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撲1月16日訊 隨著昨晚國奧在U23亞洲杯小組賽最後一輪中負於伊朗，小組三連敗出局，無緣東京奧運會。今日《足球報》撰文對中國足球進行了三重解析，分別是亂政之禍、青訓之苦以及制度之困。
30年困境 始於15到20年前的亂政
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聯賽改革，2001年，國家隊晉級世界盃，但變數其實在國足殺入世界盃的同時誕生——這一年，爆發了甲B五鼠事件。實際上，圍繞「豪賭世界盃」，2001年初，中國足協宣布取消升降級，當時的調查顯示，2000年甲A場均1.99萬人，但2001年甲A場均已經下滑到1.83萬人。
2004年，甲A變為中超，但中超也取消了升降級，這一次原因是「奧運戰略」。數據顯示，2004年中超場均上座1.10萬人，2005年1.03萬人，可以說，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頂級聯賽的場均上座率被「腰斬」——這是崩盤式的下滑。
圍繞「奧運戰略」，中國足協在2002年推出了「U21政策」，隨後圍繞2008奧運戰略，中國足協也開始漠視國家隊建設，結果連續多屆亞洲區預選賽，國家隊連小組賽都沒有出線。
此外，影響深遠的「七君子事件」（北京國安、大連實德、深圳健力寶、上海中遠、四川冠城、青島頤中和遼寧隊）也對中國足球的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時俱樂部提出了政企分開、管辦分離的訴求，最終被足協強力壓制。
問題的關鍵有兩點：其一，7家俱樂部中的5家也不是什麼「好鳥」——實德系和健力寶係為害之烈不亞於足協的亂政。如今，這7家俱樂部只有隻剩下一個半在中超——北京和大連（大連只能算半個）；其二，這7家俱樂部提出的方向並無問題，即便不支持這7家，中國足協完全可以在這個方向上進行積極的探索，但直到今日，職業聯盟還沒有成立。
給中國足球最後一擊的是國企退出潮：2004年年初，《足球》曾經對此進行了報導，結果被取消採訪資格，但事實證明，在民企並不給力（比如實德系、健力寶系）的情況下，國企的大面積退出給了中國足球重重一擊。隨後的事實證明，在中國青訓最黑暗的時候，始終系統堅持青訓的恰恰是山東魯能，目前山東魯能在中超本土球員的比例超過10%，此外，徐根寶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球員，但背後的支持者上海東亞同樣是一個國企，當時民企中始終堅持青訓的只有綠城。
如今，仍舊有聲音抨擊國企投資足球，包括有關方面也不斷「督促」魯能退出足球，難道悲劇還要再一次重演嗎？國企投資足球有利有弊，但至少可以保證中國足球資本構成的多元化，保證中國足球的抗風險能力，畢竟國企的社會責任擔當在目前來看還是私企無法比擬的。
今日亂政 還要重複昨天的故事
21世紀已經走到了第20個年頭，但今日中國足球的決策機制就理順了嗎？並沒有。
2019年12月31日，中國足協公布了2020賽季的一系列政策，當時記者給中國足協點了一個大大的贊，原因很簡單：提出並列入預案，以及提出但沒有列入預案的「想法」很多，其中不少可謂是「惡政」，但讓人欣慰的是，中國足協最終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是比較符合俱樂部預期的，也是比較符合球迷及媒體預期的。
「其中之艱難，不足為外人道」。中國足協的一位人士在政策落地之後對記者感慨。
就今年新推出的政策而言，我們需要給足協的這一屆領導班子點個讚，但是，就整個中國足球的決策機制而言，我們看到的仍舊是亂象。
兩個非常簡單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外援名額，2017年，時任中國足協的決策層決定中超減少外援，從此前的註冊4+1、上場3+1，更改為注4上3，但僅僅3年之後，現在中國足協又恢復了外援註冊和上場的限制，變成註冊6報名5上場4，三年就繞了一個圈。
當時減少外援，說的是給中國本土球員更多的機會，尤其是讓前鋒有機會得到鍛鍊，以利提升國家隊水平。聽起來很有道理，現在增加外援，最初的動議其實也是圍繞國字號，是希望通過提升聯賽質量，讓本土球員「國內留洋」，進而提升實力，當然後來則是為了世俱杯以及和亞足聯政策接軌。
第二個例子：2018年，中國足協決定進行機構改革，由原來的10多個部門變更為30個，理由很充分：扁平化管理、功能細分，解決足協人員嚴重匱乏的難題。看起來，也是有道理。
現在最新的方案是，中國足協要再次進行機構改革，由原來的30個再次縮減為十幾個，理由同樣很充分：原來足協機構之間互相推諉，效率低下，現在需要提升效率。同樣，也很有道理。
還有另外兩件被遺忘的事情：
其一，中國足協今年沒有舉行「中國足協技術發展大會」。這個會議的前身是「中國足協教練員大會」，最早在2011年舉辦，2016年12月和2017年12月再次舉辦，2018年11月更名為「中國足協技術發展大會」，當時與會人員高達500人，這是一個進行研討和統一理念的會議，但到目前為止，這個會議沒有跡象要召開。
隨著李鐵出任國家隊主教練，足協再次提出「大國家隊」建設——連「中國足協技術發展大會」都不開了，還談什麼「大國家隊」建設？
其二，中國足協今年沒有舉辦「青訓工作會議」。這讓很多從事青訓的人士很納悶：怎麼就不辦了呢？而在一年多前，2018年12月，足協在武漢召開了「青少年足球競賽工作會議」，2019年1月，在深圳召開了「中國足協青訓工作會議」。
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這其實也是中國足球亂政的幾個典型特點：
亂政之一：缺乏方向感。足協每次換屆都不是為了更好的發展，而是「尋求另一條出路」，所以，自然是換一屆主管領導，就換一個思路，而且，足協主管領導還會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比如一會兒「世界盃戰略」，一會兒「奧運戰略」，他們無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走，所以這麼多年來思路變來變去，中國足球也便像無頭蒼蠅一樣。
亂政之二：多頭領導。比如剛才所說的，新一屆足協領導班子在聯賽政策上做得很不錯，為什麼卻忘了「教練員大會」和「青訓工作會議」呢？原因是，新一屆足協領導班子一度沒有獨立的決策權，主管領導或者相關人士總會發出各種各樣甚至相互矛盾的指令，中國足協決策層的內部協調機制都是混亂的，中國足球的決策機制又如何理順？什麼這會議那會議，真顧不上了，能解決聯賽政策這個燃眉之急，已經不容易了。
至於政策之混亂，只是多頭領導帶來的副產品而已。
亂政之三：迷失的技術官僚。這個提法有些奇怪，中性的角度就是擁有專業背景的官員，足球領域就是擁有足球背景或者長期足球從業經歷的中層官員（高層基本輪不到他們），他們好或者不好，取決於高層管理者，如果高層管理者充分放權但又合理監督，他們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如果高層管理者自己都搞不明白，他們自然就隨波逐流了。
良好的機構是，技術官僚責權利明細，是在長期目標和有效機制下工作的，如此，即便高層領導變動，整個機構的決策和運作都會很順暢。但現在，所謂的「中國足協技術官僚們」都在為自己的位置憂心呢——這是決定養家餬口或者能否過上更好日子的大事情，中國足球的成與敗，且放一邊去。他們不作為，這足球的事情就真的很難搞了。
其實，具體到中國足協管理層的每一個人，他們可能都是全心全意想搞好足球的，但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一直在作祟，朝令夕改的毛病從來沒改變（因為亂政，有些也不得不改），加上內部機制的混亂，每個人都在其中身不由己，隨波浮沉，再加上很多人根本不懂足球，不亂政才怪了呢。
必須要說的是，俱樂部也別裝清高，他們同樣是中國足球亂政的推動者：被足協否決的一些神奇的提案和預案，比如什麼合同到期頂薪強制續約，以及現在就廢除原有合同重新籤訂新合同等，其始作俑者都是俱樂部，有大俱樂部，有小俱樂部，有新俱樂部，有老俱樂部。這和當年卑劣的「實德系」、「健力寶系」一樣，都是為了一己之私。
(編輯：姚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