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風來滿眼春
1992年1月18日下午，時任《深圳特區報》副總編的陳錫添被臨時叫到市委，接受了一個特別採訪任務。23日晚上，陳錫添風塵僕僕地重新出現在報社和家中，被問及行蹤，隻字不提。
兩個多月後，《深圳特區報》在一版頭條，10293字報導了88歲的老人在深圳視察的新聞。緊接著，《羊城晚報》全文摘發，國內主要報紙都在一版顯要位置刊發，新華社也於30日正式播發了該文。《深圳特區報》因此廣為人知，作者陳錫添的名字也被印刻在中國新聞史中。
幾個月後，在中國的最北方，黑龍江省綏芬河市市長趙明非一人一早來到了貿易市場。他花一塊錢買了門票，又花兩塊錢租了個攤位，從懷裡的布包掏出了全部「家當」：一件夾克、兩個飯盒、一套取自賓館的牙具、一臺小收音機和一罐母親從北京捎來的蜂王漿。
市長擺攤消息「不脛而走」。電視臺的記者來了，工商局來了，群眾也來了，眾人還不忘幫著市長吆喝：趙市長擺地攤了，大家快來買呀。跟著，警察也來了，說要保護他的安全。
人越圍越多，趙市長見好就收，捲起自己的貨，回去了。後來他透露，電視臺的人其實是他自己找的。但這一場「秀」效果很明顯。一時間，整個綏芬河陷入「瘋狂」，除了上學的學生，看不到閒著的人，「都在為邊貿奔忙」，趙明非甚至推出了7小時工作制，來方便公務員在業餘時間經商。
大家都知道的是，綏芬河市成為第一批邊境開放城市。而鮮有人知的是，趙明非是老人的外甥女婿。
老人南巡1年後，1993年11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更進了一步。這個《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一般小型國有企業，有的可以實行承包經營、租賃經營，有的可以改組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給集體和個人。」1993年，私營企業一下子從1990年的9萬多戶猛漲到23.8萬戶，增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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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10月25日，南陽市委書記侯玉德也在市場擺攤賣書，引起圍觀。侯玉德練攤的時間比趙明非要長上不少，而河南也是當時民營經濟跑得最快的省份之一。
在許昌，首家職工夜市開辦，1.6萬平方米的大棚內，機關幹部和在職職工利用夜晚時間從事「第二職業」，出售各類產品。省話劇團副團長、省電視臺文藝部主任張澤民，離休後和老伴在鄭州經三路賣夜餐，下午六點到凌晨兩點，生意火爆。
5月，在河南舞陽鋼鐵廠幹了10年的許家印，辭掉「鐵飯碗」， 揣著一份三十幾頁紙的簡歷，穿行於深圳的各個招聘市場，找到一份業務員的工作。
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三個月，也不是沒有想過先擺個攤平衡開銷。後來朋友勸他把簡歷變薄。這一招果然有用，他很快成為一家叫中達的地產公司的業務員。五年後，他創辦了恆大。
合生創展的創始人朱孟依走的路比較「高級」，80年代中期豐順縣城商業剛剛興起，他看到當地人習慣沿街擺攤，佔道經營，這使得整個縣城更加嘈雜混亂。於是建設了一個規範的市場，將那些佔道經營的攤主全部集中起來，既便於管理，又能夠讓政府得到穩定的稅收，朱孟依得到的回報就是業主的租金分成。從這開始，朱孟依事實上已經成為了原始的地產開發商，也正是這次讓他挖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那個老人在深圳講的那番話，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許多擺攤人的命運。讓很多人覺得，世界這麼大，應該去看看。當年全國辭職的人，超過了12萬。他們很多人都從擺攤開始了自己的路。
這12萬也只是冰山一角。有不完全統計，那一年，下海潮之中沒辭職但是辦「停薪留職」的人則超過了1000萬。其中就有那個老人的外甥女婿，當年擺攤的趙市長。
練攤是個技術活
1980年末，19歲的溫州姑娘章華妹去了趟當地的工商所，領了一個營業執照，編號是10101。字是用毛筆寫的。
章華妹的生意，今天看起來寒酸得很。就是在自家門口擺個地攤，賣一些針線、紐扣一類的日用品。
當時，溫州的工商局也剛成立。工作人員看到章華妹擺攤，便告訴她，現在做生意放開了，可以去領個證。她回去和爸爸商量，爸爸覺得國家說要改革開放，領了應該不會錯。於是，她就去了，拿回來掛在家裡。
沒成想，這是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她成了中國第一個合法的個體戶。那一年她21歲。
不過，她之後的發展，其實也就一般般。轉行做皮鞋失敗，足足用了兩年時間才處理完庫存，不得不重新做回紐扣；她老公做珠寶生意，兩個月賠了80萬。她兒子自己開酒吧，壓根不想跟著她繼續賣紐扣。
擺得早不如擺得巧。有幾個中年男人，擺攤雖然比她晚，但擺得成功。
1994年，杭州第一家翻譯公司——海博翻譯社註冊。當時公司運營起來很艱難，每個月的公司收入只有200，而房租就要700元。
馬雲去進地攤產品，鮮花，襪子到義烏去擺地攤，來維持公司的開支，用在這個錢維持了3個月，公司才開始平衡運營。
柳傳志也曾在北京中科院的門前擺起了攤，賣的是電子表，後來還批發過旱冰鞋、運動褲衩和家用電器。
本來是中科院人事局的幹部，半路出來創業，搞了一家「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公司賺不到錢，柳傳志不得不練起了攤。這一年，他剛好四十歲。
那個年頭，難的不是找工作，難的是擺攤，競爭最激烈的也是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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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化騰畢業時曾想過在路邊擺攤為人組裝電腦，但卻發現路邊攤的競爭很激烈，於是只好老老實實去找工作，在潤迅公司一做就是多年。
何帆在《變量》中對這一代人進行過素描：無論50、60、70後，這都是一代人，這都是經歷了經濟增長的「被擠上車的人」。這一代人窮怕了，時時刻刻會有憂患感，這一代人又是幸運的，他們在賺錢的同時也體會到自我實現的成就感。
這個年代的人們都想活得更好，尤其是草根們。他們硬是靠著街頭攤子上的針線、紐扣和電子表，把錢縫在褲子裡，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樣子。
擺攤吧，後浪！
到了80後、90後，擺攤的故事重新被書寫。
2008年，23歲的陳昱含在雪梨留學。課餘時，就在類似的跳蚤市場擺地攤。作為中南集團創始人陳錦石的女兒，擺攤的動力自然不是因為「貧窮」。
何帆認為，到這一代人，他們追求的是做一些激動人心的事情，他們評判一份工作好不好，會問這個企業好不好玩兒？沒意思的工作他們不要，不好玩兒的企業他們不去，他們尋找的是「嗨動力」。
就像陳昱含說的，「通過擺攤這一種獨立創業，中南接班人對於商業世界的運行規律，有了自己的認識和理解。」
這些被外界稱為「二代」的群體走的是與父輩從「地攤」到企業完全不一樣的路徑，而更大的新生群體也正在悄悄改變「地攤經濟」的傳統面貌。
根據《2019中國小店經濟溫度圖譜》，網商銀行和支付寶的分析顯示，截至2019年，中國小店數量約為1億，包含網店、街邊小店、路邊小攤等，帶動3億就業。
其中，日流水3萬元以下的各類小店，流水平均增速35%，跑贏GDP；小店圖譜顯示， 2019 年一半小店憑信用獲得貸款支持，做到借錢不求人，99%實現有借有還。雖然店面不大，但信譽卻奇高。
作為最早放開地攤經濟的城市成都，早在3月，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員會、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印發《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許一堅持統籌疫情防控助力經濟發展措施》，提出疫情防控期間對商家和經營者實施審慎包容監管政策。
政策推行至今，根據成都市城管委公布的數據，截至5月底，成都市設置臨時佔道攤點、攤區2230個，允許臨時越門經營點位17147個，允許流動商販經營點20130個，增加就業人數10萬人以上，中心城區餐飲店鋪復工率超過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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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多月的時間，僅成都一城就增加了10萬人以上的就業，並在兩會期間獲得總理點讚。
政府和電商大力支持下，資本市場同樣聞風而動，與地攤經濟相關的個股應聲而漲。可提供地攤經營場所的大型商超的茂業商業、百大集團股票飄紅，提供貨源的小商品城股票上漲。被稱為「神車」的五菱榮光推出翼開啟售貨車，也成為今日網絡最熱話題。
作為起點的黑龍江綏芬河市28年後因為疫情成為焦點，歷史就是這麼有趣，將這個並不為人所知的邊境城市再次拉回到聚光燈下，而作為應對措施，28年前發生在這座邊陲城市的故事也許會在更大範圍再度上演。