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宋君臣把婦女作為交易的籌碼，但父家長制仍希望婦女以死殉國，多發的性暴力導致貞節觀的強化。「靖康之難」是宋代貞節觀變化的關鍵節點。
除皇室妃嬪、公主之外，在「靖康之難」中還有更廣泛的女性人群遭受到性暴力，本文試圖了解宋代社會對這些受害者的態度，並觀察「靖康之難」對社會性別觀嬗變的影響。
廣義的「靖康之難」從北宋末延續到南宋初，使更多的婦女慘遭性暴力的荼毒。東京第一次被圍，諫議大夫楊時謂：「臣聞金人之去欲未厭，成安一縣驅掠女子二千餘人。」建炎二年（1128）二月「四日，賊至瓜州，貴賤未渡江者十有五六，賊既緊迫，奔迸溺水死者不知其幾何也。婦女被驅虜，願死不去，有虜而去者，又不知其幾何也」。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建康（今南京）陷，金人取城中女，明年五月丙午再入城，「凡驅而與俱者十之五」，被驅者主要是年輕女性。
《宋史·列女傳》記載38位婦女的事跡，其中10位死於「靖康之難」，9位死於南宋末，還有8位婦女死於北南宋中期的兵變賊亂。清編《古今圖書集成》，《閨烈部》記宋122名烈女，主要依據地方志補入。其中，74人死於戰亂，81人因性暴力而死。按時間計，北宋烈女24名，死於「靖康之難」者25名，則「靖康之難」的烈女人數已超過北宋總和，餘73名皆死於「靖康之難」後的南宋，其中有29名死於宋末與蒙古人的戰爭。
《宋史·列女傳》記載的烈女只是冰山一角，但寥寥幾筆仍能看出實況與寫作者的心態。
首先，試考察戰爭中被害女子死亡的原因，絕大部分都宣稱是抵抗性暴力而死。烈女書寫常見女人救公婆、丈夫和父兄，但無論如何，仍必須以死保貞。王袤夫妻被金人俘獲，妻趙氏救夫被殺；榮氏救姑被賊執，「榮厲聲詬罵，遂遇害」。丁國兵妻求盜釋夫後自殺；紹興初詹氏女以身贖家人命，待父兄走遠躍水死。
其次，試考察對婦女的加害者。令人意外的是，在戰亂中婦女往往遭到本族男性的性暴力。《古今圖書集成·閨烈部》所記戰亂中死的74例宋烈女，遭金人或蒙古人性暴力的分別為6起與26起；《宋史·列女傳》中死於「靖康之難」的10位婦女，倒有8例是被宋兵匪強暴殺害的。本族亂兵盜賊對女性同樣殘暴，要求女性為國殉節，便顯得尤其虛偽。
圖4 山西高平開化寺宋壁畫
圖4為山西高平開化寺宋壁畫中華色比丘尼變相局部。原故事說華色比丘尼先後三嫁，為強盜逼娶，皈依佛法方得救。與敦煌莫高窟的同題材唐畫相比，唐畫著重描寫華色幾次婚姻的不幸，而宋畫將重點置於強盜逼娶的部分。經考證壁畫繪於北宋，故事亦忠於佛經，而畫面描繪出現實的情境：婦女上身半裸，面前放著被殺的嬰兒，強盜成群結夥，翻牆入室。
再次，試看烈女的出身。統計下來，烈女的出身主要還是平民。如上所述，遇難時上層女性未必更勇於誓死守貞，但史家在記載官宦之家女子時，表現出鮮明的士大夫榮譽觀。如記師氏，不惜筆墨記其父師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在朝時如何剛正。師氏「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又死於賊張遇的榮氏，史官亦特別說明她自幼讀《論語》等，故能捨生取義。強調烈女出身，應為激勵士大夫家族的婦女。
最後，細閱烈女記載的書寫方式。其間常見「辱」與「死」二字，幾乎每個故事都有大罵激怒敵方的橋段，或臨死前有正義凜然的斥責，這與筆記所載的真實情形適成鮮明對照。史家強調的是：好女人應在被性侵之前自殺或被殺。這些故事喜歡渲染女性死時的慘烈，如項氏「斷指而死」；貢士歐陽希文妻廖氏被「斷其耳與臂」；還有許多被斬首、被充作軍糧等血淋淋的記載，並強調慘烈犧牲都是女性自願選擇的，即女人必須及時以死保清白。這每每使人想起靖康之難的女俘。烈女書寫又籠罩一層神異的色彩。如林老女遇害「越三日面如生」；王氏二婦為金人俘投江死，「屍皆浮出不壞」；又某烈女「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幹，睛則溼，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作者想說明烈女雖死猶生。
由此可見，「靖康之難」是貞婦烈女激增的關鍵節點，戰亂中的性暴力是導致婦女死亡的主要因素。
士大夫提倡節烈觀之影響
「靖康之難」帶來對婦女的性暴力，婦女的守貞問題得到廣泛的關注。
北宋末為趙氏殉死的士大夫並不多，對婦女貞節的提倡原帶有激勵士大夫的目的。南宋初，「有言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勵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諡，使得垂名不朽，亦風勵節義之一端也」。南康軍有賢女浦，傳說北宋女子劉氏誓不再嫁自沉江浦。汪革賦詩云：「女子能留身後名，包羞忍恥漫公卿。可憐嗚咽灘頭水，渾似曹娥江上聲。」呂本中詩曰：「時經喪亂後，世不聞堅貞。烈士久喪節，丈夫多敗盟。寧聞閨房秀，感義不偷生。窮荒禮法在，尚此留佳聲。」陳亮亦在烈女傳後嘆曰：「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然而，忠君的效果十分可疑，婦女的貞節觀卻得到加強。
文獻稱北宋對貞烈婦女的旌表並不經常：自乾興至治平五十年間義烈婦女僅十數人載於史，烈女「湮沒而不傳者蓋有之矣。」南宋實行三年一次的旌表，馬廷鸞曰：「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事狀顯著者，具明聞奏，加之旌擢，恩施甚厚，三歲一下，如寒暑之不移。」地方志載：宋觀察使劉虎死，其妻王氏及子媳、孫媳兩郝氏守節，三世節婦得到歷朝的旌表。可見地方上已形成相應的制度。
南宋以後所鼓吹的貞節觀更趨於嚴苛。建炎三年春，亂兵掠臨淮縣，王宣妻 「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至，宣避之，曹堅臥不起，眾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為所害。」又紹興九年，塗端友妻陳氏為盜所執，數日後族黨出資贖歸，陳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閣，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塗氏堂？』復罵賊不絶，竟死之。」可見，社會輿論認為，被俘婦女已無貞節可言。
陳亮所撰《二列女傳》更耐人尋昧：永康大姓女杜氏，生而端麗。宣和二年（1120）冬，當地悍匪乘亂逼杜家交出其女，其家「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不可？待我浴而出。』」這個故事令人想起靖康之難的皇室交易。 陳亮說，杜氏浴後妝畢從容就死，將套繩圈時才發現頭冠太大，只好取下頭冠，將繩圈掛在頸上，然後整發戴好頭冠，再懸梁自盡。
圖5 河南禹州白沙宋墓出土梳妝圖
圖5宋墓壁畫梳妝圖可見北宋婦女所戴團冠。也許杜氏當時就是戴著這類較大型的頭冠吧？為此，陳亮嘆道：「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 然而，次年官軍捕賊，又乘勢抄掠，永康富民陳氏二女並為執，長女為殺，「次女竟汙焉。後有諗之曰：『若獨不能為姊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可見，被強暴的婦女劫後亦無生理。
貞節觀走向嚴苛，與理學的興起和發展成正比關係。
北宋時理學家便十分注重女德教育。司馬光力主女子讀《列女傳》、《女戒》之類，「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張載女兒出嫁前，他親為女兒撰《女誡》注釋，後為許多啟蒙教材收入。南宋以後理學家更關心女學用書，朱熹曾親手校刊女教書籍，印成後四處贈人，「以廣其傳，亦深有補於世教。」還曾打算重編女教用書。呂祖謙在信中說：「《弟子職》、《女戒》、《溫公居家儀》甚有補於世教，往在嚴陵刊《閫範》，亦是此意。」
反對女子學詩學藝的意見在南宋似得到更多的認可。陸遊曰：孫氏「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始十餘歳，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相形之下，李清照被攻擊集中於傳說中的改嫁。《直齋書錄解題》評曰：「元祐名士格非文叔之女，嫁東武趙明誠德甫，晚歲頗失節。」《郡齋讀書志》亦曰：「李氏格非之女，先嫁趙誠之，有才藻名。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嘗獻詩曰『炙手可熱心可寒』。然無檢操晚節，流落江湖間以卒。」學術界頗有為李清照辯者，其實不管清照改嫁是否為真，已證明鄙視改嫁婦女的社會輿論是真的。
北宋時的烈女在南宋更得到大力提倡。鄂州江夏民婦張氏，為拒惡少強暴被割喉而死，當時「詔封旌徳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郡縣致奠。」一百多年後，其墓沒於荒草之中，羅願為知州，復為其立祠設祭，祭文教育男子節慾，卻強調女性應寧死不從。
南宋士大夫亦積極表彰守節寡婦。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知南康軍，推崇「嫠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之所及。」張九成的續弦馬氏先適義烏吳氏，丈夫死後改嫁九成，九成記錄馬氏舊姑龔氏守節撫孤事，為其撰墓志銘，令馬氏十分慚愧。
宋史界一度有不少論文認為宋代婦女再婚十分普遍，理學家提倡的貞節至南宋中晚期也未改變社會風氣。但一個時代的婚姻還是要看整體狀況。臺灣學者柳立言指出，宋士大夫妻女之再嫁不超過十例，其餘五十個例子也真假參半，而有更多的史料說明名門婦女多守節。如王安石「擇婿嫁媳」之事，便帶有明顯的攻擊王氏口吻，而那條史料本身正說明再嫁的女子名聲不好。
此外，還應該看一個時代的總體走向，即南宋是否比北宋更重貞節。程頤力主士大夫不能娶孀婦為妻：「『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同時論道：「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南宋後程頤名言影響極廣。高宗時謝泌妻侯氏年輕守寡，曰「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元大徳十年（1306）溧陽士人外出不返，有人逼其妻私通，「婦答曰：『餓死與病死等耳，我寧餓死，不忍以非禮辱吾身。』」終守節餓死。
南宋以後出現更多的新婚或未婚婦女守貞現象。第一類是剛入門即為夫守節。如司馬光後人司馬夢求「母程，歸及門，夫死，誓不他適。旌其門曰『節婦』。夢求其族子，取以為後。」。第二類是許嫁守貞，如於潛縣劉氏許嫁同裡進士凌大淵，已請期而凌卒，劉氏守貞，立夫兄子為繼子，「寶祐間，縣令呂沆聞而嘉之，為表其居曰『烈女坊』。」 第三類為未婚養子的貞女。如承節郎餘祐之「生三年並失父母，（養母）顧氏自誓不嫁，鞠育祐之，鄉父老上其節行於朝，未及封而死。」
宋末元初是又一個烈女頻出的時期。紹定三年（1230年），元軍屠興元，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母王氏「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鹹及於難」。德祐二年（1276）元兵圍潭州，知州李芾「闔門死，郡人知衡州尹谷亦舉家自焚」。忠臣舉火之際，當然不會徵詢女人的意見，女眷往往屬於「被自殺」。元陶宗儀曾以專章記載南宋末婦女自殺殉節的故事，如蒙古兵攻入杭，「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倖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上命斷其首懸全後寓所。」又台州臨海民婦王氏為抵抗蒙古兵的性暴力，跳崖前齧指作血詩於石上，據稱八九十年後血字尚見。又嶽州城破時韓氏被俘赴水死，練裙中題有長詩。「此詩士大夫多稱道之。」又嶽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投水死，題《滿庭芳》詞一闋於壁上。從宋至元，士大夫熱心傳播這些故事，為她們樹碑立祠。元陶宗儀曰：「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
宋祥興二年（1279）二月，南宋小朝廷退至崖山，陸秀夫負帝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屍出於海十餘萬人」。十餘萬人中應有不少是下層宮人。集體自殺的行為在北宋亡國時罕見，我們又一次看到北南宋的不同。
董家遵曾據《古今圖書集成》統計，上古至唐末烈女為90人，宋激增至122人，遼5人，金28人，元至383人，明8688人，清為2841人。董先生曰：「自周秦至五代約有2000餘年的歷史，宋代一代則只300餘年的時間，以300年比2000餘年，其節婦人數反多至一倍，可知宋代貞操觀念的突飛猛進。烈女的人數之演進的動向和節婦情形幾乎一樣。」可見，在貞節觀的發展過程中，宋代是一個關鍵節點。
筆者根本不想也不能譴責「靖康之難」中女性受難者的選擇，而僅僅想揭示出「靖康恥」中難言的部分。統治者自毀江山社稷，一旦兵臨城下，卻只會用女色和財物換取苟延殘喘，又有什麼權利要求婦女為他們殉節？何況兩宋戰亂頻仍，婦女不但受到外族士兵的性侵，而且更容易受到本朝潰兵和亂民的侮辱，加害者如此眾多，以致難以防備。一場「靖康之難」，並沒有提高士大夫忠君報國的境界，而為父、夫獻身的觀念卻被女性廣泛接受，使貞節觀從此強化，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由歷史教訓可見，貞節愛國沒有任何意義，鼓勵女性以死抗拒性侵的說教，是非常怯懦與卑鄙的。
[註：本文原題為《何謂「靖康恥」——「靖康之難」性暴力對宋代社會性別觀的影響》，首發於《史林》2020年第1期。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登，作者對原文做了改寫，分上、下兩篇發布，此為下篇，注釋從略。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於圖像史料的宋代女性文化研究》（編號17BZS042）階段性成果。]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