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津安二郎執導的影片《麥秋》中，淡島千景飾演的田村綾子，從東京都內來北鎌倉的閨蜜紀子（原節子飾）家中做客，望著窗外的景色自言自語道：「多好呀，鎌倉。我也想住在這樣的地方……」《麥秋》是1951年的電影，外景地就在小津家的所在地北鎌倉。小津通過綾子這樣一位中產人家待字閨中的千金之口，說出了戰後初期，城裡（東京）人對鎌倉的嚮往。
日本有兩個城市被稱為「小京都」：一是日本海沿岸的金澤，另一個就是關東的鎌倉。這無非是說這倆城市寺廟眾多，有種古風。特別是鎌倉，不僅神社佛閣林立，甚至有些地名與京都完全一樣，如哲學小路等。不過，對「小京都」的說法，倆城市似乎都不以為然——京都算老幾？言外之意，我們比京都還京都！
客觀地說，若就城市的文藝範兒而言，鎌倉確實不讓京都。不說別的，單看以鎌倉為背景的電影，就足以排上一長串。除了家在鎌倉的小津，屢屢把北鎌倉的圓覺寺、湘南海岸、橫須賀線電車和鎌倉大佛搬上銀幕，構成了所謂「小津調」的重要元素外，其他如成瀨巳喜男執導的名作《山音》，以川端康成的同名長篇小說為藍本，主人公信吾一家所棲居的能聽到「山音」的家，也是川端曾住過的、位於甘繩神明社旁邊的舊邸。同在今年北京國際電影節放映的，由是枝裕和執導、綾瀨遙主演的《海街日記》，堪稱是一部鎌倉「觀光案內」的劇情片，極樂寺、本覺寺、鎌倉大佛、七裡浜、江之電、佐助稻荷神社……如夢的場景輪番切換，演繹了一個糾結、心碎而又治癒的故事。
鎌倉大美而宜居，在東瀛是公認的。我曾看過一個NHK的電視片，記者隨機採訪一位鶴髮童顏的老者，九十多歲了，看上去頂多像七十出頭的樣子，手提購物袋，正健步如飛地往家趕。記者問他保健的秘訣是什麼，老人笑曰：「活在鎌倉唄——俺在這兒住了八十多年了。」2005年以後，日本人口跌入負增長，「高齡少子化」社會迅速擴大，可鎌倉的人口卻未減反增，且外來青壯年遷入者多於老年人的自然減少，人口結構維持著良性循環。如此業績，簡直羨煞那些苦苦掙扎於人口銳減、勞動力不足怪圈中的自治體。
東、北、西三面環山，南面濱海。自古作為戰略要衝，易守難攻。沿著相模灣曲折的海岸線，分布著江之島、逗子、葉山等名勝地，遊人如織，鎌倉人喜歡把自己的城市稱為「歷史都市」、「文化都市」或「觀光都市」。文化，首先是源於歷史：鎌倉是日本最早的武士政權——鎌倉幕府（1192~1333）的所在地，有種遠在「江戶之上」的歷史優越感和滄桑感，在《萬葉集》、《平家物語》、《吾妻鏡》等歷史文獻中都有記載，有形文化多到數不勝數。有歷史底蘊的城市更有文化，而文化多了，會蔓延、四溢，彌散到各種空間，再與時間（歷史）相交錯。走在鎌倉的街頭，真是連一塊普通的店幌都要看個仔細，一不小心，就可能遭遇文學史、文化史——所謂「好有文化，好文藝」，說的大約就是這種感覺吧。
早在明治初期，鎌倉便開始了商業開發。明治二十二年（1889），隨著橫須賀線的開通，東京至鎌倉的車程縮短為兩小時。從此，帝都文人騷客們的鎌倉行腳便多了個由頭。起初是行腳，接著便是「移民潮」——所謂「鎌倉文士」現象，也應運而生。而就在前一年，詩人正岡子規從浦賀港出發，到鎌倉的徒步旅行，客觀上成了對鎌倉「前現代」的最後檢閱。
1894年，深陷重度神經衰弱的夏目漱石，為自我療救，去北鎌倉的圓覺寺參禪，夜宿於寺內的塔頭歸源院。半個月的參禪修行，不僅使病情大為緩解，而且為現代文學史貢獻了一部小說《門》。圓覺寺建於鎌倉時代後期的弘安五年（1282），是臨濟宗派的總本山，名剎中的名剎。風水之好，沒的說。小津安二郎的家，就在附近。死後也埋骨於此，墓碑上只刻了一個「無」字。以圓覺寺為舞臺的文學作品，不只是《門》。犖犖大者，還有川端康成的長篇名作《千隻鶴》，開篇就描寫了一場茶會：
菊治踏入鎌倉圓覺寺院內，對於是否去參加茶會還在躊躇不決。時間已經晚了。
接著，以茶室、茶碗和茶的小道具為「包袱」，層層展開了一個不祥而恐怖的故事，被文學圈稱為欲望描繪的「魔界文字」。
川端康成是老鎌倉了。雖然是孤兒，但幼時曾聽祖父說，其家族延續了鎌倉幕府第三代執政北條泰時的血脈，不知是否構成作家選擇鎌倉的理由。1935年，三十六歲的川端移居鎌倉，住在前面提到的位於長谷甘繩神明社旁邊的老宅裡。1968年10月，折桂諾貝爾文學獎。朗報傳來，老宅被記者團「包圍」。晚年，川端離開了長谷的能諦聽「山音」的老宅，把工作室搬到了逗子的一間公寓——至死，未離開鎌倉。
川端出道早，輩分高，人又厚道，是公認的文壇領袖。他死時，滿七十二歲，並不很老。其生涯剛好一分為二：前三十六年，外在於鎌倉；後三十六年，則在鎌倉「詩意的棲居」。不過，歷經戰時的困厄和戰後初期的困頓，說「詩意」，怕也詩意不到哪兒去。不僅沒那麼詩意，川端在鎌倉送走了一個又一個作家，其中不少是他的後輩：橫光利一、菊池寬、島木健作、堀辰雄、高見順、林芙美子……作為鎌倉文壇的核心，川端每每充當葬禮主持人，乃至被人戲稱「葬禮名人」。
這種角色對作家的內心，也許不無影響。他在一篇叫《巖菊》的短篇中，曾如此寫道：
我的友人和知人已經走了好幾個了。那些人的墓建好，我已經屢屢見識過用各種形態的石材建的墳墓了。站在墓碑前，自然會緬懷故人，也禁不住瞎想起自己與那塊石頭的事兒來。
回頭來看，應該說，川端康成是那種很早就穿越於生死兩界的作家。直至1972年4月16日，在逗子的公寓口銜煤氣管自殺。據說那天，作家生前常牽愛犬散步的由比浜海濱的晚霞格外美。
與「和事佬」的文壇前輩川端康成剛好相反，文藝批評家、法文學者澀澤龍彥是鎌倉的另類。澀澤也愛鎌倉的歷史文化，但更愛美的生活，真正是在鎌倉「詩意的棲居」。他躲在明月谷的豪宅書齋裡，研究中世紀的惡魔學和西方情色藝術的「誘惑之美」，也研究富於季節感的四季美食和「快樂主義哲學」，房間裡擺滿了表情怪異的玩偶、人的骨骼和各種珍稀動植物的標本。喜歡聽黃鶯、子規鳥、虎斑地鶇的啼鳴，並以之來判斷節氣。臨死前的筆記中，還記載了最後聽到窗外虎斑地鶇啼鳴時的感受。然而，對自然如此有愛的澀澤，在鎌倉卻是最難合群的一個。除了畫家金子國義、橫尾忠則、池田滿壽夫和作家三島由紀夫、演出家堂本正樹等屈指可數的幾個密友外，與文壇和「鎌倉文士」幾乎是老死不相往來。偶爾散步、遛狗，與鄰人的作家狹路相逢，充其量也就是微微頷首而已，臉上永遠是一副高冷的表情。
可如果你覺得澀澤龍彥是鎌倉「奇葩」的話，其行為舉止與另一位藝術大鱷——陶藝大師北大路魯山人相比，就成了小巫見大巫了。澀澤再孤僻，周圍也還有三島由紀夫等「小夥伴」。而魯山人是真正的「異端」，不但沒朋友，直怪到「六親不認」：其女因偷賣了幾件陶器，被老爹發現，從此攆出家門，至死未再見。可「異端」如魯山人者，卻也有熱血柔情的一面：
1951年，日美混血的美籍雕塑家野口勇與滿影大明星李香蘭結婚。但在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東京，苦於沒有合適的住處。野口勇做前衛雕塑，需要大工作室；而李香蘭仍在拍電影，每天要去大船的松竹攝影所。一個偶然的機會，二人拜訪了鼎鼎大名的「人間國寶」魯山人。當時，年逾古稀的陶藝家鰥居於北鎌倉山中，一處有兩百年歷史，江戶時代茅草屋頂農舍風格的大宅邸裡，守著一大片山林，掛牌「魯山人雅陶研究所」，前店後窯，自產自銷。魯山人只住母屋，其他房子都閒著。「請把這兒當成自個的家，盡情使用就是」——主人一句話，野口夫婦就算落定了。
在這個被魯山人稱為「夢境」的居所兼工作室，夫婦一住就是一年半，直到野口勇隻身回美國。白天，女明星去攝影所拍片，雕塑家和陶藝家各練各的。晚間，待李香蘭回來，仨人一起喝酒，完全是「職人」範兒的生活，交流都與藝術有關。後因某種原因，野口夫婦離婚。但夫婦二人對在「研究所」的「香格裡拉」式生活都充滿了溫暖的回憶。很多細節，讀來不禁莞爾：如李香蘭有暇時，會親自下廚為二人做滿洲料理，但通常是「地主」魯山人請客。飯點一到，陶藝家會用木棒敲一敲吊在母屋房簷下的一塊板木，像敲木魚似的。只要聽到「木魚」聲，夫婦二人立馬撂下手中的活，滿懷期待地奔進母屋。李香蘭畢竟是女明星，每次在院子裡晾洗過的內衣，都會小心翼翼地掛在避開母屋視線的地方……
如此，鎌倉——這個日本近代文藝的策源地，就這樣一路文藝著，任性地文藝著，不但至今未見收斂跡象，而且文藝的版圖越來越大。
來源：北京晚報 北晚新視覺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