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和國家傑出的領導人周總理，在光輝的一生中，曾屢遭險難，其中危及人身安全的就達20次之多。
例如1925年在廣州率黃埔軍校學生遊行，遭到帝國主義軍警機槍的掃射；1936年在陝北瓦窯堡，幾乎被騎襲入城的國民黨土匪部隊圍堵在駐地；1937年由延安乘車去西安，在勞山山隘遭到政治土匪的槍擊；1938年夜宿長沙，全城火起烈焰封門等等。
本文要講的這次遇險，發生在1925年大革命已經到來的廣州城。
1925年8月23日晚9時許，當時擔任國民黨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為蔣介石）第一師（師長為何應欽）國民黨黨代表的周恩來，乘坐汽車去司令部，駛近營門時，守衛哨兵呼問口令，隨即開動機槍射擊。
隨身護兵中彈倒地，同樣中彈的司機，急忙調轉車頭開進小巷。周恩來大吼：「我是黨代表！我是黨代表！……」哨兵才中斷槍擊。
那麼，作為國民黨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的周恩來，為什麼在這天晚上遭到哨兵的槍擊？是什麼人下令幹的？
這事還得從國民黨左派、領導中堅、共產黨的摯友廖仲愷遇刺一案說起。
1925年，沙基慘案（即1925年6月23日發生的英軍在廣州城沙基槍擊廣州人民反帝遊行示威隊伍的事件）一周之後，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下，國民黨將孫中山的陸海軍大元帥軍事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左派領袖汪精衛被推舉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
廖仲愷為常委和財政部長，仍兼國民黨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當時是推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主將，國民黨右派勢力對他極為不滿，一心要鋤掉他。鋤掉他的主謀就是許崇智。
許崇智是當時的粵軍司令，而粵軍是國民政府的武裝主力。他自恃有軍隊在手，便糾集了一些人，半公開半秘密地在原代理大元帥胡漢民家中開會，策劃倒廖。
會上，多數人主張把廖仲愷刺死，以絕後患。孫科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也是這次倒廖的幹將，只不過他不主張刺死，而是恫嚇廖仲愷，使廖不敢出頭。
倒廖會議先後聚首了11次。風聲傳出，汪精衛在8月間一次國民政府會議桌上，私下寫了個條子給廖仲愷，告訴他：聽說將有人對你不利，請注意。
廖夫人何香凝女士，當即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面見了當時任廣州市公安局長的吳鐵城，把有人要加害廖仲愷的事告訴了吳鐵城，並提請吳鐵城注意。
與此同時，何香凝女士提出給廖仲愷加派衛兵。廖仲愷很不以為然，他說：那刺客要是裝扮成記者或工人，派了也沒用。當時，他只以為有人即使要害他，也只有在暗中進行，卻沒有料到右派勢力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布陣，對他狠下毒手。
1925年8月19日，廖仲愷接到通知，要他在20日上午9時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出席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6次會議。次日，廖仲愷按時到達。汽車在中央黨部大樓門前停下，廖仲愷剛登上門前的臺階，就遭到了預伏騎樓下的幾名刺客的槍擊。隨身護兵開槍還擊，展開了一場槍戰。廖仲愷身中4彈，當即送醫院搶救。
周恩來聞訊後，逕奔醫院，見了廖仲愷最後一面。
廖案一發生，國民政府立即成立了「廖案檢察委員會」。共產黨人楊匏安和周恩來都參加了「廖案檢察委員會」，並擔任委員。
周恩來提審了被捕的刺客。刺客供認：「有人花費了幾十萬元買槍手，專門刺殺猛人（廣東方言，指大人物）。猛人為廖仲愷、譚平山。」還說：香港有人花200萬元買兇手，刺殺共產黨。
早在前一年，即1924年10月出刊的《響導》上，周恩來就署名「伍豪」，寫文章揭露國民黨右派，指出「國民黨右派是永不革命的」，「當前的急務是『肅清內部』」。廖案發生後，他又寫了《勿忘黨仇》和《沙基慘案與黨代表之死》兩篇文章，並多次發表演說，指出：「這個暗殺案的後邊藏有極大的黑幕陰謀」。並主張處置廖案要同肅清革命政權內部的右派聯繫起來。他自己這時當然自覺地站到了肅清右派的前鋒線上。
這時，國民政府能依仗的武裝力量，只有以共產黨人為骨幹的第一軍。軍長為蔣介石，他既是黃埔軍校校長，又是廣州市衛戍司令和長洲要塞司令（長洲要塞為黃埔軍校學生駐守）。他設官邸於長洲，邸前豎一大纛，纛上寫一個鬥大的「蔣」字。蔣時年38歲，在江湖上已經廝混了20年，學了一手權術。
廖案發生後，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知道與粵軍干係不淺，而粵軍又正駐守在廣州城內，便命蔣介石在全城實行宵禁，以防不測。
蔣介石接到命令後，便下令要以何應欽為師長，以周恩來為國民黨黨代表的第一師立即出動，佔領軍事要地，實行戒嚴。
許崇智見情況不妙，急調城外粵軍入城，企圖反撲，但為時已晚，城內粵軍的軍事生命線已被第一師全部控制，城外粵軍入城的大門也被封死。
儘管如此，「廖案檢察委員會」開展工作仍然困難重重：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是倒廖的主要成員；汪精衛又以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職務相威脅，反對蘇聯顧問鮑羅廷等人扣押胡漢民的主張。因此，一直到8月24日，一些主要案犯仍然逍遙法外。
8月24日，蔣介石和周恩來、何應欽一起集議，決定在當天晚上加強戒嚴，組織兵力進行搜捕。他們決定開始戒嚴的時間為晚11時，內部聯絡口令為X X，任務仍由第一師執行。
決定之後，蔣介石怕晚上的行動計劃洩露，刺廖兇犯又乘機逃匿，忽然念頭一轉，又多出一個心眼，獨自召集第一師的親信，更改了原來的計劃，把原計劃戒嚴的時間提前2小時，並更改了原來的內部聯絡口令。
而這幾天，周恩來正沒日沒夜地奔忙，很多工作迫在眉睫、千頭萬緒，都需要他親力親為。24日晚9時許，戒嚴緝兇的時間即將來臨，周恩來與蘇聯使者匆匆話別，坐進汽車，急忙趕往司令部，督察部隊行動。
汽車在不平坦的馬路上疾駛。夜幕中，人影稀少，槍聲時聞。周恩來坐在車上，正在期待著新的勝利的來臨。
司機按周恩來的習慣加大油門。隨身護兵按規定手抓車門，站在車外的踏腳板上。汽車駛到可以看得見司令部的街上，車燈已經照見司令部大門。
按說已經是平安返回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門衛忽然大聲喊叫「停車！」
司機從來沒有想到周恩來的汽車會在離大門較遠的地方被叫停下，仍舊向前行駛。門衛又大聲呼問：「口令？」
隨身護兵並不知道戒嚴提前，口令已變，當即按原定口令作了回答。門衛見眼前的汽車是在戒嚴當中應停而不停的車，回答的口令不是新口令，便大聲喊叫：「再不停，我就開槍了！」
在喊的同時，門衛摟動了機槍的槍機。司機還未來得及剎車，一串無情的子彈就射了過來。隨身護兵被擊中要害倒在地上。
司機見情況不妙，趕緊調頭把車拐進小巷，由於身負重傷，倒在了駕駛座上。
周恩來聽到槍響，急忙把身子伏下，才倖免於難。他走下車大聲高呼：「我是黨代表，黨代表！」
門衛聽到喊聲，這才察覺錯打了黨代表，一個個恐慌異常，急忙趕來搶救司機和衛兵。但兩人早已被無從解釋的「誤會」無情地奪去了生命。
周恩來此次遇險，幾乎丟掉性命，究竟蔣介石和何應欽是有意還是無意，在歷史的案卷裡並沒有作出解答，但蔣介石和何應欽是難逃其咎的：
周恩來既然是執行搜捕廖案兇犯的第一師黨代表，又是「寥案檢察委員會」成員，變更戒嚴時間和口令為什麼不通知他？不通知的本身，就說明他們是有意搗鬼。
由於緝拿廖案兇犯任務在身，當時周恩來在簡單處置了兩個犧牲者的事務之後，立即又奔赴各搜查點檢查部隊執行情況去了。
當晚，在部隊的嚴密搜查下，抓獲了三、四個刺殺廖仲愷的兇犯。對刺廖的真兇——國民黨中的一些右派，雖未觸及，但卻已給了很大的打擊：原代理大元帥胡漢民不得不出洋，粵軍司令許崇智被趕下臺逃出廣州，左派勢力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搜捕兇犯的任務完成後，直到深夜，周恩來才返回文德路他的寓所。自從廖仲愷遇刺事件發生後，他還沒有回過家。
新婚的妻子鄧穎超，聽到他回來了，趕緊起身迎接。就在此前的1925年8月8日，兩人才剛剛舉行了簡樸的婚禮。
周恩來進屋後，鄧穎超在燈下見他的灰色西服上血跡斑斑，以為他可能是在緝捕兇手時沾上的，就沒有問，周恩來也沒有細說，他不想讓妻子因此而擔心。
周總理生前，在人們面前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過為保護他而不幸犧牲的人，其中也包括這次遇險時犧牲的司機和護兵。在他提到這些人的時候，對那位司機的懷念之情似有不同。
也許他對那位司機的感情，正如他在青年時代，因一次坐黃包車有感而發寫的那首詩一樣：
《死人的享福》
出門僱輛人力車，車夫身上穿件棉袍，我身上也穿件棉袍，我穿著嫌冷，他穿著卻嫌累贅，脫下來放在我的腳上……活人的勞動，死人的享福！」
每一位為保護周恩來總理而犧牲的人都是偉大的。就像那位司機，在彈雨加身之時，仍然盡心盡職，將車急調頭開進小巷，以自己的血肉之軀，為我們黨保存了一位傑出的領導人。雖然我們無從知道他的姓名，但我們相信，倘若他泉下有知，定會為救下了這樣一位深受人民愛戴的好總理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