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裕彤是廣東順德人，與李兆基同鄉，1925年出生於一個貧寒家庭，父親在廣州一家小綢緞莊當夥計。那時的廣州，國民革命風起雲湧，南（海）番（禺）順（德）一帶，農民運動方興未艾。四鄉八鎮，到處傳唱著「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歌。鄭裕彤就是在這樣一個新世界即將降臨的動蕩時刻，來到這個世界上。
1937年抗戰爆發，翌年廣州淪陷。大批廣州難民逃往四鄉、澳門和香港。鄭裕彤不得不中輟學業，被父親送到澳門一位摯友周至元的「周大福」金鋪當夥計。那一年，鄭裕彤13歲。由於葡萄牙是中立國，澳門在二戰期間，得以偏安一隅，成為廣東、上海、香港許多富豪避難之地，大量的資金和黃金湧入澳門，周大福的生意蒸蒸日上，鄭裕彤得到在商界最初的歷練，顯露出經商的天賦。1945年，日本投降，周大福在香港開設分行，已經和老闆女兒結了婚的鄭裕彤，受嶽父周至元委派，負責香港分行，舉家遷至香港定居。
戰後的國內經濟形勢，受內戰影響，在金融動蕩、治安混亂、交通不暢、原料提價和洋貨傾銷的重重壓迫之下，有如盲人瞎馬，已臨深淵邊緣。法幣貶值，走私猖獗，外匯蒙受打擊，國幣匯價升騰，刺激物價暴漲。當時有經濟學家預言，1948年的物價，將上漲550萬倍。北方和上海的大量遊資，洶湧南下，流入香港，海外僑匯亦紛紛逃港，其勢之猛，有如驚濤拍岸。
一股席捲全港的炒金狂潮，帶旺了金鋪的生意，鄭裕彤在周大福金鋪忙忙碌碌地度過了幾年。經過他的用心經營，周大福已躍上了一個臺階，在九龍旅遊區和銅鑼灣商業區都開設了分行。
1952年，鄭裕彤開始涉足地產業。1967年「香港暴動」以後，許多富豪移居海外，地產業陷於谷底，鄭裕彤突圍而出，大舉收購地盤，成為地產業的熠熠新星。
鄭裕彤說過，他最大的興趣是地產與珠寶，其主要精力，則在金飾珠寶業。他很早就看出老式的金鋪經營方式已經過時。1960年，大刀闊斧，組建周大福珠寶有限公司。這在當時是有遠見與膽識之舉。香港金飾珠寶行業還沒有一家有限公司，周大福飲了頭啖湯，實力大增，因此再躍上一個臺階。
鄭裕彤不僅經營金飾，也進軍鑽石。眾所周知，全世界近八成的鑽石原胚都控制在戴比爾斯聯合礦業公司手中，世界各地的客戶只能憑它發出的牌照，購買一定限額的鑽石。1964年，鄭裕彤買下了南非約翰尼斯堡的一家鑽石加工廠，從而擁有了十幾張人人垂涎的戴比爾斯牌照，使周大福成為香港最大的鑽石進口商。
鄭裕彤與恒生銀行創辦人之一的何善衡是好朋友。1970年，鄭裕彤與何善衡、楊志雲、何添、郭得勝等人合股成立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旗下擁有二十多個地盤。周大福是最大的股東，鄭裕彤出任董事總經理，何善衡任董事局主席。
新世界發展成立後，斥資1.31億港元，買下了太古洋行尖沙咀藍煙囪（船務公司碼頭）舊址，聘請世界一流的建築設計師，興建新世界中心，把一個舊碼頭倉庫變成兩家豪華酒店（新世界、麗晶）、大型購物中心、數千個商業單位、辦公樓和豪華住宅。鄭裕彤對新世界中心愛如珍寶，他毫不掩飾感情地說：「我愛新世界中心，就像一個父親愛自己完美無缺的孩子。」
1972年，新世界發展上市，集資1.94億港元。1973年發生股災，香港經濟掛起八號風球，股市更是哀鴻遍地，許多風光一時的公司，都被風吹雨打去，但新世界發展卻巋然不動，在香港二十大上市公司中，雄踞第五的位置，市值17億港元。
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後，新世界發展以積極的姿態向內地挺進。那時鄭裕彤已經回過內地多次了，對落後的酒店服務業，印象至深。因此，他最初想到的項目，就是按高標準興建現代酒店。他說：「在廣州，我入住的東方賓館很殘舊。所以，決定投資興建一家酒店。但我提出條件，指定酒店僱用的員工必須重視自己的工作表現，總不能抱著鐵飯碗的心態。凡表現不佳的，都需要立即解僱。我的個性很強，只要我認為不合理的，我便不會幹。」中國搞社會主義三十幾年，解僱工人被視為剝削階級的罪惡，早已禁止，人們都習慣於用鐵飯碗吃大鍋飯。鄭裕彤在經營酒店之初，即提出這樣的條件，不僅是一種經營模式的引入，更重要的是一種觀念的更新。
1981年， 鄭裕彤聯合李兆基、胡應湘、李嘉誠、馮景禧、郭得勝六大地產商，在廣州流花地區興建中國大酒店。建成還本付息後利潤穗港對半分成，十五年後全部無償歸還廣州。在這十五年內，酒店由新世界旗下的酒店管理公司負責管理。中國大酒店與霍英東、彭國珍投資的白天鵝酒店，香港華人議員利銘澤爵士、李兆基等人投資的花園酒店，三足鼎立，成為1980年代廣州改革開放的標誌性建築。
1990年，中國大酒店被國家旅遊局評定為五星級酒店，成為中國第一批五星級酒店之一。同時評上的只有三家，還有廣州白天鵝賓館和上海希爾頓酒店。到1993年下半年，中國大酒店已經償清港方投資本息，僅用九年時間，便賺回了一家五星級大酒店。
1982年，何善衡辭去新世界發展主席，由鄭裕彤接任。新世界從此逐步走上多元化的道路。1984年，新世界中標位於港島灣仔的香港會展中心的承建和運營，其後投資18億港元，歷時四年建成，鄭裕彤居然有辦法請來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為會展中心奠基，建成後又請來英國王儲查爾斯和夫人黛安娜王妃為其剪彩揭幕，令當時許多人都對鄭裕彤出色的公關手段，都有匪夷所思之感，深為嘆服。1997年7月1日，中英香港主權交接儀式在此舉行，新世界的名字，紅透了半邊天。
會展中心落成後，鄭裕彤於1989年宣布半退休，鄭家純接任新世界集團的董事總經理，但兩年後鄭裕彤又復出親政。
1992年，新世界在中國聯營公司的投資額，僅為11億港元，但1998年已急增至184億港元，6年翻了17倍。投資的方向包括道路、橋梁、核能發電、水力發電、水務處理、貨櫃裝卸、物流、倉儲、酒店、地產、物業發展等。如今，新世界的核心業務，聚焦於為四大支柱：物業、酒店、基建、服務及電訊。
鄭裕彤屬於老派的中國人，受著傳統文化的薰陶，信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古訓，賺了錢，一定要回饋社會。1977年，鄭裕彤與馮景禧合作，捐款 250萬港元給香港中文大學，協助該校設立三年制夜間部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課程。鄭裕彤出任該校的顧問委員會主席。
鄭裕彤的慈善事業，從捐助教育開始，邁出了第一步，從此海闊天空。
1978年，鄭裕彤和李兆基一起回家鄉順德。他們共同捐資180 萬港元擴建順德華僑中學，鄭裕彤以父親的名字，在該校設立「紀念鄭敬詒獎學金」。他在順德縣教育系統設立「研究生獎學金」，對全縣考上大專院校及研究生的順德籍學子擇優獎勵。從1987 年起，鄭裕彤每年捐12 萬元給順德的倫教中學做獎助學金。鄭裕彤是這麼說的：「掙了錢，總要做一點事，盡上自己的責任。比如在順德，那裡是我的家鄉，我同我的同鄉李兆基先生，就一起在那邊作了很多的慈善事業。另外呢，根據中國目前的情況，在慈善的安排上，我比較注重的是教育和醫療。」
鄭裕彤在1986年向培華捐了200萬元，足見培華的宗旨，與鄭裕彤的理念十分吻合。當時有人問他，對培華的發展有何寄望？希望著重培養哪方面的人才？鄭裕彤乾脆地說：「多方面！」
這個回答十分簡潔。他進一步解釋：「因為近年來，我國實施開放政策後，一切都朝著配合四化建設作為目標，所以現在內地就業人多，各方面都需要培養人才，視乎哪方面人才比較缺乏，便先策劃那方面的培訓項目。」人們常以為鄭裕彤不善言辭，其實是他言簡意賅的風格。
對於培華的日常具體事務，鄭裕彤承認，他很少參加，「平常忙於工作，星期六去打高爾夫球，星期日多在家與家人一起，因此不大抽得出時間，但我經常收到培華的工作報告，知道可以放心。培華現在做的工作十分有意義。」他雖然很少參加培華的具體工作，但鄭家純參加了，上陣不離父子兵，從某種意義上說，鄭家純是父親在培華裡的代表。
左一為鄭裕彤先生
1980年代，加拿大是許多香港學子出國留學的首選之地，當時多倫多大學的外國留學生中，四分之一來自香港。鄭裕彤為了給學生創造更好的學習條件，捐資興建了「鄭裕彤東亞圖書館」。目前，這家圖書館收藏五十餘萬冊圖書，其中近半數為中文圖書，免費面向社會開放。特別珍貴的是，館內藏有二百三十種明刻本，而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的善本亦有四百餘種，堪稱無價之寶。
1987年，多倫多大學授予鄭裕彤法學榮譽博士銜。鄭裕彤在大學設立了專門針對香港學生的「鄭裕彤博士獎學金」，受資助對象都是品學兼優、熱心小區服務、有領導才能、有經濟需要、對海外生活有濃厚興趣，並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學生。
1994年，鄭裕彤捐了150 萬元給順德市教育基金。1995年，又捐資8000萬元，與順德市政府投資的4000萬，合共投資1.2億元，在新城區金沙大道旁，建起了一所現代化新型全寄宿制的區屬完全中學——鄭裕彤中學。學校坐落在德勝河畔，北依風景秀麗的順峰山，佔地面積七萬平方米。現有22個高中班，學生總數1261人。1999年該校通過了順德市一級學校的評估驗收，2002年晉升為省一級學校。建校十幾年來，已經有一批一批的學子，從這裡走向大學、大專，走向社會，走向各個領域。
在香港也有一所鄭裕彤中學，那就是順德聯誼總會的鄭裕彤中學。鄭裕彤設立了兩個獎學金，一是鄭敬詒獎學金（50萬元），另一個是鄭裕彤獎學金（10萬元），藉以鼓勵品學兼優的學生勤奮向學。這所學校秉承儒家的辦學傳統，以「文、行、忠、信」作為校訓，對學生的要求是：「著重良好品格的培育，穩固學業根基的建立，多元潛能的發揮。透過校內、外服務，學會珍惜，懂得承擔及關心社群，將來為社會、為國家作出貢獻。」這也是鄭裕彤對教育的期望。他不斷捐助教育，不就是為了培養出一代一代這樣的社會人才嗎？
1991年，鄭裕彤和李兆基各捐300萬美金給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支持他們與美國耶魯大學合作，共同探討香港如何增強競爭力，維持政治穩定，發展南中國及鄰近地區的互惠合作關係。1992年，他捐資100萬港元給香港浸會大學，興建林思齊教育中心，以促進中國內地與香港的學術交流。
他的捐助還包括捐資200 萬元在廣州建大型圖書館；捐資1400萬元給廣州中山醫科大學建立「鄭裕彤博士國際眼科培訓中心」；捐贈1000 萬港元給廣州市科技進步基金會；捐贈700萬元人民幣給廣州市文化局廣州藝術博物院；捐贈2000 萬港元給中華文化促進會；捐資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設立「鄭裕彤博士獎學金」；捐贈1000萬港元給香港理工大學，支持其長期發展；捐贈3000萬港元給香港中文大學，用於支持其整體科研發展；在香港大學設教研金，給前來培訓的中國醫生作臨床實習；捐贈1000萬元人民幣設立「鄭裕彤客座教授」、「鄭裕彤訪問學人獎助金」和「鄭裕彤博士清華－港大醫學教育基金」，以資助香港大學醫學院與清華大學醫學院的合作，鼓勵兩校師生交流；捐贈8500萬元給清華大學興建教學大樓。
鄭裕彤給那些受資助到國外留學的學生定下規矩：學成後一定要返回中國，為中國人民服務，不答應這一條就不捐。
鄭裕彤和李兆基、王寬誠、霍英東等工商界元老一樣，幼時受正規學校教育不多，憑的是豐富的歷練，在商界立於不敗之地。他們這些經歷過戰亂時代的老一輩人，家國觀念、使命感、責任心與憂患意識特別強烈，對國家的貧弱有切身體驗。也許這正是他們日後格外關注教育、樂於資助教育的原因之一。鄭裕彤自己雖沒讀過多少書，但他的子女都接受過相當完整的高等教育。
2008年，鄭裕彤、鄭家純父子在北京成立周大福慈善基金，旨在支持各種公益事業，與不同的慈善機構通力合作，在教育、醫療、保護兒童、環境保護、城市建設、賑濟災情等方面，作出源源不斷的捐資援助。尤其是許多貧困地區的小學，受到周大福慈善基金的捐贈，用於興建教學數和學生宿舍。受捐贈而建的教學樓，均以「周大福鄭裕彤第XX教學樓」命名，按先後順序排列，而2011年6月落成的陝西省眉縣首善鎮特殊教育學校的新教學樓，已排到了周大福鄭裕彤第七十二教學樓。
鄭裕彤常說要飲水思源，澳門是他起家的地方，戰亂年代最艱難的歲月，也是在這裡度過的。他對這個地方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當他有了錢以後，便熱心捐助澳門的教育，他曾捐助澳門東亞大學興建一座大樓，使大學得以擴充學生名額，他還是東亞大學的校董。1986年，東亞大學授予鄭裕彤工商管理榮譽博士銜。2010年，周大福慈善基金轄下的一個基金項目「周大福鄭裕彤基金」宣布捐出澳門幣3000萬元，給澳門大學（即原東亞大學）發展基金會，以支持澳門大學在新校區興建住宿式書院之用。該書院將命名為「鄭裕彤書院」，以配合澳門大學的新校園發展計劃。
當年那個在周大福金鋪打雜的小夥計，如今已是身家逾600億港元，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榜排上排第六位的耋期老人。八十餘年商海擊浪，不知不覺間，人在天涯鬢已斑。
鄭裕彤先生對本文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