全、市場體量巨大、基礎設施健全和物流體系發達等優勢，本身也是全球價值鏈的中心之一，這有利於我國構建區域性全球價值鏈。我們之所以需要國際貿易，是因為國際貿易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提升規模經濟，產生競爭效應；可以深化專業分工，產生技術外溢，促進技術進步；可以增加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與社會就業。在過去的40多年，我國確實從經濟全球化中獲益頗多，但這種獲益主要是遵從上述路徑由我國改革開放內生出來的，而不是從其他國家欺騙或搶奪而來的。因此，我國既要堅定維護並推進經濟全球化，也要在貿易保護主義面前保持應有的自信與定力；既要努力做到穩外貿，也不必不惜代價、得不償失地盲目擴大出口。
復旦大學文科處副處長、經濟學院羅長遠教授：
全球資本流動環境面臨四個衝擊。第一，資本來源地和目的地都是現在疫情的震中，市場不確定性陡增。新冠疫情產生的市場不確定性和政策不確定性都是前所未有。第二，短期資本和長期資本均受到衝擊。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受到衝擊的主要是短期資本，但此次疫情首先影響的是實體經濟，短期資本和長期資本（即直接投資）都受到較大衝擊。第三，發達國家的雙向保護主義。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同時限制資本輸出與輸入，尤其針對中國資本流入的限制以及針對商品流動的貿易保護。第四，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接近極限。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準備對「微笑曲線」全產業鏈「通吃」、中國已經是中間品來源高地及越南、印度等國吸引外資能力尚無法與中國媲美。
在我看來，資本流動前景具有三個趨勢。第一，預計全球投資將步入低谷。針對資本流入，我國需調整依賴外資的發展思路，從聚焦外資轉移到聚焦國內資本上來；針對資本流出，疫情對我國經濟造成較大衝擊，不宜在此時進行大規模資本輸出。第二，美歐自顧不暇。根據當前疫情對美國的衝擊影響以及美國政府的立場，預計中美之間雙向投資不容樂觀。同時，歐盟對來自我國的資本限制逐漸增多，但對於擴大對我國投資仍抱有期待。第三，東亞地區機會猶存。與歐美相比，當前我國最穩定的外資來源地和對外投資目的地仍然是東亞。
因此，疫情衝擊下的中國方案建議借鑑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USMCA），加快推進中日韓自貿協定，並學習西歐「空客」模式，促進東亞合作產業發展。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孫楚仁教授：
疫情爆發不是惡化而是改善了中美雙邊政治關係和經貿關係，疫情爆發降低了中美衝突，促進了雙邊合作，特別是促進了雙邊經貿合作。這是因為：第一，在兩國經濟和人民安全受到威脅的特殊時期，中美都需要對方的支持；第二，在醫學和生物學領域中美之間需要進行合作研究，例如基因組測序、流行病研究的數據交換和診斷、公共衛生措施領域合作以及生物醫學研究領域中的基礎研究和轉化合作研究等；第三，疫情全球傳播帶來的抗疫困難，欠發達國家對援助需求增加，在多邊交流和貿易受阻、全球價值鏈受到威脅之際，中美兩國精誠合作非常有戰略意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疫情複合危機進一步複雜化、長期化。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田素華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經濟影響至少有四個方面。第一，需求端受到結構性衝擊。第二，企業大面積停工停產。第三，勞動失業迅速增加。第四，資本市場劇烈震蕩。對此，美國採取了相應政策，但這些措施面臨諸多困難。第一，推出三輪經濟刺激，但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率加劇了美債危機風險，且與美國自由市場的經濟風格相悖。第二，重啟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但實施過於匆忙，約束貨幣寬鬆的客觀條件使其成效有限。
就此來看，美國經濟嚴重依賴國際市場，會有選擇地擴大進口，對貿易夥伴國實施差別化貿易政策；對必需品降低進口關稅，對可替代品提高進口關稅，以彌補財政赤字和保護本國企業。美國比其他國家更需要全球經濟，頻繁「退群」只是以守為攻策略，美國不會輕易放棄由其自身主導的全球治理模式。第一，美國財政政策面臨債務危機壓力，貨幣政策作用空間有限，美國會倚重對外貿易政策並繼續主導全球治理。第二，單純的貿易、投資、金融全球化必須有經濟治理全球化和經濟以外領域的政治、文化、公共衛生防控全球化等作為保障。加強現有國際組織改革，提倡國家間群防群控，各國共同擔負全球事務責任，才有可能儘快恢復世界經濟常態。短期內新冠肺炎疫情會使商品供應短缺、勞動失業增加、工廠大量關閉，長期則會成為人類社會重構全球化的新動力。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丁一兵教授：
首先，疫情作為外生衝擊在短期內對全球經濟，尤其是貿易的發展造成了相當程度的負面影響。儘管許多機構預計2021年全球經貿增長會出現明顯反彈，但反彈時間和程度仍要取決於疫情發展情況。具體就全球價值鏈體系而言，第一，雖然暫時性的衝擊已經形成，但相對中長期時間內全球價值鏈在結構性特徵不變的情況下明顯收縮的可能性很小；第二，雖然價值鏈分工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區域化、集團化特徵，但全球價值鏈分割為幾個獨立性較強的體系也並不容易；第三，全球價值鏈的空間結構和內容結構仍會繼續變化，會出現某種程度的價值鏈轉移和重構，但是否造成明顯的長期結構性變化仍有待觀察。從受影響程度看，國際化程度越高、生產鏈條越長、價值鏈空間分布越分散，受負面衝擊的影響會越大。這也意味著未來企業在價值鏈安排上將綜合考慮降低成本和控制風險的不同需求。
就國家層面而言，美、中、德作為價值鏈網絡的樞紐國家，受疫情衝擊相對更大。中國作為價值鏈中主要提供中間產品、中下遊產品的國家，由於受到下遊需求和上遊供給兩方面影響，相比主要提供最終需求與主要提供上遊產品的國家，在此次疫情衝擊中其供給變化的對外影響與受到的外部影響都更加明顯。同時，由於中國在大國中增長表現更加突出，對外依存度也相對更高，更需要弱化外生負面衝擊的影響。從產業層面看，中國GVC參與度較高的產業主要是電子、化工、機械和一些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中多數生產鏈條長、國際化和分散化程度高。考慮到中國作為東亞價值鏈網絡樞紐的地位，以及維持就業、收入分配和外資相對穩定的需求，中國目前有充分的理由大力維護多邊經貿體系與多邊合作平臺、維護自由貿易與全球價值鏈的穩定運轉。
要判斷疫情的中長期影響及全球價值鏈的長期發展趨勢，首先要明確在疫情之前全球價值鏈是否已經出現長期結構性變化。在對現階段全球分工模式與價值鏈中長期變化做出準確的事實判斷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對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貿易利得、就業和收入分配的未來趨勢進行正確的事實判斷乃至價值判斷。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餘振教授：
我們從存量、增量、變量的「三量分析框架」分析當今的世界格局。存量即經濟全球化，目前「逆全球化」回潮，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大國博弈加劇，給經濟全球化帶來困境；增量即技術進步，它促成了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和國際分工體系的構建，是世界經濟格局演變的基本動力。未來隨著大數據、物聯網等前沿技術的普及和商業化，技術的重要性將達到空前高度；變量是本次疫情，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預計2020年全球GDP增長將萎縮3%。總之，世界經濟格局顯現多極化與不確定性態勢，經濟總量南升北降，新興國家貨幣崛起，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成果顯著，疫情之下需求、供給、債務和政治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強。
價值鏈上的催化效應和全球化的混合效應弱化了「貿易壓艙石」的作用繼而帶來對貿易的長期衝擊，甚至引申到對經貿規則的主導權之爭，中美關係依然遠慮和近憂並存。對此，中國應採取堅持開放，參與治理，自我調整的應對策略。中國是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堅定維護者，堅持協商一致原則，尊重成員各自的發展模式；中國也是全球貿易公共品的積極提供者，在電子商務、投資便利化、中小微企業以及數字主權等問題上積極貢獻中國方案；中國也十分重視區域經濟合作，未來將依託「一帶一路」，加快推動RCEP和中日韓自貿區建設。中美貿易之戰具有長期性，未來中美摩擦會向更多領域蔓延，應做好充足準備，並應該就戰略性問題加強溝通，增進相互了解，推動中美經貿合作和兩國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上海大學雪梨工商學院院長呂康娟教授：
此次疫情多不同行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對服務業來說，從時間上對比，現在我國服務業產值佔GDP比重超過50%，大於2003年的40%，所以疫情對服務業造成的影響大於2003年的SARS；從空間上對比，美國服務業產值佔GDP比重約80%，所以疫情對美國服務業的影響也遠大於對中國服務業；從服務業內部結構對比，我國服務業中生產生活性服務比較多，而美國的娛樂產業佔服務業比重較大，美國的服務業分支在中國人的消費領域中佔比非常小。這說明不同經濟體服務業內部結構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對服務業的影響也不盡相同。
對製造業來說，從國內視角來看，我國製造業產值佔GDP約30%，疫情使中小微企業、國有企業都損失慘重，雖然國家給予了企業一些稅費減免，但作用有限，並且未來的損失是未知的，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絕大部分製造業受到了致命打擊，在疫情期間能夠成功轉型的企業是極少數的。從全球視角來看，疫情期間全球價值鏈的斷裂以及美國製造業回流都釋放出逆全球化信號，未來系統性影響未知。
對金融行業來說，疫情對開放型金融體系衝擊強烈，向世界傳導的風險非常大。我國應警惕美國無限量化寬鬆政策給金融市場帶來短期資本流動性衝擊，和因流動性泛濫導致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高漲導致的滯脹。
儘管本次疫情對經濟的衝擊非常大，但我國經濟的長期向好趨勢不會變，希望我國能有效拉動內需，利用好我國市場實現穩定的經濟復甦。此外，本次疫情從側面反映出數位化和智慧化的公共管理會是很大的增長點。因此，我們應當順應信息化的時代浪潮，盡最大可能實現信息化發展，企業之間實現共贏。
上海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鎮璐教授：
新冠疫情對商科專業的影響，大體可分為以下幾個學科：
對於工商管理，需要思考如何構建韌性企業以應對外部事件的衝擊，迅速適應商業模式和行業結構的改變，並從變革中抓住機遇，部署企業的未來變革。不僅要學習傳統企業管理理論，也要關注企業在極端環境下的生死存亡。企業可以把國家的需求與企業的自身發展相結合尋求生存，或實現企業的改革和創新，利用好人工智慧、大數據等等新技術。
對於工程管理，未來可與新技術結合推動工程管理行業向更加高效、透明、負責的範式轉變，並改變工程管理的運作模式。
對於人力資源管理，要根據不同的企業類型思考人力資源管理的變革。對於勞動密集型企業引入機器人；對高科技行業採用彈性工作制；對需要消費者聚集的行業可搭建網絡平臺開展業務。另外，還要顧及對員工的心理輔導和特殊時期企業的金融管理問題。
對於物流管理，提出了更多應用場景的要求，無人化、少人化的物流場景將會有較大的發展。未來透明可控的數位化物流信息平臺將會成為企業建設物流管理機制的必備內容。另外，物流設施的共用性、通用性會成為焦點，對多種業務的兼容性和對緊急業務的包容性是物流行業未來的發展點。
對於信息管理，其是受疫情影響利好因素比較多的行業。未來，社會的基礎功能將全面實現線上化，國民信息化技術將得到提升；無人化商業模式會迎來發展良機；流通行業也會實現數位化升級，許多社會職能的實現也將應用數位化。
對於管理科學，應該思考如何從系統工程的角度應對公共衛生危機背景下的復工復產和統籌管理，結合新技術做出可執行並可複製、可推廣、可評估的復工復產平臺。
上海大學MBA中心主任孟添博士：
從經濟層面來講，面對本次突發的全球疫情與經濟危機，歐美與中國政府出臺的應對政策力度較大。總體上感覺，目前的貨幣政策，有的放失，較有成效。雖然國內疫情己取得階段性勝利，但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仍可能會面對較大負面影響，產業面臨的風險還未顯現開來，目前無法預測，要做好充分準備與儘可能的調查。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眼下只有拉動內需是促進經濟復甦的最好辦法。以消費券為例，這種財政補貼政策目前學界對它的作用評價褒貶不一。與1-2月全國消費受損量看，這次將消費券與金融科技相結合，即利用第三方支付平臺發放優惠券，不僅提高了實施效率，還可以提高發放過程的透明性、公平性與針對性，並可以更好地評估發放消費券帶來的經濟拉動效應，量化評估政策影響。但消費券僅是刺激消費的啟動鍵，起到初始帶動作用，並不能在長期帶動消費，只是短期強刺激。長期還是需要政府在供給端降費減稅，補貼企業，控制失業率，從而穩定消費。
從管理層面來看，從企業的本質出發，在本次疫情中企業「創造與滿足顧客需求」的基本商業邏輯並沒有改。總體上，中小企業受到很大衝擊，但也能看到一些亮點與創新。如受疫情影響巨大的餐飲業，一些火鍋店跟隨顧客需求的變化開拓了火鍋外賣業務的新市場，成功轉型；疫情對教育行業也有顛覆性影響，幾乎改變了全國大多數老師的教學方式與對在線教學的認知，這種方式可能在疫情過後會繼續延續。
黑天鵝的到來似乎幫助我們認清行業中一直未去正視的灰犀牛，讓我們學會正視改變，敢於捨棄既得利益，以開放的心態去適應改變，擁抱變化，尋找機會，不斷創新。
（供稿人：上海大學經濟學院何樹全、張婉婷、王睛晴）
[ 責編：鄭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