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紐西審判歷來被認為是雅典「民主暴政」的代表案例，得勝歸來的將軍們被以不合法的手段處死，這似乎反映了民主對法治的破壞。晏紹祥教授細緻梳理這場審判的經過，提出了精英操縱審判的新視角。
本文整理自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晏紹祥教授的線上講座「阿吉紐西審判與雅典民主政治」，文稿經主講人審定。該講座系由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歷史研究院主辦的「大夏世界史講壇高端講座」系列之一，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李海峰教授主持。
晏紹祥教授是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會長，古希臘研究領域的專家，在民主制度方面研究頗深。晏紹祥教授共編寫出版十餘部著作，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等國內重要期刊發表論文十餘篇。
雅典民主政治是古希臘研究的永恆話題。經過一系列改革，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經達到了較為完備的狀態，但是它仍受到了許多批評。比如其「辦事效率低下」、「容易形成民主暴政」等問題。而最典型的「民主暴政」案例除了眾所周知的蘇格拉底之死外，還有阿吉紐西審判。這次事件歷來被視為民主破壞法制的案例，而在審判期間公民大會、議事會和上層精英之間到底起了何種作用，正是本次講座將要揭示的。晏紹祥教授認為，想要確定民主政治是不是暴政，阿吉紐西審判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證。要想說清楚這個問題需要首先了解戰役的過程，然後了解審判的過程，最後對其進行整體分析，講座也分為這三個部分展開。
晏紹祥著《古代希臘民主政治》書影阿吉紐西戰役
事件發生在萊斯沃斯島靠近小亞細亞一側沿岸的阿吉紐西，及其附近的城邦米提萊奈。在這次戰役中，雅典和斯巴達各有損傷；但最終，因為阿吉紐西審判，雅典幾乎失去了全部的將軍。
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的希臘世界。雅典人的海上力量是雅典帝國的根基。公元前407年，斯巴達統帥呂山德在一次戰役中打敗了雅典的水師將領亞西比德，雖然主要責任不在後者，但他也因為此事被撤職，離開雅典前往色雷斯。雅典人因此失去了有影響力的將領，而在亞西比德下臺之後，部分追隨他的將領也落選。此後，斯巴達派了卡利克拉提達斯統領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水師。當時伯羅奔尼撒的水師已經得到了波斯的金錢支持，因此能夠招募到非常熟練的水手，船隻的數量也比較大。雖然公元前406年卡利克拉提達斯去見波斯的總督小居魯士時，由於之前呂山德從中作梗沒有要到錢，但是後來想方設法得到了經濟上的支持。最終卡利克拉提達斯率領著140條船大舉進攻，先後奪得了開俄斯島上的德爾菲尼翁、附近的島嶼泰奧斯和萊斯沃斯北部的麥廷納。開俄斯島附近多處被佔領，小亞細亞沿海的米利都等城邦也已叛變，形勢對雅典非常不利。此外，雅典當時國庫空虛，只有主要將領科農在薩摩斯的70條船。為了防止情況繼續惡化，科農冒險與卡利克拉提達斯交戰，但面對佔優勢的伯羅奔尼撒艦隊仍然是束手無策，隨即逃往了米提萊奈，在損失了30條船之後，科農的軍隊被困在了米提萊奈港口。而公元前425年米提萊奈就曾叛變過一次，西西里遠徵雅典戰敗後，又叛變了第二次，所以在城中本就有著許多雅典的反對者。此外，科農被困在港口，缺少補給。因此，科農只能向雅典求助。而此時的雅典情況也非常危急：公元前413年西西里遠徵雅典全軍覆沒，德摩西尼、歐裡梅敦和尼西阿斯三位將軍被敘拉古人殺死。此後雅典的盟國大批暴動，此前雅典在海上的實力是沒人敢挑戰的，但在這次雅典戰敗之後，據修昔底德記載，小亞細亞的幾乎所有城市都發生了暴動，雅典需要動用很大的力量進行鎮壓。在此過程中，公元前411年，雅典還出現了一次寡頭政變，雖然後來被推翻了，但是仍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接著是財政問題，因為公元前415年雅典花費了大量的金錢和人力遠徵西西里，導致在遠徵艦隊全軍覆沒之後，國庫沒有足夠的錢再組建一隻強大的艦隊。組建海軍是非常耗費金錢的事情：首先，建一條船是需要錢的，根據估算，一條船的造假大概等於1塔蘭特。除此之外，需要維持水手的生存，水手一般都是由窮人或者僱傭來的人擔任，都是需要支付工資的。此外，西西里遠徵的失敗導致雅典損失了大批熟練水手，也損失了大量公民。所以在公元前406年的時候，雅典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人員的嚴重短缺，尤其是水手嚴重不足。而雅典人一直引以為豪的海戰技術也失去了優勢。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修昔底德引用過伯裡克利的演說，認為雅典人自豪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伯羅奔尼撒沒有海軍，但是雅典人的海軍技術一流，而且敵人要掌握技術也沒那麼容易。但是當伯羅奔尼撒戰役進行了二十多年後，到阿吉紐西戰役爆發時，伯羅奔尼撒人已經逐漸掌握了海戰技術，而且在組建海軍海上決戰的技術上也慢慢超過了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雅典的重要將領弗爾米奧在科林斯灣只用了十幾條船與伯羅奔尼撒的七十幾條船周旋，並獲得了勝利。但是現在雅典人如果在數量上沒有優勢，就很難獲勝了。例如剛剛提到的科農，對戰前就損失了30條船。
古希臘的三列槳座戰船。僅剩40條船的科農只得選擇向雅典求援，但他被封鎖在港口中，也不具有航海技術上的優勢。於是科農挑選了艦隊中最好的水手，布置了兩條船。起初幾天，他派遣這兩條船每天去往港口「探測情況」，大概到了第五天的時候，這兩條船趁伯羅奔尼撒人中午疲倦時衝出了港口，一條向南一條向北逃離。在伯羅奔尼撒人的追擊中，向南的那條船被抓，向北的那條成功逃脫，回到雅典報信。雅典人知道形勢的嚴重性，但當時他們手中只有70條船，其中有約40條船是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另外30條船尚在儲備狀態。但是雅典已經不敢再用70條船去挑戰擁有140條船的伯羅奔尼撒艦隊了。因此，雅典人拿出了全部的家底，又打造了40條船，並僱傭水手，讓艦隊的規模達到了110條船。加上科農的40條船，一共就有了約150條，比伯羅奔尼撒艦隊的船隻稍多一些。雖然船隻的數量略佔優勢，但是雅典的另一個問題——人手不夠，還沒有得到解決。理論上110條船在正常情況下需要約22000人，但是雅典已經抽不出這麼多人。所以雅典最後做了如下決策：第一，把所有的自由民，包括一部分騎士都徵入軍隊。正常情況下，在雅典充當水手的，一般是第四等級的公民，第三等級的公民充當重裝步兵，而第一第二等級做騎兵。公元前414年左右，因為斯巴達人常駐德凱利亞，所以騎兵還有一個保衛雅典的重要責任。但是這次情況危急，雅典只能將第三等級的人全部徵入，並把第二等級很大一部分的騎士也徵作水手。但是人手還是不夠，雅典只得把所有外僑徵調，並解放一部分奴隸，這才湊夠了人手。但是只有人是不夠的，一條船上需要至少180名划槳手，而且他們必須協調一致，也就是需要經過操練。但是剛剛解放的奴隸，第三等級的重裝兵，還有第二等級的騎士，他們實際上並沒有經過這種訓練，所以在航海的技術上是欠缺的。而技術的欠缺會導致划槳的速度不一致，船就無法航行。此外，在船上作戰，船長和指揮的舵手需要指揮調整航向，撞擊對方的船隻，因此他們也是特別重要的角色，但是船長和舵手也很缺乏。在西西里遠徵之後，雅典又失去了大批將領。而雅典的補給和薪餉也無法保證，雖然現在把人和船湊齊，但是作戰還需要給養。同時小亞細亞還有愛琴海地區很多盟邦都已暴動，雅典在海外的盟國已經很少了，所以也需要花錢買給養，而雅典已經很難再拿出錢來了。
和雅典人的窘境相比，斯巴達人現在的情況則好得多。從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到現在，斯巴達和雅典的形勢完全顛倒。斯巴達有波斯的金錢支持：雅典一天給水手的工資是2-3奧波爾，而得到波斯的資助後，斯巴達的水手一天可以得到4奧波爾，甚至是1德拉克馬（1德拉克馬=6奧波爾）。因此很多水手都投奔了伯羅奔尼撒人。而且斯巴達的盟國也已增多，背後還有波斯的支持，所以也不缺給養。萊斯沃斯島上的麥廷納已經被卡利克拉提達斯佔領，所以他的軍隊在給養方面不存在太大的問題。整體上看，形勢對雅典極其不利。儘管如此，雅典人還是堅決選擇了出徵。當時一共有8位將軍統帥：小伯裡克利、狄奧麥東、呂西亞斯、阿利斯託克拉泰斯、塔拉敘魯斯、埃拉斯尼戴斯、普羅託馬庫斯、阿利斯託蓋奈斯。
雅典艦隊集合之後首先前往薩摩斯，然後在薩摩斯集中了薩摩斯和其他盟國的船隻，此時艦隊船隻的規模達到了155條。之後，艦隊向北航行穿過開俄斯，到了阿吉紐西，距離米提萊奈大概只有12英裡。斯巴達人在封鎖科農時集結了約170條船，但沒有攻下米提萊奈，只是用陸軍將其包圍。在得知雅典人到達的消息之後，斯巴達人希望進行決戰。決戰的前一天晚上，卡利克拉提達斯本來打算發動一場偷襲，但是由於當天晚上下了大雨，颳了大風，所以沒能實施。第二天一早，卡利克拉提達斯就率領120條戰船，一字排開，向雅典人發出了挑戰，他還留了50條船來封鎖科農。在列陣時，卡利克拉提達斯船上的墨伽拉人水手提醒他，在船的數量上，斯巴達是少於雅典的，所以最好等待時機。因為「等」的話，對斯巴達人是有利的，其好處有幾點：第一，雅典人缺少補給；第二，雅典艦隊駐紮在阿吉紐西，港口不好。但是卡利克拉提達斯並沒有採取水手的建議，而是直接率領艦隊布陣。雙方的陣型也相當有意思：雅典的艦隊中間是薩摩斯人和其他的盟友，一共是45條船，布在陣中，陣勢很密，但是只有一層，背靠島嶼列陣。晏紹祥教授認為中間是比較重要的，一旦被突破，形勢就會很危急。但是這個地形的優勢在背靠島嶼，很難突破。雅典的8位將軍，每人率領了15條船隻，共120條，布成兩列，船隻之間的距離也有一定的距離。按照卡根（Donald Kagan）的說法，這樣布陣的原因有幾個：第一，雅典人的航海技術不如伯羅奔尼撒人，如果艦隊布成單列的話，很可能會被突破。現在有兩排船隻，就算突破了一排，還會有另外一排等著撞擊，因為古代希臘的基本戰法就是靠船隻前面的撞角把對方撞翻或者撞沉。第二，雅典艦隊的兩翼遠遠超過了斯巴達艦隊的兩翼。因此，一旦發生交戰，雅典艦隊可以對斯巴達艦隊形成包圍，從後方撞擊，這樣的布陣是很巧妙的。但是卡利克拉提達斯沒有理睬雅典的布陣，也沒有採取「等」的戰術，直接發起了進攻。
交戰雙方的艦隊陣型卡利克拉提達斯有自己的思考：首先，他在小居魯士那裡受了氣。他自認為是堂堂一國統帥，但去討錢，並且在外面守了兩天，結果無功而返。所以據說卡利克拉提達斯離開的時候說的，如果他能繼續執政的話，一定讓希臘人不要再打仗了，以至於希臘人「像個乞丐似的」，向「蠻族」討錢。此外，呂山德離開時給卡利克拉提達斯設置了很多障礙，所以卡利克拉提達斯非常想要勝利，在他手上一勞永逸結束戰爭。第三個原因就像卡利克拉提達斯所說的，對斯巴達人來說，要麼死，要麼贏，沒有撤退一說。因此卡利克拉提達斯決定進行決戰，開始的時候雙方進行了集中攻擊。雅典人數量的優勢發揮了作用，伯羅奔尼撒的艦隊被衝散之後，遭到了雅典優勢力量的攻擊。在作戰過程中，卡利克拉提達斯陣亡了。
呂山德最終，伯羅奔尼撒艦隊損失了七十幾條船，具體數目說法不一，總而言之，損失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船隻，其中斯巴達人的10條船被擊沉了9條。而雅典損失了25條船，其中13條船當時就沉入了海底，還有12條船飄在海面上。所以戰役結束後，雅典的將軍們就委託泰拉麥奈斯和塔拉敘布魯斯進行打撈。這兩個人一共有47條船，但是他們倆的身份並不是將軍。雖然他們之前曾任將軍，但是公元前406年，他們不是，所以很難確定他們有多大的權威。此外，這兩個人有沒有認真履職也無法得知。總之，他們沒能完成打撈任務。其餘的雅典軍隊與科農會和，一起前往米提萊奈。科農的逃脫是由於卡利克拉提達斯留下看守港口的埃泰奧尼庫斯逃跑了。埃泰奧尼庫斯先派遣瞭望船去查看戰況，結果發現斯巴達人戰敗。之後他假裝斯巴達獲得了勝利，祭神致謝，宴請士兵，然後讓所有人都上船，率領艦隊逃跑了。隨後科農和將軍們一起前往了米提萊奈，之後他們又去往了開俄斯，但是未能成功攻城。最後雅典艦隊無功而返，而落水人員的打撈也未順利進行，這就是戰役的大致情況。這場戰役是西西里遠徵戰敗之後，雅典人難得的一次偉大勝利。這次戰役不僅使對方損失了將近80條船，還殺死了對方統帥。但是，由於沒能打撈起落水的人，按照色諾芬的說法，留在國內的雅典人將8位將軍全部罷免。雅典一共有10位將軍，除去戰役時不在場的科農和另一位在米提萊奈去世的將軍，其他8位全部被罷免，但是只選擇了阿德曼圖斯和菲羅克萊斯兩人替代他們，這或許是如果被罷黜的將軍經過審判後無罪的話，雅典人考慮讓他們繼續復職。當時這8位將軍被召回雅典，被要求作出解釋。在返回之前，普羅託馬庫斯和阿利斯託蓋奈斯選擇了逃亡，因為他們預感到雅典人正在氣頭上，如果回去或許會有不好的結果。而其餘6位將領回到了雅典，也遭遇了麻煩。
阿吉紐西審判
回到雅典之後，阿奇戴摩斯控告埃拉斯尼戴斯貪汙或濫用了赫勒斯滂的稅款。雅典人當時在赫勒斯滂設立了一個稅卡，對來往船隻收稅，即色諾芬記載的「兩奧波爾稅」。第二個控告埃拉斯尼戴斯的理由是他作為將軍失職，但具體原因今天已不得而知。隨後埃拉斯尼戴斯被送上法庭審判定罪、罰款並監禁。剩下的5位將軍就戰役和風暴的情況在議事會作出說明，解釋他們為何沒有成功打撈落水者。然後根據提摩克拉泰斯的建議，議事會認為5位將軍有失職之處，於是將他們監禁，準備交付公民大會審判。在公民大會上，負責打撈救援的泰拉麥奈斯首先上臺抨擊將軍們，質問他們為什麼沒能把落水者撈起來，還出示了將軍們解釋的信件，信中說由於風暴無法打撈。實際上戰爭結束後，泰拉麥奈斯先回了雅典，當雅典人聽說有很多人未能被打撈上來的時候，首先把氣撒在了泰拉麥奈斯頭上。而泰拉麥奈斯在公民大會上敘述情況後，雅典人將8位將軍罷免。之後在討論責任問題時，泰拉麥奈斯急於撇清自己的責任，於是攻擊將軍們。在會上將軍們也為自己進行了辯護，他們有兩個主要理由：第一，負責打撈的人是泰拉麥奈斯。不過將軍們也無意攻擊泰拉麥奈斯沒有盡責，因為還有第二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當時確實有風暴阻止了打撈。當時有很多水手已經返回雅典，其中應當也有泰拉麥奈斯的追隨者，他們也站出來作證，是風暴阻止了打撈。還有一些人表示願意為將軍們作保。當時原本要進行表決，但或許是因為前面發言的人較多，天色已晚。而當時表決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舉手表決，另一種是投票表決，但是這兩種在當時的情況下都無法順利進行了。於是，雅典人最終決定把會議延期，並委託議事會起草決議由公民大會討論。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因為通常雅典公民大會上討論的所有問題都必須當天達成決議。
不巧的是，這次公民大會之後，緊接著的就是阿帕圖利亞節，這是一個家人團聚的節日。但是很多人的家裡，是沒有辦法團聚的。在戰役中有25條船沉沒，意味著有將近5000人沒能回家，雖然死者未必全是雅典公民，但其中的雅典公民也不佔少數。所以在節日過後的公民大會上，泰拉麥奈斯利用了這個機會，安排自己的支持者身穿喪服，剃光頭髮，出席會議。此外，泰拉麥奈斯還賄賂了議事會的議員卡利克塞努斯，讓他在議事會上控告將軍們並起草決議。卡利克塞努斯起草的決議內容有如下：第一，在上一次公民大會上雅典民眾已經聽取了對將軍提出的控告和將軍們自己的辯護髮言，這次會議上將不讓他們繼續發言。第二，公民需要按照部落「一攬子投票」，對8位將軍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投票。這是不合理的，因為無論是雅典的法律，還是後來羅馬的法律，又或是我們今天的法律，都有明確的做法，那就是一人一審。8位將軍按一個罪名投票，明顯是違法的。另一個不合理的地方在是每個部落中設置兩個投票甕，一前一後。每個部落的傳令官宣布：認為將軍們有罪的，投票入第一甕，認為他們無罪的，投票入第二甕。這就造成了投票過程的公開，每個人投了哪一票都會一清二楚。第三，如果將軍們被判有罪，則會被移交給雅典專門負責處決犯人的群體「十一人」並處死，而將軍們的財產也會被沒收。所以卡利克塞努斯提的決議案既違法，又特別嚴厲。
在決議案提出後，有一個人在公民大會上宣稱自己是抱著飯盆從海上逃生的。他稱那些被淹死的人要求他向人民報告將軍們的過失，為英勇戰死的雅典人復仇。情況本來就對將軍們非常不利，現在更是雪上加霜。雖然如此，歐呂普託萊摩斯還是站出來指控卡利克塞努斯提出了非法動議，要將他送交法庭審判。如果指控成功，卡利克塞努斯要上法庭證明自己的動議合法，如若不能，他將被懲治，即使證明動議合法，也要過幾天再召開公民大會。按照色諾芬的記載，部分人支持歐呂普託萊摩斯，但是大部分人狂叫到，如果人民不能做他們願意做的任何事情，那也太恐怖，太荒謬了。此時呂奇斯庫斯又提出了一個非法動議：那些對卡利克塞努斯指控的人，如果不撤回，就應與將軍同樣受審。這就相當於把歐呂普託萊摩斯與將軍們捆綁在了一起。根據記載，這個動議又一次受到歡呼，贏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因此，歐呂普託萊摩斯被迫撤回了提議。這是第一次有人試圖阻止非法的提案。
儘管歐呂普託萊摩斯的提議被撤回，但是議事會的主席團的部分成員發現這個決議是有問題的。雅典的議事會每年十分之一的時間有50人組成的主席團，它的主要職責是接待外來使節，掌管一些雅典的基本事務，以及向公民大會提交決議案。公民大會的決議案需要經過主席團，部分主席團成員發現決議案是違法的，因此拒絕提交給公民大會。按照雅典的法律，凡是沒經過議事會同意的法案被提交到公民大會上，都是違法的，也自然是無效的。但此時卡利克塞努斯表示，如果主席團的人反對他的提議，也將和將軍們一起接受審判。結果有部分民眾歡呼支持，於是很多人退縮了，主席團也放棄了反對。色諾芬特別提到，在此過程中，蘇格拉底堅決反對違法議案。但是或許如斯東（Isidor Feinstein Stone）在《蘇格拉底的審判》中所寫，他只是表達了反對之意，並沒有表現得很強勢。但也因此使得歐呂普託萊摩斯又一次得到了發言的機會。按照雅典的法律規定，議事會的決議提交到公民大會之後，公民大會要進行辯論，辯論之後可以對議事會的決議進行修改，有時修改幅度會很大。甚至完全變成了另一個提議，這在戴維斯（John Kenyon Davies）的《民主政治與古典希臘》中也被提到。有時議事會甚至沒有決議，只是提交問題，比如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進佔中希臘，這個消息傳到雅典當晚就引起了騷動。第二天議事會的議員一早就開始商量，但是最後也沒有提交任何決議，直接把問題提交給了公民大會。最終德摩斯梯尼上臺發言，沒有人提出反對，一致通過。由此可見，議事會的決議是可以被公民大會修改的。因此歐呂普託萊摩斯再次上臺發言，為將軍們辯護。他辯護的核心內容有幾點：第一，將軍們的確指定了泰拉麥奈斯和塔拉敘布魯斯的47條船打撈落水者，所以這兩個人應該和將軍同罪，一起受審。不過歐呂普託萊摩斯認為這也並不妥當，所以應該根據坎諾努斯法去審判這些將軍。而這個法律對被告的處境是很不利的。因為被告需要戴著鐐銬受審，一旦被定罪，立刻被處死，財產也會被沒收。他還提出可以按劫奪神廟財產和叛國罪來審判，被定罪後也是處死，沒收財產。但其好處是會讓將軍們在不同的法庭分別受審，並給他們一天的時間自我辯護，這樣就給了這些將軍說話的權利。歐呂普託萊摩斯認為這樣原告和被告都有發言的機會，也並沒有影響公民的權利，他們最後依然可以投票決定。但是在法庭和在人民大會上情況是不一樣的，而且需要過一段時間再審。這樣做是合法的。並且承認了將軍們在戰役中的貢獻。而按照之前的做法不僅非法，而且可能導致將軍們被無辜地處死。
歐呂普託萊摩斯還搬出了歷史先例：公元前411年，阿利斯塔庫斯不但參與了「四百人政府」，推翻民主政治，還在逃亡時利用奧伊諾伊要塞的駐軍將領不清楚情況的機會，將其出賣給了底比斯人。儘管如此，阿利斯塔庫斯被捕後仍獲得了一次單獨審判的機會。歐呂普託萊摩斯認為，既然這樣的人都可以被單獨審判，那麼對打敗了敵人的將軍們，剝奪他們辯護的權利是不合適的。接著，歐呂普託萊摩斯詳細說明了將軍們如何區分責任，在戰場上如何開會商討：當時狄奧麥東主張打撈，埃拉斯尼戴斯則想要追擊敵人，最後塔拉敘魯斯提出，一部分人打撈，另一部分人追敵。歐呂普託萊摩斯還講述了將軍們的具體做法：每位將軍抽出3條船，加上10條艦長船、10條薩摩斯的船以及3條副統帥的船，共47條船隻負責打撈，其餘的追擊敵人。當時海上尚有12條船剩餘，如果只審判將軍，而不審判負責打撈者，是不合適的。或者可以認為風暴應當負責，之後再進行細審。對25條船上倖存人員的情況還有爭議，但他們應當沒有全部淹死。除了前面提到「抱著飯盆上岸」的人，將軍埃拉斯尼戴斯也曾落水，但是最後被救起，所以應當有部分落水者倖存。歐呂普託萊摩斯指出，雅典本是勝利一方，但現在像個戰敗者似的進行追責，這不合適。他堅持建議按照坎諾努斯法，每人進行單獨審判。他的發言顯然贏得了相當數量的人支持，所以公民大會在他的建議與議事會的建議間搖擺。在第一次表決中，支持歐呂普託萊摩斯的建議者佔多數，但是此時麥奈克萊斯出來幹預，他指出表決不合法，並且發誓。這可能是由於歐呂普託萊摩斯的建議沒有經過議事會，而是直接在公民大會上提出。在麥奈克萊斯反對後又進行了第二次投票，卡利克塞努斯提出的動議被通過。最後公民大會對將軍們進行了投票，結果主張定罪者居多，於是當時從雅典出發的8位將軍均被定罪，而尚未逃亡者被處死，這是色諾芬的記載。但古代也有提到10位將軍都被處死的傳統，晏紹祥教授認為這是有問題的。這一說法出自亞里斯多德的記載，他可能也是道聽途說，不像色諾芬記載的清楚，後者明確提到了無責者、病死者和逃亡者。根據色諾芬的說法，沒過多久人民就後悔了，對「欺騙人民者」提告。這過了多少時間，不能明確得知，但是從色諾芬記述的情況推斷，這應當是公元前404年。因為他隨後就提到，這些人被羈押，即將受審時爆發了內戰，又趁亂逃跑，而這場內戰應當就是公元前404年-公元前403年「三十僭主」時期的事。當時雅典人提告了5個人，除卡利克塞努斯外，其餘人不得而知，或許有其他在會上發言的人。公元前403年雅典恢復民主制度後進行大赦，卡利克塞努斯又回到雅典，不過最後沒有人理睬他，於是他被餓死。這就是阿吉紐西審判大概的過程。
哈蒙德的《希臘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書影評價阿吉紐西審判學界對阿吉紐西審判有很多的研究和討論，並對其持批判態度。比如18-19世紀英國史學家，《希臘史》（The History of Greece）的作者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認為，那時的雅典完全可以贏得勝利，但那時雅典人民只想濫用權力，「猶如一個虛弱而善變的暴君，其唯一規則就是他的激情，儘管任何暴君都不會像他們那樣無法無天」。我們今天所謂的「集體暴政」大約與米特福德的說法有關，他還提出，這是一場「有史以來最特殊、最無恥、最致命的派別攻擊」，將所有罪過全部算在民主派的頭上。格羅特（George Grote）本是為民主辯護者，但他對阿吉紐西審判也很無奈，在分析了這一事件後，他說：「這是一種非常粗暴的不公正和不法行為，給那些通過決議的人，以及全體雅典人，帶來深深的恥辱。」晏紹祥教授認為其說法有一定問題。研究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權威，《伯羅奔尼撒戰爭新史》（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的作者卡根認為「這一事件與雅典對法律、公平和程序正義的尊重是如此南轅北轍，而這種尊重正是雅典民主政體的特徵所在」。政治學家赫爾德（David Held）在其《民主的模式》一書中論及了雅典民主政治，並指出阿吉紐西審判體現了「全民公決的某些不穩定的基礎，以及由於缺乏對於情緒性行為的某些制約的制度機制而具有的普遍的政治不穩定的潛在可能性」。當代希臘史學者波麥羅伊（Sarah B. Pomeroy）和莫裡斯（Ian Morris）等人基本上對這一事件也持否定態度。《希臘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的作者哈蒙德（N. G. L. Hammond）在評價這一事件時說，被狂熱的激情和假公濟私的行為所蒙蔽和控制的雅典人民，把法律拋之腦後，戰爭的恐怖和失敗的可能性已經敗壞了雅典公民的正直品質，使他們變得冷酷無情了。只有蘇格蘭學者有麥克道維爾（Douglas Maurice MacDowell）在其《古典雅典的法律》（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中辯護說，「除了辯護人演講的簡短和集體判決以外，我們根本沒有合適的理由認為，在這個案子所遵循的程序中，在法律上有任何不合適的地方」。晏紹祥教授認為，如果沒有違法就做出如此糟糕的行為，反而更說明問題嚴重。
國內學者也關注了這一問題。佟德志教授就阿吉紐西審判強調，民主與法治常常相伴，但它們之間是有張力的。他還認為，民主的普遍建立沒有消除民主與法治之間固有的矛盾，反而使民主與法治的緊張關係具備了更為重要的理論內涵。孫道天先生則指出阿吉紐西戰役的勝利這件好事被雅典當時的當政者變成了不幸，他還認為雅典人「過分情緒化」。他特別強調，「在此危急存亡之時，重視死者甚過重視生者，亦屬咄咄怪事」。晏紹祥教授認為這一說法有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空間。現代人說「危急存亡」，是因為已經知道雅典人最後戰敗了，但他們當時可能不這麼認為，以至於斯巴達人來求和時他們覺得自己有「優勢」而拒絕。形勢中的人與我們事後的人認識可能存在差別。
研究審判是否合理應當首先分析在阿吉紐西戰役中將軍是否有責任。古代作家色諾芬和狄奧多魯斯對這次事件記載最多，他們都認為將軍們沒有任何責任，他們被處死純粹是民主政治的問題。現代學者對這一問題也有很多討論。格羅特認為將軍們是有責任的，因為他們必須搭救落水者，而不應只忙於追擊敵人，將此責任委託給副手；而且既然斯巴達人能逃亡，雅典人能追擊逃敵，那麼說明風暴還不嚴重。總之，他認為雖然審判不合法，但將軍有罪責。而卡根認為將軍們沒有責任，他們應當去追擊敵人，因為當時敵人在米提萊奈仍有50條船，而且有近40條敵船逃亡了，如果他們進行聯合仍有很大威脅，所以要消滅敵軍，以求一勞永逸；此外科農當時仍被困在米提萊奈；還有風暴的因素應當也是存在的。卡根還提出，當時戰鬥激烈，海面上人員分散，不易打撈，因此將軍們的處理是沒有問題的。晏紹祥教授認為，將軍們是有責任的，並且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他指出，風暴應當確實發生過，而非時有時無的，因為在公民大會上，包括泰拉麥奈斯和將軍們等在內許多人的發言都證明了其存在，古典文獻在這一點的記載上是一致的。而決定繼續打擊敵人也是應當的，附近的50餘條敵船仍是很危險的存在，但是在追擊返回後將軍們應當馬上組織營救，這恰恰是將軍們過失之所在，他們採取了最緩慢和拖延的方式：一開始，將軍們開會商議是救人還是繼續追擊，並且產生了三種不同意見；之後，雖然塔拉敘魯斯提出的折中意見被採納，但並沒有直接指定一批人實施救援，而是在每位將軍麾下選出三條船進行救援，這需要時間通知和集中艦隊；在救援隊集結完成後，風暴發生，而且士兵們筋疲力盡不願再出海救人。這一過程反映出權威人物的缺乏，將軍們理應直接分工執行救援和追擊的任務。將軍們的決策致使救援過程被長期拖延，在雅典人擊敗敵人又返回開會組織救援的過程中，落水者可能已經被泡在水中數個小時，結果雅典水兵無故減員。當時有12條船在海面，其乘員至少有2000餘人，而雅典公民的總數也只有兩萬餘人。近十分之一的公民白白損失，雅典人完全有理由表示憤怒。而且在與斯巴達的後續戰爭中，雅典人難以再組織人力發展艦隊。將軍們自身還犯了錯誤，在第一次向雅典人通報時，他們沒有提及已經指定泰拉麥奈斯等人負責營救。在回到雅典後將軍們才提出這一說法，讓雅典人認為他們在推卸責任。
議事會在阿吉紐西審判中的做法也有問題。議事會本有預審官員做出初步決定的責任，但在本案中，將軍們回到雅典在議事會作證之後被監禁。之後，議事會批准了非法的決議，而正是這個決議剝奪了將軍的申辯機會。議事會實行了集體判決而非每人單獨審判。而且在決議產生後實行了公開投票，而非遇到重大事件理應進行的秘密投票。所以歐呂普託萊穆斯要求將卡利克塞努斯送交審判是沒有問題的。此後，主席團也負有責任，他們明知提案非法，仍將其遞交公民大會。而且除蘇格拉底外，主席團沒有人反對這一決議。
而泰拉麥奈斯在審判中也有責任。泰拉麥奈斯之父哈格農曾為伯裡克利的同僚，很有地位，他自己從公元前413年之後也曾連續多次當選為將軍。此人擅長演說，阿吉紐西審判之初，雅典人將怒氣集中於泰拉麥奈斯身上，但在他的一番演說後，雅典人轉而責怪將軍們。這個人對民主政治缺乏好感，曾兩次參與推翻民主的政變，他參加了公元前411年的政變，並且加入了後來的「三十僭主」。在公元前404年赴斯巴達談判期間，泰拉麥奈斯以被呂山德拘禁為由故意在那裡停留了三個多月，但色諾芬記載他並未被拘禁，而是泰拉麥奈斯希望雅典人在飽受飢餓之苦後接受他籤訂的任何和約。在阿吉紐西審中，此人也有很多問題：首先，他在將軍們尚未歸來時不敢承擔責任，而是轉嫁怒火；而且他在第一次公民大會上指控將軍，以圖為自己脫責；他還安排自己的支持者裝扮成陣亡者的親屬，雖然西方學界對這一點有爭議，但是晏紹祥教授認為雅典當時並非完全「面對面」的熟人社會。泰拉麥奈斯讓自己的支持者都前去公民大會，這些人與陣亡者的家屬一起構成了參會者的多數。此外，他收買了卡利克塞努斯，後者提出了非法的提案，這一點被色諾芬明確提出。而後來在審判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呂奇斯庫斯、逃生的水手和麥奈克萊斯等人是否與其有關係，現不得而知，但色諾芬記載，雅典人在後悔之後又控告了包括卡利克塞努斯在內的五人，雖然無法確定具體有誰，但或許他們與泰拉麥奈斯有關。
晏紹祥教授還分析了審判中雅典人的表現。在第一次公民大會中，他們允許將軍們發言，也允許其被保釋，但當天並未進行表決。在阿帕圖利亞節之後的公民大會上，議事會提出了一個非法動議，因而在歐呂普託萊穆斯第一次發言後，有人支持他的控告。但是這次「阻擊」並未成功，被呂奇斯庫斯破壞。之後主席團試圖努力阻止提議，但在卡利克塞努斯恐嚇下也未成功。後來歐呂普託萊穆斯再度演講，並提出按照坎諾努斯法進行審判，公民們也選擇了他的議案，但在麥奈克萊斯的幹預下再次「阻擊」失敗。可以見得，在審判時雖然雅典人中有「發狂者」，但也有許多人保持清醒。雖然非法決議最後被通過，但民主政治在其中也曾設置多道障礙。而它們被突破與泰拉麥奈斯有直接關係：首先，他組織人員出席會議，讓自己的支持者與遇難者的親屬佔了多數；第二，他賄賂了卡利克塞努斯，要求其提出一次判決8名將軍的非法動議；此外，正是由於他的支持，呂奇斯庫斯才威脅將歐呂普託萊穆斯與將軍一起審判，而卡利克塞努斯也對主席團提出了這樣的威脅；在最後公民大會選擇歐呂普託萊穆斯的建議後，麥奈克萊斯又從中作梗，雖然其與泰拉麥奈斯的關係尚未可知，但至少他受到了前面發生一系列事件的影響。綜上，第二次公民大會很大程度上被泰拉麥奈斯操縱，導致將軍們被處死。
在雅典民主制度中，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關係始終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歷次設計或主導政治變革的人都來自精英階層。其中民主派發起的變革主要有三次——克裡斯提尼改革、埃菲亞爾特改革與後來民主政治的恢復。在這三次行動中，精英們都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內行事。而寡頭派的行動並非都是如此：公元前411年政變中「四百人政權」的上臺就是依靠恐怖和欺騙手段完成的；公元前404年的「三十僭主」政權也是在斯巴達的支持下依靠恐怖和暴力建立的。晏紹祥教授認為，在阿吉紐西審判中法治的失守主要也是出自以泰拉麥奈斯為首的精英階層的操縱。如果對審判結果負責的話，首先應當是泰拉麥奈斯，將軍們只有次要責任。那一天公民大會對泰拉麥奈斯的順從，或多或少說明了這一問題。因為歐呂普託萊穆斯的精彩發言並未獲得許多支持，而在卡利克塞努斯之流發言後卻得到不少歡呼。
晏紹祥教授認為，阿吉紐西審判之所以出現，有其特殊的背景：首先，伯羅奔尼撒戰爭已經進行了二十餘年，雅典公民死傷慘重，而沒有打撈水手又造成了公民的無辜傷亡，需要進行追責；第二，泰拉麥奈斯動用了非法手段，利用了陣亡者親屬的憤怒，突破了民主政治設置的壁壘；此外，民主政治本身也確實存在問題，這種制度有時過於寬容，比如泰拉麥奈斯在公元前411年的政變之後並未被清算，而是憑藉他的影響力繼續擔任領導，結果繼續作惡；最後，長期的戰爭造成了雅典制度某些方面的緊張和變形，導致控制精英的藩籬有些地方失靈。所以很難說這場審判是「暴民政治」的結果，而恰恰是精英階層利用民主政治的寬容造成的。之所以這次審判和蘇格拉底之死一樣臭名昭著，是因為民主政治犯錯誤的情況比較稀少，而容易被記住。如果專制統治者或寡頭犯錯，大家反而認為理所應當。這反映出了大家對民主政治的期待，但應當承認，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犯錯，只是錯誤多少和嚴重程度的差別。
雅克-路易·大衛繪製的《蘇格拉底之死》講座過後，晏紹祥教授解答了一些聽眾的提問。限於篇幅，本文僅選取其中部分問題整理刊發：Q：雅典民主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A：這取決於站在什麼立場評價。我從來不認為民主政治是完美的制度。郭小凌教授曾說，民主政治可能並非最好的，但它是最不壞的。在古代情況也是如此，民主政治能動員雅典的大多數人，這是其最大優勢。但雅典民主也是一種「城邦民主」，城邦掌握的資源十分有限，很難控制精英階層。所以如果少數精英階級聯合起來，下定決心採取行動，正如阿吉紐西審判中泰拉麥奈斯等人所做的那樣，一般的民主制度很難阻擊。但這不僅僅是民主制度的問題，其他制度中也是如此。在雅典公元前411年發生政變，其真正參與者雖然不多，但就是這些人聯合起來，採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將民主派的領袖和其他意見不同者暗殺後，其他人也就不敢再採取行動了。當然，他們也尋找了一個很好的理由：「只有廢除民主政治，我們才能得到波斯的支持，只有得到波斯的支持，才能打贏同斯巴達的戰爭。」但當時他們已經得知波斯不可能提供支持了，還要拿出來說事，這就是一種欺騙。包括民主政治在內希臘城邦的政體往往無力對付少數豪族的強勢力量。我認為民主政治已經控制得很好了，從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近兩百年間有過幾次變革，民主制的變革基本在法律框架內實行，雖然有問題，引起了動蕩，但是最後都實現了和解，而寡頭派只有兩次成功。雅典民主有一定的控制手段，比如早期的陶片放逐法和後來的「在職審查」，不合格者隨時可能面臨整治，被送上法庭，離職時也要接受審查。這些手段到伯羅奔尼撒戰爭時，由於對泰拉麥奈斯、亞西比德等某些精英人物的依賴，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果說雅典民主制有其問題的話，這是由於城邦自身的力量太小，資源不夠，不容易控制世家大族的勢力，不能很有效地維護民主制的穩定，導致問題的出現。
Q：如何看待「將軍之死是人性的缺點而非民主政治的缺點」這一說法？
A：我認為兩方面因素都有。比如議事會主席團沒能阻擊非法決議的提交，可能與人性的弱點有關，他們絕大多數在卡利克塞努斯威脅之後便不敢作聲，蘇格拉底雖然堅持，但應該也有所妥協。此外，在公民大會最後給將軍定罪投票時，人性問題可能起了作用，至少陣亡者的親屬和泰拉麥奈斯的支持者是如此。但能讓人性起作用，是因為民主政治提供了空間。我覺得人性固然有其問題，但民主政治恐怕也不是完全無責。即使當時出席者全部是泰拉麥奈斯的支持者，也要思考為什麼沒有組織到其他的公民。當然，這個責任的比例多少，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在寡頭政治中不需要人性起作用，導致軍隊損失者可能會被直接處死，因此阿吉紐西審判是只有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才會出現的情況。
Q：陶片投票是不是有難度？
A：這是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們現在發現的不是半個陶瓶，只要撿一塊陶片就可以在上面刻字。雖然有大有小，但現在發現的都是陶片。因為當時陶器在雅典非常流行，所以找這種陶片還是很容易的，不過應該不至於帶半個陶瓶。當然有的人也可能會帶比較多的陶片。
Q：雅典一直認為自己的民主制度是最值得驕傲的，在雅典與斯巴達對立的幾十年間，是否對斯巴達宣傳過自己民主制度的優勢？
A：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們可以肯定雅典人對民主制度有過宣傳，比如伯裡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演說》。據修昔底德記載，雅典人每年都要舉行葬禮演說，其中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讚美民主政治。雅典被刻畫為「自由的衛士」，它「幫助所有的希臘國家」，「為了自由四處徵戰」。至於斯巴達人是否知道這一情況就不得而知了。我認為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當時有相互交流，至少斯巴達的精英階層是了解雅典民主制度和宣傳手段的，只是由於斯巴達人沒有留下什麼文獻，所以現在很難回答他們到底了解到什麼程度，對民主制度又是何種態度。
伯裡克利《陣亡將士國葬禮上的演說》(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