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格是市域社會治理的最基本單元，是市域社會治理的「神經末梢」。從改善社會治理的角度看，網格治理方式能夠更加精準地運用社會治理要素，有利於消除治理的「死角」和「盲區」，進一步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向基層放權賦能，加強城鄉社區治理和服務體系建設，減輕基層特別是村級組織負擔，加強基層社會治理隊伍建設，構建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開放共享的基層管理服務平臺。
近年來，惠州各縣（區）在網格治理的探索實踐中，因地制宜、大膽創新，積累了很多成功經驗，堪稱百花爭豔、碩果纍纍。同時，也遇到了諸多問題和困難。對照一流城市標準，我市網格治理還存在基層社會治理的行政化傾向較重、發動群眾不夠全面深入、跨部門推動工作的配套資源和機制缺乏系統性、「數據孤島」等問題亟待解決。
一流的城市要以一流的治理來保障。在「雙區驅動」的背景下，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節點城市，當前的惠州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流的平安穩定環境。惠州該如何大膽創新創造，發揮網格治理最大效能，打造市域社會治理新高地？值得期待。
提升能力
優化制度設計，更新治理思維理念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我國基層治理體系發揮了巨大作用，其中網格化管理貢獻突出。在惠州，各縣（區）成立由政法委牽頭的「三人小組」領導機制，憑藉政法、公安、衛健「三人小組」工作機制，網格化管理得到拓展和優化，並在排查管控疫情方面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基層幹部群眾對網格治理的功效有了更切實的認知，參與度越來越高。
所謂網格治理，就是從技術層面將治理空間劃分為若干網格單元，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建立資源和信息共享平臺，實現對網格內人、物、事、情的全天候、實時化、動態化、智能化管理和服務，這也是實現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精準治理的重要手段與載體。
2014年，惠州在惠城區小金口街道金源社區探索實施網格治理模式。從2017年起，我市已經實現了綜治網格化管理全覆蓋。今年以來，我市對網格化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成功做法不斷進行優化和固化，各地按照標準指引，通過細分網格，全市共劃分基礎網格5344個，配齊配強了5344名網格員，網格治理能力得到明顯提升。6年來，惠州通過推行「中心+網格化+信息化」網格治理模式，將更多的治理資源下沉至基層，融合各方力量服務群眾、解決問題、調處矛盾糾紛，為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網格治理雖能整合各部門資源服務基層，但記者在調研採訪中發現，網格治理在實際運行中，受到多種因素影響，有過於行政化的趨勢，這不僅加重了基層的負擔，也不符合協同治理的理念。
在調研採訪中，某縣一名領導直言：「我們劃分了1300多個網絡，吃大虧了！」言下之意，網格劃得多就要上傳信息多、信息多解決的事情就多，要承擔的責任和應對的考核也多。這位領導的擔憂很現實。
「上面千把錘，下面一顆釘」，多頭考核和層層加碼這樣的情況的確存在。「網格治理的確讓一些基層問題得到了比較快速的解決。」一位社區負責人坦言，「但上面的各級部門也同時把很多任務和考核壓到了社區，我們工作量成倍增加。」
調研採訪發現，惠州在推行網格治理中，通過治理鏈條的延伸與治理層級的增加，加強了縱向橫向行政權力向基層的滲透。但是，這種以「行政化」方式運行的網格治理，習慣把村（社區）當成是下屬機構，對社區網格工作布置、任務分配、考核評比和監督檢查多，而指導服務工作相對較少。
惠州市委黨校教務部負責人沈曉輝認為，隨著惠州的改革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基層社會治理增加了很多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因素，單靠政府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治理已無法應對複雜多樣的公共事務問題，治理必須走向多元共治和協商治理。如果還是採用傳統老套的行政管理方式來開展網格治理工作，使得基層治理注意力更多分配給上級機關部署的任務，對社區居民事務組織與回應的調動、激勵能力卻不足，就會壓縮社區公共參與和自治的空間。
「改變單純行政控制的思維，走向共治的網格治理應是基層創新治理的方向。」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孫柏瑛在其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提及，基層治理制度的改進方向取決於制度設計者的價值理念。
「社會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協同治理。」惠州市委政法委基層社會治理科相關負責人指出，在近年推行網格治理工作中，不管是省內的深圳市、東莞市，還是省外的杭州市、蘇州市，綜合（全科）網格+專職網格員隊伍，都是網格化管理取得成效的充分保障。「我市在網格治理方面處於比較落後的狀態，需儘快調整網格化管理工作思路，加快推進綜合（全科）網格建設。」
今年1月，市委政法委通過深入調研和考察學習，在結合實際、吸收提煉的基礎上制定了《惠州市「全科網格」基礎網格劃分標準指引（試行）》，根據當地「人、地、事、物、組織」等社會治理基本要素和社會治理工作的需要，結合各地實際，將原有的綜治網格、黨建網格、城管網格等進行了優化合一、重新劃分。目前，細分網格工作仍在進行中。
不過，市委政法委調研發現，儘管出臺了標準指引，但惠州各縣（區）還是存在對細分網格工作理解和執行不到位的情況。
「在縣（區）政法委層面，對為什麼要細分基礎網格、怎麼分，缺乏調研和思考，既沒有集思廣益，也不敢迎難而上，還存在思路不清、方向不明、統籌不力、措施不力、得過且過等問題。」市委政法委相關負責人說，有的擔心把網格細分後，不利於網格事件的考核；有的強調要把保障申請到位才好開展工作；有的看到的全是困難，沒人會幹、沒人願幹、沒錢開工。
「表面上看是對細分網格工作理解和執行不到位，實際上是缺乏社會治理思維，對網格治理認識不到位。」沈曉輝認為，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新時代的一個大課題，領導幹部應該加強學習研究，在學習中樹立新的治理思維方式，進而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素養。
沈曉輝建議，要改變傳統的治理思維，就要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不斷優化和完善制度設計。構建貫通市、縣（區）、鎮（街）、村（社區）四級綜治中心和基礎「全科網格」的五級治理責任體系，通過建立經費保障及使用管理制度、六步閉環工作機制、正負面清單考核制度形成網格管理組織體系，不斷完善網格治理機制，提升社會治理效能。
同時，要確立一個統籌協調功能強的部門（如地方黨委）作為統籌協調部門，樹立社會治理「一盤棋」的理念，強化頂層設計和網格融合，才能真正將人、地、物、事、組織等要素下沉到網格中，以達到資源整合、協同治理的目的。
激發動力
加強隊伍建設，建立網格管理服務清單
網格是市域社會治理的最基本單元，是市域社會治理的「神經末梢」。網格員就是位於神經末梢的「千裡眼」和「順風耳」，他們是網格治理工作的主力軍，發揮著穿針引線、直接面向群眾、聯繫群眾、一線發現和處置問題的重要作用。
隨著惠州網格治理工作的推進，網格員的能力和水平不斷提升，活躍度不斷增強。市委政法委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2月中旬，全市劃分的5344個基層網格配備網格員5344名，其中專門從事網格工作有報酬的專職網格員827名，較2019年（全市共配備網格員3201名，其中專職網格員45名）有了很大的提高。
網格員活躍度、上報網格事件數逐年提高：2018年，網格員活躍度為32.98%，上報網格事件40623件；2019年，網格員活躍度為62.57%，上報網格事件121912件；2020年截至12月15日，網格員活躍度為68.12%，上報網格事件193114件。
儘管如此，記者在調研採訪中發現，網格員隊伍仍存在結構單一、主觀能動性較低、穩定性差等問題，隊伍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網格員也因待遇不高、職業認同感不強、發展空間有限等原因，導致幹勁不足、動力不強。
目前惠州基本搭建了網格治理的組織架構，但對於條塊職能入網格的條件、標準還沒有統一標準的可操作機制。因此，在業務指導上，網格員受多頭指揮、身兼數職的現象依然存在。「除正常的網格員工作外，還會隨時被安排各種工作，如文明城市測評、人口普查、經濟普查等。」一名專職網格員說，「事情繁雜，常常感覺忙不過來。」
雖然今年專職網格員配備佔比達20%，較去年有明顯提升，但是網格負責人和網格管理服務人員結構單一。就目前情況來看，網格員的主要組成是鎮（街）黨（工）委幹部、鎮（街）購買服務人員和村（社區）「兩委」幹部，而社區積極分子、社會工作者、社區自治組織、轄區企事業單位、物業管理公司等社會力量參與較少，網格化管理服務創新活力不足。
而機關幹部、村（社區）「兩委」原本就需應對上級各項任務，處理各種繁雜事務，成為網格員後，工作任務的增加與時間精力有限之間的矛盾，使得他們普遍缺乏時間定期定時地深入網格了解情況，缺乏精力思考網格化管理服務創新，工作主觀積極性較差。
網格治理工作不僅量大事多，而且對業務能力素質要求較高。從實際狀況看，目前網格員隊伍的整體能力素質偏低，其中的共性問題是文化素質不高、政策法規不熟、業務技能不足、服務水平不高等。調研採訪發現，一些網格員在平時的工作中，僅局限於信息的採集和案件的上報，其他方面職責基本流於形式，只是作為政府的「眼」和「耳」，「手」和「腳」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而從網格員的角度來看，與社區工作人員相比，專職網格員職業認同感較低，薪酬待遇也低，還難於找到職業晉升路徑，這也導致網格員流動性大。
惠城區小金口街道金源社區負責人說，該社區開始實施網格治理時有18名專職網格員，現在只剩下3名，「一個月只能領到3000餘元，留住不人」。仲愷高新區某街道一位分管政法的幹部坦言，該街道的網格員基本上是由村民小組幹部或聯防隊員兼任。「領到手的2000多元實際上是治安聯防隊員的工資，網格員純屬做公益，等於沒有工資待遇。」
針對網格治理工作中動力不足的問題，惠州市委黨校學員工作部副主任胡偉生建議，要優化頂層制度設計，完善人財物保障和工作機制。
胡偉生建議，加強網格治理，要改變政府唱獨角戲的狀況，積極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工作格局，促進黨政部門和社會多元主體在管理上加強合作、協調互助。
如惠城區水口街道湖濱社區為破解出租屋和流動人口的社會治理難題，在原有6個綜治大網格的基礎上，把整個社區細分為100個小網格，按照部隊「連-排-班」的建制，建立「網格員-格長-樓長」層級管理。把在轄區內居住、工作、生活的房東業主、黨員志願者、名校名企名人、軍人醫生老師、工青婦等社會熱心人士組建三級工作微信群，由「格長」團結帶領「樓長」、「樓長」發動居民配合社區居委會、專職網格員開展便民利民服務，進一步提升社區公共服務水平。
同時，還要從制度上明確基層網格員的職責。科學合理定格、定人、定責，建立工作任務（職能）入網格「準入制」，超出其職能外的工作，要按照「費隨事轉」方式，以購買服務的方式完成超出網格職責工作。如惠陽區新圩鎮將網格管理服務清單歸於綜治維穩類、城鄉管理類、便民服務類三大類共35項，這種治理清單的確立，有助於實現網格化的高效治理和精準化服務。
網格員隊伍的素質高低關係到網格治理的質量高低。胡偉生建議建立一套以網格員的進出機制、教育培訓、獎懲提拔等為一體的用人體系，讓絕大部分網格員感受到在這一職業平臺上有保障、有奔頭。
如何提升網格員素質，南京網格學院的做法值得參考。該學院成立於2018年，是全國首家從事網格員教育培訓和網格社會治理研究的機構。在此基礎上，南京各區還建立了分院，形成覆蓋全南京的網格員教育培訓體系。據悉，南京計劃用3年時間將3萬多名專職和兼職網格員輪訓一遍，使得他們更好地成為社會治理創新的中堅力量。
網格員隊伍建設是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智能化的重要載體。惠州也應發揮好網格員作用，激發起他們的內生動力，從每一個網格開始做好基層社會治理，才能更好提升市域社會治理水平。
科技助力
打通數據壁壘，支撐網格治理智慧化
「數字蝶變」席捲全球，網際網路、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信息技術日新月異，改變社會生產生活，加速經濟社會轉型。網格治理就是要利用大數據的綜合分析來帶動治理的現代化。
實施網格治理以來，惠州各縣（區）綜合運用現代數位化、信息化的手段，依託省綜治信息化平臺或獨立搭建網格治理綜合平臺，為社會治理創新注入了鮮活力量、安上了「最強大腦」，為解決治理問題提供了全新角度、現代技術和多元方案。
如惠州著力打造的「雪亮工程」，實現重點公共區域視頻監控100%的全覆蓋。重點部位視頻具有人臉抓拍和識別，對重點人群、特殊人群、重點場所、重點領域、重點行業等進行了有效的監控，並在這些地方布局多源立體化綜合感知體系，實現對各類風險的全面即時自動感知，高效精準響應。
然而，記者在調研採訪中了解到，我市網格治理存在智慧化網格建設沒有統一標準，各縣（區）、各職能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沒有打通等情況，導致數據和技術無法真正賦能「智慧化」治理。
我市各部門由於職能不同信息平臺也有所不同，再加上部門利益、數據風險、技術依賴等原因，沒有全面實現互聯互通、數據資源共享。各部門的數據「各自為政」直接導致部門數據壁壘大量存在。同時，我市四區三縣的智慧化網格建設沒有統一標準，還存在多頭投入難整合、資源嚴重浪費的情況。
龍門縣委政法委在清理區域內的專業網格時，發現社保、文化、治安、環保等12類專業網格，各自的職能都有自己的信息化平臺，這些網格處於相對獨立的狀態，基層部門對這些網格反覆投入。惠城區、博羅縣、惠東縣等地的網格治理信息綜合平臺較多，但信息平臺「空轉」現象普遍存在，各縣（區）之間的信息平臺沒有形成兼容共享，也不能與廣東省綜合維穩平臺信息互聯互通共享。
採訪調研還發現，我市信息化平臺缺乏協同機制，信息化應用程式也不統一。由於各地網格治理綜合指揮調度系統平臺的硬體建設水平和應用系統功能參差不齊，多數地區硬體條件簡陋，應用系統落後，以至於「壁壘」處處存在，成為發揮網格治理效能的一隻只「攔路虎」。
惠城區水口街道湖濱社區開發出一個小程序，可通過二維碼門牌實現對流動人口和出租屋（自建房）的智能管理。但在實際運用中卻遇到尷尬的問題，小程序收集的數據無法和惠城區網格化社會服務管理平臺互通，網格員還得手動把小程序的數據輸入到平臺中。「為避免重複性錄入，希望自上而下有一個統一規範的技術平臺和應用程式，可實現大數據共建共享，以科技助力網格治理。」水口街道辦相關負責人說。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構建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開放共享的基層管理服務平臺。
在新一代信息技術蓬勃興起的大勢下，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必須把握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充分發揮科技對社會治理的支撐作用，將數位技術全鏈條、全周期融入社會治理，提升不同場景需求下的社會治理能力，更好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
這一點，珠海的做法值得參考。珠海高新區依託「數字高新」綜合指揮平臺高標準打造了「全科智慧網格」。實施信息收集、事件處置和核查結案等七步閉環機制，做到「大事一網聯動，小事一格解決」，一般類案件平均辦結時間由3天縮短為6小時。與之相配套，珠海高新區財政累計投入2億元建成數字高新通用信息系統，集數據共享、網格服務和視頻監控功能為一體，橫向實現綜治信訪、食品藥品、森林防火監管等26個平臺數據整合，縱向實現數字城管、安全生產和環保監測等多省市部門信息系統上下互聯互通，形成「一個智腦統籌全局，一張網絡深度覆蓋，一池數據共享開放」的治理新格局。
惠州市委黨校教務部負責人沈曉輝認為，針對當前惠州網格治理智慧化不足的問題，有必要統一網格技術平臺標準，以橫向聯通實現多網融合，一網統籌；以縱向貫通形成「上有千條線 下面一張網」；以線上線下融合打造智慧治理。
沈曉輝建議，建立一個以市級綜治信息技術平臺為主體、專業平臺為支撐的運行體系。橫向與網格化管理市直職能部門的專科技術平臺通過開放埠、設置權限、數據兼容進行有效對接，實現信息共享、業務貫通、指揮順暢；縱向與下級綜治信息技術平臺的實現無縫對接，完善層級權責設置，實施線上監督與考核。
鑑於不同平臺的信息因保密、上級管控而不能共享的事實，在嚴格落實國務院《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管理暫行辦法》基礎上，各網格單位應制定網格化管理的信息共享負面清單，明確列出不能共享的信息類型。
同時，線上線下信息深度融合併科學利用共享。一方面線上融合監控。依託市級綜治信息平臺，整合各地、各部門、各行業的監控平臺，嵌入基於雲計算的人臉識別系統、智能信息處理技術系統，實現對全地域的實時監測、動態分析、全天候監管。另一方面線下加強巡查。基層網格員分布在各管區、單元格內，進行不間斷巡查，通過手機APP終端隨時上報信息，接收平臺指令，做到問題早發現、事件早處置、服務零距離。
「儘管數位技術為社會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撐，但也要客觀理性看待數位技術參與社會治理的利弊。」惠州學院政法學院副院長、惠州學院社會治理研究與評估中心主任周巍建議，要完善網格信息安全管理和保密制度，確保管理信息不洩密，人民群眾的隱私得到合法保障。
凝聚合力
強化後援服務，構築多元參與的協同共治體系
社會治理生態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決定了治理權力的多向度和主體的多元化。網格治理要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離不開治理主體的協同聯動。
近年來，隨著全科網格治理的推進，惠州各縣（區）根據實際建立了溝通機制，初步建立了以綜合指揮中心為主的平臺，平臺對事件進行簡單的處理、識別之後，通過部門聯調機制以及聯責安排，將有關事件輸送到相應的責任部門，實現「人、事、物、地、組織」等全要素融合管理的社會治理新模式。
以惠城區河南岸為例，該街道屬於城鄉接合部，出租屋多、流動人口基數和人口密度大、人群結構複雜。針對這個情況，該街道將惠城區綜合網格平臺與惠州市智慧城管網格化治理平臺進行業務和技術的對接，把市、區、街道、村居各自部門和人員的信息溝通渠道進行整合，建立了「鎮街吹哨，部門響應」的治理機制，即以基層轄區為主，各級部門無條件響應的平臺機制，通過多極力量的整合形成管理合力。
然而，網格治理雖能把問題輸送給相應的責任部門，但現實中卻存在涉事責任主體單位越多辦事越難，內部協調經常發生不順暢的情況，導致問題處理費時又費力，老百姓遭遇「踢皮球」現象。
惠州報業傳媒集團東江輿情研究院通過對近年來的民生投訴線索匯總調查發現，市民群眾對職能部門的不滿投訴出現最多的關鍵詞集中在「互相推諉」「踢皮球」「推卸責任」等方面，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相關職能部門在合力共治方面的現狀仍與群眾的心理期待還有差距。
社會在變革，城市在進步，社會治理思維也要快步跟上。然而，調研採訪還發現，由於部門依舊停留在過去的治理模式，缺乏群眾思維，缺乏統籌思維和系統思維。許多基層網格治理普遍將職能定位的重點放在「綜治維穩」上，而對於公共服務等其他職能的工作停留在較表面的「上報」與「請進門來安撫」，普遍無法做出直接的、有建設性的、有效的決策或建議，以至於群眾面臨的一些多頭上訪、老生常談、爛尾多年的問題只能處於懸而未決狀態。
如何打破壁壘，讓民意訴求有入口，化解矛盾有出口？重慶市北碚區創建「綜治·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解決民生實事的做法值得參考。北碚區和欣家園與太山社區的居民大多是徵地拆遷戶和外來務工租賃戶。該區在這兩個大型安置居住社區創新建立「綜治·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推動社區的綜合治理。兩個社區按照「一套人馬、集中辦公、資源共享、辦事聯動」的方式，把綜治中心和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建設相結合，實現「綜治資源下沉，基層力量整合」。「綜治中心+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實現互補、共享和增益，達到「1+1>2」的實際管理和服務效果。
「網格治理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以『小網格』更好地服務『大民生』。」惠州市委黨校教務部負責人沈曉輝認為，在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政府要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在治理中提供服務，在服務中促進治理。
業內專家認為，網格員就像一名偵察兵，他不應該是單兵作戰。看網格員處理解決能力有多強，關鍵要看他的後援服務有多強。他的後援服務就是各級黨委政府和有關職能部門，市、縣（區）、鎮（街）黨委政府，公安、環保、住建、城管、消防等部門，都要為網格員強化後援服務。
沈曉輝認為，惠州網格治理存在著等級分割、條塊分割和過程分割的現象。因此，要樹立統籌兼顧的科學思維，確立一個統籌協調功能強的部門（如地方黨委）作為統籌協調部門，樹立社會治理「一盤棋」的理念，強化頂層設計和網格融合，才能真正將人、地、物、事、組織等要素下沉到網格中，以達到資源整合的目的。同時，加大對基層放權賦能的力度，從對具體問題的發號施令者轉變為掌控基層治理發展方向和總體狀況的「掌舵人」。
還要進一步健全網格協同治理機制。所謂「協同」是指協調多方主體、多個資源，共同參與到同一件事中，團結一致實現同一個目標。當前社會治理的難題，處理起來普遍具有跨界性，涉及多個部門。為此，要強化專業協同，優化全鏈條社會治理，形成跨行業「一張網」治理。其中，全面組建各領域的專業第三方調解機構的做法值得推廣。如惠州市醫調委組建了由500名醫學專家、50名法律專家組成的專家庫，引導醫患雙方依法依規解決醫療糾紛；市住調委招募一批懂住建、懂法律、懂調解、懂政策的專業人員，擔任專職人民調解員，在一線調解處理糾紛，及時把「建鬧」消滅在萌芽狀態。這些做法效果都很好，其他行業也可以探索借鑑。
「加強協同治理，還要強化公眾參與，改變政府唱獨角戲的狀況，要完善民主協商體制，積極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工作格局。」周巍建議，網格治理要堅持目標導向，整合各方力量，讓多元主體之間良性互動，各司其職，優勢互補，齊抓共管，最終形成政府與社會攜手創造安定有序、充滿活力的合作共治模式。
凸顯魅力
引入美育治理，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網格治理不僅要有速度有效率，還要有溫度有魅力。
2019年以來，博羅縣委政法委作為中央政法委確定的全國9個縣級聯繫點之一，積極探索把美育和社會治理深度融合，開創性地將「美治」引入社會治理。
通過一年多的探索，博羅在夯實「五治」治理路徑的同時，致力於培育建設美麗鄉愁文化，通過發揮「美治」的提升作用，發掘人民群眾對美的共鳴，從而尋找治理「最大公約數」，吸引聚集更多治理力量和資源，全力開發基層治理的共建共治活力，探索出一條獨具特色的基層鄉村治理新路徑。
什麼是「美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社區）特點」「留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配合美麗鄉村建設，讓農民群眾得到美的享受、養成美的德行、過上美的生活」……總結來說就是「讓城鄉之間、鄉村之間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從「髒亂差」的問題村到遠近聞名的「壁畫村」，再到全國民主法治示範村、全國文明村、廣東省衛生村……改寫觀背村命運的，是「引美入治」治理思路的持續探索。
這種對美的追求，將法治和公德紮根到群眾思想和生活中的形式，成了當下觀背村民日常行為的「明鏡」。也可以說，「引美入治」讓治理成為「大家共同的事」，而大家一起參與治理，又提升了治理的美譽度，進而凸顯美治的魅力。
博羅「美治」的另一個鮮活例子是湖鎮鎮坪山村。兩年前這裡曾是農舍豬舍相連的養殖場，臭氣燻天。在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動力下，村黨支部幹部帶領村民進行環境大整治，村裡變乾淨了、空氣變清新了，村民生活也更開心。坪山村積極打造古村文旅、田園體驗等項目，尤其引進了越野體驗產業項目，美化環境與經濟發展相結合，吸引更多投資者和遊客前來，曾經無人問津到如今的慕名而來，坪山村已然成為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美治」以博羅實踐豐富了惠州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內涵。但博羅的探索只是個開端，惠州要全面展現「美治」的魅力，還面臨不少現實難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下，惠州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社區處於較為封閉、零散的狀態，存在缺乏文化體育活動、鄰裡之間完全「沒有交集」、業委會成立困難重重、需要集體商議的事因為「湊不到一起」「談不攏」最終不了了之等問題。歸根結底，是還沒有形成社區自治意識及組織意識，沒有社區共同體的觀念，沒有「認同感」，以致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行動上的聚合力，進而無法完全展現治理的魅力，「讓治理成為大家的事」現下尚未成為大多數惠州市民的「共識」。
有市民坦言：「自己住的小區雖然面積不小、人數不少，但很多年了，根本就沒有策劃、組織出一場活動，以致現在住隔壁的鄰居都不認識。」歸根結底，是村居未針對群眾的需求，開展有效的服務，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參與性，社會治理尚未形成普遍的吸引力。
網格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為人民服務，通過治理的手段達到服務的目的。這就要求基層精準把握人民群眾的社會服務需求，強化社會服務規範，充分發揮網格治理在社會服務供給系統化、精細化、精準化方面的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是人。同樣，實施網格治理核心也是人，要做到「以人為本」，突出並堅持以基層群眾需求為導向。
如何讓社會治理成為「大家共同的事」，又讓大家都是受益者？佛山禪城的做法值得借鑑。近年來，佛山禪城以城市的思維謀劃村居發展。一方面，通過深挖村居文化底蘊，提煉歷史傳統特色和村民群眾文明精神，形成「一村一品一特色」。另一方面，按照「誰投資、誰經營、誰受益」的原則，大力撬動社會資本，鼓勵各類市場投資主體以獨資、合資、承包、租賃等多種形式，參與美麗文明村居建設和管理運營，大力開展村級工業區等引領村民發家致富。此外，還堅持完善配套設施，不斷改革，為百姓提供均等化的優質服務，通過開展百村升級行動、實施村居提升建設方案，分古村落活化、城中村（舊社區）改造、新農村建設三個領域推進工作，吸引更多在外村民回到家鄉。從而進一步振興村居，讓村居美起來、村民富起來，為廣大群眾創造出「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更加宜居的美好家園。
服務是更好的管理。針對惠州的實際情況，市委黨校學員工作部副主任胡偉生建議，一方面要以民眾的需求為導向，整合村（社區）治理資源，及時幫助村（社區）民眾解決各種矛盾和困擾。另一方面，要將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由「精細化管理」走向「精細化服務」，為居民提供點對點、面對面、個性化、精細化的優質服務。
周巍建議，在網格治理工作中，可進一步探索發揮「美治」提升作用，培育建設鄉愁文化，凝聚治理合力，凸顯治理魅力。
隨著平安惠州建設的深入推進和長期經驗積累，可將留住美麗鄉愁加入到平安惠州建設中，形成「美麗鄉愁 平安惠州」戰略定位。以網格治理為渠道，提高網格員鄉土文化修養，或邀請本地文教領域專家學者結合惠州本地文化，在各高校、學校、社區、鄉村開設課程，同時可合理利用本地主流媒體，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宣傳鄉土文化，講好鄉土文化故事。其次，要在保護中開發鄉村文化產業，以開發、研究當地的文化資源，再把發展文化與旅遊業、餐飲業相結合，以鄉土文化為主題，開發懷舊生活與現代生活氣息相結合的旅遊產品、周邊小物件等，吸引外地遊子返鄉。此外，還需進行科學合理的鄉鎮規劃，在鄉村與社區新建一些含有當地特色的文化中心等，構建出新的文化空間。
不同地區有不同的人文風情，也有不同的資源稟賦，不同的人對社會治理的效能也有不同的需求，網格治理「引美入治」也應該因地制宜，實現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境界，達到發揮效能，凸顯魅力的效果。
4版、5版統籌 惠州日報記者香金群 採寫 惠州日報記者香金群 駱國紅 王開堯 羅建輝 趙學敏 圖片 惠州日報記者張藝明 鍾暢新 通訊員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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