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學生運動的中心主題之一是：德國仍然是專制的——意味著它未能從第三帝國的廢墟上復興成為真正的民主社會。許多學生都懷疑他們的父母不是從事過就是支持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些令人髮指的行為。
【編者按】二戰結束之後，奧斯維辛的後遺症回到了德國千千萬萬普通的家庭，再也沒有父母或者祖父母可以將孩子們抱在膝蓋上，給他們講述自己以前的生活。因為在戰後出生的一代德國人看來，他們的父母不是從事過就是支持過二戰時那些令人髮指的罪行，然而從這個國家的最高元首到底層官僚卻仍由這幫人擔任，於是在懷疑的同時他們還產生了憤怒。
1968年的西德年輕人
從四個德國到兩個德國，去納粹化政策的終止
其他國家的人民，將永遠無法完全理解一個出生於20 世紀40 年代晚期的德國人的感覺，那時集中營被關閉了，負罪感在稀釋而逝者已逝。格哈德• 施洛德（Gerhard Schroder） 出生於1944 年， 並在1998 年當選德國總理，他在21 世紀的戲劇性經歷具有普遍性，是關於他那一代人的故事。他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因為在他出生前，父親已在戰爭中死去。父親是怎麼死的以及父親是怎樣一個人，對施洛德都是一個謎。就職總理後，施洛德發現了父親一張褪色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是一個德軍士兵，但除此之外，他對父親所知甚少。各種可能性都令人恐懼。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是有兩個德國，而是有四個德國——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佔領區——它們都實行美國所謂的「去納粹化」政策，即清洗各種職能崗位上的大小納粹官員，並且對各級納粹分子進行戰爭罪責審判。
柏林圍牆
在1947 年，美國啟動了「馬歇爾計劃」以重振歐洲經濟。蘇聯拒絕參與其中，於是很快就形成了兩個德國和兩個歐洲的格局，而冷戰也就開始了。1949 年，美國建立了它自己的德國—西德，定都于波恩這個儘可能遠離東部的城市。蘇聯則建立東德予以回應，首都是已被分隔開的舊都柏林。到了1950 年7 月，當冷戰已經發展成為在朝鮮的槍戰，西德悄然放棄了去納粹化政策，因為納粹畢竟一直是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但是在東德，對納粹的清洗仍在繼續。
一直以來都存在著北德和南德，北德是新教徒，而南德是天主教徒，他們的食物和口音也都不一樣。但是從來沒有東德和西德這樣的劃分。新的長約1380 公裡的邊境的建立並非遵循任何文化的或者歷史的邏輯。西德人被告知他們是自由的，而東德人則被告知他們屬於一個新型的實驗性的國家，它將與夢魘般的過去決裂，建立一個全新的德國。他們還被告知西德是一個納粹國家，在清算它的恥辱歷史上無所作為。
確實，在美國及其盟國的同意下，1950 年西德宣布大赦低級別的納粹官員。在東德，85% 的法官、公訴人和律師則因其納粹背景而被剝奪從業資格，但因為符合大赦的條件，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逃往西德，繼續從事法律職業。東德的學校、鐵路和郵局中的納粹分子都被清除，但這些德國人也可以在西德繼續從事他們的職業。
1963年12月20日在法蘭克福的奧斯維辛審判。
對納粹分子的不斷揭露，總統和總理不能倖免
對於東德和西德的許多人來說，「格羅布克事件」充分表明了新成立的西德的趨勢。1953 年，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總理選用漢斯•格羅布克（Hans Globke）擔任總理府國務秘書。格羅布克可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納粹分子。他曾經為剝奪德國猶太人權利的紐倫堡法案提供法律依據；為了便於識別猶太人，他還建議強迫所有猶太人採用「薩拉」（Sarah）和「伊斯雷爾」（Israel）這兩個名字。東德人抗議格羅布克在西德政府任職，但是阿登納堅持認為格羅布克並無過錯，於是格羅布克繼續效力於西德政府，直到1963 年退休，遷居瑞士。
直到1968 年，對於納粹分子的揭露仍在繼續。
埃達•戈林（Edda Goring）試圖繼續保有畫家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在15 世紀的名畫《聖母瑪利亞與聖子》，為此她訴諸法律。她聲稱這幅畫是已辭世的父親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ring）在她受洗時送的禮物，具有情感價值。戈林從科隆偷走了這幅名畫，他是蓋世太保的創立者和首腦，在紐倫堡審判那場去納粹化的示眾中他是頭號被告。戈林在預定行刑前的幾個小時自殺身亡。科隆從那時起就一直試圖追回這幅名畫。雖然埃達•戈林在1968 年1月再次敗訴，但她的律師們預測至少還會發起兩輪上訴。
赫爾曼•戈林
與此同時，73 歲的德國總統海因裡希• 呂布克（Hein–rich Liibke）協助建造集中營的證據浮出水面，事實上是再次浮出水面。東德人在兩年前就提出了這項指控，但他們提供的文件被認為是虛假的而被駁回。現在西德的《亮點》（Stern ）雜誌僱用了一個美國的筆跡專家，他斷定呂布克作為國家元首的籤名和當時在集中營計劃上的籤名是一致的。
1968 年，質疑高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為並不鮮見，不同的是現在它上了電視。法國的《巴黎競賽報》寫道：「當你72 歲且處於政治生涯的頂峰，作為國家最高元首，你出現在2000 萬電視觀眾面前的角色卻是被告，這是最糟糕的結果。」
2 月，兩名學生闖入波恩大學校長辦公室，在優秀生名單中呂布克的名字旁寫下「集中營建造者」，為此這兩個學生被開除。此後，波恩大學的200 位教授中有20 人籤名請願，要求呂布克總統對此出公開回應。於是，呂布克與總理庫爾特•格奧爾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會面，在西德政治體制中，後者是權力更大的政府首腦。基辛格總理與總統評估了各種選擇，但排除了退休與辭職這兩個選項。幾天後，總統在電視節目中否認這些指控，但他的說法是「將近1/4 個世紀已經過去，很自然，我不可能記得我籤署過的每一份文件」。最終，在十個多月後，他被迫辭職。
基辛格總理曾經為第三帝國的政府效勞，所以在1968 年他也有自己的麻煩。他曾被傳為證人，在對弗裡茨•格布哈德•馮•哈恩（Fritz Gebhard Von Hahn）的戰爭罪行審判中作證，後者被指控是在1942年和1943 年殺害3 萬名希臘和保加利亞猶太人的共犯。幾乎從出庭作證的那個時刻開始，就好像是總理自己在接受審判。辯方律師傳他作為證人，以解釋當他任職外交部時，他的電臺監測部為何沒有傳遞關於驅逐和殺害猶太人的新聞。但他首先要解釋為何在外交部任職。總理解釋說那是一個「巧合」，但他的確承認自己曾是納粹黨黨員。他解釋說，自己在1933 年入黨，「但並非出於信仰或者投機」。他表示，在戰爭中的大多數時候，他曾以為猶太人是被驅逐到「兵工廠或者類似的地方」。那麼電臺監測部傳遞了關於這些被驅逐的猶太人命運的消息嗎？「什麼消息？」這是基辛格的回答。他否認知悉關於屠殺猶太人的任何情況。
學生運動：新兒女們對父輩的懷疑和憤怒
兩年前，基辛格政府通過成功組成了一個達成妥協、提供了政治穩定的聯盟，得以執掌政權，但正是此時學生運動開始高漲。新一代人對去納粹化的結束和西德重新軍事化的決定感到憤怒和擔憂。由於最初聯合政府確立了延緩大學生服兵役的政策，大學變得人滿為患。但是到了1967 年，儘管大學的錄取率提高了，仍然只有8% 的德國人能夠上大學，大學生還是少量的精英。但大學生們不想過於精英化，於是要求政府進一步加大錄取機會。1968 年3 月，西德貿易與工業協會抱怨說社會面臨風險，因為它所造就的畢業生數量已經超過了可以合理預期的就業機會。
3 月2 日，法庭宣布從獄中釋放羅伯特•馬爾克（Robert Mulke），因為71 歲的馬爾克的身體狀況不佳，已不適於監禁。三年前，馬爾克作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助理指揮官，因謀殺3000 名「囚犯」被判有罪。
羅伯特•馬爾克
1968年， 德國學生領袖們預測有6000名激進學生可以追隨他們，但是在許多議題上，他們有能力動員多達數萬名的學生。越南戰爭、希臘的非法軍事獨裁以及伊朗國王的暴政壓迫，是三個最流行的國外議題，但是德國的國內議題偶爾也會集結更多的抗議者。弗裡茨• 託伊費爾（Fritz Teufel） 的「 第一公社」（Commune I）， 以及一個學生組織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名字恰巧也叫作「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的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盟（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是兩個成熟且組織良好的團體。
學生運動的中心主題之一是：德國是一個專制的社會。其中所暗示的詞是「仍然」，德國仍然是專制的—意味著它未能從第三帝國的廢墟上復興成為真正的民主社會。納粹分子在政府中的存在只是其中一個基礎部分。許多學生都懷疑他們的父母不是從事過就是支持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些令人髮指的行為，這種懷疑所造就的代溝遠甚于格雷森•柯克在哥倫比亞大學所觀察到的。
《1968：撞擊世界之年》，[美]馬克·科蘭斯基著，民主與建設出版社/浦睿文化，2016.1
1968年，是最好的一年，也是最壞的一年，黑人權利運動、反戰運動、學生運動、馬丁•路德•金遇害、異皮士、女權主義等等風起雲湧，不了解1968，就不足以了解當今世界格局。《1968：撞擊世界之年》全景式地記錄了這一年發生的重大事件，看年輕人的選擇怎樣構築當今世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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