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裔狀告哈佛歧視案於10月15日-11月12日在波士頓的聯邦法庭進行了為期三周的庭審，判決結果要幾個月後才能知曉。關心子女教育與升學的家長們，與其道聽途說，先入為主地判定哈佛歧視亞裔或沒有歧視，不如多了解庭審過程中曝光的大量與哈佛錄取有關的信息，一定能摸索出很多爬藤真經。孩子進不進哈佛由不得家長，但哈佛的錄取政策能折射出美國全社會衡量人才的標準，按這些標準培養孩子一定沒錯。
撰文：丹妮
來源：微信公眾號「美國華人」
(Photo courtesy of Will Hart | Flickr)
11月12日，是「學生公平入學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SFFA）狀告哈佛大學錄取歧視亞裔案庭審的最後一天，再次吸引了很多人去波士頓的John Joseph Moakley聯邦法庭旁聽。自10月15日開庭以來，這樁訴訟引發了法庭內外激烈的爭辯和媒體的高度關注，因為它關係到實施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命運，關係到美國高等教育、政府和社會結構，是否對弱勢群體進行照顧，而不單純是誰家孩子更有資格上哈佛那麼簡單。
爬藤一向都是華人最熱衷的話題，歧視更是觸動了我們身為少數族裔最敏感的神經，所以我一直都關注著案件進展。剛好我也住麻省，近水樓臺，打定主意要去法庭現場旁聽一次，不為別的，只為了解真相，見證歷史。本文分享我的旁聽記錄，力求真實全面，如有疏忽請諒解。
位于波士頓的John Joseph Moakley聯邦法庭。（圖片由作者提供）
周五早上交通很擁擠，待我趕到法院找到審判室，那裡已經人滿，經指點我來到另一間有兩個大屏幕直播庭審的「分會場」。喘息未定地坐下來打量一下四周，房間裡坐了大約六七十人，有80%是年輕人。休息時得知年輕人中有哈佛學生，也有Boston College法學院派來完成一項課題報告的法學專業學生，和本地其他學校的大學生研究生，還有媒體派來的記者。午休時在走廊裡還真跟Edward Blum走了個對面，突然近距離看到他，心裡感覺有些複雜，因為我沒有把握他打這個官司是真的為華人的利益， 還是在利用華人達到他反平權法案的目的。
歧視案的證據通常離不開數據，雙方在庭審前分別聘請了專家做數據分析，庭審辯論的焦點也集中在這裡。還有今年6月曝光的一份2013年內部文件，和庭審中揭秘的很多哈佛錄取細節和資料，都吸引了公眾的關注。說句題外話, 關心子女教育與升學的家長們，與其道聽途說，先入為主地判定哈佛歧視亞裔或沒有歧視，不如多了解庭審過程，獲取一些以前不可多得的信息和「秘訣」，特別是仔細品味八位學生證人的個人特質，一定能摸索出很多爬藤真經。官司最後結果如何要由法官甚至最高法院裁決，恐怕會歷時很久。孩子能不能上哈佛由不得家長，但哈佛的錄取政策能折射出美國全社會衡量人才的標準，按這些標準培養孩子準沒錯。
先給大家提供一份名單，看看本案的法官、雙方律師團隊和三周庭審期間出庭的專家和證人都有哪些人。
Allison D. Burroughs 曾被稱為「無所畏懼」的法官。（圖片來自Wiki)
法官：Judge Allison D. Burroughs （出生于波士頓，父親畢業於哈佛，她當年申請哈佛被拒。本案審理不設陪審團，將由法官一人判決。）
控方（SFFA) 律師：Adam K. Mortara，John M. Hughes，J. Scott McBride，Katherine L. I. Hacker，Patrick Strawbridge，J. Michael Connolly （六位律師都是白人，都曾經在Clarence Thomas旗下做事，Clarence Thomas是美國最高法院以最保守而著名的大法官。）
辯方（哈佛）律師：William F. Lee '72， Danielle Y. Conley，Felicia H. Ellsworth，Seth P. Waxman '73 ，B. Gershengorn 』93 (華裔律師帶領的五人團隊，有各個族裔的律師）
控方證人：
Richard D. Kahlenberg 』85（SFFA專家證人）
Peter S. Arcidiacono（SFFA聘請的專家證人，Duke大學經濟學家，對哈佛的錄取數據做了長篇分析報告）
辯方證人：
William R. Fitzsimmons '67， 任職多年的哈佛招生與財務資助主任
Christopher J. Looby，哈佛資深錄取官
Erica J. Bever，哈佛大學招生與財務資助研究中心主任
Erin Driver-Linn，哈佛公眾健康學院教育主任
Marlyn E. McGrath '70，哈佛錄取辦主任
Rakesh Khurana，哈佛院長
Michael D. Smith，前任哈佛文理學院院長
Mark F. Hansen，哈佛方證人，MIT高等教育融資聯合會研究技術總監，曾任哈佛大學機構研究辦公室專家
Roger Banks，哈佛證人，資深招生辦高級副主任
Charlene Kim，哈佛大學助理財務資助辦主任/高級錄取官
Tia M. Ray '12，哈佛招生官兼本科生少數族裔招聘計劃主任
Ruth J. Simmons, 哈佛博士畢業生，曾任布朗大學校長，是美國第一位任職長春藤校長的非裔，現為Prairie View A&M University校長
David E. Card, 伯克利大學教授，哈佛大學在開庭前聘請的錄取數據分析專家
Drew G. Faust，哈佛大學前任校長
學生證人（包括畢業生）：Sally Chen '19，Margaret M. Chin '84，Sarah F. Cole '16，Thang Q. Diep '19，Catherine H. Ho '21，Cecilia A. J. Nuñez '20，Madison A. Trice '21，Itzel L. Vasquez-Rodriguez '17（八名學生證人一半為亞裔）
10月25日，SFFA的律師Hughes(左），Mortara(中）和Edward Blum(右）走出法庭。（圖片為《哈佛深紅報》截屏）
回到現場。庭審最後一天，雙方律師分別發表終結陳述。正如法官Burroughs女士提醒的那樣，「今天有成千上萬的人在聽你們講話」。
SFFA律師的陳述大約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我的初步印象是，這位律師指責哈佛比較多，沒有具體的證人和證據，主要基於一些數據統計。儘管他們是代表亞裔學生起訴的，奇怪的是整個庭審過程並沒有任何一名亞裔學生出庭作證，也沒有呈送完整的申請材料作為證據，只給法庭看了幾張影印的申請材料圖片。他在陳述過程中情緒比較激動，有時甚至把拳頭砸到桌子上。他還指責，哈佛拿出來的統計數據，以及出來作證的老師和學生，都不誠實。
短暫的休庭之後，哈佛的律師William F. Lee走上前開始了他的終結陳述。Lee七十年代畢業於哈佛，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最知名的律師事務所領導人的亞裔，同時也是第一位當選哈佛集團研究員的亞裔。
庭審第一天，William Lee帶領哈佛的律師團隊走進法庭。（圖片為《哈佛深紅報》截屏）
Lee的陳述在午休前結束。不得不說，聆聽庭審最讓我感嘆的是這位哈佛畢業生的風度和思辨能力。整個過程中他的言辭都非常清楚到位，專業精準，語氣也非常鎮定，態度平穩尊敬。午飯時遇到幾個來旁聽的華人女士，大家說起Lee的風度和口才，都讚不絕口。
雙方的律師及證人的總結到下午兩點半左右結束，Burroughs法官在宣布休庭時強調說，她深知此案的重要性，一定會認真研究衡量雙方提供的所有數據分析和證詞，然後再做裁決。
在開庭第一天，SFFA律師Adam K. Mortara曾宣稱，「種族偏見這匹狼就在哈佛門口，在法庭門口」，哈佛律師Lee毫不客氣地予以還擊——種族歧視這匹狼確實又回到了法庭門口，而這匹狼正是SFFA, 是那些企圖大力「減少大學校園裡非裔和西裔學生人數的人。」 SFFA對哈佛的指控是移動目標（moving target），最初明確地要取消AA，取消錄取中對種族背景等因素的考慮，迫於輿論壓力，後來轉為反歧視亞裔，但卻沒有一個亞裔學生出庭作證，SFFA也拿不出被歧視學生的具體文件。
本案將在幾個月之內由Burroughs法官裁決，可以預見的是，不論結果如何，輸掉的一方都不會善罷甘休，案件很可能最終上訴至最高法院。Affirmative Action這個民權運動的產物將面臨怎樣的命運，必將牽動全社會，特別是少數族裔的擔憂。
法庭辯論結束了，我隨著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法院的大樓，看到不少亞裔的面孔。寒冷的秋風撲面而來，心中也感到了微微冷意。
在這個政局變遷的時代，美國華人將充當什麼樣的角色？聯邦法官以及最高法院將會如何裁決？ 哈佛以及美國藤校的錄取政策將會怎樣改變？
這次支持Edward Blum控告哈佛的，是一些和我同樣背景，從大陸留學來美的第一代華人，Affirmative Action和多元化的政策幫助我們這些初來時身無分文的大陸留學生完成了學業，找到了工作，在美國安家立業，過上了富足的生活。如今的我們，是不是應該轉過身來反對這個曾經幫助過我們的政策？如果高等教育及美國社會真的取消了Affirmative Action和多元化的政策，等待弱勢群體以及華人後代的將會是什麼樣的命運？期待法官最終做出公正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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