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75年前，以馬敘倫、王紹鏊為代表的一批愛國民主人士，秉持「發揚民主精神，推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踐」的信念，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以組織的形式，為國家的統一、人民的福祉，為爭取和平與民主，奔走呼籲，不懈鬥爭。
今年是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75周年，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重溫一眾民進前輩籌備發起成立民進的思想歷程和行動作為，具有深遠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為此，民進杭州市委會根據民進中央研究室會史研究成果，陸續推出「慶祝民進成立75周年|民進先賢」系列文章，一同回顧那段歷史，感受前輩們的精神和風範，重溫民進前輩初心，把民進先輩文化精神財富，轉化為杭州民進思想政治教育的「教科書」，為全體會員提供學習的榜樣，促使全體會員不斷增強 「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不斷增進會員組織認同感、榮譽感和歸屬感，在正道上行穩致遠。
民進杭州市委會
吾儕須努力 前路日光明
——馬敘倫與民進成立
馬敘倫（1885—1970）是民進主要創始人之一。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動家，中國語言文字學家、詩人、書法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部長、高等教育部部長，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民進第一、二屆理事會常務理事，第三屆中央理事會主席，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主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消息傳來，舉國歡慶。困居上海書齋中的馬敘倫先生，此前已經因8月10日夜聞日本允降寫下7首詩，抒發激動與喜悅的心情，此刻，更是欣喜若狂。
這勝利是何等艱難，且來之不易，正如詩中寫道的「月甫生明夜未闌，歡聲直上白雲間。八年虜馬奔騰甚，終見降旗百尺竿」，難怪馬敘倫以「喜動衰顏自覺狂」自況。
然而勝利之後，國家和民族又面臨著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抉擇——是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權，還是繼續國民黨當局專治獨裁的統治？勝利的喜悅被衝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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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書齋，筆伐獨裁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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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敘倫本已不問政治，專事著述，怎奈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激起民眾的強烈不滿和反抗，他也走出了書齋。
對這個時期的變化，馬敘倫在《勝利中國的瞻顧》一文中有這樣的回憶：自勝利（指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我們幾個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湊在一起，言談中不免涉及當前的政治問題，想找一個國家、民族的出路。不過這只是書生本色而己，談過就算……
馬敘倫的書生本色，可以用「救國救民、不避生死」來詮釋，不同於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他全然沒有聲名與利祿的所求，更像是墨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所為。為此，他以手中的筆為武器，寫下一篇篇戰鬥檄文，深刻地揭露國民黨政府的黑暗與腐敗。自1945年9、10月後至1947年，僅在《民主》《周報》《文萃》《昌言》上，署名「馬敘倫」或「夷初」的文章就有106篇。這意味著馬敘倫每周要寫2至3篇文章，短的一兩千字，長的上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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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戰鬥，為和平民主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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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馬敘倫時常和意氣相投的朋友一起談論國是，提出主張，逐漸的，身邊聚集和團結了一批從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愛國民主人士，如周建人、鄭振鐸、許廣平、李平心、嚴景耀、傅雷等等。他們時常聚會，互通消息，研究時局，商討鬥爭策略，並以《民主》《周報》為陣地，大聲疾呼，鼓舞群眾起來爭取和平民主。
一次，謝仁冰帶來一份意見書，其中就國民黨當局「先統一後民主」的宣傳，針鋒相對地主張「先民主後統一」。馬敘倫讀後大為讚賞，遂通過謝仁冰邀約意見書的作者王紹鏊見面，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洽。自此，兩人常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廣和居、八仙橋青年會、原聯華銀行八仙橋分行等處聯合座談，促成了兩支愛國民主力量的融合。
1945年12月中旬，馬敘倫、王紹鏊利用馬歇爾來滬之機，聯絡鄭振鐸、林漢達、徐伯昕、周建人、許廣平、傅雷、馮賓符等愛國民主人士聯名發表了《給美國人民的公開信》，呼籲美國人民反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希望他們「給我們以高尚的同情和援助，讓我們制止內戰，實現民主政治。」聯合作戰顯示了集體的力量，促進了民主運動的發展。此後，一些參加座談會的人士，分別提議或寫信給馬敘倫和王紹鏊，希望成立永久性的組織，以便長期共同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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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建民進，在中共領導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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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氣愈來愈沉悶，心靈的壓力愈來愈重。單是空談仍決不能有補於實際，於是剛在幾天前，我們談起了組織一個『中國民主促進會』，以促進民主政治為目標……」馬敘倫的回憶，不僅是他個人的感受，也代表了一大批愛國民主人士的心聲。
1945年12月30日，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大會在愛麥虞限路（今紹興路）中國科學社舉行。
1945年12月30日，中國民主促進會第一次會員大會在上海愛麥虞限路中國科學社召開，25人參會。馬敘倫任會議主席，向大會報告了發起該組織的原因和經過。他說：縱覽目前國是，非促進民主不足以建立永固之國基，經各方交換意見後，認為有組織團體以謀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為中國民主促進會是要發揚民主精神以促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現……大會一致通過了這個報告，並作出四項重要決議：一、一致決議本次集會為本會的成立大會；二、一致通過本會簡章；三、原則通過本會對時局的宣言，同時繼續廣泛徵求意見，由理事會修改後立即公開發表；四、決議本會暫設理事十一人，常務理事三人，在理事會未選舉產生前，會務由馬敘倫負責，王紹鏊、嚴景耀、陳巳生三人協助。會議宣告：中國民主促進會正式成立了。
此時，馬敘倫先生已年逾花甲，年高德劭，且有多年投身革命的經歷，成為大家信服的領導人，後又被選為民進第一、二屆理事會常務理事。
民進甫成立，即投入愛國民主運動的洪流。馬敘倫等本就是《民主》《周報》的主要撰稿人，此時或以個人名義，或以組織名義，發表針砭時弊的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張。民進成立後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宣言《中國民主促進會對於時局的宣言》，就發表在《民主》上。《宣言》大聲疾呼「非先實行民主決無從實現統一」，提出「國民黨立即無條件地還政於民」，「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等八項要求，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群眾10萬餘人在北火車站召開聲勢浩大的反內戰大會，並歡送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又稱和平請願團）赴南京呼籲和平。
馬敘倫自弱冠起投身革命，早年曾任國民黨北京特別黨部宣傳部部長。但國民黨政府的所做所為，使他逐步認清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這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上。1946年1月，他撰文揭露國民黨召開政協會議的目的——是想讓政治協商會議「做他的貓腳爪，藉此叫中共放下武器，和趕快召集原有的國民大會來替他捧場，再借憲政的招牌保持一黨專政的實權，仍還是掛羊頭賣狗肉！」又在國民黨撕毀政協決議的時候，指出國民黨此舉是要使全國人民「再流一次政治血」，其結果必然是被「時代輪子碾壞」。在他的領導下，民進開展了一系列為民主、和平進擊的活動。如，針砭舊政協，為較場口事件發聲，公祭於再烈士，參與成立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揭露警員警管區制的反動實質，發表《反內戰宣言》，參與發起和組織六二三反內戰大會等等。
與此同時，馬敘倫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真正的希望所在。民進早在成立時，就得到過中共地下黨的助力和支持，早期會員中也有一批不公開身份的地下黨員。成立後的很多活動，更是得到中共上海局的指導和幫助。特別是經歷過六二三南京下關事件，馬敘倫帶領民進堅定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的一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第二條戰線上與國民黨政府進行鬥爭。
《民主》《周報》休刊號
隨著國民黨政府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民主》《周報》被迫停刊，民進被宣布為「非法團體」，馬敘倫也面臨著被暗殺的危險，但他沒有絲毫畏懼，於1947年10月預立遺囑，「至倫立身，本末不移，貧富威武，無動於衷，達觀早成，生死一致」，並表示「捕殺不辭，驅脅無畏」，這不僅是他個人意志的表白，也是民進全體會員的共同誓言。
1947年底，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馬敘倫等人秘密轉移到了香港。暫時的轉移是為了保護革命力量，更好地組織反擊，正如馬敘倫詩中所寫，「獨夫猶肆虐，舉國欲同盟」，蔣介石政府與全國人民為敵，必將敗亡。對革命的前景，他滿懷信心，以「吾儕須努力，前路日光明」，與民進同仁共勉，並藉助香港特殊的環境，展開了新的愛國民主鬥爭。
（資料來源：民進中央研究室、「民進網「」微公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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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慶祝民進成立75周年|民進先賢 】 （1）馬敘倫：吾儕須努力，前路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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