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時報記者 邱越
「你有愛滋病，我們無法給你做手術。」自2020年7月10日以來，是河北省遷安市居民錢有生（化名）最灰暗的時光。原本由於肩胛骨粉碎性骨折即將接受手術的他，卻在這一天被醫院要求立即出院，原因是：他是一個愛滋病人。
「我腦子一下就懵了，心裡只知道一件事：這輩子怕是要完蛋了。」11月24日，錢有生告訴健康時報記者。
11月22日，北京市衛生健康委通報了2020年1月到10月愛滋病疫情最新情況，2020年1月至10月，北京市新報告現住北京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1408例，累計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34289例。
據國家衛健委疾控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0月底，全國報告愛滋病存活感染者95.8萬。性傳播是主要傳播途徑，佔總病例的90%以上。
「曾被迫和一名男性發生過性行為」
錢有生至今不能確定自己是如何被感染的愛滋病病毒的。
但他有兩方面的懷疑。由於長期從事重體力勞動，錢有生的肩頸一直不太好，需要定期按摩理療。在他老家有一種「放血治療」的土方法，就是用一個類似注射器的東西，在肩頸部位扎一下，然後放出去一些「汙血」。據錢有生回憶，治療用的「針」好像都不都是一次性的。
另一種懷疑則讓錢有生有些難以啟齒：他曾被迫和一名中年男性發生過性行為，過程中他出血了。「不過現在是什麼原因都不重要了，我這輩子已經毀了。」錢有生言語中透著絕望。
今年42歲的錢有生是一名農民工， 2020年7月1日，在工作中一次意外，他被大理石砸傷了右肩，只能臥床休息，衣食住行都需要別人照顧，穿衣服都要人幫忙。
當地醫院的X光片顯示，錢有生的肩胛骨粉碎性骨折，由於情況較為嚴重，醫生建議錢有生立即手術。很快，醫院為錢有生安排了7月12日進行手術，並讓他住院接受術前常規檢查。
可就在手術前兩天，錢有生的主治醫生獨自一人來到了病房，並示意錢有生的妻子出去。醫生一反常態的舉動，讓錢有生莫名緊張了起來。
「醫生和我說，你上北京、天津去手術吧，準備辦一下出院手續。」 錢有生回憶，做不了手術的原因是：愛滋病。錢有生當時感覺腦袋像被悶棍敲了一棒似的，頓時一片空白，這個消息比不給做手術更讓他吃不消。
恍恍惚惚之間，錢有生只記得自己問了醫生一句「可以轉院嗎？醫生說，全省都沒有能給他做手術的醫院，不用折騰了，直接出院自行想辦法」。
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曾發文指出，近年來，愛滋病病例報告系統中每年報告的青年學生例數逐年增多。全國愛滋病疫情監測數據顯示，2015年1-6月新診斷報告的學生愛滋病感染者中，77% 為大專院校的學生，98% 為男生；從傳播途徑來看，主要為性接觸傳播，其中男男性傳播佔 81% 。異性傳播佔 17% 。這些數據顯示，學生中近年出現的愛滋病感染者人數上升，主要是男男同性性行為引起的。
「我不治了，回家。」
後來，錢有生和妻子一起奔赴北京，去了幾家骨科出名的大型三甲醫院，可是掛不上號。本就慌了手腳的他萬念俱灰，「我不治了，回家。」錢有生堅決地跟妻子說。
由於家裡經濟本就緊張，加上錢有生的病情，妻子也答應了他放棄治療。錢有生再沒有去過醫院看過肩膀，也不知道現在肩胛骨恢復情況如何，「反正現在兩個肩膀明顯一高一低，右肩一直隱隱作痛，算是落下了點殘疾。」錢有生說。
現在，錢有生每天要吃三種抗病毒的藥和兩種護肝保腎的藥，即便抗病毒的藥是免費領取的，其他的藥一個月的花銷也在600元以上，「這還是我沒有其他病的前提下，可是得了這個病，怎麼可能不生其他的病呢？而且這些要必須按月去領取，不能多領，以後我想出去打工，吃藥還是個問題，總不能每個月都回來吧。」
錢有生家裡上有70多歲的老母親，下面還有兩個孩子，大女兒即將高考，小兒子還在讀五年級。之前錢有生在外打工，一天的工錢在100元左右，如果每天都能順利找到活幹，一個月他能掙到大約3000元——這是錢有生一家五口的全部開支。
「現在我受傷了，幹不了活，只能我老婆出去賺錢。」錢有生告訴健康時報記者，自從他在家養病後，原本在家帶孩子的妻子不得不去家附近的工廠打工，一天70元，一個月能掙2000多塊錢。
為了治病，7月23日，錢有生前往當地傳染病醫院就診，「當天光檢查就花了1600塊，之後一周、兩周、四周又去醫院驗血，然後每三個月還要複查一次，每次驗血180多塊。」說到錢錢有生就更加無助了。
中華醫學會醫學病毒學分會副主任委員、西南醫院全軍感染病研究所所長毛青在HIV疾病教育傳播活動上表示，愛滋病被發現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目前尚無有效的疫苗進行預防，也無法被治癒。但通過規範的抗病毒藥物治療，可使患者體內的病毒載量降低到很低的水平，幫助他們重建免疫功能，恢復機體的抗感染能力。
最大願望是有一天能真正站在陽光下，和大家一樣
現在，錢有生開始與家人分餐進食，固定單獨的碗筷。每次他大把往嘴裡塞藥片的時候，小兒子都會問：「爸爸為什麼總要吃藥啊？」
這時，錢有生只能苦澀地回答：「爸爸肩膀受傷了，還沒好。」
錢有生正在讀高三的女兒學的是美術專業，當初得知錢有生骨折時她就表示想輟學出去找活幹貼補家用，被錢有生攔了下來，「現在沒有文憑怎麼能行呢？我得愛滋病的事絕對不能讓女兒知道，不然她肯定不會讀書了。」
讓錢有生更擔心害怕的，是他生怕病情被鄉裡鄉親知道。比起自己遭到歧視，錢有生更受不了的是因為他的病讓孩子受到欺負。「城裡的人都不理解，農村人就更不用說了，我就怕孩子會受到影響。」錢有生說。
從得知生病以來，錢有生再沒敢跟妻子同房，他提出離婚，妻子卻死活不肯，還一肩扛起了家庭的重擔，這點讓錢有生感激又內疚，「真的對我挺好的，要不是她，我……」說到這，錢有生哽咽了。
對絕大部分的愛滋病患者來說，歧視和不被理解是比疾病本身更讓他們感到煎熬和痛苦的事情。
王可（化名）是一位與病毒相處多年的愛滋病患者，他愛旅遊、愛美食、愛健身，愛在微博和朋友圈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小確幸」，那標準的倒三角身材，讓你無法將他與任何疾病聯繫在一起。但即便這樣一位陽光青年，在接到記者電話時，仍小聲地說：「您等我換個地方，身邊都是同事。」
他告訴記者，在社交媒體平臺上時不時就會有人給他發去不友善的話，「什麼『愛滋狗』「愛滋孤兒」之類的，我現在都不放在心上了，甚至還會把他們曬出來，讓大家看看他們的不可理喻。」
聯合國愛滋病病規劃署（UNAIDS）駐華代表桑愛玲女士曾表示，我們需要更全面、更早的性教育，需要確保人們可以在沒有偏見、批評、和污衊的環境中接受HIV服務。在任何一個地方，不僅在中國，當他們受到汙名化和歧視時，他們就會躲起來，得不到應有的服務。在負面的環境裡，流行病的有效控制將是無法實現的。
在錢有生看來，現在支撐自己活下去的只有兩件事，一是把老母親送走，二是把孩子養大。錢有生的兩個孩子都處在十幾歲的年紀，自己的經歷讓他對孩子們的未來多了一層擔心。他說，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合適的機會，好好給孩子們講講如何保護自己。
王可說，不管自己的生活態度如何陽光，說到愛滋病，自己仍像蜷縮在一個隱秘的角落。「現在醫療水平越來越好了，用上藥，愛滋病患者的生活質量幾乎與普通人沒什麼差別。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有一天能真正站在陽光下，和大家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