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厚度的平滑木板上，粘貼上工整的書稿，薄薄的稿紙正面和木板相貼，字便成了筆畫清晰可辨的反體，再用刻刀把沒有字跡的部分削去，在凸起的字體上塗上墨汁，把紙覆在上面，輕輕拂拭紙背，字跡就留在紙上了。
這樣繁瑣而精緻的工藝，被稱為「雕版印刷」，正是有這樣獨特的古代印刷術，才成就了古籍的絢爛多姿。
11月29日，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主辦的「雕版印刷的古今東西」國際學術工作坊會議召開，由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陳正宏、研究員蘇傑和浙江圖書館古籍部主任陳誼擔任主持，來自中、日、韓、越、法五個國家的古籍專家在線上齊聚一堂，講述不同國家與雕版印刷的淵源。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陳正宏雕版印刷在中國的保留現狀中國最早的印刷術為雕版印刷，始於何時已難考證。我國現存最早的雕版書是唐末 868年印的《金剛經》，日本卻存有公元770年印的佛經。眾所周知，日本的雕版印刷是中國傳過去的, 因此中國的雕版印刷發明當在８世紀中葉以前，有人甚至認為６世紀的隋朝就出現了雕版印刷術。
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郭立暄著眼於「宋元本的雕印與文字流變」，他提到，不同版本由於印次早晚的不同，古籍印本價值可能大不一樣，這其中有很多講究。「古書的字體就像不同年代做出的服裝，款式不會一樣。隔代的裁縫即使模仿，做出的樣子仍不免有差池。」在模仿基礎上的差異更加微妙，能察覺到這類差異的，是真正的鑑別高手。
譬如，初印本一般用好紙，配以鮮亮的墨色，給人藝術的享受。後印本則用一般竹紙，很少讓人眼前一亮。明正德陸元大刻本《花間集》、清乾隆鮑廷博、鄭竺刻本《庚子銷夏記》，均有羅紋紙的初印本，與後印本美惡相去懸絕。同時，翻刻本對底本可能會有改動，明嘉靖後有不少翻本，遇有底本缺字，便隨意合併，或模擬填充，以致失去廬山真面。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有清康熙五十六年吳門繆曰芑雙泉草堂刻本初印本「初印本的價格一般可達到後印本的五倍左右，少數可達到十幾倍之多。很多舊書坊喜歡標榜『初印本』，這就是主要的動因。」郭立暄說。「浙江，不論是雕版刷印還是活字擺印，都是印刷技藝創新的實踐先導和書籍生產的核心區域。」浙江圖書館古籍部主任陳誼說。學界研究指出，中國的雕版印刷從隋唐間開始初現端倪，最早的文字記錄之一就是在吳越區域——今天的浙江省域內，其中保留最為完善的便是劉氏嘉業堂，現存刻書片共計四萬餘片，其中最為知名的刻本是「影宋四史」，亦是持續時間最長、投入精力最大、耗費資金最巨。
嘉業堂雕版架宋代雕版精品迭出，到了明代更是全盛時期。天一閣博物院副研究館員李開升介紹，天一閣藏雕版總量共1396塊，最主要的收藏為明代雕版，共計736塊左右，另有600餘塊主要可分兩部分，一部分為1949年之前入藏者，主要是清代阮元刻《天一閣書目》及薛福成刻《天一閣見存書目》（共371塊），以及部分民國雕版。另一部分為近年捐贈入館的清代民國家譜133塊。「除《範氏奇書》中《廣成子解》一書（6葉）雕版完整之外，其餘均有不同程度缺失。」
天一閣所藏《新語》卷上首葉雕版世界各國的雕版印刷歷史日本慶應大學斯道文庫教授住吉朋彥是東亞漢籍與雕版研究專家，在世界範圍內享有盛譽，他介紹了日本如今的雕版印刷保留情況。日本從11世紀開始就利用雕版印刷書籍，最初是模仿寫經、手冊的時期。之後，以豐臣秀吉出兵朝鮮為契機，朝鮮王朝的活字印刷器材被帶回日本，流傳甚廣，上至天皇家，下至武家代表德川家康、豐臣秀賴，以及新興的宗派日蓮宗、愛好文藝的富商等都積極使用。
在當時的最大都市京都，幾家專門出售活字印本的書店同樣生意興隆。這些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前半印刷的活字本被稱為「古活字版」。在寺院中製作書籍的匠人被稱為「經師」，他們會出入城市，為人們有償製作和裝裱寫本，以滿足人們對知識的需求。
江戶時代是雕版印刷的全盛時期，古代以來的秘藏傳本、傳抄新帶來的中國本、小規模的活字書籍印刷等不同圈層同時存在，大寺院的出版印刷和商業出版快速發展，使得雕版印刷逐漸成為大眾熟知和廣泛使用的印刷方式。
越南漢喃研究院教授丁克順介紹，自從公元初年漢字已進入越南，一直到第10世紀至第19世紀，漢字仍然得到使用，同時出現漢喃雕版印刷。特別是自15世紀雕版印刷技術從中國明代流傳入越南黎代時期，雕版得到重視，一直到18、19和20世紀初期達到極盛發展。由此，越南保留下大量珍貴的刻板書籍，同時還留下不少雕版庫並成為人類文明共同遺產，例如佛教竹林禪派的佛經雕版和阮家族私家有關教育的雕版庫。
大叻市檔案館的雕片法國國家圖書館學者娜塔莉科裡（Nathalie Coilly）介紹，15世紀的歐洲印刷術主要起源於古登堡印刷術。中國人傾向於認為是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傳到了歐洲，但目前還沒有證據證明，中國的印刷術和歐洲是否有直接的關聯，因為當時兩個地域沒有貿易往來，也幾乎沒有交通方式。
歐洲雕版印本《窮人聖經》「書是人類的故鄉。」作為總策劃人，陳正宏總結道。「無論是東方學者還是西方學者，今天都藉由書籍回到了故鄉，加深人與人之間的理解，促進文獻學研究建立起世界通用的規則，成為貫通中西的學問，將書籍的文化傳播得更深更遠。」(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