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7日至21日，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與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聯合舉辦「進京找廟」田野工作坊，十二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踏訪三山五頂、尋跡內城胡同，從寺廟活動及其遺蹟中理解元明清王朝中心的社會歷史。
本期田野工作坊分為五個主題進行：「五頂與香會」「古道與朝山」「水邊的寺廟」「寺廟與日常禮儀生活」，以及「從皇僧到藝僧」。工作坊成員每天考察一個主題，在田野現場展開討論，並不斷地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研究經驗互相比較，站在日下之中思考中國社會，也從街巷角落反觀王朝歷史。本文系此次田野工作坊的考察與討論紀要，限於篇幅，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分三篇刊發。
10月21日：討論與總結
承蒙陳欣琦女士的熱情安排，在國子監後身的「山水客廳」中，大家對為期五天的工作坊進行了討論與總結。為儘可能呈現話題的豐富性與啟發性，以下紀要部分將儘可能保持討論的原貌，僅做大致分類，避免二次加工造成信息損失。
山水客廳內的討論田野的意義趙世瑜首先強調，這幾天的走馬觀花不是做田野，如果說它與田野有關，也只能算是田野旅行，而不是田野研究，更不是田野中的民族志。我們沒有與胡同裡的居民聊天，沒有深入訪談——當然，即使訪談也很難了解寺廟當年的儀式生活，因為城市人口流動性很強，大多數人並不了解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情況，這一點與村落研究相當不同。
這幾天我們「進京找廟」，看到的更多可能是困惑，最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寺廟都不在了？它們怎麼消失的，為什麼消失了？人們對寺廟的需求是否也隨之消失了？如果需求還在，人們怎麼去解決？新的解決需求的空間在哪兒？是在更大的空間中解決的，還是進入了私密的領域？這些問題只能通過不斷詢問才能得到答案。歷史上的東西永遠在不斷變化，沒有什麼會一直存在，但歷史學的任務應該是去了解，它如何不存在了，或者它是否還以某種別的形式繼續存在。
趙世瑜提醒我們注意，這五天的工作坊中，我們只有第一天與中頂廟的會頭們進行了訪談，而當時鄭振滿一直追問的是不同社區之間的空間關係，這給我們帶來很大啟發。總之，我們對於實地的感覺、對於當下實踐的理解、對歷史脈絡的認識，以及對歷史材料的批評都是結合起來進行的，任何單項的工作都不可能解答我們的困惑。
劉志偉沿著「消失」這一問題繼續談下去。他說，我們這幾天經過的寺廟，絕大多數已經不復存在。保留下來的東西，當然對我們而言是很好的材料，但我們更關注的並不是寺廟的藝術價值有多高，因為事實上，正是歷史上的東西被保存下來了，它的藝術價值才會高。大量已經消失的寺廟、發生過滄海桑田變遷的地方，同樣是我們很好的材料——不復存在，就意味著這些地方在歷史上曾經發生了什麼，而不同地方發生的故事並不能通過唯一的邏輯而得到普遍性的解釋。發生過什麼，這就給了我們一個線索，引導我們去追問它們的變化、遷移，乃至消失。只有這種追問，才能進入當時具體的人、歷史與生活脈絡之中。
趙世瑜很贊同劉志偉的看法，並進一步解釋了為什麼消失的東西反而更有價值。他說，從寺廟到大雜院的變化，其實正反映出生活居住空間的變化。顧頡剛先生說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當代史也是層累地造成的，居住環境上肉眼可見的歷史變化，背後是人際關係的變化。例如，過去北京一說吃飯，都不是在自己家裡，而是都在院子裡吃，端著各家的飯，各自吃各自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家有特別好吃的，比如有餃子、燉了紅燒肉，都要全院子一起分享。現在這種「社會事實」完全不存在了，是因為當時的空間狀態和人際關係都不存在了。
隨後，鄭振滿補充道，田野工作最首要的，是作為一種「思維訓練」。無論對任何一門社會科學而言，田野工作首先都是保證自身研究接地氣的基礎。我們這幾天經歷的寺廟，哪些變成了大雜院、哪些變成了廢墟，這背後暗示著更重大的一些歷史轉變——國家的制度、宗教的體系、文化的生活，以及人情關係的變化都可能在此發生。但另一方面，歷史感也同樣重要。我們一旦擁有了歷史感，就容易把握自己感興趣的線索。田野不一定是為了尋找在地的資料，檔案等材料與田野的互動是更重要的。
例如，我們在妙峰山上看到的傻佛殿，這裡聚集了從東北、天津等地趕來「跳神」的人，這背後其實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一方面，朝山進香對於不同人群的意義並不一樣，就像妙峰山對於不同人群的意義也不盡相同一樣。皇帝、商人、百姓，他們在妙峰山上尋找的是不同的意義系統。另一方面，這些不同的系統也會在某一個空間或儀式中，集中性地體現出來。這是一個歷史實踐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不同要素的加入與重組，都會在歷史上產生影響，從而影響社會與文化的進程。
總之，鄭振滿語重心長的強調，做田野工作遠遠不僅是搜集在地的資料，而是去尋找靈感！資料的積累並不一定有意義，但感覺的積累卻一定是有意義的！我們到不同的地方去做研究，每到一處就會回想起之前走過的地方，曾經看到的事物、想過的事情、獲得的經驗，只有如此，我們方能在寫作時知道自己如何去定位並把握文章的分寸。田野感覺的重要性，首先是提醒我們自己還有很多不同經驗的存在，同時也能給予我們在地思考、在地感受歷史的思維能力。
接下來，邱源媛緊接著發言，分享了自己從學生時代到現在做田野的感受。邱老師首先表示非常理解同學們對田野意義的困惑，因為自己在十多年前初次獨立做田野時也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難。她分享道，自己當初最早和定宜莊老師一塊去調研，這與自己去調研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2007年底，邱源媛首次前往順義對當地旗人進行研究，結果在大半年的時間中，跑遍了十多個村子都一無所獲。在內務府檔案中明確記載的旗人居住地，她問當地民眾「是否知道祖上是旗人」，可當地人全都回答不知道，這個矛盾讓她困惑了好久。直到將近一年後她再去調研時，無意問到當地村民祖上是否是「莊頭」，村民馬上便能講述出非常豐富的故事，辨析出各種關鍵的概念。藉由這個例子，她把話頭引回這幾天的感受——田野對自身的意義不是具體的史料和具體的問題，最大的感覺是對於歷史的感覺和歷史觀念的轉變——在這一田野過程中，她開始去思考：為什麼這麼短的時間內，旗人「消失」了？宣統二年（1910），北京登記的旗人還有70萬有餘。1919年，據甘博調查，北京及四郊的旗人有30萬左右。而到了1949年，北京市滿族僅僅3萬餘人，1956年，民族調查和民族識別開始後，北京市滿族人口有所回升，1959年，全北京（包括外城）的滿族回升到8.9萬。從當時的調查資料看，不少旗人都會說不願意報滿族，這也是我們慣常使用的說法。當時她只是把這個問題放置辛亥革命的大歷史框架下去思考，認為是革命打破了北京旗人的組織系統。但是這幾天學習交流又讓她有了新的思考——旗人除了有自己官方的八旗各層級管理機制外，是否形成了民間機制來緊密地聯結彼此。辛亥革命更多是打碎了上層，然而從民間基層的視角來看，為什麼會出現整個旗人社會「水銀瀉地」般消失的情況？這個情況說明了什麼問題？是否正是因為旗人內部沒有形成緊密的民間組織機制，才會造成旗人消失如此迅速？田野就是這樣一個讓我們不斷去追溯的過程，在實踐中在地的感受與資料不斷互動，以豐富自身對於社會的豐富認識。
最後，邱源媛提出一點疑惑，北京城旗人的民間機制是否真正意義上存在？如果存在的話，那為何其穩定性和組織性如此薄弱，以至於與南方宗族差異如此之大。
北京民間社會的斷裂與解體
經由邱源媛的問題，眾人的討論轉入了北京民間社會解體的問題。
鄭振滿結合自己這幾天的觀察感受，認為北京民間社會的解體是整體性的，而不僅僅是旗人的問題，在北京似乎任何群體的社會組織性都不強。相比之下，福州地區的旗人到今天仍然有很強的傳統與凝聚力。
邱源媛認為，這種民間社會的解體狀態可能與近代革命相關，辛亥革命所打破的也許不僅僅是上層的系統，而是整個民間社會的傳統紐帶。
趙世瑜結合之前自己寫作的文章《民國初年一個京城旗人家庭的禮儀生活》來與邱源媛討論清末北京社會的具體情況。趙老師指出，在民國初年其實還有大批的旗人、王公貴族留在北京內城，政體的變革並沒有馬上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巨變。而且他們還一直持續地向民國政府支取月糧。針對這一點，邱老師補充道，當時清帝遜位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要求皇室和王公貴族的財產依然歸他們所有，同時普通八旗兵的財產也歸他們所有。因此辛亥之後，國民政府原則上不能收取旗人莊園旗地的賦稅，這些土地的地租依然繳納給相應的如內務府、各大王府等處。然而，八旗貴族的勢力畢竟遭到極大打擊，負責管理莊園旗地的「莊頭」，伴隨著王公貴族和旗人的失勢，也不再交納錢糧，成為了「黑地」的地主。這種情況持續到1920年代，尤其是1924年溥儀被趕出皇宮，國民政府採取了贖買旗地的政策，八旗莊園旗地系統逐漸解體。
鄭振滿此時引入了軍隊建制的問題。鄭老師將華南地區的衛所軍隊和北京城內的八旗軍隊對比後指出，不容否認的是，北京的社會生活與上層政治有著密切聯繫。明代華南地區衛所中的軍官部隊有很強的延續性，直到今天，士兵仍然會在過年的時候給軍官拜年，五六百年都還是如此！而與之相比，北京則有巨大的差異，這值得我們去細細辨析。劉志偉補充道，我們研究北京的最大意義也在於此，華南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關注中國「無法無天」的地方，我們必須要看到中國另外一種極端——如北京這樣政治力量與上層格局的能量達到最強大的情況。
接下來，鞠熙也談到了革命造成的斷裂。她認為，除了辛亥革命之外，庚子事變可能也是一個重要的斷裂點。從民國北京寺廟登記檔案來看，大量寺廟的產權登記與歷史記憶只能追溯到庚子事變。義和團入京及隨後西方軍隊的進入，使得一夜之間北京城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凡是有點能力的士紳都逃出城外。到1910年前後，北京街頭的很多小廟開始重建，這說明秩序開始恢復。但劉志偉馬上提出了不同意見，庚子事變帶來的無政府狀態持續了多長時間是個問題，如果僅僅只有一兩年或者兩三年的斷裂期的話，社會秩序不至於完全崩潰。趙世瑜也同意，相比起來，辛亥革命帶來的斷裂性是更大的。因為辛亥革命不僅僅是新政權代替舊政權的過程，也是共和制代替帝制的問題，還是所謂科學的理念代替舊的理念的巨變。
鞠熙同意制度與思想變化對民間社會帶來的衝擊是更根本性的。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政策，例如衛生制度和收容制度，都可能影響寺廟的存在狀況。例如，很多老人回憶，1952年左右胡同口的小廟被拆除，一個重要原因是這類小廟以往承擔著收容流浪者的職能，流浪者也反過來照顧並管理這些小廟。但隨著收容制度的全面建成，這些小廟再無人管理，隨後大規模興建公共廁所的市政工程又選中了這些小廟所在地——為便於附近胡同居民燒香，這些小廟通常位於相對所有人而言最為方便的胡同口，這也正是公共廁所選址的重要標準——於是今天我們在北京城內看到，很多公共廁所正取代了過去的街心小廟。趙世瑜強調，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必須要看到寺廟功能的轉變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不一定存在某一歷史節點的巨變。例如，民國時期就已經引入了現代公共衛生制度、消防制度，以及道路交通的拓寬等等，這些制度已經開始影響到寺廟的生存狀況。
鞠熙接著趙世瑜的判斷繼續補充，並將其延伸到更長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她指出，寺廟功能循序漸進的轉變的確有很長的歷史。例如，內務府檔案顯示，從乾隆時期開始，已經有不少北京寺廟將廟房出租給民人或旗人居住，甚至在廟內開辦商鋪和小作坊。趙世瑜說，這種歷史趨勢其實意味著我們理解的社會空間被逐漸打開、打散了。過去社區內部聯繫相當緊密，寺廟是作為社區的中心，這時的寺廟不缺乏資金，不需要出租房屋。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何寺廟慢慢不再被看作是社區的中心了？他和鄭振滿一致認為，這一變化是由於北京流動人口的不斷增加所導致的。人口的加速流動，必然導致人們對於一個社區、廟宇的認識與認同減弱，人們來不及去構建當地的傳統，而與此同時，國家作為認知概念也在這一歷史階段被不斷強化。
爭論之中中心概念趙世瑜強調「國家作為認知概念」的觀點引起了鄭振滿的共鳴，他提出，針對北方城市的研究也需要像華南研究一樣，找到自己的「中心概念」。鄭老師舉例說，什剎海周邊有各種進行渡亡儀式的場所，尤其是寺廟，它們不僅是儀式舉行地，也停放棺材甚至成為墳地。但是，針對不同的人群，會有不同安頓靈魂的方法，我們在南方所強調的「社」，就是為了處理我們自身與祖先、靈魂、死者的關係而應運而生。為了處理與祖先的關係，華南發展出了宗族社會；為了處理與孤魂野鬼的關係，華南有各種厲壇、城隍廟與道教的科儀系統。同樣的，我們在面對北京時，也需要這些概念來幫助我們理解社會，這就要求我們去關注當地人日常生活的語言，觀察他們自己如何去傳承和組合人情。
吳重慶針對鄭振滿所說的「中心概念」提出，北京的中心概念之一可能是「王朝」。此次工作坊的同仁們大多在廣東、福建的鄉下做研究，是在「無法無天」的地方理解社會與王朝的互動。但是來到京城看到的各種寺廟，它們承載的內容與華南地區有很大不同，最關鍵的，是要通過京城的廟宇來理解政治中心與王朝社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政府形式下，對不同宗教與神明如何發展出不同的處置方法。吳重慶指出，我們這幾天看到很多寺廟早已成為廢墟，但這才真實的現場，我們可能更需要去了解它是如何衰弱下去的，而不僅僅是把它們視為一種「文物」。通過理解它們的變遷，我們能夠去摸索社區的脈絡。此外，北京城作為中國大歷史的中心，朝代的變化、軍閥混戰、外國介入等等巨大的近代史變遷動力，使得整個北京城社會是無比複雜且崩潰的。因此我們從北京看中國的政治，和從華南理解中國的政治，有著巨大的差異。在華南，我們找到了「境」的概念，這能很好理解華南地方社會的組織系統。但是在北京並沒有「境」，不過北京也有孤魂野鬼。誰來解決孤魂野鬼的問題，多大範圍的孤魂野鬼需要被處理，也許可能成為新的中心概念的出發點。最後，京城的區域有其象徵性和實際意義，因此我們可以通過這些要素延伸出許多非常複雜且重要的問題，這些都值得我們去探索。
趙世瑜最後補充到，北京是一個流動性極強的城市，其中雖然存在孤魂野鬼，但是不同的人群用不同的方法處理自身和它們的關係。有些人需要由別人去收埋，有些人希望回到老家，還有些人希望在地安頓。他們的靈魂處於不同狀態，需要不同的法事來處理，由此產生出的觀念系統、組織和制度系統也複雜而多變。
山水客廳裡的課後活動（本文在寫作中得到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碩士生葉瑋琪、本科生張喆、文學院本科生劉嘉悅的大力幫助，特此致謝！）(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